一、古村落的含义与类型　　

　　（一）什么是古村落    　　

　　村落是聚落的基本单位，在聚落形成之初，村落与聚落的含义是相通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聚落形态发生变化，分为村落和城市，城镇介于两者之间。村落成为农村聚落的简称，成长为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地域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宽广舞台［１］。可见，村落代表着一种地理景观，它既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农村居住聚落区所代表的看得见的空间现象，又是看不见的代表村民意志的社会集团［２］。

　　村落自古就有，历经数千年的变化，有的随岁月而湮没，有的幸存下来，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古村落除少数是宋元时期的之外，多数都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些古代村落，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而且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即成为我们所称的古村落，它必然要承袭了历代村落文化演变的沉积。

　　（二）历史文化名村

　　２００３年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提出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能够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并于同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名村，广东省有两个，分别是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和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见图６－１，表６－１）。

　　（三）古村落的标准和指标

　　对于古村落的评价现在尚无统一的标准和指标，在此，可以借用国家建设部关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评价指标体系，因为，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一般都是在不同地域自然和文化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古村落。

　　该指标体系中关于价值特色评价的指标共有１０个一级指标，１７个二级指标：

　　（１）历史久远度——现存传统建筑、文物古迹最早修建年代。

　　（２）文物价值（稀缺性）——拥有文保单位元的最高等级。

　　（３）历史事件影响度—— 

　　      ①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历史名人生活居住地，原有建筑保存完好。

　　      ②名人和历史事件等级。

　　（４）历史建筑规模——现存历史传统建筑面积。

　　（５）历史传统建筑（群落）典型性——

　　      ①拥有集中反映地方建筑特色的宅院府第、祠堂、驿站、书院等的数目。

　　      ②传统建筑建造工艺水准。

　　      ③拥有体现村镇特色、典型特征古迹（指城墙、牌坊、园林、古塔、古桥、

　　         古井、３００年以上古树等）。

　　（６）历史街巷规模——

　　      ①拥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街区数量。

　　      ②拥有传统建筑景观连续的最长的历史街区长度。

　　（７）核心区风貌完整性、空间格局特色及功能——

　　      ①聚落与自然环境和谐度。

　　　　②空间格局及功能特色。

　　　　③核心区面积规模。

　　（８）核心区历史真实性——核心区现存历史建筑及环境用地面积占核心区全部用地面积的比例。

　　（９）核心区生活延续性——保护核心区常住人口中原住居民比例。

　　（１０）非物质文化遗产——

　　     ①拥有传统节日、传统手工艺和特色传统风俗类型数量。

　　　  ②源于本地并广为流传的诗词、传说、戏曲和歌赋。

　　在从上述指标中，多数指标是关于古村落物质文化景观方面的，有１０个一级指标，关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仅占１个一级指标。可见，物质文化景观对于评价古村落价值特色的重要性。

　　（四）古村落的类型

　　古村落因其地理位置不同，可分为平地村落、山地村落、水乡村落和沿海（河湖）村落等。如果按照村民从事的行业，则可区分为农业村落、林业村落、渔业村落、牧业村落等。还可以按聚落的方式可以分为集居型村落、散居型村落。

　　①平地村落一般地形平坦，便于村落布局，形成的规模比一般村落要大，交通也比较便捷，往往形成一些较大规模的集市，商品经济比较发达；②水乡村落位于水网密集的平原地带，建筑多临河而建，形态上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态和宽窄变化，从而形成格局特色的情趣和景观效果；③山地村落位于山区地形起伏的山坡之上，有与等高线平行布局的，也有相垂直布局的。从风水和自然环境考虑，其位置多选择在阳坡山麓一定高度上，沿山势有呈外凸或内凹弯曲的形式。这种村落的景观随山势的变化而极富层次感。山地村落与平地、水脉的组合，又可以形成背山临水村落、背山临田畴村落。前者村落有远山为依托，参差错落的屋宇横于山麓，而近景又倒影于水中，村民亲水，或捕鱼或洗衣菜或撑船，村落景观十分秀美。后者有远山为背景，沿山麓村落错落有致，另一侧是广袤的田畴，水塘穿插其间，水塘中有喂养的鹅鸭一类的水禽，村落景观比较自然，更富有田园风味；④沿海（河湖）村落位于沿海（河湖）地区，但它又可以分为以渔业为主的村落和农渔混合的村落。前者即所谓的渔村，临于江河湖海之滨，村民以渔业为生，民居建造于水边或水中，在温暖地区多用竹木作为结构骨架。后者多位于近岸的台地或断崖等处，以农业为主，其特点与平地或山地村落十分相似。

　　上述村落基于形成的自然环境的景观差异，由此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村落文化景观，相应的各自的风俗习惯也不相同。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空间意象

　　人类的思维具有能动性，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形象思维，它是人类产生富于创造性思想的源泉。形象思维的认识过程都表现为一定的“象”（包括形象、图像和图式），它是对客观世界本质的模拟。“心理意象”是创造性科学思维中的关键因素。“意象（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是认知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类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主动和积极的形象化反映。空间意象是一种具有学习能力的、具有空间形象感的地理形象化思维模式，是对空间认知的最基本方法之一。它以对于地球表层的知觉映象为基础，依靠感官对于地理物质现象的“直接观察方式”获得其“心理图像”，还包括通过对于地理非物质现象研究后所获得的感知（空间意象的“意”）。所以，空间意象是一种介于感性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取象”，它更注重“意”，具有“由象表意，意从象出”的特点。

　　（二）地理景观——文化景观

　　空间意象是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复杂的地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空间意象，地理景观是认识地表世界十分重要的空间意象。“景观”一词原来在西方称为风景画，是一种空间意象的艺术性反映。地球表层是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在地理学中，地理景观是指地表各种地理现象的综合体。它是在某个发生上一致的区域，若干地理要素（自然、人文）间的某种组合关系的空间表征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反映。它既是地理景观空间静态的描述，又通过地理过程反映地理景观的动态变化、体现地理景观的空间差异。地理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人文景观）两类，自然景观是自然现象的综合体，文化景观是居住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迭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例如：聚落是很重要的文化景观，包括城市聚落和农村聚落。

　　由于不同文化集团各按自己的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化产品，因此，不同的文化集团就有不同的文化产品，不同的文化景观，所以，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和特征就反映在文化景观的空间差异上，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空间意象。文化景观还具有时间上的变化过程，随着历史的进展，地理环境的变化，过去的文化景观和现在的文化景观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承继性。

　　（三）文化景观图谱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Ｂ?泰勒将文化概括为“文化复合体”，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同时文化也具有历史性，特定的时间有特定的文化层，及与之相应的历史文化特质。从泰勒的文化定义看，文化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根据文化功能学派的划分，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景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组成要素多种多样，既包括具体可见的物质文化要素，如：建筑、服饰、饮食、器物和聚落等，还包括非物质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要素，如：宗法、亲缘、政治、经济、宗教、音乐、民俗、民性、道德观和价值观等。古村落是由各文化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一种文化景观，也具有文化景观时空变化的特点。古村落文化景观一方面体现在外在空间意象的表征上，不同地域的文化景观的环境背景和构成要素不同，这种空间意象也就存在差异。而造成古村落文化景观地域差异的直接动因是历史文化景观的发生背景、发生时间，间接动因则是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规律性的联系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功能。这种古村落文化景观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在时间上还具有动态的古村落文化的变迁过程。为了研究比较大旗头与其他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差异，探讨其历史文化价值，本研究中引入了图谱理论的概念。

　　图谱是客观规律的体现，古就有之，是借助图形来表达一系列的复杂现象与问题的。如：穴位图、脸谱、星系图等。在地学领域早就有“图谱”的传统研究模式与方法，图文并茂，源远流长，如：古代——九鼎、经络图书和制图六体等，是古人高度抽象化的地理认知和记述。近代图谱被广泛地用于科学研究中，如：基因图谱、化学元素图谱、地理地带性图谱等。

　　地学图谱是图谱在地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地理景观是地学研究的主要物件，地理景观图谱揭示了地理景观的时空分布和变化的特征。在这里，“图”是主要集中反映人们对空间现象分布特点认识的图形表达，描述山川水系、城邑村镇、疆域等，是所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和布局特征的一种空间表达。它用各种图来客观地描述所观察和分析的物件，展示其空间属性，属于一种静态描述。因此“图”是一种宏观规律的外部表现，都是可感知的现象。谱指系统，它由若干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组成，可以表达地理景观的发展方向和演化过程，并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是一种动态描述。由此可见，图谱合一，地理景观图谱则是空间与时间动态变化的统一表述，在时间演化过程的系统中，同时表达了空间的差异。文化景观图谱是地理景观图谱的一种形式，主要研究物件是文化景观现象。由于不同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组成方式及其功能形态也不同，于是产生了文化景观图谱特征的差异。应用文化景观图谱的研究方法，可以较好地从时间、空间上分析研究文化景观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功能及其演化的规律。

　　文化景观图谱的“图”是指文化景观（包括物质、非物质景观）的外在特征的空间意象，是对文化现象特征从感观和心理上的地理认知。如：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山深人不觉、同在画中游的山居古村，具有高度安全防卫意识的福建客家土楼群等。文化景观图谱的“谱”则指文化景观谱系及其规律，即文化景观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功能及其发展规律。文化基因是文化景观要素中最基本的识别要素，文化景观谱系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发生背景下的，由文化景观要素及其体系的有机构成。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文化景观谱系各因数相互作用，保持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平衡”，并通过对其文化基因的景观识别，在空间上表现出特定的文化景观的空间意象，这是建立在景观文化生态学规律基础上的。

　　古村落文化景观是在一定地域的人群所创造的迭加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村落文化的空间意象，其文化思想、民俗观念等历史文化价值都可以通过独特的古村落空间形象来表达。由此可见，古村落文化景观具有建立在自然和社会发生背景下的文化景观图谱结构的特征。因此，本课题运用空间比较方法，基于文化景观图谱来比较大旗头古村与其他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差异，进而分析构成这种差异的谱系特性，以探求大旗头古村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色。

　　三、广东的古村落概述

　　（一）广东古村落的特征

　　广东汉民族分为三大民系：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各民系不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层面上都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各地区也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面貌。从自然发生背景看，按自然地理环境，广东省可分为三大地理区域：北部为山地丘陵，包括广东北部、东北部。中部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平原，镶嵌部分山地丘陵，包含北江中下游、东江下游、西江中下游等；南部为沿海平原台地，间有少量山地丘陵，以及近岸海岛，包括潮汕平原、粤东沿海平原、珠江三角洲、漠阳江、鉴江河谷平原、雷州半岛等。这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奠定了当地初民所创造的不同文化类型的基础。北部居民以耕山为主，梯田文化占优势。那里民户不多，民风强悍，好勇斗狠。后来中原移民入居，在封闭的山区环境里发展成为客家民系。中部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耕，也方便贸易，故稻作文化发达，人多务商，形成商业文化优势。该地古越人洞落密集，秦汉以来的汉人大部分聚居该地带，土著文化掺杂汉文化中，使广府民系成为历史最早，文化成分也最复杂的民系。南部沿海地区，平原狭窄，人多地少，海洋优势明显，故“人多以舟楫为食”，“逐海洋之利”。大海造就了当地居民敢于和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成为沿海的福佬民系和广府民系共有的海洋文化特色。综上所述，由于广府民系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形成了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拓、外向等商业文化和保留了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在山区闭塞和艰苦条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了中原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深受地方环境制约，形成了以梯田文化为主体，以刻苦耐劳，尊师重教等精神文化为基石的内敛的客家文化。福佬民系沿海分布，自明代起已经地狭人稠，故福佬民系的空间利用十分讲究，在建筑、饮食和服饰等方面也十分精巧，这些都造就了福佬文化的耕海、冒险、开拓等海洋文化特质，以及精明能干、团结对外的心理素质。此外，同客家文化一样，兴学重教，培养人才也是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主要特质。

　　广东古村落文化景观由于岭南文化共同特质的影响，而具有一些共同性。但广府、客家和福佬三大民系存在的文化特质差异，使他们聚居的农村聚落文化景观各具特色，主要概括如下：

　　１．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共同性：

　　（１）风水意象——自然与精神的和谐

　　风水意象在广东古村落文化中表现十分突出。风水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文化景观，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风水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环境的代名词，是中国传统的人居环境观，也是人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是自然与精神和谐的景观意象。一方面，风水关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以自然为本，人类只有选择合适的自然环境，才有利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风水强调良好的空气、阳光、朝向和绿化等等，村落按风水选址，几乎都是背山面水，坐北朝南。从地理环境的特点看，这种风水模式受中国常年盛行的主导风向影响，夏季的偏南风温暖湿润，有和风徐徐、温和滋润之感，故“面水朝南”。冬季则盛行偏北风，寒冷乾燥，且风力大，有主杀伤筋之感，故“背山坐北”。以此，可以避开寒冷的偏北风，迎纳暖湿的偏南风。另一方面，风水也关注于人们的传统文化、民俗观念和审美情趣等精神文化的和谐。人们不仅追求良好的空气、阳光、朝向、绿化等和谐的自然模式，还要通过这种模式浓缩人们强烈的情感和欲望，故风水不单是自然和谐的象征，还蕴涵人们精神和谐的意义。汉代成书的《释名》中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所以，风水的选择是反映人们对吉凶观念的一种精神寄托。

　　（２）宗族意象——乡村社区的和谐

　　宗族意象在广东古村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种聚族而居的村落雏形。例如：仰绍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半坡村是一个拥有五六百人的大村落，整个村落由中间的一个大房子和周围４６个小房子组成，而且小房子的门多面对着大房子而呈辐聚向心状分布，而小房子之外则是村落的边缘，并以壕沟为界标，这里大房子成为半坡村的中心（图６－６）。广东的古村落同样是聚族而居，为了维系村落社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宗族、血缘成为重要的纽带，因而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家族观念，至今仍产生影响。这种宗族观念需要空间意象的表达，反映宗族的权威和在社区的地位。这样，作为宗族意象象征的宗祠成为古村落的“核心”，是村民共同拥有、经营、塑造的“存在空间”，也是古村落的社会活动空间、心理精神空间。在村里，凡是祭祖、诉讼、喜庆等族中大事均在宗祠里进行。宗祠是村落文化的焦点和核心，在空间布局上为村落的核心，并位于村落交通方便的地方。随着村落各支系的发展，各支系又有各自的的支祠，成为该支系的活动空间和精神空间，并影响村落文化景观空间意象的构建。

　　２．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差异性

　　（１）广府文化古村落

　　适应于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广府文化古村落的形式多样灵活。古村落的选址讲求风水，尤其要求近山、近水、近田、近交通线，前塘后村，达到即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又方便耕作、用水和对外联系的目的。所以，广府地区古村落风水的好坏成为选址的主要依据，而理想的风水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由于在广府地区地形的差异，古村落的聚落形态也不尽相同，主要有六种类型：①位于平原山麓交接地带的村落，聚落规模和场地不大，空间呈长条形。②位于谷底、河海岸边或交通线旁，因为交通、劳作和用水的便捷，形态也呈长条形。③位于平原和山间盆地，这类地形在珠江水系各大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丘陵或山间盆地，由于土地资源丰富，水源充足，聚落规模较大，多呈团块状。④位于山坡或高台地，村落依山就势，拾级而上，屋瓦层层，向高处发展，这种古村落规模较小。⑤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地带，古村落多依河涌而建，常被河道分割成不同板块，形成“┴”和“┰”字形，也有“Ｙ”字和“井”字形的空间形态。⑥位于特殊地形，按不同的需要，选择特殊环境营造古村落或建筑群，如：水寮、禾寮、茅寮、后栏等。

　　在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和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下，广府地区古村落的建筑形式和布局的风格多种多样。①梳式（又称耙齿式）布局是位于平原、台地和山坡的广府地区村落布局的典型风格。在梳式布局系统的村落中，住宅一般呈南北向排列整齐，非常规则，像梳子一样，前后建筑之间空隙３０～５０厘米，作防火用。两列建筑之间有一小巷，称为“里”，即古代的“火巷”，除有防火作用外，也是村内的交通要道。每列建筑横向并排为两家，大门侧面开，大门外为巷道。纵向建筑安排少则四五家，多达七八家。前沿建筑排列整齐，后沿则不规则。若前后距离太长，一般在中间设一横巷，以联系东西交通。在梳式布局村落中，建筑前为一小广场，称为禾坪，或称埕，作晒谷用。坪前为池塘，为半圆形或不规则长圆形。②按建筑形式和空间占用的差异，广府地区村落建筑又有竹筒屋、明字屋、三间两廊、组合屋、楼房等类型，其中三间两廊为三开间建筑，由两廊和天井组成三合院住宅，是广府地区村落最主要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梳式布局的村落虽然密度高、间距小，每家又有围墙，独立城户，封闭性很强，但因户内小院起着空间组织作用，故具有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明显特色。同时，这种布局通风良好，用地紧凑，适应南方的地理条件，成为独特的村落布局系统。③受城镇建筑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些村落采用楼房建筑。有二层或三层的砖木结构的楼房，多为竹筒屋、明字屋或三间两廊等传统建筑的深化，如位于广州城郊的聚龙村的建筑就类似于广州西关大屋，珠海市的梅溪村夏威夷首富陈芳府第的中西建筑风格等。在五邑地区还有中西风格结合的碉楼建筑。④广府地区古村落建筑外观大多朴实无华，建筑装饰艺术景观主要体现在大门、山墙、墀头和屋檐等上，使用木雕、石雕、砖雕、灰塑和陶塑等建筑艺术。山墙以人字形、镬耳形和方耳形为主，其中镬耳山墙是广府地区的代表。⑤受外来文化影响，广府地区古村落的建筑形式和艺术都留有西方建筑文化的痕迹，其中，开平碉楼最具有代表性。

　　广府系古村落保留有大量古越人的古风遗俗，这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①古越人“俗信巫鬼”，嘉靖《肇庆府志》载“好事巫祝，名曰没鬼”，特别是以鸡卜定凶吉广为流行，柳宗元被贬岭南时曾作诗“鸡骨占年拜水神”。这种风俗至今在广府山区的一些古村落仍有残留。②粤俗重铜鼓。《汉唐地理书抄》载晋裴渊的《广州记》说“俚僚筑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风俗好杀，多构仇怒，欲相攻击，鸣此禁鼓，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器语》中也说“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而节乐。”所以，可见广府地区是铜鼓在岭南的主要故乡，在一些古村落中曾保存有铜鼓。如：据三水大旗头古村的一些老人记忆，在他们小时，村里曾有一面铜鼓，每逢仪式、节岁，都击铜鼓而乐。③古越人盛行族外婚，直至汉人南下，中原婚俗传入，这种族外群婚才逐渐消失，并向对偶婚、一夫一妻制转变。受其影响，形成了广府系古村落中的不落夫家、自梳女等习俗。

　　广府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人与环境感应的整合，形成了广府地区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反映在精神层面上，形成了古村落多神崇拜并存的现象。在广府系古村落里比较突出的是水神崇拜，如龙母、天妃、南海神、北帝神、伏波神、洪圣大王等，此外还有谷神、土地、华光、观音、关帝等崇拜。

　　（２）客家文化古村落

　　生活在粤北、粤东北的客家民系是后起的族群，其村落形成时间与广府和福佬系村落的历史相比较晚，多为清代中叶以来才开村。由于客家民系进入的地区为南岭山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这里以前是土著居民畲族、瑶族等居住，后来南下的汉民与土著居民的一些文化相互融合，所以，今天的客家古村落文化是与山地环境感应的整合，保留了古中原文化的成分，也融入了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其古村落文化景观具有以下特点：①客家村落具有山地民系的文化特征。从客家村落分布上看，由于南岭山区千米以上山地不多，气候的垂直变化小，都适宜人类生活，故客家村落从河谷盆地到２００～９００米的山地间都有分布。由于生活在山区，村落多以山为背景，有山靠山，无山靠冈，或借景于远山，以形成理想的风水格局。乾隆《嘉应州志》对客家聚落总结为“坐坎向离，形如奔江之龟，且西来之环抱，如献金牌”。②客家风水特别讲究朝向。客家民系处于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在村落布局建设中笃信风水的指导作用远盛于广府民系和福佬民系，其中特别重视古村落的朝向。常用天干地支、五行八卦表示朝向，将大地山峦分为２４个方位，在不同年份所建房屋地点和朝向是不一样的，不似广府民系村落的整齐划一。③善营造风水林。客家村落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前低后高，其后山常有浓密的树林，称为“祖林”、“风水林”，这种村落的自然结构有利于采光、排水、通风等的需要，而且能美化环境、护坡防险、涵养水源。④客家村落喜“配风水”，即通过人工造景，以达到和谐自然、趋吉避凶的理想风水格局。常见的有植树造林、修路筑桥、修堤挖塘、沟通地形之间的“龙脉”等。乾隆《嘉应州志》说“接巽水以匝文峰”，以壮山川气势，造就英才。⑤客家村落的防卫、安全意识强于广府、福佬民系。客家民系进入广东晚，又多聚居住于山区等自然条件恶劣、位置偏僻的地方。在客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处于安全、防卫的需要，客家村落以宗族关系联系起来，聚族围屋，空间呈组团式格局，每个宗族为一个组团，布置在山腰、坡地、高冈或山麓，设置多种防卫措施，形成封闭格局。

　　客家民系大多生活在山区，受山区的自然环境影响，客家村落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石料，墙壁较少用烧砖，以夯土墙为主。客家村落的建筑形式多样，组合灵活，基本类型有门楼屋、锁头屋和堂屋等，其中堂屋是对称组合客家民居的代表，由双堂屋和横屋、三堂屋和横屋等组合而成。但最能体现客家建筑文化景观特色的是围龙屋和四角楼。围龙屋是客家村落常见的一种民居建筑，它是适合地理条件的产物，更是客家宗族制度的产物。一般建于山坡或高地，也有建在平地上，前半部为堂屋和横屋的组合体，后半部为半圆形杂物屋，称围屋。

　　客家民系在进入岭南山区后，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中原风俗，另一方面也深受土著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民系的风俗文化，是客家古村落文化的基础，主要表现在：①客家人重视出身门第，扬家声，多标榜自己为中原世家，乡土和群体意识强烈。在客家古村落中体现在祠堂、家庙必有堂号，以祖先居住地或者是发祥地作祠堂名和编入祠堂对联，如源于甘肃天水郡的蕉岭县严姓祠堂的堂号为“富春堂”、堂联为“富春世泽，天水家声”。②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客家民系逐渐形成了适应山区自然环境的习俗，这在客家古村落中都有反映。例如：尚武、狩猎、妇女从事田间劳动、男子外出谋生、客家的山歌艺术等。③源自中原世胄的客家民系的文化传统与山区环境恶劣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重教崇文、读书求学的客家民风，在三大民系中尤为突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写道：“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客家民系在中原文化传统以及对环境感应的共同作用下，在村落文化中对祖宗神崇拜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和祭祀形式，在客家村落春节前后都有隆重的祭祖仪式，各地族人无不回来参加。另外，客家人秉承中原礼教，尤重名节，为教育族人、谋取功名，对文治武功的历史名人的崇拜盛于广府、潮汕地区的村落。

　　（３）福佬文化古村落

　　福佬系地处岭南沿海，临近海上交通线和港口所在地，村落具有以下特点：①由于临海环境和受福建文化影响，该地区村落多建于平地，少于山坡选址，一般的村落民居坐北朝南，前有河流或水塘，接受东南风或南风吹拂。②由于易受台风影响，特别是雷州半岛地区的村落一般都有防护林作为屏障。③潮汕地区历史开发较早，沿海地少人多地理条件，使这些地区的村落规模较大，呈村镇连绵区。潮汕村落风水布局受福建为代表的“理气”派影响，以方位朝向论风水，使村落形态和布局无序，如：潮州铁铺坑门乡、潮州登塘乡（图６－８）。④广府、客家一样，潮汕古村落深受宗族制度影响，村落布局以宗祠为中心，其宗祠的密集程度甚于珠江三角洲。总之，临海地理环境和宗族制度是影响福佬系村落文化的重要因素。

　　潮汕地区福佬系村落的民居深受狭小空间和临海环境影响，精明的潮汕人的民居的建筑风格也非常纤巧、别致，有限空间包容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潮汕村落民居一般分为简单式、复合式和特殊式三种，与广府、客家村落民居既相似又有区别。简单式民居大致有以下七种（图６－９）：①竹竿厝（即单开间式），通常是厅房合一，与广府村落民居竹筒式相似，但竹筒屋是厅、房分开的，当然竹竿厝也有分开的，前带小院，后带天井、厨房。②单佩剑（即双开间式），由竹竿厝发展而成，进门为大厅，旁为卧房，后为天井厨房。颇似广府村落的明字屋，只是明字屋的厅、房较多。③双佩剑（即三开间式），为单佩剑扩大形式，为三合院后带天井的形式。④爬狮，也称抛狮、下山虎或瓦双虎，为三合院式，与广府村落的三间两廊式民居相似。⑤四点金，是爬狮加前座的合成，它由四周房屋围住中央小院组合而成，为四合院式。是潮汕地区最常见的民居形式，中间为天井，前后为厅，两旁为卧室，厅和旁房占据整座院落的四角，大门正开，方向视当地风向和五行之说而定，当两厢也做成厅堂形式时，则称四厅相向。⑥三座落，也称三厅串，即门厅、中厅、后厅三厅连贯排列，中间隔天井，后厅是供祀祖先的厅堂，日常生活起居、接待客人，则在中厅，两旁为卧室，大门在前，后门在侧。多为大家庭采用。⑦五间过，是由四点金横向发展而成，宽五间。中间天井较大，四周房屋围住天井，前后座房屋除正中为大门和厅堂外，其余都是卧房。天井两侧的小房作厨房和储物间用。上述这些房屋形式可以灵活组合成多种屋式和做成楼房，成为复合式，包括竹竿厝、单佩剑和双佩剑组合、爬狮组合、四点金组合、三座落组合、五间过组合等，每种组合又有不同形式，如三（金）壁莲、图库或围、寨等，展示潮汕村落民居空间形式比广府、客家地区更为丰富多彩。

　　福佬系村落的风俗与闽风俗同源，受古越人风俗的影响，以及对临海近山地理环境的感应，福佬系村落尤其重视海神和其他自然神崇拜，有妈祖（天后）、雷神、雨神、山神（三山国王）、蛇神、狗神等，象天后宫、雷祖庙、雨仙庙、三山国王庙、青龙庙等庙宇在福佬地区村落里比较普遍，石狗塑像被广泛地用在屋脊或屋檐，并遍及村边路旁。

　　（二）主要的古村落简介

　　广东古村落到底有多少，没有确切的资料，本研究根据收集的资料，对广东主要古村落做如下简介（见表６－２、图６－１０），限于所收集资料的范围，下面介绍的主要是广府系古村落，客家和福佬系古村落比较少。 

　　表６－２   广东主要古村落一览表（略）

　　四、大旗头村与广府地区古村落的比较

　　广府地区不同地域古村落的自然发生背景、社会发生背景不同，形成了古村落之间的文化景观差异，体现出不同的空间意象，而这种意象的构成是由不同文化景观要素组成的，同样也体现出要素之间的个体和整体的差异性。本课题选择广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古村落：深圳市鹏城村、东莞市南社村、佛山市顺德区逢简村。通过大旗头村与这些古村落的比较，进一步反映大旗头村在广府地区所凸现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特色。

　　（一）文化景观的空间意象

　　１．风水意象

　　古村落为了追求和谐的人居环境、以及趋吉避邪的精神信仰，在古村落的选址、布局以及民居的建筑过程中，讲求风水常常是最重要的。这在广府地区古村落中体现十分明显，风水意象，从人居环境的角度，也可以说是生态意象，应是这些古村落共同的空间意象，但不同的发生背景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广府地区四个古村落，其风水意象具有如下的特点：

　　大旗头村  大旗头村具有典型的广府地区的风水格局模式，古村坐西向东，西面背依老虎冈、大窝冈、企冈等山冈，东面为乐平涌环绕，之间为平整的田畴。村落依山面水，尽管这些山冈只有５０米高，但在冬季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西北风对大旗头村影响。在古代，东面的乐平涌水势比现在大得多，一方面可以通过东南风调节村落的局地小气候，另一方面乐平涌是乐平圩通往南海、广州的重要水路，这为大旗头村带来了舟楫之利。从大旗头村古建筑群的局部风水格局看，更是广府地区民居建筑风水格局的典范。古建筑群将地势垫高，并自西向东倾斜，东面开挖半月形水塘，古建筑群可以通过地下排水系统，依靠倾斜的地势，汇入到水塘中，取“四水归塘”之意。古建筑群的梳式格局，面向水塘笔直的巷道起到通风、避暑等调节气候作用，西面封住，对减轻冬季西北风影响起到一定作用。村口水塘边有文塔、风水树（榕树）、木棉树和果园（现已没有），古建筑群前有晒坪和广场，文塔左右的榕树和木棉代表出将入相，果园代表精打细算，文塔代表笔，与塔下的两方石、晒坪和广场、水塘共同组成了笔墨纸砚寓意，也构成大旗头村民主要的活动空间场所。此外，位于大旗头村北向的祠堂巷的风水格局也具有代表性，沿祠堂巷有钟氏祠堂、郑氏祠堂，前面为半月形水塘，自巷口沿水塘种有一排榕树，水塘、风水树（榕树）和广场构成北向村民活动空间场所。

　　鹏城村  鹏城村位于大鹏半岛的龙头山下，面临大鹏湾，村落的发展是随着大鹏所城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大鹏所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是一座防御性的军事要塞，明政府采取屯田驻军、以民养军的政策，从全国各地移民到大鹏所城（见图６－１２）。因此，鹏城村主要是一座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古城，所以，从整体风水空间意象来看，不太讲求，没有作为村民聚落，农耕劳作功能的大旗头村那么典型。但在大鹏所城单体民居建筑和布局中，传统的风水思想还存在一定的影响。

　　南社村  南社村是一座组合式风水空间意象的古村落，全村以长月形的水塘为中心，形成全村的宗族核心圈、祭祀核心圈，水塘被三座横跨其上的石桥分成四部分，分别称为西门塘、百岁塘、祠堂塘和肚蔗塘。塘两边集中了十六座祠堂，占古村现在保留祠堂数的７０％以上。水塘两侧是樟岗岭和马头山，建筑沿地势逐级而上，颇有层次感，从空间意象看，水塘两侧的古民居天际线极富层次（图６－１３），这种古民居布局既利于排水，也有“众水归塘”的风水含义，同时也寓意“百支同宗”的宗族意识。另外，这种以长形水塘为核心，沿两侧逐级而上的古村落布局模式，对村落的局部人居环境也起到调节的作用。此外，南社村还拥有许多水塘，如村口水塘、武帝庙前的对称水塘，由水塘和古榕构成的风水空间意象比较典型。一般在水塘边都有作为风水树的古榕树，形成村民活动的空间场所。而中心水塘每个被分割的水塘空间都有榕树，及其形成的各级活动空间，但中心为全村具有标志性的最古老的风水树，是全村风水格局的结节点。

　　逢简村  逢简村处于水网密集地带，桥梁众多，民居建筑沿河道分布，在桥梁建造、民居空间布局上十分讲究风水格局。刘氏大宗祠选址在河涌的港湾处，这里水面较开阔，通过人工开挖形成半月形的水面，作为宗祠的风水塘，河岸的榕树成为祠堂的风水树，在祠堂后面有小山丘，构成了依山面水的风水格局。在村东的河汊交汇处，由榕树、三界庙、福德祠、河道驳岸等围合成一个祭祀中心。巨济桥桥面有代表一天２４小时或１２时辰的步半级，代表２８星宿的２８条望柱。

　　２．宗族意象

　　大旗头村  郑氏、钟氏是大旗头村的两大宗族。明朝初年，福安公自南海官窑南浦村迁来，成为钟姓大旗头村的开村始祖。根据清远禾云《郑氏渊源》载，明朝嘉靖年间，康泰公自三水蚺蛇村迁居于大旗头村，成为大旗头村郑姓始祖。宗族制度以及宗族之间的关系维系了大旗头村的社会和谐，对形成朴实的古村民风起到一定作用。在大旗头村标志性的建筑为祠堂建筑，是十分醒目的村落空间意象。在村东，自拱北门沿水塘依次分布有郑氏宗祠、裕礼郑公祠、振威将军家庙；在村南，分布有奉政大夫家庙、裕仁郑公祠；在村西的祠堂巷中分布有慧清钟公祠、永康郑公祠和大道钟公祠，像这样钟氏宗祠和郑氏宗祠同时出现，反映两个宗族之间的和睦关系；在村北还有郑大夫家庙。这些祠堂、家庙都是大旗头村婚嫁、祭祀、节庆和丧葬活动的场所，在古代也是村落教育中心（私塾）和权利中心（宗族管理），体现出村民敬拜祖先，并以宗族、血缘等关系维持和谐的村落社会。

　　鹏城村  鹏城村的宗族意象不如大旗头村，更不如南社村。整个大鹏所城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宗祠建筑。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鹏所城是一个以防御为主的所城。６００多年前，有１２００多名将士及其家属在这里移民屯田戍边，姓氏繁杂，清道光年以后，随着古城的废弃，加之交通的闭塞，许多人离开这里出去谋生，人们的宗族血亲关系并不似其他古村落那么紧密。二是所城的行政、军事管理是由县丞署、都府署、守备署和左堂署来负责，以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所以，应是所城的行政管理功能取代了宗族制度维系社会和谐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大鹏所城不受宗族制度影响，实际上，宗族意象在很大程度上也维系了大鹏所城主要的姓氏宗族。但与其他村落不同的是其宗族祭祀的空间发生转移，多数在府第的里面。如：赖氏宗族的祠堂位于赖恩觉的振威将军第里面的颖川堂，颖川堂两侧的对联写道：“祖德宏深光俎豆，家声丕振絽箕裘。”

　　南社村  南社村的宗族空间意象最为典型，该村可以说是珠江三角洲古村落的宗祠博物馆。据据谢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南社村里大姓谢氏宗族源于南京乌衣巷的东晋名士谢安，为避战乱南迁至广东南雄珠玑巷，八百年前的南宋末年，再迁至东莞南社开村，已传至廿八代。在崇恩堂两侧的对联描述了家族的历史：“随父宦以至南雄想当年冠服翩翩玉树家声崇追两晋，避宋难而迁东莞迨四传孙曾勃勃乌鸡神梦兆报五雏。”在谢氏入迁之间，南社村已有１３姓杂居。至清末时由于谢氏宗族的昌盛，南社村除其他几户他姓外，全部是谢氏人口，历经明清近６００年的蕃衍，谢氏人口达３０００多人，家中散居海外者有８０００余人。谢氏宗族得以发展壮大在于宗族制度的经营和管理，而宗族制度的文化景观则体现在祠堂的空间意象上。全村面积６７９０３平方米，鼎盛时期有３６间祠堂，现在保存较好仍有２５间。其中，以长形水塘为中心，有十六座祠堂分布两岸，构成南社村典型宗族空间意象。

　　逢简村  广东有句话“顺德祠堂，南海庙”，可见，顺德的宗族意象是十分典型的。据县志记载逢简乡早在唐代已经建成村，在南宋嘉定年以前，早有潘、钟、莫、欧、逢、简等姓聚居。自宋以后，陆续有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刘、梁、李迁居于此，逐渐成为本村大姓。

　　全村曾有各姓祠堂７８间，现在保存较好的有和之梁公祠、宋参政李公祠和刘氏大宗祠。刘氏大宗祠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建筑面积１１２０平方米，主建筑为三进。附属建筑首座东西设钟、鼓二楼和乾、坤二门。中堂东西两侧建有龙阁、凤阁，由首座到后座是两条１００余米的通道，直通祠堂后面的小山丘。

　　３．象形意象

　　古村落在空间形态上，常常以象形暗喻人们的某种精神寄托，以祈求幸福安康、大吉大利、一帆风顺、居家平安，如船形、牛形、北斗七星形等。

　　大旗头村  大旗头村是一座形似将军的村落。从村落的空间形态看，村落的主要建筑群形成了一个头顶战盔、身着戎装的将军形象（见图３－６、７）。其中，村北为戴着头盔的将军头颅，古村核心部分，即郑绍忠家族的古建筑群位于村中部，是将军的胸膛，村南为将军的肚腹，中部自西向东的笔直道路为将军手持的长矛。１９９４年村东道路完工后，自北而南的弓形道路变为将军手上的弓，而中部笔直的道路则成为将军弓上蓄势待发的箭镞。将军威风凛凛，怒视来犯之敌。大旗头村中部的郑氏家族古建筑群因郑绍忠而建，成为村落这种象形意象的核心，郑绍忠一生行伍，至死也在守卫广东的海疆，村落的这种象形结构正是郑氏后人对郑绍忠的精神寄托。从风水意义来说，这种村落象形意象——威风凛凛的将军可以保护着大旗头古村落，使它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从来没有受到其他的打击和损毁，繁衍百年而依然屹立于三水大地。

　　广府地区典型的梳式布局是大旗头古村落最具代表性的空间形态意象。整个古村落是由四组梳式布局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即北向的祠堂巷建筑群（钟姓、郑姓）、西向“裕义－永保”房支和“裕智”房支的建筑群、南向“裕仁”房支的建筑群、东向“裕礼”房支的建筑群，是粤中地区梳式布局村落的典范：（１）东向古建筑群最具代表性，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代表。整个建筑群坐西向东，占地５２０００平方米，古建筑面积约为１４０００平方米。古建筑群建在人工垫高的台地上，像梳子一样排列成行，聚落前沿主要为祠堂、家庙、府第建筑和少量民居，排列整齐，大部分为广东典型的“三间两廊”式，少数为“五间两廊”，并被四条东西向直巷（又称“火巷”）纵分为五列。每列建筑横向并排为两家，大门侧面开，大门外就是巷道。在纵向建筑安排上，多是１１～１２家，后沿则不规则。因前后距离太长，一般在中间设一横巷，以联系东西交通。在前沿建筑前有晒坪、广场和池塘，入口处则有文塔、风水树。整个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格局整齐划一，高耸的硬山顶镬耳封火山墙肃穆庄严，构成一组严谨、完整的建筑群。（２）北向的祠堂巷建筑群沿祠堂巷呈梳式布局。该建筑群面向西南，聚落前沿为祠堂（惠清钟公祠、永康郑公祠和大道钟公祠）、民居，排列整齐，保留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两廊”式建筑，部分局部已经被改造。整个建筑群被１１条东北——西南向的直巷纵分为１２列。每列建筑横向并排为两家，大门侧面开，大门外就是巷道。在纵向建筑安排上，多是６～８家，后沿不规则。在前沿建筑前有榕树、小广场和池塘。北面的东南朝向，旧时以郑大夫家庙为核心的“发花园”建筑群，也以梳式布局为主，但在空间形态上依地势、水势而变，别具一格。（３）南向的建筑群也呈梳式布局。该建筑群面向东北，与北向建筑群以东西建筑群为中心对称分布。前沿为祠堂（裕仁郑公祠）、家庙（奉政大夫家庙）和民居，排列整齐，建筑多为“三间两廊”式。整个建筑群被三条东北——西南向的直巷纵分为四列。每列建筑横向并排为两家，大门侧面开，大门外就是巷道。在纵向建筑安排上，多是６家，后沿不规则。在前沿建筑前有榕树、晒坪、广场和池塘。（４）西向的建筑群也具有梳式布局的特点。该建筑群面向西北，聚落前沿为民居建筑，从整个村落布局来看，“裕义”房支分布在该区域内，从家族看，其宗庙建筑应布局在建筑群的前沿，但据说原有的祠堂已毁。现有民居多数是局部被改造的建筑，但仍具有某些梳式布局的特点，前沿建筑比较整齐，４条西北——东南向的直巷将建筑群纵分为５列，并在前沿建筑前有小广场、榕树和池塘。

　　鹏城村  位于鹏城村的大鹏所城与其说是一个村，倒不如说是一个坚固的军事堡垒。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的该村的空间形态意象也是具有防御性特征，它体现在大鹏所城的空间布局上。大鹏所城亦称大鹏守御千户所城，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大鹏所城，在县东一百二十里大鹏岭之麓…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开筑，内外砌以砖石，沿海所城，大鹏为最……”。所城平面呈方形布局，占地约１１万平方米。宏伟壮观的城墙由麻石和青砖砌成，墙基宽２米、墙宽２米、高６米，城墙总长约１２００米，城墙上有雉堞（城垛）６５４个，并辟有马道，有东、西、南、北四城门，每个城门上有一座敌楼，两边设四个警铺。城外之东南西三面环绕着一条长１２００米、深３米、宽５米的护城河。城内有南门街、东门街、正街和十字街等主要街道，城中心设有军粮仓库，城内的巷道幽深弯曲，也具有防御作用（见图６－１２）。

　　南社村  南社村是一座船形村落。村东北门高地上的祖坟为船头，高高翘起，四座水塘——肚蔗塘、祠堂塘、百岁塘和西门塘的地势微微下沉为船身，水塘上有三座桥——庆丰桥、四通桥和丰收桥，桥旁有高大的榕树，其中，以四通桥旁的古榕树为最，是船的风帆，取其“一帆风顺”之意（见图６－１３）。历史上，南社村近海临河，南社村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东莞的莞香、烟火的主要产地，商贸繁盛。近代更有一些南社村民远赴南洋谋生创业。因此，船形村落的象形意象体现了村民对南社村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感应，有着深刻的寓意。

　　南社村古建筑群的空间布局形态不是典型的广府地区的梳式布局，根据村落的地势条件和水塘分布，因地制宜，进行了变通，形成一种合掌式的空间形态。即以中心水塘为轴心，两侧由于地势起伏，改变了广府地区处于平原地带的梳式布局的特点。沿水塘两岸是祠堂街巷，布局村落主要的祠堂建筑，与水塘相垂直的若干条向村内辐射的巷道，这些巷道随水塘两边的地势逐渐升高，不同地势上沿等高线布局的古民居与水塘、祠堂错落有致，层次丰富，相得益彰。

　　逢简村  逢简位于西江下游，锦鲤江畔，濒临珠江口，地势为低平的冲击平原，西江在这里分汊形成总多的河涌，河涌交织成为逢简村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逢简的村落布局沿河道呈“井”字型，村落建筑沿河而建，河边背筑石磡，长达十余公里，河边树木夹岸，河上船艇穿梭，呈现出一派岭南水乡的空间意象（见图６－１３）。逢简村的象形意象还表现在对古村落景观意象的构建上，传统上人们追求理想的居住环境，好的居住环境在景观上的表现通常被认为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的山水胜地。逢简水乡秀美，历史上重视教育，文化气息浓厚。据清代刘茂林纂修《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载：“星野者……始自南雄珠玑巷迁居逢简，名山大谷有八景焉，明远清风其一也，道院仙踪其二也，石桥返照其三也，东皋农务其四也，西岸渔家其五也，芏策初日其六也，北基松鹤其七也，南塘梅竹其八也。”通过将逢简村落景观冠以八个诗画般的名称——“逢简八景”，从而唤起人们关于逢简村落的景观意象。

　　４．防御意象

　　防御意象是指村落形态布局中所表现出来的富有安全防御特征的村落意象，或理解为村落布局中所能感受到的曾经出自安全防御目的的村落印象。安全防御是我国村落自古就有的意识，从文化史观来看，与原始时期沉淀下来的潜意识有关；从具体表现来看，与历史时期各种人文环境有关，比如战乱的影响、盗匪的威胁等。比较广府地区四个古村落，防御意象各自具有如下特征：

　　大旗头村  三水是珠江三角洲的顶端，西江、北江和绥江三江汇流之地，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嘉庆《三水县志?卷七之兵制》记载：“按广东兵制分三路，以惠、潮、嘉为东路，以高、廉、雷、琼为西路，以广州为中路，三水居广州上游，三江总汇，武事不可不防。”故唐宋时代就有驻军在河口对岸的昆都山麓镇守，至清代更设三水城守备营。从自然条件来看，三水河涌纵横，地形复杂，又远离各州府的县治中心，盗匪较为猖獗。大旗头村所在的乐平圩位于三水东面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故村落的防卫十分重要。根据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大旗头村的防御意象有以下两个特点（见图３－８）：（１）大旗头村具有防御区域的“核心区”。郑绍忠及其四子和直系血亲的住房占据村落靠西和西北的位置，是“将军的心脏”，为村落和古建筑群的防御的核心区。（２）成熟、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大旗头古村的防御格局呈现出自西向东逐层防御的特性，防御体系可分为五层防御区（详见第三章）。古建筑群民居单体，民居建筑本身也体现出防御的功能，如：屋面采用可上人屋面的特殊作法，高高的石角、高２米的气窗、降低的视窗镶嵌有铁条，还有部分重要民居都采用双层屋面，据称中间夹有铁板。

　　鹏城村   鹏城村因大鹏所城而形成，故其防御的空间意象最为典型，其防御主要是由县丞署、都府署、守备署和左堂署等朝廷衙门来组织实施的。大鹏所城位于现在深圳市的大鹏半岛，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旧属宝安县管辖。大鹏半岛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依山傍海，在明清时期，由于倭寇、盗匪侵袭频繁，大鹏半岛于是成为了当时的军事要地。为了防倭、防盗等海防的需要，明朝政府于洪武二十七年，在大鹏半岛龙头山麓建“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即大鹏所城）。随着所城的建立，朝廷进行移民屯田戍边，这里逐渐形成了聚落。清康熙《新安县志》载：“大鹏所城在县东一百二十里大鹏岭之麓，……本城与东莞所城同年奏设，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开筑，内外砌以砖石，沿海所城，大鹏为最，周围三百二十五丈六尺，高一丈八尺，面广六尺，址广一丈四尺，门楼四，敌楼如之，警铺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东西南三面环水，濠周回三百九十八丈，阔一丈五尺，深一丈。”大鹏所城为新安县东北之海防要塞，该地常为寇盗所扰。据清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一?防省志》载：隆庆五年（西元１５７１年），倭贼攻大鹏所，舍人康寿柏御之。时所城被围四十余日，贼具云梯泊城。柏呼众坚守，有登城者，手刃之，即破其梯，围乃解。现在大鹏所城仍保留的原所城的结构、古建筑（城门楼、军粮仓、将军府第和迷宫似的街巷），以及所城内关于将军的人文轶事，无不是大鹏所城防御空间意象的表征（见图６－１２）。

　　南社村  南社村的防御空间意象是以整个古村落的防御为特点，并体现出宗族制度的权威性。南社村位于东莞县的茶山乡，河道纵横，广九铁路从南社经过（见图６－１４），交通便利，南社成为东莞县重要的墟市，特别是莞香、烟火十分出名，经济非常繁荣，加之又有返乡的华侨带来很多财产，因此南社村的安全防御十分重要。为确保全村的安全，宗族制度起到主要作用，在宗族势力的宣导和组织下，南社村修建了围墙，制定并很好地实施了全村的防卫制度。南社围墙全长９６８米，环古村落周边封闭一周，村内街巷弯曲，墙高约５米，宽近０．５ 米，用红砂岩或夯土做墙基，墙体为青砖或红砂岩砌筑，有东、西、南、北城门４座，小门２座，谯楼１７座，各有名目，各有楹联，现仅存村东门的一段城墙。据《南社谢氏族谱》记载，明崇祯十七年正月至八月，山寇多次劫掠南社，杀人防火。在族人谢曜龄的倡议和族长的主持下，建造围墙。寨墙建成后至民国年间有健全的守卫和管理制度，制定了《谕乡人守围及巷战法》等规章，其中《守城歌》为轮班守城者的行动指南。先后成功地抵御了顺治五年（１６８４年）李万荣等率众七日的围攻和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刘进的围攻。

　　５．宗教意象

　　宗教对传统村落的形态和景观有较大的影响。自原始社会开始，村落形态就表现出以祭祀为中心的向心性，祭祀中心的发展可以是宗祠或寺庙，有的则合二为一。村落人们信仰的是多神并存的民间宗教，以中国古代精灵崇拜为基础，混合了儒道佛的教义而成。其中，以道教成分最重。

　　大旗头村  大旗头村现存没有寺庙，据说原来仅有一座帝王古庙，位于东向郑姓、北向钟姓之间，供奉洪圣大王。寺庙为三进式，古雅幽深，庙前平台地上铺盖大麻石块，三侧建有低栏，上铺麻石条，可以坐卧，庙前有一方形水塘，方圆十亩，水深近丈，鱼游其中，非常清澈，庙右侧有一古榕，浓荫蔽庙。帝王古庙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被拆调，古榕同年被锯，水塘早已被淤泥垃圾淤塞，庙基也成一片残地。由于原来寺庙位置为村里两大族群的结节中心，成为维系村落宗族之间和谐的活动场所和精神空间。如果两个宗族之间有重大事情要解决时，都到该庙里进行协商。每年的正月十五，拜完洪圣大王，开灯以后，两个姓氏的村民在一起劏猪、分猪肉，然后抬着洪圣大王游村，遇到祠堂都有进行拜祭，以祈求邻里和睦、风调雨顺。大旗头村口的文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祭祀的功能，在文塔的三层，分别供奉有土地神、文昌帝君和魁星君，分别保佑村落风调雨顺、人才辈出。此外，尚书第门口左墙角有一个社坛，是东向村民拜祭土地的场所。

　　鹏城村  据载鹏城村的寺庙较多，位于大鹏所城的就有北向的关帝庙、文庙和华光庙，东向的侯王古庙、西向的天后宫、南向的城隍庙，不同庙宇各司其职。从庙宇的空间配置看，关帝庙、文庙面南背北，位于所城的中心轴线上（南门街），而且关帝庙处于轴线的中心，是作为守卫所城将士的精神崇拜空间——“文能兴邦、武能安国”，具有封建官方的正统性。南门是所城的主入口，作为所城守护神崇拜的城隍庙紧邻南门。侯王古庙供奉的是汉留侯张良，反映所城将士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精神寄托。天后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保佑沿海地区风调雨顺、村民康宁。此外，位于东门外山上还有东山寺、谭公庙，东山寺是一个多神崇拜的空间（见图６－１５）。

　　南社村  南社村寺庙主要是关帝庙（又称武帝庙）、永定庵，位于南社村东侧的村落边，永定庵现在已经被毁。关帝庙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年），２００２年重修。通面深２０米，宽１８米，面积３６０平方米。庙宇为三进三开间，台梁与穿斗混合梁架结构，有精美的木雕、砖雕和灰塑。关帝庙位于村边，开敞空间大，是南社村主要的公共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中心。南社村共出过１０余名武举，关帝庙与他们的身份又十分契合。但实际上，关帝庙是一座民间信仰多神崇拜的空间，正中大殿供奉关公及文昌帝君等诸神，大殿两侧还有神仙洞和泉母苑，泉母苑中的十二奶娘是与护花、送子有关的民俗神，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十二养护神很相似，是古越人遗存的崇拜。整个庙宇共有神仙４５尊，释儒道各路神仙聚于同一空间（见图６－１６）。另外，在南社村的街巷的入口和转弯处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土地神龛、土地庙（又称福德宫）。

　　逢简村  逢简村的宗教意象特征明显，据载该村曾有庙宇３２间，在清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图经》的逢简图中记录有水月宫、马元帅庙、侯王庙、龙母庙、圣母庙、观音庙、真武庙、华光庙、玄坛庙、文武庙、地藏庙、帅府庙。现在这些庙宇基本上都不存在了，近年，由香港一些团体捐资，在原址上重建了觉妙净院。文武庙建于明崇祯十四年，据村中刘长成老人讲，它的面积原来与佛山祖庙相当，现在为逢简中学的校址。逢简村基于对河涌环绕，纵横交错的环境感知，表现出对水的崇拜特点，在村东缘的河涌汇聚的水口处，有一座面积很小的三界庙，祭拜“天、地、水”三界，庙门两侧对联写道：“青云紫气通三界，锦水悬波沛五桥。”位于巨济桥侧有“洁水社”，反映水在村落中的重要性，以及朦胧的“环保意识”。此外，逢简的几乎每个街巷都有土地保护神，并设社稷坛、福德祠（土神又称福德正神）以祭祀，以社稷坛居多，社神即土神，稷神即谷神，逢简明清以来重视教育，多举人，对土地崇拜中也体现出国家社稷的意念。

　　（二）文化发生背景及文化景观要素

　　１、发生背景

　　（１）自然环境背景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所处的自然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述四个古村落的均位于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珠江三角洲范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①广义的珠江三角洲把古代潮水到达和河道开始呈放射分汊地区都包括在内，即位于珠江下游，西江出肇庆羚羊峡，北江出清远市飞来峡，东江出博罗县潼湖田螺峡等地后至南海水边，地形豁然开朗，河道呈分汊放射状，三角洲平原面积广大，面积达１万多平方公里。②狭义的范围指从地形上呈明显三角洲放射状水系表示出来的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所成的复合三角洲。西江、北江三角洲以西江和北江的汇合点三水河口镇的思贤滘为顶点，从思贤滘至磨刀门有１４０公里，南至崖门，东南至广州黄埔港，并以狮子洋水道和东江三角洲分开。东江三角洲以东莞石龙为顶点，南至虎门沙角６０公里，西至黄埔新港。珠江三角洲河流逐级分汊，在入海处有虎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蕉门和洪奇门八大口门。

　　珠江三角洲土地类型以平原为主，台地和高丘次之，山地最少。高丘主要分布于三角洲四周的山地，而台地则散处平原上，分片分布，如三水、番禺市桥台地等。山地多分布于三角洲周边，如清远北面和新会以西的罗西山脉部分以及东侧的莲花山脉部分，有梧桐山（海拔９４３米）大雾山（海拔９５８米）、大屿山凤凰山（海拔９３４米）、中山五桂山（海拔５３０米）、斗门黄杨山（海拔５８１米）、台山古兜山（海拔９８２米）等。且多数和低山、高丘一起分布，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四周边界。低丘多为残留的剥蚀面所成，面积较大。水道和沙洲面积比山地、低山多。珠江三角洲为放射状水网，河流受潮汐影响，双向流动，故形成众多面积大的沙洲。广大的平原和潮汐水道相结合，又与台地混合分布。

　　珠江三角洲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年平均气温在２１℃～２２℃之间，夏长冬暖，在气温上没有真正的冬天。夏季风受周围山地影响抬升致雨，三角洲中部降水量少于边缘山地。三角洲春夏降水多，夏季几乎占全年降水量一半。冬春季多低温阴雨，夏秋多台风暴雨。

　　三角洲不同的土地类型也反映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如低山和丘陵间的土壤由赤红壤向红壤转变，土层变薄，心土斑纹层不如台地赤红壤发达。热带季雨林已大部分消失，只有在山地沟谷和村落的“风水林”保留下来，但次生性明显，常见树木有榕树、蒲桃、龙眼、阴香和水翁等。

　　从土地利用看，三角洲以平原、台地和河谷地带三种土地类型开发为主，丘陵次之，山地开发缓慢。农业、工业、城建、交通集中在平原、台地和河谷地带，丘陵山地则以发展果树为主。东江三角洲的地面向西南倾斜，西、北江三角洲的北部由两江水道合成，地面倾向东南，故南（南海）、番（番禺）、顺（顺德）是珠江三角洲地势比较低洼的部分，水流不畅，积水成洼，成为“基水地”的自然基础。“基水地”是“桑基鱼塘”、“蔗基鱼塘”、“果基鱼塘”的总称。近年来，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准的快速提高，加快了城市空间的扩展、乡镇城市化的进程，导致许多“基水地”已经被工厂用地、城市用地所取代，在仅存的“基水地”中，桑基已基本没有，基上多种蔗、果、牧草等。

　　珠江三角洲是广府文化的核心，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多样性，但海岸线长，平原面积广，河道交错纵横，多水性和海洋性又是主要的特征，是广府文化的自然发生背景的基础，形成了广府文化的重商性、开拓性、相容性、外向性和领潮性等具有海洋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特质影响了古村落的文化景观的形成及特点。本课题对比的４个广府地区古村落——大旗头村、鹏城村、南社村和逢简村的自然地理条件存在共同性和差异性，而这是产生古村落文化景观空间意象以及文化景观要素的异同的自然发生基础。

　　大旗头村   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北偏西２公里处，村落西南为老虎冈、大窝岭、企冈、崩口岭、大烧山和南蛇冈等低山冈，山冈与村落之间是稻田、鱼塘，村落其他方向几乎都是广陌的稻田和鱼塘，村内地势除北面略高外，都十分平整，这为大旗头古建筑群的整齐划一提供了地形条件。大旗头村原来位置偏僻，远离县治，交通不便，从村东北角绕过的乐平涌是村里主要的对外交通线。所以，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村落的原生环境，构成了大旗头村依山绕水，稻谷飘香，沃野千里的田园风光。现在村东面公路的兴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种空间意象，但基本的格局还是有的，这是大旗头村区别于其他古村的一个显着的特点。

　　南社村  位于东莞市茶山镇以东约２公里处，地处东莞市境内丘陵地带的腹部，有地势缓和起伏的丘陵和小平原。古村落坐落在小平原边缘的低丘陵地带，其东北面的小平原被开垦耕作为良田，其余各丘陵广种林木和荔枝、龙眼等岭南经济果树，自然生态与人类农业生产处于和谐状态。石冈水龙、峡内水等河涌流经南社，最终汇入东江，是南社村的重要水路通道。清末民初，南社又是广九铁路上的重要车站，南社村以莞香、烟火等商品为主的商贸活动频繁，形成水陆交通便利，农耕经济与商业经济相结合，经济繁荣的古村落，这与大旗头村的田园风光形成了差异。南社村起伏和缓的地形也影响到古村落的布局结构，古村落以中间地势较低的长形水池为中心，两旁建筑依自然山势而建，呈合掌状布局。民居沿巷道而建，结构紧凑，户型多为三间两廊型，布局结合自然，并依地形和巷道的相对关系而灵活多变，形成一些别具意境的民居建筑。

　　鹏城村  位于的大鹏半岛依山傍海，整个半岛山地起伏，七娘山海拔最高，为８６７米。鹏城村三面环山，面向大亚湾，其东北部山地海拔７０８米。明洪武元年（西元１３６８年），沿海寇患频繁，朝廷于是在广东置卫所，鹏城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地形条件，便成为卫戍沿海的要冲。清康熙《新安县志》载：“大鹏所城在县东一百二十里大鹏岭之麓，……本城与东莞所城同年奏设，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开筑，内外砌以砖石，沿海所城，大鹏为最，周围三百二十五丈六尺，高一丈八尺，面广六尺，址广一丈四尺，门楼四，敌楼如之，警铺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东西南三面环水，濠周回三百九十八丈，阔一丈五尺，深一丈。”由此可见，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和条件是大鹏所城建设的基础。

　　逢简村  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西北１０公里处，地处珠江三角洲水网最密集的地带。杏坛镇地势由西向东缓降，除马宁、南华、右滩有少数残丘外，俱为冲积平原。西江干流及东海水道流经南面，甘竹溪和顺德支流绕过西、北面，东有容桂水道；河汊及人工管道交织。土壤以人工堆迭土为主，绝大部分是基水地，历史上是桑基鱼塘的主要故乡之一，盛产塘鱼、甘蔗和桑蚕等。逢简在顺德支流的右岸，清咸丰《顺德县志》记载：“逢简堡凡三村，曰上村，曰中村，曰下村。今合上中为北村，而以下为南村，隶江村巡捡，……南界古粉，北界江村，西界北水，与所近诸堡村连络，同滨鲤鱼海，而逢简居右，其西岸阡陌。南连为诸堡通津，鲤鱼西北，受甘竹勒楼水，东径江村之塘利，冲鹤之芋涌，西径北水之龙潭，出九曲海。前明曾驻兵于此，与江村、塘利、龙潭、勒楼、芋涌诸屯汛互为声援。北村有石桥，曰巨济，曰明远，南村桥曰金鳌。” 以河涌交叉纵横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逢简的村落布局沿河道呈“井”字型，村落的建筑风格和风俗习惯体现着岭南水乡的特色（见图６－１３）。

　　自然环境也是营建村落风水格局以寻求和谐的人居环境的基础。大旗头村地势低平，乐平涌从村边流过，容易遭受水浸的灾害，所以，在修建古建筑群时，在建筑群前开挖水塘，用挖出的泥土将地坪垫高，并使垫高的地势自西向东向水塘倾斜。这既是村落风水格局的需要，同时也使古建筑群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的特点，起到防洪、防火和排水的作用；与大旗头村不同，南社村所处为地势缓和起伏的丘陵和小平原地带，长形水塘应原来已有。在建村时利用了自然的山势水势，将水塘置于村的中间，由四个不规则的水塘构成一个既相对独立又连成一体的面积近８０００平方米的长形大水塘，祠堂家庙沿水塘两面布局，民居建筑则在水塘两侧依地势起伏的变化错落有致，水塘及其两岸成为南社村的权力中心、景观中心和公共活动中心。这样既符合传统的风水格局思想，又美化了村落自然环境，改善村民的生活，也利于排水、防洪和防火，形成村落和谐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逢简村则处于水网更加密集、地势低洼的地带，因而，村落的建设更注重对水的利用，北村和南村均以河涌环绕，村内也以河涌相通，河涌是村落对外重要的交通线、防御工事，船、河涌和桥梁成为村落主要的景观标志。村落的建设也善于对水的利用，村民将水道挖深，一是可以增加河涌通航的能力，二是用挖出的河泥填高两侧河岸，抬高民居建筑的地基，以利于防洪、防潮。另外，建筑布局也利用河道分布营造风水格局，如刘氏大宗祠选址在河涌的凸岸，这里水面较开阔，通过人工开挖形成半月形的水面，作为宗祠的风水塘，河岸的榕树成为祠堂的风水树，在祠堂后面，用河泥堆起的小山丘成为靠山，构成了依山面水的风水格局。

　　自然地理条件对这几个古村落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水要素无论在大旗头，还是在南社、逢简，都是村落布局和建设考虑的首要要素。基于对自然水要素的环境感应，在珠江三角洲水文化的特征十分显着，对水资源的利用是农耕文化的主要特点。在这几个古村落中则体现出以水为脉的布局和建筑的思想。一是以水环境为基础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见图６－１９）。如南社村以井水、溪水为村落主要水源，南社村古井众多，井水是村民的饮用水，水井主要分布在依山势而逐渐升高的古巷旁。巷道由红砂岩条石铺就，下有完整的排水管道，生活污水通过排水管道至上而下排放到古村落中间的长形水塘。水塘引山中小溪为源，顺应自然地形从西南至东北方向形成二级落差，挖就四口鱼塘，筑堤坝和石桥方便两岸交通。经四口鱼塘的水流从东北排水口流出成为良田的灌溉水源。鱼塘饲养鱼群，鱼群可消化生活污水中的有机成份。加上有山溪流动更新，使鱼塘的水质维持在较好的水准，鱼塘也成为古村的洗涤中心。二是在古村落的建筑形式、建筑材料和装饰风格、风水格局等方面都存在对水环境感应意识，体现出亲水图腾崇拜。如：大旗头、南社、逢简和鹏城等村的建筑景观上，多是水磨青砖墙、红砂岩或花岗岩勒脚、麻石街、风火山墙等为特征的村落文化景观，逢简村还有蚝壳墙，大旗头村以高高耸起的镬耳风火山墙为典型特征，镬耳山墙又称“鳌鱼屋”，还有鳌鱼脊饰，逢简村多桥梁，其中就有“金鳌桥”，这体现出珠江流域的亲水图腾。镬耳山墙边的装饰，常是黑色为底的水草、草龙图纹，俗谓之“扫乌烟、画草尾”，黑在五行中代表水，为玄武居北方，水草、草龙的装饰手法与水网纵横，滨海临江的自然环境有关。

　　（２）社会环境背景

　　古村落以自然发生环境为基础，但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背景。古村落的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变迁史。珠江三角洲在古代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海湾，在海湾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据地理学研究，现代珠江三角洲发育的起点，是在中全新世发生的海侵。距今约六、七千年，在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深入内陆达１５０公里的河口湾。在海湾的周围，有多条江河从不同方向流入，而在海湾中间，又分布着无数大小不一的岛屿，即现在珠江三角洲很多的山丘台地。珠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伴生着其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唐宋时期的几千年间，由于珠江流域自然植被丰茂，江河含沙量比后来小，三角洲繁育缓慢。在顺德、新会等地出土的距今两千多年代的鳄鱼遗骨和唐宋时期人类生活遗物并存的现象，说明唐宋以前的一两千年间，这一区域仍是山丘、沼泽交错分布。尽管汉唐之间有初步的开发，但在宋代以前，这一地带的陆地仍比较低洼，一遇飓风海潮，就会“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沉溺舟船。”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大海在府城（广州）正南七十里”，即现在的顺德大良和番禺沙湾一带。可见，当时珠江三角洲相当多的地方仍是水草丰盛的沼泽地。宋代以后，随着这一地区逐渐淤积形成大片陆地，开发明显加快。至明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的开发，明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地语》云：“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之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水也。”顺德在明朝前期也是一个“大海弥漫，民刁悍，易为乱”的地方。而经过明清两代的拓荒创业，至清代时，顺德已经成为农业发达、商贸繁盛的地区。

　　珠江三角洲按其形成和发育的时间可以分为老三角洲、新三角洲。老三角洲是指在明代以前发育并开发的三角洲地区，又称为“民田区”或“围田区”，是三角洲的西北部，大致以新会圭峰山经荷塘、均安、顺德、沙湾到市桥一系列的山丘台地为界。至元明时期，该界限以南地区，由于河流的冲击开始形成新生沙坦，新生沙坦不断向外扩张，原来海湾中的一些海岛，如崖门、斗门、五桂山、古兜山等，由于海潮和江河的冲积作用，也逐渐在海岛周围形成浅滩淤积，这两个过程形成了新三角洲的一大片区域，即所谓的“沙田区”。

　　珠江三角洲村落发展史，也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移民拓荒史。中国历史上自西晋以来，经历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蒙元入侵、清兵南下等几次大的人口迁徙，而人口迁徙的最终归宿往往都是岭南地区。晋永嘉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中原移民一部分定居粤北和粤东北，但更多人移入西江和北江中下游地区。唐元和年间张九龄开通大庾岭道后，极大方便了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北人入粤者日渐增加。唐安史之乱后，移民逐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落户目的地。北宋末和南宋末，金元相继南侵，这两次的移民数量多、规模大、时间长，分布广，对岭南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在广南东路的广州、端州、南恩州、梅州、惠州和雷州等地的北宋客户超过５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据历史文献、家谱等记载，宋的两次人口迁移都是经大庾岭下南雄珠玑巷而入珠江三角洲的。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村落大部分都始建于宋，并把南雄珠玑巷作为自己祖先的发祥地。逢简村自西汉已有人类居住，唐代已开村立户，在逢简出土有西汉、唐代的文物箭镞、灰砂粗陶罐、梅花鹿角等。当时聚居人的姓氏主要有潘、钟、莫、薛、欧、逢、简。现在则主要以刘、梁、李姓为主，而这些姓氏的家族多是在宋代自珠玑巷南下而至。《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称逢简刘姓始祖星野公宋代自南雄珠玑巷迁居逢简。光绪《禾云荥阳郑氏渊源》载：大旗头郑氏的三水的始祖“发迹闽省莆田，后迨入粤，居于南雄珠玑，时值此乡扰乱，因此兄弟三人来舟下广，又雁群惊散，彼此天各一方，杳不知其踪，……郑三郎迁居三水蚺蛇乡。”南社村谢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记载：“宋淳熙初年（１１７８年），有谢元伟者，字木杰，南雄郡司马。生有四子十孙，其子谢希良，世居南阳新安会稽，南雄府保昌县沙沱村珠玑巷，会稽进士，南雄节度使推官，卒于任。宋德佑元年（１１９６年），元将阿里海牙察，侵犯中原，……谢希良之子谢尚任，为避宋乱，于西元一二七五年，年仅三十七岁，自珠玑巷顾竹筏一双，长途跋涉，十五日到达广府羊城，继而南下，初徙东莞茶园芦荻墩，因其荒旷，遂持卜居山清水秀之南社定居，……是为谢氏始祖，迄今有八百年历史。”明代以前的珠江三角洲虽然已经开发，但基本上处在一种开发初期的状态。无论在珠江三角洲周边的丘陵地区，还是新淤积的平原，大多数居民，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北方移民，大部分都还是披荆斩棘、辟地星荒的拓荒者。南社村谢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载：“始祖居南社，草舍茅檐，仅蔽风雨，……以补鞋为生活。稀粥粟饭，艰苦创业，置田立宅。”明以后，在几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①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开始大规模的开垦。②明初，明朝大军征服广东以后，在广东沿海设置军屯卫所，广州各卫所的屯田就大多分布从市桥台地以南、顺德桂州、香山小榄到新会江门一带，屯军开垦的土地，大多是宋元以后形成的新生沙坦，即沙田。③明朝黄萧养之乱，使明朝加强编制里甲户籍制度，并在沙田区设置县治等管理机构，如顺德县的设立，使很多垦殖者由此定居下来，在他们拓殖的沙田附近，以一些山边或高地为依托，聚集并形成了一些较有规模的村落。同时，地方士绅和国家象征紧密联系起来，获得了的地方势力的正统性，在村落中建立了士大夫文化象征的地方制度——宗族制度，并以宗族血亲的关系维持乡村社会。④明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推动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珠三角摆脱了传统农耕社会以粮食为主的生产结构，代之以适应珠江三角洲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等新的生产模式。同时，商品经济繁盛，促进了与海外的交流，西方文化率先影响到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形成了许多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景观。

　　　　大旗头于明朝建村，当时，正是珠江三角洲土地大规模开垦、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郑氏原所居的三水乐平镇蚺蛇村由于人口增加，可开垦的土地已经有限，郑氏十世康泰公和倚云公离乡迁居到三水大桥头（后改名为大旗头）、清远禾云，成为这两个地方的郑氏开村始祖。大旗头村一直以农业为主，借助乐平水道，也有从事一些简单的商品贸易，据说郑金的祖父远周公曾是盐商，家境较殷实，到其父时就衰败了。清朝末年的社会动荡也影响到这个小村，咸丰年间，陈开、李文茂、陈金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广东大地上卷起巨大的风暴，郑金及其兄弟和本村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陈金的农民起义军。由于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清政府的镇压，陈金起义失败，郑金投降，从此郑金改名郑绍忠走上仕途之路，一直做到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广东水师提督，领尚书衔。与广府地区其他古村落一样，有仕途功名的家族在村落宗族中会有较高的地位，对古村落文化的影响也最大。郑绍忠的入仕对大旗头村的影响最为深远，重新构建的宗族的权力空间。从大旗头村居住的地形条件、祠堂的建设情况推想，迁居该村较早的应是钟姓，他们居住在村里唯一的一座低山丘上，占据了村落有利的地形。后迁的郑氏只能在周围低平的地区居住。而从郑氏宗族的构成看，开基祖有四个儿子，分别居住在村落的南、北、东、西，以封建家族观念看，应以长子为大，故在整个郑氏宗族中以长房裕仁为主，加之又有正五品的奉政大夫功名，以裕仁郑公祠、奉政大夫家庙为中心的南部长房房系的民居群兴建早，与北面民居呈一致的东北－西南走向，是郑氏宗族权利空间中心。郑绍忠返乡，指挥修建三房裕礼房支的民居群，并借此确立了三房房支和郑绍忠本人的宗族地位，通过垫土抬高地坪、高大的府第、高耸的镬耳山墙凸现了其宗族中的地位，将郑氏宗祠纳入该民居群，自己的尚书第、建威第与其紧邻，“携宗祠以令宗族”更确立了家族和本人的核心地位，因此，从空间形态看，民居群朝向正东，与周围其他建筑朝向明显不同，前面的郑氏宗祠、尚书第、裕礼郑公祠、振威将军家庙以及前面的晒坪和麻石广场成为新的宗族权利空间的中心。由于郑绍忠的地位，建筑群的木刻、砖雕、石雕、陶塑、壁画等建筑工艺极其匠心，富有艺术性，还有李文田等人送的题字和对联、以及很多精美的工艺品，如花瓶、碟子、慈禧赐的宫灯和玉白菜等。郑绍忠行伍起家，父子、叔侄两代人中有许多从戎，如：郑继忠、郑润材、郑润深、郑润琦等，经历了从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起义、马尾海战、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民国建立的整个中国近代史。郑绍忠也希望后人有文化，所以，古建筑布局中的“笔墨纸砚”风水思想便是其寓意。其后人中有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郑应韬、恩正并科的举人郑润梅，就连郑绍忠的孙女郑洁坤也毕业于广州坤维女子学堂。但行伍世家始终给大旗头村打下深刻的烙印，如：古村落的空间象形意象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古建筑群的建设及其整齐划一、步调一致、高大威严，就像士兵列队一样。

　　明朝初年，明王朝在广东沿海设置军屯卫所，移民屯军开垦土地，并将地方豪强以及当地土著编入户籍，从而定居下来，两个政策结合起来，推动了新三角洲的开发。据清《广东海防汇览》载，明清两代在广东共设卫所４１个（见表６－３），大鹏所城就是其中的一个。卫所制度是明朝初年开始实施的一种军事常备军事制度，卫所建制规模见表６－２。卫所制度有军士世袭、兵农合一两个特点。军士世袭是各级卫所的官员都是世袭的，称“世官”，卫所士兵称“军”，军士父子相继、兄弟相连，世代当兵，军士及其家属都有专门军籍，由五军都督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约束。兵农合一是明政府实行寓兵于农、屯守合一的军屯制度。按明军士屯田则例：边城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屯田军户由国家供给耕牛、种子、农具等，收获作为军官的俸禄和军粮以及军人养家糊口之用。据《明史?兵制》载：“自京师达于诸县，皆立卫所。” 明洪武十年（１３７４年），在全国的卫所制度基本完善定型后，广东才开始设立卫所，洪武十六年东莞县笋岗（今深圳市罗湖区中北部地方）一带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率军将其镇压下去。东莞县东部地区的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在其他地方设置卫所后，这里更成了盗匪和倭寇的藏身之所。明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花茂上奏朝廷，要求在广东沿海增设２４个卫所，其中就包括大鹏守御千户所。直到明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广东左卫千户张斌奉命到大鹏开筑“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大鹏所城建城后，从全国迁移了３０００多人，设屯田三处：王母洞屯、盐田屯和葵涌屯。每屯均设有子屯。到明万历年间，为方便所城军士管理，将屯田转移到所城附近的三处：王母洞屯、碧州屯、乌涌屯。在屯田的基础上，在大鹏所城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聚落，是鹏城村的前身。虽然，明宣宗以后，明朝卫所制度衰落，但在清顺治初年，又设置了“大鹏所防守营”。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２８年）清政府收复台湾，遂撤海禁，沿海贸易开始发展，为增强沿海防卫，于是在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将大鹏所防守营提升为“大鹏水师营”。至道光二十年，大鹏营提升为大鹏协，统率左右二营，左营驻大鹏所城，右营驻东涌寨城。可见，从顺治到道光年间，随着沿海盗匪日益增多，西人威胁日渐严重，大鹏所城的军事防卫地位逐渐提高。在鸦片战争期间，大鹏所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指挥下，打赢了鸦片战争的首战——九龙海战，但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战败，割让香港而告终。于是，大鹏所城逐渐失去了军事防卫的重要性，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大鹏协被裁撤。由于大鹏所城特殊的历史，人们有习武从军的传统，因而大鹏所城出了十几位将军，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赖氏家族“三代五将”、振威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刘起龙。

　　大鹏赖家世代行伍，从清朝嘉庆到道光年间，赖氏家族历经三代，出了五位将军，称“三代五将”（见图６－２１）。这之后，广东素有“文颜武赖”之说，甚至把赖氏与宋代杨家将相提并论，称“宋代杨家将，清代赖家帮”。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时任参将的赖恩爵率驻守大鹏的广东水师，在中英九龙海战中击败英军，取得了鸦片战争首战——九龙海战的胜利。战后，道光皇帝赏戴花翎，封“呼尔察图巴图鲁”。此后，赖恩爵参加了中英穿鼻洋海战、官涌海战，屡立战功。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提升为南澳镇总兵，在平定海盗中累立战功二十余次。于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升任广东水师提督，道光二十九年，赖恩爵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刘起龙初由大鹏营入伍，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年）授平海营右哨把总，出洋缉盗立功，升香山协右营千总。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剿灭南海三大海盗之一的邬石二。后调升为水师提标右营守备、虎门水师右营中军守备。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任南澳镇总兵，封振威将军。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冬，刘起龙入见道光皇帝，备受荷恩之宠。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于巡洋时卒于海上，道光帝“钦赐御葬”，并亲笔撰写《御祭文》，刘起龙好友陈化成等撰书《古之遗爱》。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涌现出像刘黑仔、柯彩凤等的抗日英雄。刘黑仔是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善使一把“鲍鱼唛”二十响快掣驳壳枪，枪法如神，成为东江纵队的传奇英雄。

　　在大鹏所城被裁撤后，它的重要性降低了，由于本身大鹏半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比较闭塞。大鹏所城及其周围聚落开始衰落，所城破败，一些鹏城村人离乡外出谋生，有些甚至远赴海外。但大鹏城的建立，通过屯戍结合的军事制度，有利于人口的引进和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及中原文化的传播，使原本十分落后的深港地区得到开发，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留给了鹏城村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炮楼残墙、武将世家、将军府第、海客风俗（海洋、客家移民文化）成为鹏城村的骄傲。

　　与前面两个古村落不同，东莞南社村、顺德逢简村更具书香气息。南社村开基较早，据谢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记载：宋淳熙初年（１１７８年），谢元伟任南雄郡司马，世居南阳新安会稽。生有四子十孙，其子谢希良为会稽进士，南雄府保昌县沙沱村珠玑巷，南雄节度使推官，卒于任。宋德佑元年（１１９６年），元将阿里海牙察，侵犯中原，……谢希良之子谢尚任，为避宋乱，于西元一二七五年，年仅三十七岁，自珠玑巷顾竹筏一双，长途跋涉，十五日到达广府羊城，继而南下，初徙东莞茶园芦荻墩，因其荒旷，遂持卜居山清水秀之南畲定居，……是为谢氏始祖，迄今有八百年历史。”谢氏家族祖居会稽，与南京乌衣巷一脉相传，在谢氏大宗祠门口挂着：“乌衣贵胄，玉树家风” 的对联，乌衣巷是东晋明名相谢安在南京宅院所在地。由此可见，南社谢家是谢安的后人，自开基祖谢尚任至今已历二十八代，谢家继承了东晋谢氏名门望族的仕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这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读书入世求功名的推崇。而在文化景观上，从总体上是渗透着理学思想的的风水格局；从要素上则是祠堂多、对联多、进士举人多。南社村鼎盛时期有３６间祠堂，现在保存较好仍有２５间，据现在统计有对联５０余幅。明清时期，南社先后出了１１位进士、举人、２９位秀才，在同治、光绪年间就出了四名进士。

　　　　同治四年乙丑科中式第四十二名进士谢遇奇

　　　　同治九年庚午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十九名举人谢廷璋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中式第十四名武举谢彪奇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中式第八十四名武举谢遇熊

　　　　光绪二年丙子中式第九十九名进士钦点礼部郎中祠祭司行走谢元俊

　　　　光绪五年巳酉科乡试中式第五名武举谢汝鹨

　　　　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中式第六十五名进士钦点营用守府谢遇熊

　　　　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中式第二十二名进士钦点蓝翎侍卫谢汝鹨

　　　　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武举谢朝章

　　谢遇奇是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中武举人，同治四年中进士，后来随清军在甘肃、新疆一带屡立战功，最后官到副将、总兵，封为建威将军，是谢氏族人中官位最高的人，也非常受到乡人的尊敬。据说清末广九铁路修至南社时，要穿过祖坟地，村民群起抗击，清廷请谢遇奇出面，解决了争端。谢遇奇与郑绍忠之间也有交往，据清宣统《东莞县志?卷五十二?宦迹略四》载：“绍忠，悍勇善战，居官久，立功最多。所练安勇，约束极严，然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乐为之用。官虎门时，子润才已补总兵，偶犯军律，绍忠缚令处斩，部将跪求不之，允邑人谢遇奇告以总兵大员不宜擅戮，乃痛鞭数十，斥之出，其严毅如此。”

　　逢简开村历史早，但直至宋朝，中原人才经珠玑巷南下迁居于此。据《逢简宋招讨梁氏族谱》载：“梁氏始祖定山公祖籍河南汴梁，仕宋时官至武经大夫、岭南招讨史，封安定郡伯。至宋亡，南下广东顺德初居于古粉村，并在古粉建一石桥，即今之古粉石桥。当时是公之同僚李氏宋参政，文官是也，逃难隐于逢简。元朝初时，因群盗蜂起，侵逼城府，上下危惧。广东宣尉使司慕招讨公威名，着李氏参政公邀公强起讨贼。公以逢村蜜迩贼巢，因村中常被扰害，居民不安，不得已而为逢村靖难。因此，募招义兵，善水战，合诸阃兵，架鸟尾战船二百余艘，顺流直抵贼巢，是时威声大振，歼获巨魁帅以闻。元嘉其功，至元朝二十三年，赐织锦袄子一袭官袍，授广西路同知总管府事，屡辞不受职，由古粉迁往逢简隐居。”可见，后来的逢简的李、梁和刘等望族都是宋元时期才迁到逢简，带来中原的文化、技术和人才，促进了逢简的发展。逢简有北村、南村，传统上北村农耕，南村捕鱼。宋元以降，隐居到逢简的很多是士大夫家族，他们诗书传家，尊儒重育，村以前有７８座祠堂，５所书院，很多祠堂也用作私塾，古村崇尚读书的风气浓厚，元朝至明朝期间，出过很多读书入仕的人。明代黄萧养起义对逢简影响很大，逢简是黄萧养的根据地（见图６－２２），由于逢简乡绅和村民的抵抗，逢简村民的损失很大。黄萧养起义失败后，明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设立顺德县，并给逢简村民以抚恤。明朝正值新珠江三角洲大开垦时期，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逢简的经济社会得到很快发展。至明代，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增加，人们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的要求提高。在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度地带，人们开发基水地时，将种桑、养鱼和养蚕结合起来，形成生态效应极佳的人工生态系统，出现了基塘文化景观，有桑基、果基、蔗基等，顺德逢简村正位于这样地区。逢简以栽桑养蚕为核心，促使当地的农、牧、渔、副业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再带动缫丝、制糖、饲料加工，以及商贸、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逢简巨济桥沿岸的谷埠巷是进行稻谷交易地方，设有古埠码头，如“梁敬余主水埠”。据清咸丰《顺德县志?卷五?建置略二墟市》载：“逢简堡墟市有四，曰巨济，曰明远，曰金鳌，曰桑市。”可见，逢简以桥为市，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另外，以桑为主也是逢简的重要的墟市。在一条河涌的旁边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写有“蚕亭”字样的房子，在逢简村的荒地上随处可见已经成为野生的桑树，这或许反映出逢简明清时期养桑纺蚕的辉煌。由于女性为生存的需要，加之珠江三角洲“不落夫家”的风俗习惯以及纺蚕过程对女性的特殊要求的影响，使珠江三角洲的缫丝厂女工很多，并产生“自梳女”这一个珠三角独有的文化现象。据说，逢简村曾有３６家缫丝厂，１０００多名女工，并有相当多“自梳女”，现在仅剩下３名。逢简商贸繁荣，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到外出海外谋生的人返乡后，促进了中西文化在逢简的交融。

　　综上所述，不同的社会发生背景，古村落的文化特征是有差别的。大旗头村和鹏城村均是武将世家，一个是整齐划一的将军府第，体现出一种雄纠纠的气势；另一个则是城楼巍峨、街巷曲折的防御城堡。而南社和逢简的视觉富有变化，它们都以水为脉，使村落多了几分灵气，这与浓厚的书香气息结合的相得益彰。

　　２．文化景观要素

　　（１）物质文化景观要素

　　①村落与建筑结构

　　●巷

　　巷与街道共同构成了村落的交通网络，但与街道相比更窄，而且界定巷的介面多为建筑物的山墙，按传统习惯，为保持宁静、安全，几乎都是不开窗的实墙，使巷道成为一种超狭窄、超封闭的带状空间，这种巷道结构具有防盗、防火功能，与村落前后的水塘、河涌结合起来，又具有调节民居气候的作用。前面对比的四个古村落的巷道有不同的特点。大旗头村是典型的广府梳式布局，古建筑群共有６条自西向东略有倾斜纵向的笔直巷道，与前面横巷的街道构成了梳式（钉耙式）结构，最具代表性的是长兴里、积善里和安宁里，长约１２０米，青砖墙麻石铺地，两面是高耸的镬耳山墙，花岗石墙基，墙面开窗多数很高、很小，较低的窗户也有铁条防护。鹏城村的大鹏所城是以防御功能为主，古城除了几条主街道平直外，巷道依地势起伏而建，十分狭窄弯曲，宛如迷阵，这种巷道的结构对古城的防御功能起到辅助作用。南社村的建设十分别致，自中心水塘两岸狭窄的巷道依山势而建，逐级而上，十分弯曲。在巷道两侧有时是别有洞天的民居建筑，在巷道入口处和转弯处是供奉土地的神圣空间，有的还在巷口下面设土地龛，上面设望月楼。水乡逢简村的巷道窄而平直，青砖墙麻石铺地，镬耳封火山墙景观，小组团有门坊作标志分隔。巷道两头均为河涌，并有小埠头通门巷。这样巷道起到调节民居气候，联系河涌运输的通道。与南社村不同，逢简村在巷道口供奉管理每个巷口的社稷神。

　　●桥梁、埠头

　　桥梁是古村落的一种交通设施，在古代修桥补路被认为是一种造福乡梓的慈善事业。乡里富者，常有慷慨解囊捐助修桥补路之人，正因为如此，很多桥造得既精美又坚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拱桥。所以，在古村落，特别是水乡村落中，桥梁还是一种村落文化景观，它连同周围的环境，通常富有诗情画意。大旗头村原来曾经有跨乐平涌的两座桥梁，它既是村中交通要道，又与周围的阡陌田园相融。现在的大旗头村的桥梁均为现在修建的，一座位于村东的公路上，是修于１９９４年的公路桥，旁边早些时候修的拱桥早已废弃，乐平涌原来是大旗头村的主要交通线路，靠村北有埠头，现已不用。南社村、逢简村以水为脉，桥梁是村落重要的景观符号。南社村以长形水塘为村落核心，水塘两侧是临水街道，设若干埠头，沿街道均为祠堂、家庙建筑。长形水塘上跨有三座桥：庆丰桥、四通桥和丰收桥，将水塘分割成不同空间，桥梁起到沟通两侧街道的作用，所以，南社村桥头都有大榕树，成为人们活动频繁的地段。桥梁更是一个文化景观要素，它使南社村沿水塘的通视走廊极富层次感。

　　逢简村是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村落，整个村落河网如织，桥梁在村中交通的地位非常重要，逢简村的桥梁的位置具有下面特点：（１）位于村中交通要道上，常与河涌交叉呈十字型，沿河涌与麻石道之间形成圩市，据清咸丰《顺德县志?卷五?建置略二墟市》载：“逢简堡墟市有四，曰巨济，曰明远，曰金鳌，曰桑市。”金鳌市在今南村永兴街，巨济市在北村直街。（２）修筑在河道拐弯处，河道一侧建有村庙，桥旁有古榕、木棉等，浓荫蔽日。如金鳌桥位于河道转弯处，古时对面有地藏庙、文武庙。（３）在河道流入和流出村落处，一般会建“水口”桥有镇锁水口的作用，桥旁多种植古树，并建有庙宇。逢简古代的现在村里有各式桥梁十余座，其中知名度最大的有五座桥梁：巨济桥、明远桥、青云桥、青江桥和金鳌桥。据说逢简人朝议大夫李仕修为村里修建了五座桥，包括了上述前四座，巨济桥始建于宋朝宝庆年间，最后一次修建为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该桥为梁式三孔石拱桥，花岗岩石构筑。全长２４米，顶宽４．４５米，高４．１米，桥拱为纵联砌置法，桥两边各有十二级石阶，桥栏两边各有望柱十四条，柱头雕石狮子，石栏华板刻花纹图案装饰。明远桥始建于宋代宝庆年间，于明弘力年重修，现存为明代的风格，桥拱采用纵联砌置法，以红色砂岩构筑，全长２５．１米，桥宽４．６米，桥高４．５米。柱头雕石狮子，石栏华板刻花纹图案装饰。金鳌桥（又称玉练桥）由清康熙年间的太子老师刘云汉所建，是一座以红色砂岩构筑的拱桥。逢简的河涌多迂回曲折，流经村落的河道用麻石、红砂岩砌筑驳岸，驳岸每隔一段设置小埠头，有的为跌落河涌的阶梯状或呈凸出河岸的石阶，村里的水埠区别十分严格，各房支或家族用不同的埠头，有的还特别加石说明。  

　　●牌楼、门楼

　　门楼是依附于建筑物的，它的一侧与村里其他建筑物相连，村落里的牌楼主要用来纪念或宣扬伦理道德观念，它与村里的门楼一样都具有界定空间、增强空间层次变化、点缀景观和框景的作用。它一般布置在村民经常出入的场所，如：村里的街口、村口、十字街附近。从整个大旗头村看，在路口有大旗头村的牌楼，起到界定本村空间范围的作用。大旗头古建筑群前道路的南北两侧有两个门楼，北门楼（称拱北门）、南门楼，进村一般要从南门楼进，拱北门两侧有两幅现在做的对联“拱手喜迎宾客至，北门欢接贵人来”。这与传统的进村路线不太相符。在古建筑群的长兴里、安宁里和积善里等６个巷口都有门楼，郑氏宗祠两侧的门楼上刻有：“青云”、“鸾凤”的字样，地坪上的门楼刻有“长兴里、积善里、安宁里、振威第”字样。大鹏所城的城楼是鹏城村空间意象的典型标志，分东、南、西、北四座，除北城门已毁外，其余三个经修缮后，保存完好。南门开阔庄严，是大鹏所城之正门，东门和西门的城门形似漏斗，里层宽敞高大，外层低矮窄小，中间为夹缝，可从夹缝中放下铁板，起到很好的防御功能。在大鹏所城的府第中的一些门楼建筑起到分隔天井、增加空间的层次，并构成框景的效果。如：振威将军第的圆形门坊、刘起龙将军府的门楼。另外，在鹏城村的龙头山麓，还有位于路口，建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间的东山寺石牌坊。南社村巷口的门楼体现出南社村的书香气息，既有分隔空间、框景的作用，又有的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结合起来，下面是供奉的土地龛，上面则是赏景的望月楼，有八卦形视窗，视窗两侧写有对联“宿列九天看炫耀，云搏万里奋扶摇”。逢简村的一些巷口的门楼较简单，有的是新建的门楼。在一些祠堂、民居建筑中，门坊起到突出空间层次、构成强烈的景观效果的作用。历史上，在巨济桥一侧曾有高耸的梁氏宋朝进士牌楼，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被拆毁。

　　●广场

　　广场是村落重要的文化景观要素，从四个古村的特点看，广场文化景观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１）依附于寺庙宗祠的广场，主要是用来满足宗教祭祀及其庆典活动的需要，是一种纪念性的广场，其功能只能在庙会或祭祖的时候才体现出来，而祠堂、家庙常是“一家一族”，广场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大旗头村地势平坦，在郑氏宗祠、建威第前和裕礼郑公祠、振威将军家庙前面积大，且铺有错落有致的麻石广场，惠清钟公祠前有的小广场；逢简村的觉妙净院由于位于村中，虽然经过重新扩建，广场仍较为封闭，南社村的关帝庙位于村边，前面的广场比较开阔；逢简村和南社村的宗祠多临水而建，土地狭窄，祠堂前很少有广场，逢简村的刘氏大宗祠由于处于河涌的转弯处，才建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麻石广场。南社村由于地势的起伏，在村内的祠堂也少有广场。至于大鹏所城，由于军事防御需要，街道弯曲狭窄，故无论祠堂还是寺庙前都鲜有广场。（２）广场在村中是用来公共活动的场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兴旺，在珠三角一些富庶的村里出现以商品交换为集市广场。如：逢简村的谷埠街、巨济桥、明远桥的桥头广场。（３）在珠三角村落大榕树常被称为“风水树”（根深叶茂、树冠硕大，为生命吉祥的象征。），像大旗头村东口的大榕树与文塔、水塘和晒坪构成“文房四宝”的风水意象，南社村中心更有被神化了的谢家风水宝树，该树为谢家八世祖倡议，始种于明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年），成为南社村船形象形意象的风帆，经历过五次特大狂风，据载有：清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康熙十二年（１６９３年）、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传说飓风曾将古榕中腰折断，几乎濒临枯萎，光绪二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谢遇奇雇人培植，枯木逢春。村落常以古榕为中心围合而成广场。有的位于村口，有的位于村中。如：大旗头、逢简村和南社村的村口广场，南社村长形水塘以榕树为中心的广场。

　　　　●水塘

　　从自然景观看，在村落中如果有一方池塘，多少会使人心旷神怡。从文化景观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财富的象征。《水龙经》说：“水积如山脉之住，……水环流则气脉凝聚，……后有河兜，荣华之宅；前逢池沼，富贵之象。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所以，许多没有水的村落要引水入村，有的甚至在村落的宗祠等地开挖水塘，以“荫地脉，养真气”或聚财、兴文运。对比四个古村，大鹏所城以军事防御为主，对水脉的利用更注重军事用途，故在古城四周凿河涌以环城。其他三个村落更注重水塘所形成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意象。从水塘在村中的位置看，一是水塘位于村落的中心，周围有宗祠、家庙、私塾等建筑物环列于四周。如南社村的中心长形水塘，与两侧的祠堂、家庙和民居建筑形成合掌式布局。二是水塘位于村边，一部分为周边的建筑物包围，另一部分则融于大自然之中，这样的水塘既具有一定的向心感，更是人工到自然的过渡带。如南社村口水塘和大旗头村的水塘，大旗头村古建筑群周围现有四个水塘，西向的两个水塘面向田野远山，起到一种景观的过渡功能，东向的两个水塘则具有向心性，形成村落的主中心和次中心。郑氏宗祠前的半月形池塘形态规整，沿岸以麻石板铺成的路面平整，并沿塘岸微微弯曲，极富景观效果。

　　●井台

　　水资源的获取在村落的日常生活里十分重要，这样，井是村落景观构成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井多位于街巷的转角处和交汇处，为了便于汲水和洗涤衣物，在井周围常用石条砌成井台，形成一个井台空间，起到丰富村落景观变化的作用。村落街巷的空间多十分封闭狭窄，井台空间穿插其中，便打破了街巷的单调而变得富有节奏感。一些井的建筑外形不同，有些井台还有传说故事。所以，井台是村落重要的文化景观要素。大旗头村紧邻乐平涌，逢简村又是水网如织，村里可以较方便地获取地表水资源，而南社村和大鹏所城却相对不便，这样南社村和大鹏所城的水井比另外两个村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南社村，几乎家家有水井，水井多由红色砂岩砌成，在起伏弯曲狭窄的街巷中，富有景观效应。如：大旗头村振威第前的古井、逢简村的八角古井、南社村的柳树下巷井、大鹏所城的红花老井等。

　　●屋顶

　　屋顶在村落的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民居建筑中艺术上处理最明显的地方，是村落文化景观要素的重要组成因素。在珠江三角洲，由于村落建筑是村民自建，受约束很少，各种民居建筑或出于使用要求不同，或受到地形起伏影响，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自由灵活，平面的凹凸曲折变化，反应在屋顶形式上往往是纵横交错、高低错落，在建筑单体和建筑群体组合上充满的千变万化。大旗头村东向地势平坦，古建筑群是统一规划而建，以三间两廊为主，屋面组合多呈平行状和垂直状，组合方式十分整齐，但相对单调。由于民居建筑两侧高起的镬耳山墙，增强了屋顶组合的变化。但北向地势起伏，民居建筑多由村民依地势而建，屋顶的组合方式多样，富有变化性。大鹏所城除主街道外，其他街巷狭窄弯曲，民居屋顶的组合多样。屋顶最具特色的是南社村，起伏的地势和弯曲的街巷，加之中心水塘的映衬，使南社村的屋顶组合极富景观效应。

　　●山墙

　　山墙又称封火墙、马头墙，是硬山式屋顶的一个组成部分，广东地区的山墙比起北方地区的山墙要更高，更突出，更富有装饰色彩和变化，是最能反映村落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其直接作用为防火的需要，但在景观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极大地丰富了村落的立体轮廓线（即天际线）变化；（２）具有强烈的韵律节奏感，若在群体组合中重复出现，更增强其效果；（３）具有引入注目的动势感。封火墙带有浓郁的地域和乡土特色，在广东有“金、木、水、火、土”五式（见图６－２３）。根据形状划分，在珠江三角洲主要有形式三种。小型民居用人字山墙（火式）；大型民居用镬耳山墙（金式）；有的大型民居或祠堂常用方耳山墙（水式、土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镬耳山墙。以上四个古村落的封火墙形式多样。大旗头村主要是镬耳山墙和人字山墙，古建筑群的镬耳山墙的组合极具韵律感，是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南社村的山墙形式多，几乎拥有““金、木、水、火、土”五式山墙，“金式”较少，以“水式、火式”为多，似是建筑形式对水塘众多的地理环境的感应。由于南社大族谢氏为南京乌衣巷之后裔，自山墙、屋脊的两端多向上成斜面挑出飞檐，并有陶塑等艺术装饰，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大鹏所城的山墙以人字型为主，间有方耳形，作为军粮库的特殊建筑，其山墙为窑洞型。逢简村与南社村相似，“金式”较少，以“火式”为多，是建筑对水乡自然环境的感知，而其山墙及屋脊的飞檐都有江南民居的风格。

　　②建筑装饰艺术

　　●木雕

　　广东木雕分为广州和潮州两类，广州木雕多为珠江三角洲民居建筑所采用。木雕以建筑装饰装修为主体，工艺分为浮雕、立体雕、通雕（又称通花立体雕）三种，以通雕艺术性最高。其材料以黄桐、樟柴、楠木为主。木雕在建筑上主要用于室内厅堂梁架和廊下梁架，以及神龛、屏门。格扇、屏风、挂落和门罩等部分。大旗头村、鹏城村、南社村和逢简村的木雕艺术主要体现在梁架结构、封檐板等建筑构件上，此外，还有一些民居中的神龛、屏风等，表现的主题主要是戏曲故事、岭南佳果、耕读传家、祈福纳祥、富贵吉祥。

　　大旗头村的郑氏宗祠头门前檐梁架，振威将军家庙前和厅堂的檐梁架、垂花和封檐板，建威第头门前檐梁架、封檐板，以及裕礼郑公祠侧廊博古梁架、封檐板的木雕精美，保存完整，均以浮雕为主。浮雕的戏曲内容多是《说唐》、《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与军事题材有关的传统戏曲故事以及“二十四孝”的内容，与郑绍忠的身份比较契合，振威将军家庙前檐斗拱的水束部分为龙文透雕，与家庙内部心间的“一品当朝”彩绘题材相呼应。

　　大鹏所城的赖恩觉振威将军第、刘起龙振威将军第、赖绍贤将军第以及一些民居建筑的木雕保存完好。其中，赖恩觉振威将军第木雕最为精美，其的梁架、封檐板、神龛等建筑构件都是金漆木雕，系以樟木雕刻，旋即髹漆贴金，金壁辉煌，综合了浮雕、立体雕和透雕等工艺，工精秀美，表现的主题多是琴棋书画、耕读传家、八仙法器、花果宝瓶、吉祥动物等内容。

　　南社村的谢遇奇家庙、谢氏大宗祠、简斋公祠、晚节公祠、关帝庙以及一些民居建筑保存的木雕完整，工艺精美。其中，谢遇奇家庙是金木雕刻，有浮雕、通雕等多种工艺，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关帝庙的梁架木雕技艺精湛，内容为戏曲故事。简斋公祠的侧廊封檐板最有特色，融入的西方的物件，一侧为钟表，另一侧为铜钱，反映出南社村人早就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

　　逢简村的木雕主要保存在刘氏大宗祠、宋参政李公祠、以及一些民居建筑中。

　　 ●石雕

　　石雕在广东民居建筑上应用较普遍，它既有承重、防雨和防潮的作用，又点缀了建筑景观。大旗头村、逢简村和大鹏所城的石雕以花岗岩石材为主，而南社村则以红砂岩为主。主要用在石柱及其柱础、门口的抱鼓石、头门梁头的石狮、门框和门槛、墙群、地漏、栏杆、桥梁柱头和桥栏、台阶和墀头等处。

　　●砖雕

　　砖雕一般用于墀头、墙身、墙楣等部位，在民居和庭院中常用于通花漏窗和神龛，原料是选用高品质的青砖，墀头的主题多是梅、菊、牡丹、喜鹊、宝瓶、如意、花果（杨桃、荔枝、桃子等）等内容。大旗头村祠堂加之的墀头部位使用砖雕，振威将军家庙的墀头保存较完整。在大旗头民居院落中常见的“天官赐福”神龛，多为砖雕作品，其中位于长兴里１６号民居中的保存最完好。在逢简村的一些民居和祠堂的墀头、门匾、通花漏窗用砖雕制作。东莞南社村、大鹏所城距海近，因海风中带有酸性，砖质易受侵蚀，除在一些砖雕漏窗外，在建筑中采用砖雕工艺较少。

　　●灰塑

　　灰塑是珠江三角洲主要的民居建筑装饰工艺，它先用石灰或贝灰为主的材料做成灰羔，再加上色彩，进行描绘或塑造形成的一种建筑装饰方法。灰塑分为彩描和灰批两大类。彩描是灰塑的一种平面表现形式，着重于色彩的“描”、“画”。灰批是指有凹凸立体感的灰塑做法。灰批又分为圆雕式和浮雕式两种，前者用于屋脊上，后者用途很广，不论门楣、窗棂、山墙墙头、墙面、屋檐瓦脊等部位都能使用。

　　大旗头村尚可见到部分灰塑和大量残迹。在山墙部分及墀头部位元仍保留有部分比较完整的灰塑，多以装饰性的卷草纹样为主。在尚书第北墙上的排水口是灰塑鳌鱼，屋顶有灰塑的葫芦。在文塔第一层四个方向的墙面上，有工艺精美的灰塑，其保存完整，上面是重迭的花瓣造型，下面的内容是石榴、牡丹、松竹梅、喜鹊和仙鹤等。建威第屋顶的灰塑左右对称，保存完好，两侧为几何造型，中间灰塑的内容为金鱼（３条）——仙桃——松和仙鹤或凤凰和牡丹——仙桃——鲤鱼（３条）。各民居入口处门上头灰塑较多，题材十分丰富，但现多为残存痕迹。西向有的民居的窗棂的灰塑造型明显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从奉政大夫家庙入口门上被破坏的灰塑残留可以判断其当初做工之精美。

　　大鹏所城现存的灰塑已经很少，在赖恩爵振威将军第的墀头处保存有一些灰塑。南社村的祠堂、寺庙和一些民居等建筑的屋顶、墀头、山墙、门楣和大门入口上方等处有十分丰富的灰塑，灰塑与以红砂岩为建筑石材的建筑有时候相得益彰，构成颜色协调的文化景观。其中，技艺最精美的要数谢遇奇家庙屋顶的灰塑。左右两侧屋顶分别有戏曲人物、骑麒麟的神仙人物造型作为标志，然后沿屋顶两边的山墙的墙头塑有乌龟、狮子、梅花鹿、老鼠、蟾蜍和巨蜥等动物，以及冬瓜、杨桃、桃子、葫芦和牡丹等花果植物。此外，南社村关帝庙的灰塑神仙造型也栩栩如生。逢简村的祠堂和一些民居的屋顶、墙上、窗棂和门楣等处都保留有灰塑。其中，雍和书院的窗棂及其上面的灰塑在造型上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与大旗头村的西向民居相似。刘氏大宗祠屋顶的灰塑最为精美，山墙和屋脊有龙纹灰塑，左右厢房屋顶的灰塑造型富于变化。

　　●陶塑

　　陶塑是先用陶土塑成所需外形进行烧制，成为构件，然后用糯米红糖水作为粘结材料，把构件按照所定部位进行粘接安装而成。它分为素色烧制和挂釉烧制（釉陶）。陶塑多用于大型宅第厅堂或祠堂的屋脊部分，此外，也有用陶件做成栏杆、围墙和漏窗的。大旗头村保存下来的陶塑很少，据村里老人回忆，尚书第和建威第屋脊原有工艺十分精湛的釉陶，与佛山祖庙的陶塑屋脊很相似。大鹏所城和逢简村的陶塑很少，逢简村刘氏大宗祠内有陶制漏窗，鹏城村东山寺屋顶的陶塑也是近几年才修建的。南社村以谢遇奇家庙屋脊的陶塑最为精美，保存较完好，有各种戏曲人物、花卉、水果、蛟龙等造型。其他祠堂屋脊的陶塑大多是近些年重修或修缮祠堂而建造的。

　　●彩绘

　　画栋雕梁，沥粉彩绘是传统建筑及其装饰美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珠江三角洲的彩绘大多是在民居内外立面下的墙楣，成为屋面与墙面过渡的部分。大旗头村祠堂、民居内外的彩绘比较多，但大部分都是近年重新绘的，只有振威将军家庙头门内的彩绘保存最为完整，绘画以人物为主。人物线条洗练，形象丰满生动，画面构图与用色均有独到之处，内容为梅兰竹菊、喜鹊登枝、田园牧歌、童子读书等，其中加官晋爵、一品当朝与郑绍忠地位相符合。大鹏所城的振威将军第、赖英扬将军弟、赖绍贤将军第以及其他一些民居都保留有彩绘。南社村的很多祠堂、民居建筑都有彩绘，但保存较好的仅是在资政弟、简斋公祠以及一部分的民居建筑中。从逢简村保存较好的彩绘已相当少，但从一些祠堂和民居建筑留有图画的痕迹看，原来的彩绘也是很丰富的。

　　●匾额

　　匾额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景观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其写景状物、叙事会景、言衷抒怀、写意遣情，无不意寓深邃而音逸弦外。至明清时期，广府地区随着经济繁荣，城镇村落的发展，匾额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丰富。在古村落的建筑中，也大量使用匾额，多置于宅门或厅堂，其主要内容可分为：明身份、示缘由、表颂词、咏喜庆、述仰慕、警世人、祈吉祥、昭襟怀、寓抱负等。

　　四个村落的匾额主要集中在祠堂、寺庙建筑，多数位于宅门，主要是表明身份和建筑用途。如大旗头村的建威第、尚书弟、郑氏宗祠、裕礼郑公祠、振威将军家庙、裕仁郑公祠、奉政大夫家庙、慧清钟公祠、大道钟公祠、郑大夫家庙（梁士诒题）等；大鹏所城的振威将军弟、将军弟、侯王古庙、天后宫等；南社村现存的祠堂多，保留的匾额也多，主要有谢氏大宗祠、谢遇奇家庙、社田公祠、简斋公祠等，也有一些民居宅门的匾额。逢简村主要有宋参政李公祠、刘氏大宗祠、盘根学校、雍和书院等。位于厅堂的匾额以南社村为多，主要是表示追思先祖、长寿吉祥，也有标榜功名、表达颂词的牌匾，如祠堂里的“崇恩堂、仁寿堂、仁至义尽”等，大鹏所城的赖恩觉将军弟内也有“三代五将、忠义传家、颖川堂”匾额。

　　●楹联

　　楹联是书写、悬挂、镌刻在楹柱上和门户两侧的对联。它是中国传统村落建筑的重要文化景观要素，体现中国文化与建筑形式巧妙结合，悬挂、粘贴于门户、屏壁和楹柱间，踵事增华，风采盎然。广府地区古村落楹联的主要内容包括缘由、状景、抒情、警世和咏志等。

　　大旗头村的楹联主要内容是以郑绍忠为主题的，反映出郑绍忠在大旗头村发展过程中的绝对重要地位，以歌咏郑绍忠功绩为主（见表６－４、５、６）。

　　表６－４   大旗头村主要楹联（略）

　　大鹏所城的楹联也主要是以赖恩觉振威将军弟为主，内容是反映赖恩觉的事迹，主要楹联如下表。

　　表６－５  赖恩爵振威将军第对联（略）

　　在四个村落中，南社村的楹联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内容并非以某个人物为主体，而更多以反映不同房支家族发展为主题，折射出南社村强烈的宗族意象和文化气息。据统计，现在南社村共有楹联近５０余幅，

　　表６－６   东莞南社村的主要楹联（略）

　　（２）非物质文化景观要素

　　非物质文化景观包括婚姻、生育、丧葬等人生礼仪、民俗节庆等岁时民俗，以及民间语言、民间传说、歌谣等内容。上述四个古村落都位于广府文化范围内，总的看来，非物质文化景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其自然发生背景、社会发生背景的差异，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冬至节在广府很多地区都要过的，但据我们调查在大旗头村不过冬至节，二月份也没有过“社日”。大旗头和逢简村三月份没有过“天后诞”，在南社村、鹏城村的“天后诞”比较隆重。而鹏城村位于东江流域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交汇区域，又位于沿海地带，村民多数是大鹏所城从其他地方迁居移民的后裔，来自天南地北的官兵及其家属汇集一处，长期交流形成了“军语”（军营专用言话），至今仍保留下来。在结婚时的对歌受到客家民系的影响。在村民的饮食等生活习惯中又受到海洋自然环境的影响。

　　（３）总结

　　通过前面对比四个广府地区的古村落，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它们自然发生背景、社会发生背景的差异，形成各自的文化景观要素系统，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空间意象，从不同角度看，各自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不同。在探讨这些村落文化价值时，要把握古村落的文化景观特征，才能进行有效的识别，突出村落文化景观特色，弥补不足，进而为古村落的修缮、文化恢复和保护，以及旅游开发提供指导。

　　● 鹏城村——广东沿海卫所建筑的典范　　

　　● 南社村——广府村落祠堂、民居博物馆　　

　　● 逢简村——珠江三角洲水乡村落的典型

　　●大旗头——广府传统村落民居建筑典范

　　大旗头村的不足之处在于：

　　（１）在村落传统空间结构中，缺少宗教空间。

　　（２）文化景观特征整齐划一，但缺乏灵活变化，民居建筑形式单调，保留下来的建筑装饰艺术价值不高。

　　（３）核心文化景观地域范围小，过于集中，对开发带来影响。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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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五·顺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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