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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旗头村史
一、地理与历史沿革
(一)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大旗头村大部分的土地属冲积平原,海拔在3—10米,土地肥沃。境内零星分布着一些丘陵,海拨在20至50米之间,如老虎岗的最高海拨为40.2米。
乐平镇主要属于近期坳陷的平原地带,位于珠江三角洲边缘,为西江、北江漫滩及一级阶地组成平原,主要由松软、松散、特种岩类组成。地下水位在负20—40米之间。
2.气候条件
(1)总况。乐平镇的大旗头村属南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光热充沛,全年适合农作物生长。年总日照1934.4小时,年平均气温为21.5℃;7月份气温最高,平均为28.8℃;1月份气温最低,平均为12.4℃,无霜期长达354天。年平均降水量为1687.8毫米,雨季在4—9月间。夏季受台风和低气压槽影响有暴雨和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降水过程。
(2)物候。一年分为四季,每个季节的气候情况有明显的差异。
春季(2—4月): 气温逐月回升,冷暖气流交替频繁,有结冰、霜冻和冰雹出现,偶有“倒春寒”天气出现。 2至3月低温阴雨天气多,平均每年有20天。
夏季(5—7月):气温上升,天气炎热,至 7月份最高,月平均气温28.8℃。1968年 7月22—29日,持续8天,最高气温在35℃以上。夏季雨量集中,占全年雨量的46%,引起江水暴涨,时有洪涝成灾。1957—1988年共出现暴雨201次,其中夏季98次,占49%。1979年5月27—28日24小时最大降雨量208.9毫米。
秋季(8—10月): 气温偏高,8月平均气温28.5℃, 9月下旬北方冷空气开始入侵,有时并出现寒露风,天气转凉,8、9月份仍有台风,至10月底基本结束。降雨量占全年的28%,仅次于夏季,若影响县境的台风减少,则会出现秋旱。
冬季(11月至翌年1月): 小雪过后,气温下降,1月份气温最低。主要风向为北风和西北偏北、东北偏北。冬季雨量少,仅占全年的6%。因冷空气影响,时而会出现霜冻,12月平均有霜日为0.7天,l月份平均有霜日为1.3天。1967年12月29日和1975年12月14日曾降雪。
(2)日照。境内属低纬度短日照地区,昼夜长短的季节差异不大,“夏至”昼长约13小时,“冬至”昼长约10小时,日照相当丰富,年平均日照总时数达1934.4小时。最多年(1963年)有 2498.7小时,最少年(1973年)也有 1444.6小时。1956—1988年 33年间,日照少于1700小时的仅出现过5年。 秋天是一年中日照最多的季节,占全年日照时数的32.8%。春天多阴雨,是一年中日照最少的季节,仅占一年日照时数的 12 5%。
全年多数月份日照均在130小时以上,其中7月份最多,达242小时;最少是3月份仅70.4小时。
(3)气温。年平均气温21.5℃,年际变化不大,约在1℃范围内。1年中有7个月(4—10月)的平均气温高于21℃,最热月(7—8月)的月平均达28℃以上,极端最高气温为1980年7月10日的38.5℃,最冷月(1月)的月平均气温亦有12.4℃,极端最低气温为1957年2月11日的-0.7℃。
(4)降雨量。1957-1988年平均年降雨日数为157.4天,最多年雨日为1975年196天,最少年降雨日为1963年的128天。雨量多的4至9月,相对雨日也多。最长连续降雨日为29天(1985年2月5日至3月5日)。一年中最长连续降雨日,多出现在春夏季节。最长连续无降雨日为69天(1958年10月15日至12月22日)。
乐平镇的前汛期在4月至6月,降雨量在744.4毫米,后汛期在7月至9月,降雨量在581.1毫米(1957—1979年平均数)。
(5) 湿度。年最大相对湿度100%,最小相对湿度10%(1973年12月27日);年平均相对湿度80%,最高月平均相对湿度86%(6月份),最低月平均相对湿度72%(12月份)。
(6)风。境内季风气候明显,风向随季节而变化。冬半年以偏北风为主,夏半年以东南风为主。全年平均风速不大,只有2.6米/秒(相当2级左右)。冬春季节风速稍大,夏秋季节风速稍小。一年四季均有可能有出现突发性大风。1957—1988年32年间,共出现8级或以上大风109次,包括台风袭击,寒潮南下,强对流天气带来的雷雨大风等。一年中5至9月出现大风的机率最多,占82.6%,11月至翌年4月较少。
3.水文
乐平镇镇域内部主要河流为北江、芦苞涌、西南涌和乐平涌。芦苞涌为北江支流,芦苞涌和西南涌在乐平镇的东南边汇集。乐平涌在乐平镇的东南边汇入西南涌。芦苞涌、西南涌及乐平涌均为排洪灌溉所用,流量均不大。
北江为珠江支流,在广东省北部,发源于大庚岭东南部江西省信丰县石碣大茅山,往下游开始称浈水。另一支流武水西出湖南省临武县西。浈、武二水在韶关汇合后称北江,经清远市飞来峡,向南流经境内大塘、芦苞、南边、青岐各镇及河口开发区,至思贤滘与西江相通,到河口圩转向东流,至西南镇后流入南海区境内。
北江河全长468公里,流域面积 4671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面积 10.3%。多年平均通流量 490亿立方米。流经三水区境内长 48.4公里。汛期河面平均宽度为 700—1200米,三水站最大年流量为 1320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为332立方米/秒。
北江除提供航行之方便外,还对三水区内的大塘、芦苞、南边、青歧、西南各镇及河口开发区的农田起排灌作用。
芦苞涌起于芦苞镇东海口,至南海官窑与西南涌汇合,为古代北江通往广州的重要航道。当时河面很宽,有东海之称。明代始,涌内逐渐淤塞,枯水期难以行船。全长 33.4公里,流经三水区芦苞、范湖、乐平三镇。1921年为北江分洪和控制北江流往广州的洪水流量,有利于沿涌两岸农田排涝,在东海口兴建芦苞水闸,1923年竣工。1957年进行一次彻底的复修,1983年11月起进行全面加固。1984年10月在旧闸前面再建新水闸1座。此涌现已无航行之利,但对农田仍起到排灌作用。
西南涌是北江在三水区的第二支流,起于西南镇,到南海官窑与芦苞涌汇合,经广州市郊老鸦岗流入珠江。全长 46.4公里,流经三水区长度 22.5公里。明、清以来,因芦苞涌淤塞,成为北江往广州重要航道。1956年涌口兴建西南水闸,其作用与芦苞水闸相同,其现状亦与芦苞涌无异。2004年拆除了原西南水闸,2005年在原址修建新水闸。
乐平涌位于芦苞涌、西南涌之间,流经大旗头村,起到沟通芦苞、西南两个河涌的作用。原来河道较深,可以通航,广州船只从西南涌,经乐平涌到芦苞涌,可沿北江北上。所以,乐平涌原来在三水河网运输中地位很重要。
4.土壤
境内的自然土壤类型以典型赤红壤亚类分布最广,所属的土属有:小山岗的土壤类型为砂砾岩赤红壤,乐平镇的念仁、小径、夏洞以泥叶岩赤红壤为主。这两种土壤在高温多湿气候影响下,土体有明显的富铝化特征,土壤pH在5~6之间,土层一般比较深厚。河流两岸以潮沙泥土为主,这类土壤的剖面层次砂粘相间,呈酸性,有机质含量较高,但分解慢。
境内水稻土的类型主要有:平原、围田、垌田的水稻土以宽谷冲积土田(垌黄泥田)为主,丘陵地区的水稻土以砂叶岩红泥田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炭质黑泥田、洪积黄红泥、 三角洲沉积泥田、泥内田、白蟮泥田、冷底田、油格田、烂碰田等。
5.植被
境内原生植被基本破坏,主要为人工次生林,种类单调。在丘陵区分布着大量的桉树。在庭院、路边、河涌两岸零星分布着木棉、榕、樟、荷木、乌柏、苦楝、格木、马尾松、红楝子、垂柳、仁面子、无花果、黄牙果、山肺、鸭脚木、形竹、篱竹、篙竹等植被。
6.自然灾害
大旗头村由于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大的自然灾害较少,但受地形、气候的影响偶尔会发生下列的自然灾害:
(1)洪涝灾害。大旗头村地处珠江流域,地势低洼,北江流入境内后,河床坡度减少,流速变慢,常产生滞流现象。每遇下游潮涨,使水位增高,致堤围经常被洪水冲决,同时围内降雨,围外水涨,导致围内积水排泄不及,农作物常遭大规模淹浸。
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几次水灾,大旗头村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民国四年(1915年)夏的大水灾(即乙卯年大水,见图1-2),大旗头村属洪水泛滥区,受灾较严重,农业受损。据村中郑衍谦老人回忆,当时整个村庄被淹,但大水退却,整个建筑群屹立依旧,而且建筑物很快被风乾,丝毫未损。
(2)低温灾害。低温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第一是春播时期的烂秧天气。春播期间,由于受北方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有时会出现连续低温阴雨天气,造成烂秧、死秧;第二是寒露风引起的降温。每年从“寒露”节气前后开始,因冷空气影响,日平均气温降至23℃以下,且连续 3天或以上,影响晚稻抽穗扬花,称“寒露风”。“寒露风”分两种,一是北方冷空气南下造成的低温乾燥天气,称“乾冷型寒露风”;二是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造成的低温阴雨天气,称“湿冷型寒露风”。
(3)风灾。台风是三水区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也是大旗头村的主要灾害天气之一。自1957—1988年,台风侵袭三水区共86次(其中造成较严重灾害的有8次),平均每年2.8次,多的年份达7次,少的年份只有1次。5—10月为台风季节,占全年总数82.6%以上。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是7月和10月份的台风,分别使早稻出芽及危害晚稻抽穗扬花、结稻。台风发生时,大旗头村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7.矿产资源
乐平镇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主要为非金属矿,包括盐矿、耐火粘土、砖瓦粘土及温泉。盐矿分布在距乐平隔坑15公里,南边东北约1公里处。乐平盐矿经试采(盐卤采矿)样品分析,矿质良好,稍经净化即可精制食盐和制造纯碱、烧碱。大旗头的砖瓦粘土较多,曾建有多家砖厂。
(二) 历史沿革
1.村名由来
大旗头村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镇东北28公里,乐平镇北偏西2公里处。据村中钟姓长者讲,明朝初年,钟姓始祖福安公自南海南浦村迁居而来。明嘉靖5年左右,郑姓开基祖康泰公(三水县蚺蛇郑氏十世祖)由蚺蛇村迁居于此。对于来此定居谁早的问题,有三种说法:一说钟姓先祖最早放鸭为生,择水而居,他赶鸭至此以后,见该地水草丰美,河汊纵横十分有利于鸭群放养,于是,便择地修屋定居下来,是大旗头最早定居者。这一说法的论据就是现在钟姓村民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村中地势较高的北面。按一般的推理而言,居于村中地势最高位置的应该是最早来此定居的人,因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村落极易遭受水涝洪灾;一说是郑氏康泰公与钟氏先祖一起以放鸭为生,二人放鸭至此地后,觉得此地河汊广布,水域水草丰美,利于放鸭,于是二人就决定定居于此;第三种说法是,康泰公最早来此定居。对于康泰公为何移居此地,按现在村里老人的说法是:由于当时蚺蛇村太小,而村中人口太多,同时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之时,村里原有的土地根本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于是,蚺蛇郑姓十世祖曹隆公(名倚云)、康泰公(名大良)堂兄弟两人,其中曹隆公与蚺蛇村人植禾峰迁至清新县定居,该地取二人名字,而得名“禾云”镇,故倚云公为清远禾云镇郑氏之始祖。而康泰公则迁至三水大桥头村,为该村之始祖。康泰公来该村后,筚路蓝缕,勤劳苦作,终于子孙繁盛,村落大成。明代正是珠江三角洲大开垦时期,也是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在明代广东省共新设置22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有顺德、三水、新安(宝安)、新宁(台山)、高明、开平、恩平等县。可见,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钟、郑始祖迁居于此,拓荒耕田,从此掀开大旗头村的发展史。因此,无论谁最早来此,钟姓、郑姓共同开村辟地,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原来,由于村落旁侧河涌建有大桥,即称此村为大桥头,至清代光绪年后,该村郑姓第六代世孙郑绍忠(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加尚书衔)死后,葬于村西南向的老虎岗,由村里远眺,绍忠墓如大旗飘展,于是后人改此村名为大旗头,该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2.行政归属
历史上的大桥头村,原属南海县禄步堡所辖,明初经钟氏、郑氏先祖迁居开发,筚路蓝缕,终成村落。该村的地域范围从唐太宗元年(西元627年)至明世宗嘉靖五年(西元1526年)的899年间,始终属南海县禄步堡江边圩。明嘉靖五年(1526年)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兼巡抚广东姚馍,巡按广东监察御史余相,左布政使梁材,按察使周宣4人会议决定分割南海、高要两县部分地区设立新县,是年5月,世宗嘉靖帝恩批设立三水县(据清嘉庆二十四年《三水县志》),大桥头便隶属三水县三江都禄步堡江边圩管辖。一直延续至明朝衰亡,清朝兴起。
有清以降,自顺治至康熙、乾隆年间,大桥头村在行政隶属上仍属三江都禄步堡江边圩管辖。清道光三年(1823年)三水县改都为坊,划分15坊,大桥头行政归属三江坊。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水改坊制为5区制(设5个区,55个局,31个圩),大桥头行政隶属东区保平局范湖圩。期间,在郑绍忠身故以后,根据其墓葬特点,改大桥头村为大旗头村,行政建制归属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
民国十年(1921年)废局改乡,设5区37乡3镇,大旗头隶属东区乐平乡管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国实行基层保甲编制,大旗头列入保甲编制,仍然属于乐平乡管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水县改原来的东、西、南、北、中五区为一、二、三、四区,大旗头村改属三区乐平乡。民国三十 年(1941年)三水成战地县,一、三、四区沦陷,乐平镇也沦陷为日军占领区,其中民国三十 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军扶植的汪伪政权在西南镇设立“三水县政府”。下辖三个区,大旗头实属第四区属地。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将县制分为4区24 个乡镇,此建制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3月15 日,三水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5 个区(称区人民政府)22 个乡1镇,大旗头行政隶属东区乐平乡,同年10月改设4 个区(称区公所)22乡1镇,大旗头村改属三区乐平乡。1953年10 月,改设6个区,68 个乡2个镇,大旗头隶属三区范湖乡。1955年三区更名为乐平区,原来的建制结构不变。1957 年撤区并乡,设20 乡1镇,大旗头隶属乐平乡。1958 年乐平乡更名为跃进人民公社,大旗头属跃进人民公社管理。1961年公社名称更为乐平人民公社,大旗头仍然属于乐平人民公社管辖。
1984年恢复区乡建制,三水全县共设11个区,4个镇,83 个乡,大旗头隶属乐平区乐平乡管辖。1987年全县撤区建镇,全县共设11个镇,大旗头村属乐平镇。1993年国务院批准三水撤县改市,原三水县的行政区划为三水市的行政区域。
2002年,三水市撤市,并入佛山市,三水由市改为区,大旗头村归属三水区乐平镇新旗村委会管辖,2004年,佛山市全面取消农业户口,大旗头村仍由新旗村委会管理。
表1-1 大旗头村区域历史沿革表(略)
3.村落变迁
大旗头村的村落变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钟、郑开村祖迁入大桥头定居创业—清同治2年,郑金投降清廷)属于大旗头村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村落人口不多,最多时也不过40余户左右,村落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郑姓主要分布于村西南区域,钟姓分布于村北区域。两姓之间独立,但在村落事务上协同一体,如抗御盗匪,解决两姓争端等。根据郑绍忠后人郑询侯(现定居于澳大利亚)回忆:在现今村落东向和北向之间,早年曾建筑有帝王古庙,里面供奉洪圣大王,该庙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村里郑、钟二姓解决争端的协商之地。两姓人口数量也大致持平。
第二阶段(同治2年后—民国末年1949年)此一时期,大旗头郑氏后人郑绍忠对全村进行全方位改建重修。相传郑绍忠因守孝回乡,开始准备重修私宅,但他的最初动议并没有获得郑氏宗族长房裕仁(康泰公之长子)一支的积极配合,本来郑绍忠准备对全村郑氏家族所在的区域进行整体改建,由于长房支系(裕仁分支)的抵制,最终他的这一构想没有实现,他只好把修造的重点区域集中到他自己这一支(三房裕礼分支,康泰公之三子)所在的东向区域。由于当时他已经是广东水师提督,位居一品,乡望甚众。因此,在重修过程中,郑绍忠还是有意突出了三房支的地位和权势。整个建筑群布局以郑氏宗祠为中心,并将自己的尚书第建在宗祠旁边,一方面为了凸现其地位的显要,另一方面也彰显郑绍忠的孝道,以示永伴祖先身边。郑绍忠还在建筑的朝向和层次上特意和村落中的其他郑姓分支及钟姓村民的聚落做了区分(见图1-1、图1-6)。从图可以看出,村中其他部分的民居朝向都是东北-西南向、西北-东南向的,而郑绍忠集中修建的建筑群朝向均为正东西向的,民宅朝东,取“紫气东来”之意。又聘请专业设计人员(风水师)勘查设计,建筑朝向为正东向、走向为正南北,似军营排兵布阵一样,形成整齐的村落布局。同时,结合全村的空间方位,突出郑绍忠的从军功绩,凸现其战场杀敌的将军形象,村中建筑群落以御敌防卫为根本思想,加强对核心部分——郑绍忠及其直系子孙居所的防卫,全村既体现军营规制的形式美,又体现出村落防卫的实用功能。此一时期是大旗头村发展的最迅速时期,同时也是村落整体形态、结构、功能最为完善的一个时期。郑绍忠以后,村中郑钟二姓族人对该村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建设,最终形成一个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的宏伟村落。
第三阶段(建国以后—1980年前后)建国以后,大旗头的郑绍忠房支家族被当作反动地主阶级看待,现在的古建筑群落被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评《红》六组称为地主庄园,是广东的“宁国府”和“荣国府”,并写了《三水县大旗头村郑金地主庄园调查》。随着土改——破四旧——“三反五反”——“打倒孔家帮”——“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大旗头村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家庙、宗祠、府第、文塔等遭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围绕郑绍忠及其宗亲而兴建的各种纪念性建筑不是被严重损毁,就是改做它用,建威第曾经被用作大旗头小学的教室和活动室,因而出现多处加建、改建以及其他较为严重的损毁和破坏——墙体多处油漆粉刷加建门窗、隔墙,堵塞原门窗,室内原有的匾额楹联全部失散,家俱丢失殆尽。振威第被改为牛棚。尚书第的情况也几乎一样,曾被用作仓库、食堂,现在的尚书第仅有头进尚存,东立面保存比较完好,但厅堂内部构架已经不复原貌,原来的抬梁式架构已经被替换为简单的棚屋结构,厅堂内的阁楼已全部不存。其他如郑氏宗祠、振威将军家庙等的精美木雕、石雕、砖雕、屋脊的陶塑都有不同程度损毁。原有的郑绍忠画像、家族收藏的古董等全部被毁。这些对深入研究郑绍忠及其家族发展历史和大旗头村的近代史及其历史文化价值造成巨大影响。
第四阶段(1980年—2005年)这一阶段的村落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
(1)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深入发展,经过20 年左右的发展,大旗头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得到大力改善,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村里的中青年一代,不再喜欢居于这种比较阴暗潮湿的古民居中,因为当年的民居为了防盗防贼的防卫要求,房屋的视窗都很小,屋内明显采光不足,而且又显潮湿,这样的古民居对那些追求现代生活和物质享受的现代人来说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这样,那些有钱又想提升生活品质的村民纷纷移居村外建房盖楼,留在村中生活的就是那些目前还没有能力移居外面的人和那些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对村落本身和历史有着深重怀念的老人。另外,还有一些被出租给外来种田的打工者。由于村中人口的急剧减少,很多传统民居便处于一种无人看管的境地,时间延久,自然破落荒废。2004年,古建筑群内的居民几乎全部迁出。
(2)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国家加强对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挖掘和保护,以历史辩证法的视野审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以来,大旗头的古民居群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大旗头村于1994年被评为三水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评为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被评为广东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10月大旗头村被评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12条村)之一,2004年它又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第一村。目前,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投入古村落的保护和重修,这一岭南古村落奇葩又重新焕发新的风采。
二、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渊源、变迁和结构
1.人口渊源
大旗头村属于较为特殊的双姓村落,村中人口就是郑钟二姓。郑氏一脉在明嘉靖年间从乐平镇蚺蛇村传入,根据《荥阳郑氏渊源》记载,郑氏先祖为姬友,其后人几经迁徙,一支向北,数支分布于闽浙台地区。今广东的郑姓即自福建福清迁入经广东南雄再到今三水乐平蚺蛇,传至十世康泰公,于明嘉靖年间始迁居于大桥头村(今大旗头村)。据《钟氏家谱》记载,钟姓一脉相传自河南颖川迁入。据说钟氏先祖福安公原来在南海南浦村以放鸭为生,明朝初年,赶鸭至大桥头村附近后,即落户居于此地。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明代末年,大旗头村郑、钟两姓一起也不过10 余口人,经六代繁衍,至清道光年间(历经六代发展)大旗头郑氏形成四大房支(裕仁、裕礼、裕智、裕信)。钟姓人丁也有较大发展,全村估计当时人口应在40户左右200—300余口之间。至郑绍忠发迹,全面整修大旗头,此时人口出现一个大发展时期,此趋势一直延续至清末,大旗头人口应在500—600之间。民国以来,由于某些房支没有男丁,后继无人而导致出现断续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大旗头的人丁还在处于一个发展成长的时期,据村中老人回忆:至解放前夕,大旗头村共100余户,总人口在700人左右。
2.人口的发展和变迁
解放以后,大旗头村的人口发展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
解放后土改前夕,大旗头村的郑、钟二姓中有历史问题的(如郑绍忠的后代、三水民国最后一任县长钟锦添的直系亲属等)因为畏惧土改和群众运动,纷纷移居香港、澳门地区,那些在外乡做工或手艺的人纷纷回乡参加土改运动,1953年人口统计显示,人口数量稳中有升,大致接近1000人左右。
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加之当时对生产的漠视,人民生活一度极其困难,为了生存计,大旗头村发生人口外迁现象,如1962年6月,深圳边防一线全面开放,为时一个月,广东省去香港谋生者达到10万之众,大旗头在这一次外迁中至少有几十人之多。文革期间,由于政策等原因,群众生活愈益艰苦,而毗邻的香港、澳门经济迅速发展,加之本村在香港、澳门有较好的亲缘基础,所以逃港逃澳事件时有发生。随着青壮年的向外流失,全村整体人口数量直到80年代,基本与解放之初持平。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发展总体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见表1-2),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基础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改善,村里新生幼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全村的平均寿命得到显着提高,且由于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村里的户均生育率和解放初期、三中全会以前相比较,显着下降,这样影响了全村人口总数,使大旗头村的全村人口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局面上。
(2)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和村民从业形态的多元化,使得村民的外向发展有了内在的驱动力,村里一些有能力向外拓展的人,纷纷走出了大旗头村的狭小空间向附近的广州、佛山等地安家生活,这样的人口流失抵消了由于村里婴幼儿出生而导致的人口总量增加,使得村落的总人口在过去的20年时间内基本维持在1200—1500之间。自1985开始,维持缓慢而小幅度增长的趋势。
表1-2 大旗头村1985-2004年人口数量(略)
3.人口结构
大旗头村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小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结构也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1)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大旗头村的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变主要集中于三水市并入佛山市以后,佛山市取消农业户口,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城镇户口化和居民委员会管理系统。全村进行了系统的农改非工作,到目前为止,全村居民实质上已经成为城镇居民身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农业生产仍然是村中的主要生产方式之一,只是现在的农业主要集中于鱼塘、果蔬的生产上。
(2)人口老年化日益明显。经济的发展使村民提前步入小康,生活品质显着提高,医疗条件和其他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人们的寿命水准直接得到改善和提高,近年来由于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受到控制,村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经济发展概况
大旗头村传统上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村落,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历史时期曾经有一些磨米、造酒(本地特产之米酒)之类的家庭作坊式的小手工业,但整体而言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传统村落。村民仅在农闲之时去附近的乐平、西南、佛山从事商贸手工业活动“所谓大率耕八工一,余则贸迁其事”(三水县志)。抗战期间,由于战火绵延,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打击,至解放初期,大旗头的整体生活状况非常低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旗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经济结构也从传统的纯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工业经济适当增长,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产值提升明显并逐步成为村中的第二位的主要增长力量。生产方式也从原来的纯粹手工生产过渡到现在以专业化生产为导向,放眼市场变化和需求,形成依托城市,注重经济作物全面发展的基本态势,由原来主要种植水稻发展为高经济效益经济作物型的农业生产和其他专业型生产。
村民经济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自80年代以来,村民人均收入水准呈现明显的递增发展,全村自1985年以来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和村民收入状况见表1-3。
表1-3大旗头村经济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三)经济产业
1.农业经济发展
历史上,大旗头的农业生产一直是村中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年以来,农业产值在村里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以上表为例,1985—2004年间,1987年、1988年和2000年的农业的产值比重大约在70%左右,除这三年外,大旗头村的农业产值基本维持在85%以上。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几点:
(1)大旗头村的农业生产尽管一直以来都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但就生产方式和农业内部结构来说,不同时期还是有其各自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前,大旗头历史上的农业生产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间种的经济作物和蔬菜类主要是自给自足。80年代以来,随着周围的城市和乡村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旗头村在农业生产领域迅速调整生产结构,由传统的稻作生产为主转向集中力量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和大棚蔬菜,建设了一批大棚蔬菜生产基地,目前主要生产的农作物有水稻、椰菜、番茄、奶白菜、冬瓜等。同时大力发展池塘养鱼,现在村里的池塘养鱼业已经成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2)从区域经济的格局来看,佛山市三水区地处佛山西北方向,其整体经济实力与顺德、南海和禅城区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滞后,加之大旗头村在发展工业上的先天不足:如缺乏原材料,交通相对闭塞,村民的开拓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够等,使得大旗头村的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起步滞后,进展缓慢,导致该村农业经济产值一直居于村落收入中的主要地位。
2.工业经济发展
如表1-3所示,大旗头村的工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自1985年至2004的近20 年中,大旗头工业发展稍有起色的时期在1986—1988年和2000—2004年的两个时期,统计显示,1986—1988年间大旗头工业产值占全村产值比重有明显提高的原因在于:村里建立制砖厂,由于制砖厂的投产,村中工业产出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对村落生产总值的贡献来说,还是相对微小的。而且,制砖厂由于污染、原材料、竞争等问题,经营时间不到三年即倒闭,故自1988年以后,大旗头的工业发展又复归于沉寂。从1989年到1999年的10年间,大旗头村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生产规模和能力。
进入2000年以后,村里开始进行小五金加工及其关联产品的生产,于是,2000年以来大旗头村工业收入有所恢复,从前一年的1.3万元(1999年)猛增到25万元(2000年)而后几年,工业产值一直比较稳定的维持在20—30万元之间,但就工业生产对全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说,其作用依然有限。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在于村民的观念相对落后,本村现有的资源不足,交通相对闭塞、政府对大旗头村在发展思路的定位等原因有关。
3.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发展
历史时期的大旗头村,几乎没有任何第三产业形式,仅有的商品交易行为也是以实物交易为主,不具备商品经济的特征,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解放以后的若干年内,才出现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的日杂店,若以严格的产业形态来看,大旗头村的第三产业真正出现应在最近十几年内,主要是围绕大旗头古村的保护开发,发展旅游业,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初步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相关产业(交通运输业,餐饮商贸,建筑承包和其他服务业形式)协同发展的基本态势。就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来看,旅游业的贡献率仍然十分有限,尤其是90年代早中期,对第三产业贡献较大的是交通运输、建筑承包等。1994年,大旗头村被当时的三水市定为第二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后,加之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隔阂,人们对郑绍忠的个人历史及大旗头古民居群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倍感兴趣,出于保护文物古迹和瞭解历史过程的驱动,大旗头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造访,在这种情况下,三水市旅游局、乐平镇政府和大旗头村开始对大旗头古村进行旅游开发。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大旗头的旅游人数逐年递增,旅游收入,也从有资料记录的2000年的16597.5元上升到2004年的55970元,见表1-4。
三、大旗头村宗族
(一)郑氏源流
按光绪年间的清远禾云镇《郑氏渊源》,三水、清远的郑氏家族与全球郑姓子孙一样,根在现河南省荥阳县(古荥阳郡),为姬姓周宣王之弟姬友之后。西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幼弟姬友于咸林(今陕西省华县东),称郑国。姬友即郑桓公。西元前771年,西周发生“犬戎之乱”,郑桓公殉国,其子郑武公护送平王东迁之后,以京城(今荥阳京襄城)为立足点,将虢、郐等十邑之地都纳入郑国版图,建立了东方郑国,史称“武公之略”。郑国共历14代、23君、431年。西元前375年,韩灭郑,封郑国公室后裔于荥泽之西,三皇山之阳(今荥阳郑王庄)以守武公寝陵,郑氏公族遂于此地建村舍、设宗庙,聚族以居,改姬姓为郑。西元前204、205年,楚、汉两军交战于荥阳,郑王庄被毁,郑氏或死或逃亡。及至西元前1世纪,汉代河南太守郑奇举族迁回荥阳聚居,遂使荥阳郑氏从唐至汉连荣不衰,特别在盛唐时代,郑氏更是显赫中原的名门望族。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荥阳郑氏曾三次举族南迁,最远的迁至福建、广东以至台湾和东南亚。在郑姓空间分布上,也以浙江、福建、台湾、河南、广东等东南部地区以及四川较多,而郑姓的分布频率上,明显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姓空间迁移的路线(见图1-13)。
据禾云镇光绪《郑氏渊源》记载,宋代郑氏自荥阳迁入福建,其福建莆田之始祖为七十一世清之公,字浩源,号碧泉,生于宋光宗绍熙四年,卒于宋淳佑戍亥年,妣萧氏和杨氏夫人。清之公曾任梅溪寨巡检,居上杭溪南堡鲫鱼湖,生有七男。宋末元初,风烟四起,盗匪横行,妻妇各携子妇流寓各处,五子伯十一郎居兴化府莆田镇。三水郑氏始祖于明嘉靖年间,从莆田后迨入粤居于南雄珠玑,时值此乡扰乱 因以兄弟三人乘船南下,又雁群惊散,彼此天各一方。其中郑三郎迁居广东三水乐平镇蚺蛇乡,即文举公,为三水郑氏之始祖,妣植氏,育有一男。至九世祖黄绵公,妣卢氏,有子康泰,又名大良,迁至三水大桥头村,为该村郑姓之始祖。九世祖黄敬公,妣植氏,有子曹隆,又名倚云,与蚺蛇村人植禾峰迁至清新县定居,最先定居城村,后迁至禾云镇新围村,该地取二人名字,而得名“禾云”镇。
蚺蛇乡郑氏九世祖黄绵公,妣卢氏,有子康泰(大良),迁至三水大旗头村,十世祖康泰公为大桥头村郑姓之始祖。康泰公,妣侯氏,生四男,为裕仁、裕义、裕礼、裕智,其中据说裕信打仗去了广西,曾走失,后找回。郑绍忠为裕礼公一支,是大旗头村的六世祖。
有关荥阳郑氏世系、迁居大桥头前郑氏世系以及大桥头郑氏世系的基本演化见以下部分。
1.荥阳郑氏世系表
荥阳郡郑氏渊源系由姬姓周宣王之弟友封于郑氏:
始祖 友 桓公 配徐氏
二世 掘突 武公 配姜氏
三世 寤生 荘公 配邓氏
四世 厉公 配吕氏、沈氏
五世 捷 文公 配杨氏
六世 兰 穆公 配方氏、李氏、李氏
七世 子夷 灵公 八世 费 悼公
九世 繻 僖公 十世 喜(嘉)简公
十一世 定公 十二世 虿 献公
十三世 胜 声公 十四世 易 哀公
十五世 巳 幽公 十六世 鲁 战国入陈之始祖,谓之北国除。
十七世 据 十八世 平安 十九世 征 二十世 绍
二一世 国 二二世 荣 二三世 当时 二四世 韬
二五世 仲 二六世 房 二七世 季 二八世
二九世 穉 三十世 宾 三一世 兴 三二世 众
三三世 安世 三四世 琳 三五世 熙 三六世 泰
三七世 袤 三八世 质 三九世 畴 四十世 庠 过江始祖
四一世 昭 四二世 衡 四三世 玑 四四世 昶
四五世 诰 四六世 旻之 四七世 翰 四八世 琏
四九世 涉 五十世 运 五一世 仲之 五二世 伯纯
五三世 膺 五四世 孝全 五五世 朂 五六世 饶
五七世 荘 荘公即来福建兴化蒲田县之始祖也 妣张氏夫人
五八世 积 妣杨氏夫人 五九世 方迁 妣陈氏夫人
六十世 朗 妣陈氏夫人 六一世 茂先 妣黄氏夫人
六二世 祖光 妣陈氏 六三世 居文 妣洪氏夫人
六四世 言 妣陈氏 六五世 震 妣陈氏夫人
六六世 甄 妣龚氏 六七世 遵儿 妣方氏夫人
六八世 厚 妣张氏 六九世 岸 妣姚氏夫人、林氏夫人
七十世 伯良 妣陈氏 七一世 清之 妣杨氏夫人、萧氏夫人
据禾云镇光绪《郑氏渊源》载:清之公已上有七十传支繁嗣众。撮其要未能悉录,故有友公封郑为始,鲁公入陈,庠公过江,荘公来闽,清之公居松源之基也。
按,清之公曾任梅溪寨巡检之时,居上杬溪南堡鲫鱼湖置业,为闽粤嗣孙之祖所由来。
公生前任所甚多,妻妾有七,生男不知几何。因宋之末,元兵蜂拥,诸处盗匪。妻妇各携子妇流寓各处。所以,郑氏之族出于清之甚多,而七传之子铸公由闽而居杭州之沙富。长子伯四郎文玉公,为嘉应松源彩山下之祖;次子伯七郎,为上坊一派之祖;三子伯九郎,为下坊瑶坵一派之祖;四子伯十郎,为上坊牛坪里一派之祖;五子伯十一郎,随任居兴化府云。 文玉公有二子:长荣贵公,偶居松源彩山下;次荣卿公,生黑子,而黑子生三男:玉峰、玉禧、玉梅,三人居移肇庆府、阳安县二处,旋亦茂盛云。松源十二传。
松源公,蒲田之祖,择其由来之要也。
始祖:清之公,字浩源,号碧泉。生于光宗绍熙四年,卒于淳佑戌亥年,妣杨氏夫人、萧氏夫人,妻妾有七人。
二世祖:子铸公,念三郎,妣张氏夫人。
三世祖:祖魏公,三四郎,妣刘氏夫人。
四世祖:唐举公,五二郎,妣赖氏夫人,庶妣周氏夫人。
五世祖:万公,八三郎,妣康氏夫人。
六世祖:忠公,四二郎,妣廖氏夫人。
七世祖:子钱公,伯二郎,妣陈氏夫人。
八世祖:文玉公,伯四郎,妣冯氏夫人。
九世祖:荣桂公,又名承基,妣叶氏夫人。
十世祖:均玉公,妣陈氏夫人。
十一世祖:桂华公,妣赖氏夫人。
十二世祖:伯通公,来顺德开基云。
2.迁居大旗头前郑氏宗族世系
据禾云镇光绪《郑氏渊源》载:(三水蚺蛇郑氏)始祖发迹闽省莆田,后迨入粤,居于南雄珠玑。时值此乡扰乱,因以兄弟三人来舟下广,又雁群惊散,彼此天各角一方,杳不知其所之。郑三郎徙居三水蚺蛇乡,至明嘉靖年间。
三水县的郑氏祖居三江都丰湖堡蚺蛇乡。
始 祖:文举公,妣植氏,合葬于村庙后,生一子名税福。
二祖祖:税福公,妣植氏,同葬狮子岗,生二子,长有余、次永余。
三世祖:有余公,妣胡氏,同葬灯盏洞,生二子,长名斌、次名英。
四世祖:斌公,妣朱氏,生二子,长田满、次田祖。
英公,妣胡氏,生一子名田福。
五世祖:田满公,妣潘氏,生一子名细绵 。
田祖公,妣王氏,生一子名廷秀。
六世祖:细绵公,妣谭氏,生一子名彦乔。
廷秀公,妣卢氏,生一子名仕熊。
七世祖:彦乔公,妣刘氏,生二子,长观胜、次观政。
仕熊公,妣卢氏,生三子,长观福、次观禄、三子观善。
八世祖:观胜公,妣何氏,生三子,长黄绣、次黄凤、三子黄绵。
观福公,妣潘氏、麦氏、钱氏,生子一人名黄敬。
九世祖:黄绵公,妣卢氏,生二子,长名大、次名大良(字康泰)。
黄敬公,妣植氏,生一子名曹隆(字康润,又名倚云)。
3.大旗头村郑氏宗族世系
明嘉靖年间,蚺蛇村郑姓十世祖康泰公迁居大桥头村(大旗头村),是为该村郑氏的开村祖。康泰公妣侯氏夫人,生四子,长子为裕仁、次子为裕义、三子为裕礼、四子为裕智。于是,大桥头村郑氏分为四房,长房裕仁居于村南,二房裕义居于村北,三房裕礼居于村东,裕智打仗去了广西,曾走失,后来找回,居于村西。后来二房裕义支又分为永康、永保两支,其中永保房支也居于村西。郑绍忠是大桥头村郑姓的六世祖,郑润琦为七世祖,均为三房裕礼支。经过在大旗头村的调查,根据能够获得的资料,将大旗头村各房支的世系结构作谱系图(图1-16~18)。
(二)钟氏源流
先秦时期,钟姓主要活动在楚国境内的今湖北、湖南以及山东一带。汉晋南北朝时期钟姓已经开始向东播迁到江浙皖赣和中原地区。隋朝时期由于岭南俚人的钟姓在广西和湖南交界地区的势力,加上随后两广地区的钟姓发展迅速,当地的土著纷纷加入汉族。唐朝时两次中原南下移民,至宋、元、明时又有多次的移民南下。宋朝时期,全国钟姓第一大省为江西,占全国钟姓总人口的31.7%,主要分布集中于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四省,占全国钟姓总人口的83%。其次分布于安徽、四川、浙江、河南。明朝时期,全国的钟姓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西、广东、浙江三省,占钟姓总人口的72%,江西仍为钟姓第一大省,形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南部、东南部的钟氏人口聚集区。目前,钟姓人口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西和四川三省,共占钟姓总人口的61%,其中广东省居住了钟姓总人口的33.2%,为钟姓第一大省。其次在广西、湖南、浙江,形成了以两广为中心的钟氏人口聚集区,这从钟氏人口空间分布密度和分布频率上可以看出(见图1-20)。自秦以来,钟氏人口的这种变化,也在反映出钟姓人口空间迁移的方向,大旗头村钟姓家族的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吻合(见图1-23)。
按民国廿二年扶南祖文冈房《钟氏世传族部》和颖川钟氏血缘图表,三水大旗头钟氏和官窑钟氏、扶南钟氏以及全球钟氏子孙都应始出于黄帝,历经三十世至商七代宋微子启,再至宋穰公至宋25代公子烈,奔河南许州,肇姓钟为一世(见图1-19)。
据《钟氏世传族部》中的先祖系行实记载:钟氏传自宋微子启之后恒公,增孙自宋任仕晋,生洲黎仕楚。后子期以知音着,钟皓笃行,称皆其后裔也。皓生二子,曰迪曰敷。敷生子演,迪生子繇,字元常,佐天子有功,汉献帝兴平三年,拜御史大夫,承迁侍中,持节督关中。文帝即位,进武亭侯。其子毓,字雅叔,十四岁为散骑侍郎,毓捷谈笑,有父风范。后拜御史中丞,分户邑。毓之弟钟会,魏末为镇西将军。其钟氏一家有执云不阿,临难不苟,则有钟雅之声。
南齐永明七年,钟嵘明易义,仕齐南朝,两为记室,专掌文翰。繇之后世居河南颖川,其子孙蕃衍,分籍四方。唐朝江西赣州钟绍京者,繇之代孙也,后任中书侍郎,参知机务,中书令,拜越国公。生一子曰万里。里有二子,曰镛曰铻,唐氏宗时,铻任潞州治中,生子曰蟊,蟊生二子,曰任曰侔,任洪州刺史,逐籍落江西洪州。镛生一子曰蠡,蠡生二子,曰传曰倪,倪于唐代宗时任梓州刺史。传祖居洪州高安,唐僖宗时,讨王仙芝有功,拜镇南节度使,捡技太保,中书令,爵颖川郡王。传生二子,长子曰宣,次子为安,字匡范,为江州刺史。
安生一子,曰杰,杰与轼宦游岭南,邑于南粤珠玑巷。杰生三子,分别为輙、輶、辁。輙生一子名扃,分居东莞。辁生二子,曰立曰奇,奇生一子名为颐,颐以热避荒,迁徙居住于南海扶南(钟边村),是为南海扶南钟氏之初祖也。
河南颖川一世祖又历经镛——蠡——传——安——杰——辁等数代,至奇,奇又生颐,颐乃迁居南海扶南(即钟边村),为扶南钟氏始祖。其后人又分文冈、南浦、大涌房等支。大旗头村钟氏世传由南海扶南为始祖。
扶南初祖颐,历传七世,分为三房,由此三房继续扩分,其中七世祖长房(达尊公)后分成十五房:西海房、沙坭房、深巷房、寺前房、铺前房、水步房、西边房、厅底房、后分成十五房:西海房、沙坭房、深巷房、寺前房、铺前房、水步房、西边房、厅底房、车公庙房、羊城房、向西房等;二房(达德公)分为六房:起楼房、罗田房、迭醮房、南浦房(后分出大旗头钟氏宗族)、蓝田房、大涡房。三房(达贵公)分出十三房:楼底房、玉兰房、盐步房、官窑房、东头房、吉水房、黑楼房、北头房、小圃房、南房、白楼房、巡廊房、西涌房。
大旗头钟氏所迁由来已无确切史料查证。据我们访谈得知,大旗头钟氏应是明初自南海官窑南浦房迁出,由此观之,大旗头始祖应是扶南七世祖二房所出,先祖达德,号顺臣。迁入大旗头之初祖为钟福安,二世祖为钟有文,三世祖钟惠清、钟大道。其后世系历演已无处可考。目前钟氏谱系失传太多,考证比较困难,其具体演化发展的世系见钟氏家族谱系图(图1-21、22)。
(三)郑氏宗族及宗族事务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农民多聚族而居,“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堂,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所尊也。“(班固《白虎通?宗族》)一个族姓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域,动辄十几代至数十代。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或地域,有的是土著旧族在原居地几经沧桑兴衰隆替发展而成;有的是始迁祖举族迁徙,在迁移地不断发展积累而成;也有的是开始迁徙的祖先在迁移地经过自然繁衍,不断裂变而成的。
宗族,是以宗统族的社会群体组织,人们在聚族而居,各家各灶的“家”的基础上,通过“立宗收族”的手段组成。一种是官僚地主或有势力的地主自立为宗,向上追溯共同的祖先,向下以自己的宗统收族,建立新的宗族组织;一种是在原有血统的基础上,是非人为组织却在宗族式的官僚地主家周围自然形成,唯马首是瞻的族人的松散组合,即核心家庭的外延。
宗族的基本结构由祠堂、族长、房族、庙宇等内容组成,于是便形成族——房——户,族——支——房——户等组织构成,从族分出房,一般按血缘关系远近排行,称为长房、二房、三房等。
宗族的组织以祠堂为宗族的最大特征。有了祠堂,祖宗神灵有所凭依,“宗法、谱法与夫冠婚丧祭之礼行之有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的地方,为了使族人在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在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礼拜祭祀中自然产生对祖宗对宗族的依附敬畏之情,唤起对本族血缘关系的认同,从而在精神上紧密团聚在宗族之周围,各个宗族均以祠堂为重,不遗余力出重金,“采文石、辇巨才、务求规模巨大,富丽堂皇。中等以上的祠堂大都为三进落,内有安放神主的龛堂,从事仲裁的厅堂;接宾朋、讲圣旨的回楼;供子弟诗书的义塾及两庑,此外还有帐房、仓库、厨房、收租院落等等”。宗祠并非一个宗族建一座,而是始祖有始祠,房族有支祠,有的还不限于一座。
宗族有公推的族长,又称宗长、族正、祠长、户长等。最普遍的推举形式是辈分、品德与官爵财禄相结合,其中后者是决定因素,族长在族内地位最高,行使着族内主持祭祀、行政、教化、裁判、财政等权利,是族权的代表。
1.组织机构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组织的细胞是家庭,由于人口数量、社会地位和所在层次和职位的不同,宗族的结构也不尽相同,宗族的总层组织是“房”或“门”或“派”或“支”。每个家族中的组织数目不定,每个中层组织包括的个体家庭数量有多少区别,一般是族下按血统关系分成若干支房,支分房必须有若干家庭。
按大旗头始祖康泰公到此定居后育有四子:裕仁、裕义、裕礼、裕智。裕智房支历久发展后,渐渐衰落,目前,在大旗头村中已经找不到裕智公祠。据说裕义公祠早已被毁,永康郑公祠已经年久失修,十分破败。大旗头的组织结构主要集中于裕礼房支和同村钟姓间的发展关系。郑钟二姓历史上各族各自族长辖制,两姓间也极少大的争端和冲突。据郑询侯老人回忆,郑、钟二姓历来交好,原来在两姓住区之间还建有帝王古庙,里面供奉洪圣大王,该庙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村里郑、钟二姓解决争端的协商之地。
至于郑姓内部族权之争似乎经历过一个发展变迁的历程:裕仁一支由于是族姓长房,所以在传统上应该是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对宗族事物的干涉管理能力,从建筑结构上推断,南向的裕仁郑公祠、奉政大夫家庙均早于东向裕礼房支的建筑群。还有据郑衍谦、郑邦健等村中老人都讲,原来北向的郑大夫家庙周围是一座大花园,被称为“发”花园。花园、家庙的主人是郑芝兰,为北向裕义房的。郑芝兰一直在海南岛经商,在省城广州也有很多商铺,而且据说郑芝兰的发迹比郑绍忠还要早。另外,从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也可以看出宗族内权力之争。郑绍忠欲全面改建大旗头村的提议,长房一支是消极抵触的。据清朝李伯元《南亭笔记》中载:“(绍忠)不次迁擢,尚书回想从贼时,重累桑梓,爰出资为乡人改建楼宇。独其族叔与陈金刚()为甥舅,不允改建。且责之曰,汝固卖主求荣者,勿溷乃公也。”例如,安宁里北侧,郑氏宗祠南侧的部分民居就没有按照郑绍忠的统一规划而纳入建筑群整体。
所以,在郑绍忠之前,郑姓宗族事物的管理和履行族长职权的应该是裕仁(或裕义一支)。但自郑绍忠得势发迹以后,裕礼一支就明显主导了大旗头郑氏宗族的话语权和对族众的管理职权,虽然北向的郑芝兰也有一定的势力,但一个是朝廷重臣、一个是商人,官终究是大于商人的。郑绍忠通过对原有建筑的拆、建这一过程,一方面确立了裕礼房支在大旗头郑氏宗族各房支中的权力,另一方面也确立了自己在郑氏宗族中的地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当时裕礼房支的郑姓子孙在地方上极有实力——如润文、润咸和润楠先后做过乐平乡长,解放前,成章、衍荣也做过乐平乡长。
2.家谱与宗祠
(1)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统宗谱、世谱、支谱、房谱、家乘等,立谱是为了明族属“识其本源”;为了记世系叙韶穆,辨亲疏,亦即明确后裔身份,及其尊卑嫡庶等级,它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含义。
中国宗族是一个封闭性的血缘集团,族谱的中心内容是对家系的确认,通过父——子连链,现在活着的人便和一代又一代的先祖联结起来,同时也很容易确定自己在亲源共同体中的角色地位及其与其他宗族成员的亲疏远近,这样宗族成员就会产生共同归属观念、同源意识和亲近感。族谱还有激励族人以及维护族内某些特殊地位的功能,如同国家都有一定品级和特殊功勋的人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一样,族谱中用像赞、别传、墓志等形式把那些有德行、有功名、成大业的人记载下来激励后人,也使子孙蒙受容光,受到族人的尊重。为了使后辈与祖先达到精神上的沟通,利用祖先的感召力把宗族成员结合一体,对每一个宗族来说,修撰宗谱都是一件神圣的事业,大旗头郑氏与清远禾云镇郑氏同宗同脉,历来重视对族谱的修撰工作。据调查,所收集的郑氏族谱主要是清远禾云镇郑氏曾于光绪乙亥年誊抄过《荥阳郑氏渊源》,至于大旗头村郑氏的族谱已经在历次运动中被毁,此间经历过几次修谱活动,已无从考究。但是,现在大旗头村已经筹建了以郑衍谦老人为首的郑氏家族族谱编写小组,正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
(2)宗祠
宗祠又称家庙,是宗族的神圣殿堂,族中许多大事都是在此议决和进行,我国古代有“庶人无庙”。到了明代中叶,打破了这样的惯例,“于是宗祠遍天下”,“姓名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分祠”。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族人团拜的场所,新春团拜和四时祭祀都是在祠堂进行的。在祖先的灵前举行合族宴饮,是为了表达和祖先的精神上往来,祖先用过的祭祀用品,意味着附有祖先的恩泽,吃了会得到祖先的保佑,增强自己的能力。团拜和祭祀一样,都可以明人伦、叙韶穆、辨尊卑,让族人皆知晓其本源,加强彼此的关切。因此,祠堂也就成了维系家族团聚的纽带,祠堂也是正俗教化,宣讲礼教和伦理道德的地方,这些都结合祭祀、族食、团拜、请谱、读乡约进行的,同时祠堂也是族众排解困难、化消悲苦的场所和执行家法和宗规的地方,起到了乡民自治、教化地方和维持地方的道德法庭和人伦法庭的作用。
从现存的宗庙情况看,大旗头村历史上至少有一座郑氏宗祠和六座郑姓支祠家庙及两座钟氏宗祠。
裕礼郑公祠 始建时间不祥,位于郑氏民居建筑群东,旁有振威将军家庙,主要是祭祀裕礼公(郑绍忠一支先祖),平面形态与其他祠堂不同,它是以三间两廊为基本单位横向扩展的布局形式。在原有的四合院式建筑旁加开一间,有门房、十天井、大殿。扩建部分用来做祠堂活动的辅助工作,典型的岭南祠堂。维修过,目前基本保持原貌。
郑氏宗祠 始建时间不详,道光戊申三年仲冬重修。位于郑氏民居建筑群的东面。是大旗头村祠堂的主体,为典型的岭南祠堂形制,是三开间三进堂合院式建筑。内部有木雕、灰雕和彩绘壁画,维修过基本保持原貌,一进院落改建不佳。
振威将军家庙 始建时间不详,位于郑氏民居建筑群的东,属四合院式建筑,开间11.7米,平面上有檐廊、头门、天井、大殿。行廊均对天井开放,形成通透的厅井空间,典型的岭南祠堂,维修较好,基本保持整体原貌。
奉政大夫家庙 奉政大夫家庙在南一区东,始建时间不详,旁有裕仁郑公祠。为一进院落,三开间凹肚乐台式,典型的岭南祠堂形制,二进院落尺度很小,庭院上方加建屋顶。
裕仁郑公祠 始建时间不详,位于村南区东北,面临池塘,旁有奉政大夫家庙,为一进院落,三开间凹肚乐台式,典型岭南祠堂,基本保持原貌。
惠清钟公祠 始建时间不详,为钟氏村民的宗祠,位于村落北一区十子巷口,面向水塘,塘边有榕树。中路三开间,内部重修,斗拱晚清风格,左边路已无存,现为嫁娶屋。
郑大夫家庙 光绪丙申年(1896年)建,即光绪二十二年。又称芝兰堂,建筑为晚清风格,为一进院落的三间两廊结构,两侧房间基本保留有完好的双层结构,门匾由后来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三水白坭人)所题。据说,此家庙的主人为郑芝兰,为北向裕义支的,很多村里老人讲,郑芝兰发迹要比郑绍忠早。他一直在海南、广州经商,有很多商铺,是一个大商人。于是,他在北向紧邻钟姓之后,广建华庭,以郑大夫家庙为中心,周围建起面积相当大的花园,称为“发”花园。
在大旗头村近代的郑姓中,应以郑绍忠、郑芝兰两人最有特点,一个为官,一个为商。为官者,大有为官风范,其将军府第,高墙阔门,尽显大将军的威仪,布局严整,望而生畏,就像行军宿旅,一切井井有条。而为商者的房屋布局则尽显儒商本色,“发”花园内亭、台、楼、阁依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回廊互通,颇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感。
对于郑大夫家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是郑芝兰的。这从该家庙的后人的讲述,以及本村老人的回忆中都证明了这一点:郑芝兰经商,很有钱,“发”花园的规模也很大。可是,家庙建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该年正好郑绍忠病逝,享年56岁。而从郑氏族谱看,郑芝兰为裕义房永康公一支的,是大旗头村郑氏的第八世,而郑绍忠则为第六世,他们之间是否有较大的年龄差距?据我们调查,在同辈之间,郑氏二房后人比三房后人的年龄大得多,所以,郑绍忠与郑芝兰的年龄差距不大。二是认为是郑润材的。这是由一些专家推测的,封建时期的家庭伦理比较严格,郑润材由于是郑绍忠的义子,不可能在裕礼房的宗族范围内部建祠庙,所以只能选择该范围外的北向修建,另外又紧邻郑绍忠的尚书第、建威第,以示其孝心。但是有三点似乎不可能,一是建庙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郑润材卒于光绪三十年,建生祠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当时北向均为钟姓、裕义支郑姓居住,占用其他宗族的地建祠庙也是不太可能。三是大旗头老人(包括郑润材的后人)几乎都讲是郑芝兰的,而没有说是郑润材的。因此,郑润材一说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大道钟公祠、永康郑公祠,据说,原来还有裕义郑公祠,现已被毁,无存。
3.族学
为了培养宗族子弟,旧时许多村落设有私塾,私塾即家塾,所谓“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兴办私塾的目的,就是使“族内贫而不能学者,招入家塾,悉力扶植之”。
大旗头村的族学渊源详情现已无法考证,目前有史料可证的应在郑绍忠在外做官,回乡修建大旗头村以后,由于郑乃草莽行伍出身,因此在功成名就以后,对后世子孙尤其希望他们能在学识见地方面,有所成就,这一想法就是在其修建的大旗头建筑群的格局时就有所体现。郑绍忠在修建好大旗头建筑群以后,其后人将郑氏宗祠等公共建筑设为私塾,以供族中子弟学问习字,光绪年间,大旗头出了第一位科场举人,郑绍忠族侄郑润梅(又名郑道榕)高中光绪庚子年(1900年)恩正并科第七十名举人。
民国以来至抗战前,郑氏宗祠一直是作为村人学习的私塾和学校之用的,在此也曾经办过新式学堂的大同小学。抗战期间,振威将军家庙,裕礼郑公祠等先后做过村落的私塾,并延请村中学问高深者——郑润梅等人来教村中后人读古书,主要教授幼儿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 解放以后,建威第被改用作大旗头小学,一直沿用至2001年9月小学合并之前。
郑绍忠修建了大旗头村房屋群后在乐平镇建了一座“乐平社学”,这是当时当地十九个村唯一的一个学堂,可见郑绍忠当时为当地教育也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他冀望后人能够通过读书取得功名的想法。解放后,“乐平社学”一度改为乐平中心小学所在地,1959年建为乐平人民会堂。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会堂另址建造而拆除改建为民居、店铺。
(四)族规与家训
用以约束家庭内部成员的族规家训,是在一定时期由家族名人或家族领导者从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及道德造诣和志向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大多刊于家谱之中,也有单独汇编成册,以供族中长者在集会或祭祀活动中统一宣读,全体族众必须仔细聆听,然后在日常生活中牢记并实行的乡规民约。
大旗头村有着比较严格的村规,比如村中人到外地打劫、偷东西等不良行为,被发现后必然严惩。和中国其他的传统社区一样,在婚姻方面村规限制也及其严厉,如同姓不结婚,通奸的要浸猪笼,而把通奸称为“做狗”,家族内的家规对于妇女来说也是比较严酷的,若妇女不守妇道,将会被休或者浸猪笼。
近年来,随着大旗头村旅游业的发展,村民逐渐认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在三水区文化局帮助下,由村民委员会拟定了大旗头古建筑群村民保护公约。
四、郑氏家族的姻亲关系
(一)与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的关系
1.家族关系
郑绍忠的次子郑润琛的妻子许应铧(音)为闽浙总督许应骙的妹妹,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前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的姑婆。
2.高第街的许家
许氏家族被史学家称为近代广州第一家庭。200年来,高第街许氏名人辈出:有鸦片战争时期领导乡绅民众抗英的许祥光,有署理过浙江巡抚的许应,清末名臣闽浙总督许应骙,有孙中山重要军事助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有辛亥革命期间在南京发炮轰走张勋、张人骏的南京临时卫戍司令许崇灏,有鲁迅夫人许广平,有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有与邓小平并肩发动百色起义的许卓,有在解放战争秘密战线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许锡缵。
许氏家族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讨袁护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都有地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许家自始就着重教育,1850年,许家第十宅的许应骙和第七宅的许应双双参加会试,折桂而归。许应骙任职过京中多数部门的首脑,还被调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大臣。清史评价许:秉性方刚、不懂妥协、不识周旋,更是墨守成规。因此,曾坚决反对“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许应骙出任封疆大臣闽浙总督,并被特许“仍在紫禁城骑马”,以表示优宠。一年后又兼署福州将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高第街许地,清道光年间族人修祠建宅,有家庙、戏台、书室、花园等,古色古香,幽静雅致。现在的古屋房舍大多已经被损毁另建,唯有宗祠一带仍然保留着昔日风貌。
(二)与邓世昌家族的关系
1.家族关系
郑绍忠的孙女郑洁坤是其四子郑润廉(又名郑季澄)的女儿,出生于1899年正月,就读于广州坤维女子学堂(即现广州市29中)。郑润廉有六女一子,郑洁坤是他的长女。郑洁坤18岁时,嫁给了邓世昌的侄子邓弓一,邓弓一曾就学于南武学堂(即现在南武中学)和粤军讲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是清代民族英雄邓世昌的侄儿。右侧的照片为郑洁坤和邓弓一于20世纪20年代摄于当时广州第一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郑洁坤1931年因病去世,年仅32岁。他们生有一男二女,男邓权民,二女儿邓婉红,三女儿邓飞红。
2.邓氏家族
邓世昌家族祖居广东番禺龙导尾乡(现广州海珠区龙涎里)。海珠区的邓家有四房,邓世昌属第四房,他和他的父亲都是独子。邓弓一属于三房,他的父亲邓佑昌与邓世昌是堂兄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邓世昌直系后人举家搬迁到北方,但是在爱国民族英雄邓世昌精神熏陶下,邓氏一门有6人为救国而投笔从戎,其中5人出自黄埔军校的门下。
邓权民的堂兄邓尧民毕业于重庆陆军学校20期;他的另一个堂兄邓渭民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堂弟邓光民毕业于黄埔军校18期;妹妹邓婉红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是广东为数不多的黄埔军校女学生之一;小堂弟邓焱民则在1942年参加了抗日谍报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年仅19岁的邓权民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中央陆军步兵学校教导总队第一期。次年日寇侵华,邓权民被派到军政部第23补充兵训练处,专门训练新兵。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时任第12集团军教导团团级干部的邓权民参与了日军的受降仪式。1946年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掉转枪头打共产党时,他毅然辞职回乡,后又拒绝国民党2万银元券的“安家费”,坚决不到台湾去。1998年,邓权民立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以报效祖国。
郑洁坤的三个孩子中,邓权民、邓婉红都是黄埔军校毕业,二女儿邓飞红1953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后在暨南大学医学院华侨医院工作。
(三)与澳门何家的关系
郑润咸(郑继忠的儿子,郑洵侯的父亲)三姨太的外甥女是何贤四姨太黄慧珍,生子何厚照,是澳门特首何厚烨(为何贤五姨太陈琼所生)的兄长。
何厚照,生于澳门,广东番禺人,何贤先生之子。1969至1972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就读葡文及工商专业。曾任香港金银交易所出市员,澳门大东银行执行董事,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京阳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澳国际货运(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大丰银行董事、百汇兑换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大明石油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又任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澳门镜湖医院慈善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四)与番禺邬家的关系
郑润琦的二女儿嫁给番禺余荫山房主人邬鼎盛的儿子邬轼侯。
余荫山房又叫余荫园,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位于番禺市南村镇。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占地1598平方米。余荫山房为番禺南村人邬燕天所建。邬在清同治六年考中举人,后来其长子和次子也先后中举。在古代,一门有三个举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为显示自已家族的荣耀,邬燕天聘请了许多建园名师,在家乡大兴土木,前后历时5年,花费白银近3万两,建造了余荫山房。余荫山房的主体建筑是深柳堂,它原是园主人读书的地方,是装饰艺术和文物的精华所在。深柳堂面阔三间,分别为厅堂、书斋、卧室,室内宽敞明亮。由于园主人曾在北京做过官,所以他用白色和紫色玻璃来镶嵌窗格,透过满洲窗(一种垂直推拉窗,上面镶刻有图案或书画的单面彩色玻璃,为广州传统建筑特色之一)向外望去,园内宛如一番严冬下雪的景致,不由使人怀念起北国风光。
余荫山房的北部是均安堂袒祠,均安堂门外是两株酸杨桃树,与堂内的龙眼树、紫荆花树组成“子孙成龙”的寓意,表示园主人希望其子孙后代都能继承先祖的余荫,永远昌盛繁荣。余荫山房在设计上,采用了藏而不露、缩龙成寸的手法,结构布局巧妙,各种要素搭配合理,在只有几亩的土地上造出了园中有园、景中有景、幽深广阔的境界,富有小巧玲珑的艺术特色。
(五)与叶剑英家的关系
郑洵侯是郑润咸之子,过继给郑润琦。他的妻子谢锦芳是广东梅县丙村人,其伯母叶见妹是叶剑英的堂姐。叶见妹之子谢文思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全国侨联第六、七届副主席。建国初期,谢锦芳和哥哥与叶帅兄弟等在广州市豪贤路48号生活多年。叶剑英曾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与郑润琦共过事,对其印象深刻。粉碎四人帮后,谢锦芳随卢伟良等老同志应叶剑英邀请到北京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之后叶剑英曾通过何贤及其弟弟叶道英邀请郑群仪(又名静柏,郑润琦三女。在何贤、黄坚等开办的香港中华总商会福华企业有限公司任司库)和郑洵侯到北京见面、叙旧。
(六)与何非凡的关系
郑润琦的女儿郑曼霞嫁给广东粤剧一代宗师何非凡,郑曼霞与何非凡是结发夫妻,白首偕老,死后两人合葬于澳门。
何非凡原名何贺年,何康棋,曾取艺名何小年,广东东莞人。十六岁投身粤剧学艺,他拜名伶为师,师事李叫天,陈醒章,石燕子等。何非凡曾学花旦,但随着男花旦渐遭淘汰而改攻文武生。他经过长时间的苦学与磨练,不断的观摩和临场经验,利用自己明亮柔喉的特有条件,拼命钻研唱腔,并独创一种“狗仔腔”,运腔连迭,忽而低沉忽而提高,或偶作闲状,因此脍灸人口,许多粤剧观众也会哼上几句,他先后加入“大罗天”、“黄金”、“乐其东”、“红梅”等剧团,1938年自组非凡粤剧团,声震省港,名扬海外。何非凡终于成为一位出色的粤剧文武生,并成为粤剧界中最有创作本领的杰出人物之一,是粤剧艺术的一代宗师。他先后创作了《情僧偷到潇湘馆》、《黑狱断肠歌》、《风雨泣萍姬》、《碧海狂僧》、《白兔会》、《红楼金井梦》等名剧。
(七)与邓青阳家的关系
郑绍忠三子润梁的妻子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邓青阳上将的妹妹。
邓青阳(1884—1960年),原名宪甫,字秀吉,白坭中灶村人。清末赴日本明治大学就读,获法学学士学位,在日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邓青阳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返国,武昌起义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后被推举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南京会议,参与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北京政府成立后退出政坛遨游苏杭。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参与恢复国民党广东省支部工作。民国七年(1918年)赴南洋视察党务,3年后回国,任矿务局秘书。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改组会议,旋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秘书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参事兼民事司司长,未几辞职,任南京市“清党”委员会委员,后回粤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旋任中央党部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分别当选为国民党第三、第四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兼特别法庭庭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任广东法科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风纪第四巡察团中将委员,代理上将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党员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建国前夕去台湾,继续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直至在台湾病逝,终年76岁。
五、大旗头村的重要人物
(一)郑绍忠
见第二章郑绍忠传记。
(二)郑润材
郑润材(?——光绪三十年<1904年>),字惠霖,郑绍忠的义子。郑润材是南海县盐步人,原姓胡(一说姓符)。他原是郑绍忠在义军时的“看马仔”(郑金的马童)。润材身材高大,武艺好,跑得比马还快,且精乖伶俐。传说他跑时,他那条辫发直直的,故人们称他做“快马三分”。有一次,郑金在战场上骑马跳过一条溪涧,被马一摔,将要倒地时,郑润材竟一个飞跃赶上,刚好把郑金抱住,顺手将郑金往马背上一送,郑金又骑在马背上了。因此,郑金感到奇异,十分赏识他。约在咸丰八年(1858年)四、五月间,郑金由广西贺县回守怀集,便收其为义子,赐姓名曰郑润材。郑金有三兄弟,他居长,原名郑金星,字心泉,因他的花名叫大口金,故人称他为郑金。二弟十二岁时死去,名失传。三弟叫郑金泉,花名叫跛全。后来郑金因自己有了四个儿子,就把郑润材过继给他那个十二岁时死去的二弟做儿子,为二宅。但郑金一直视润材为己出。
但另有一则传闻则称郑润材为陈金的幼子。抗日战争前的广州《国华报》陈启贤撰的《岑春煊逼死郑润材》一文中称: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为人阴险。两广总督任内,逼死郑润材,气死冯子材。
其与二人,本属世交。郑润材,为已故之陆路提督郑绍忠(即大口金)之子。郑绍忠,初本太平天国猛将陈金右先锋,侯臣带(侯成带)则左先锋也。郑绍忠杀主求荣,投诚清室,并携陈金之幼子抚育(按,即郑润材),认为己子。旋以功授广东陆路提督,侯臣带(侯成带)官亦位至总兵。时,岑春煊之父毓英方任两广总督,与冯子材义属金兰,对于郑绍忠,亦颇为看重。
郑润材年轻时就随郑绍忠出入戎马。同治二年(1863年),陈金农民起义军失败,郑金降清,自领其营编为安勇,郑金更名郑绍忠,其三弟也更名为郑继忠。润材也追随郑绍忠投降清军。自同治三年(1864年)起,润材跟随郑绍忠参加了与太平军的南雄、永定、大埔、嘉应等战役,剿灭了粤东的太平军余部。同治五年(1866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广东一些地方的土客之间的械斗升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郑绍忠、郑润材父子率所部安勇——“郑家军”,同治五年(1866年)破太坪客匪,同年,“郑家军”主力均调往肇庆剿抚恩平客匪,并连破恩平县属榔底大田寨。同治六年(1866年)正月郑氏父子率军移剿高明五坑客匪,并进剿赤溪、曹冲等处悍匪。同治七年(1867年)时任南韶连镇总兵的郑绍忠又剿抚了高明、鹤山、东莞新安等地的客匪。光绪二年(1876年),搜治钦州、灵山的积匪。光绪四年(1878年),海南岛的儋州、临高等地爆发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形势非常严峻。光绪五年(1879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急调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挑选精锐安勇,拣派干练将官、哨弁官渡海驰往协剿,同时令海南水路各军均由郑绍忠统一节制调遣。从二月至四月间,基本平定了海南的土客械斗。
在郑绍忠的戎马生涯中,郑润材一直追随其左右,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深得郑绍忠的赏识,成为“郑家军”中郑绍忠的左膀右臂。郑绍忠治军十分严格,对润材也不徇私情。
据清宣统《东莞县志?卷五十二?宦迹略四》载:
绍忠,悍勇善战,居官久,立功最多。所练安勇,约束极严,然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乐为之用。官虎门时,子润才(材)已补总兵,偶犯军律,绍忠缚令出斩,部将跪求不之允,邑人谢遇奇告以总兵大员不宜擅戮,乃痛鞭数十,斥之出,其严毅如此。
故所部安勇的纪律严明、颇具战斗。据徐珂《清稗类钞?武略类》称:
“光绪初,粤有两福将之称,一谓陆路提督郑绍宗(忠),一谓水师提督方曜(耀)也。……郑居官久,立功甚多,尤长于捕盗。尝练兵一营,曰绥靖营,约束甚严,又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乐为所用。时水师提督方曜之部下多潮勇,无纪律,时出肆扰。”
郑润材居功不至傲,虽为“郑家军”的先锋,且每战皆最,但他“序功而独后”。历经征战十余年,从六品军功官升至游击,是郑绍忠所部最有名的将领。润材曾代其父驻扎省城,历任广东督抚都十分倚重郑氏父子。润材以副将借补南韶连游击时,他刚一到任,旋即被任命为顺德协副将。几个月后,即被调回省城任广州城守副将,分统安勇,兼办理番禺清乡事宜,锄莠安良,口碑载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郑绍忠病逝,所部安勇——“郑家军”中以郑润材声望最高,于是,郑润材继郑绍忠以后统率全军,一切仍沿袭郑绍忠所定之规制,原来的旧将老兵都十分推服润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郑润材奉上谕补授北海镇总兵。不久,广西匪患猖獗,先后攻陷一些城池,岑春煊征召郑润材前来征剿。当时,郑润材还没有办理完惠州、潮州积匪事宜,接电后便星夜驰往梧州。郑润材携副将江志由藤县进剿容县、北流等处的悍匪,率军直抵郁林州,将该处匪患荡平。广西巡抚保奏郑润材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郑润材治军严格,对部卒考虑周全。当他处斩违反军纪的部下时,总是赏给酒菜并与他们一起痛饮,当面安慰和抚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郑润材经常率部在乡间围捕盗匪,遇到要入户搜查时,命两名军吏守住门口,入户搜查者要解衣以示没有匿藏民间财物后,才可以出门。这与当时其他部属的营勇以清乡牟利,或者纵卒为暴乡间截然不同。所以,乡人每逢闻郑润材率安勇至,总是欢欣雀跃、聚众欢迎,担茶煮饭以犒赏军队。郑润材不喜欢阿谀奉承以取悦上司,他本人又拙于言辞。但是,一些贤达的上司知其忠勇无私,又久负乡望,对他都十分看重。当时总督广东事物的大学士李鸿章多次称赞郑润材的才干,可是,这也引起了一些同僚的妒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郑润材署广西左江镇总兵,并赴北海镇。当时统领钦州、廉州边防军务的岑春煊与郑家本有世交,其父岑毓英,与冯子材义属金兰,郑绍忠与冯子材都曾是天地会的兄弟,交情很深,故毓英对于郑绍忠,亦颇为看重。据《清史粤人传》载:
岑春煊初无恶于润材,入蜚语,乃以要人监其军,要人估势事,事欲陵润材出其上,润材与之不相中,益构陷润材,总督某乃加切责,夺其军,且假他事,下其弟润潮于狱,几不测,润材素刚不能屈,既自愤被诬,罔复念弟,以已故罹诛,益负弟,遂扼腕叱咤手抢,自击以殉,时三十年二月也。
可见,郑润材及其所部安勇引起其他人的妒忌,郑润材更是遭人陷害。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岑春煊便假借其他事情将郑润材的弟弟润潮下狱至死,并夺郑润材的兵权,解散了其所部安勇,逼使郑润材吞枪自杀。郑绍忠死后,“郑家军”——安勇便由郑润材统率,郑家军军纪严明、作战勇猛、深得民心,郑润材又颇负声望。岑春煊实则是忌惮郑润材及其“郑家军”,于是他便假借他事将“郑家军”解散。郑润材是不愿看到由郑绍忠一手创建的“安勇”毁在自己手上,更觉得无颜面对郑绍忠及旧部士卒,故自杀身亡。
在《清史粤人传》中是这样评述郑润材的:
润材廉仆,有国士风,仍父子执兵符,沈勇无几,微自功色,孜孜惟戢兵民是务,数十年率初不易,竟不以善终,自逢掖之儒至菜佣、灶妪皆敬而悲之。润材不善治生,尝负官中枪,价数千金,既卒,家益落,无以偿,粤人为之请。总督张人骏抚粤时,知润材贤重,哀其无辜横死,特蠲其负且欠。曰:郑死,粤无将材矣!方欲为请恤,以去粤不果。润材卒后,安勇稍稍散去,其存者以统驶乏人,不能成军。然各乡之德安勇者争迎募,为围勇,省城巡警日盛。而老于商业者,每各物色,数辈仍衣安勇衣服其门焉。
郑润材随父带兵多年,与其父一样生活廉洁简朴,性格沉勇,很少争功,有国士之风。他率部数十年维持广东乡间社会稳定,但却死得凄惨,吞枪死后欠数千金,家人无以偿还,深得上至硕儒下至百姓的同情,纷纷为郑润材请命。两广总督张人骏知润材贤重,又死得无辜,哀叹道:“润材之后广东无将才了!”郑润材死后,安勇散去,但由于安勇深得乡众信任,故很多乡堡争募安勇为乡勇,或为广州商人的护卫。
郑润材生子四人,分别是应将、应相、应君、应皇。据传郑润材曾衣锦荣归盐步,并在盐步娶妻生子,建造生祠(见图1-24)。郑润材死后,应煌一支留在大旗头村,应将、应相和应君三房支在盐步发展。据郑润材第四代孙郑洪佳回忆,郑润才孙郑衍龄曾就读国民党黄埔军校,曾孙郑庆贤做过国民党空军军官。应君房支已经移居到台湾、美国。应将的庆晃一支也移居到香港。
(三)郑润琦
郑润琦(1873—1931年)字仰韩,广东三水大旗头村人,父名金泉(郑继忠),润琦自小随伯父郑绍忠从军历练。以后,由班、排、连、团、旅直到师长,历经讨袁护国、护法、援桂、北伐、讨逆、东征和南征等多次战役,也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建国粤军中第一批具有丰富军事作战经验的将领。
1.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全国引起震荡,摧毁了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在广东也不例外,1911年11月12日,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胡汉民就任粤省都督。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自沪抵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可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并没有能保存下来,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1913年3月12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暗中指使手下刺于上海车站。1913年6月14日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7月26日以龙济光为广东都督。龙济光督粤三年,紧跟袁世凯反革命步伐,在广东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大肆杀戮革命分子,恶行累累,罄竹难书。粤人评判道:“龙济光督粤三年,穷济万恶。”1915年12月,袁世凯废共和,复辟帝制。面对袁世凯窃国行为,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孙中山主张兴兵讨袁,在广东发动二次革命,但由于袁世凯的势力庞大,以及内部的不团结,最后以失败告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在广东的龙济光更是袁世凯的帮凶。虽然这一时期在广东有星散的革命斗争,但难以形成较大的声势。直至1916年,讨袁护国战争的形势向有力于革命党的方面转化。1月1日,魏邦平在肇庆阅江楼侧县立模范小学,成立广东护国军独立第二旅,郑润琦任该旅邦统,率部参加反袁(世凯)讨龙(济光)战争。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遂率桂军兵分三路,准备进击广东肇庆、钦廉两州和湖南。李耀汉的肇庆驻军回应护国军宣布独立,广西护国军兵不血刃开进了肇庆。3月31日,广东护国军攻城司令魏邦平及其所部乘舰直抵虎门,准备进攻广州,4月4日,在魏邦平的联络策动下,停泊在珠江上的“宝壁”、“江大”、“江固”等六七艘军舰起义,加入广东护国军,由魏邦平统率。4月6日,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自任都督,以缓和护国军进攻省城,蒙混过关,后来由于他消极抵抗护国军北伐,并设置障碍,在各方势力的被迫下败退至海南岛。1916年5月,在肇庆成立了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和肇庆中华民国军务院,使独立各省有一个统筹机构,体现各派讨袁力量某种程度的联合,与北方袁世凯专制政权形成了对抗局面。
桂系军阀陆荣廷借护国战争之利乘机进据广东,1916年10月陆荣廷正式就任广东督军,率部进驻广州。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917年4月黎、段之间矛盾激化,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段祺瑞唆使督军团叛变,胁迫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黎元洪电请请安徽督军张勋入京,但张勋进京后却宣布复辟,遭到全国人民声讨。段祺瑞借“再造共和”的姿态出现,打败张勋,拥冯国璋为总统,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利,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为了维护《临时约法》和旧国会, 9月孙中山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动了护法运动。是年,郑润琦在魏邦平指挥下参加了护法战争。但由于孙中山所依赖的西南桂系、滇系军阀的消极阻扰,无法实现护法北伐大计。
2.历经创建粤军,参加援桂、讨逆、东征等战役
1917年,桂系军阀入据广东,广东省长朱庆澜愤桂系专横,乃计画在粤培养一些实力与桂系抗衡,他于7月15日任魏邦平为广东警务处长兼广东省会员警厅长,另加拨警卫军潘斯凯统领所部三营归魏邦平统带,魏兼任统领,仍旧以帮统郑润琦带一个营,其余两个营长,一个没有更动,另一个是魏的同族兄弟魏觌明。1917年9月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后,为了摆脱对西南军阀的过分依赖,发展自己的军队,孙中山接受广东省长朱庆澜建议,欲将所辖警卫军二十个营改编为省长亲军,由陈炯明任司令,归大元帅府管辖,但遇到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的抵制。后来由于闽督派兵侵入潮汕平原,粤督莫荣新为了保住两广地盘,便将警卫军二十个营拨给陈炯明,成立援闽粤军。1917年12月10日,退到海南的龙济光与北洋军阀勾结,以所部数千人在徐闻登陆,兵分三路向广州进攻。广东军队亦全力迎击,分编五军,魏邦平为第五军司令。由于第二军林虎部在阳江打了败仗,魏邦平及其部属郑润琦等人率第五军由广州出发,经开平、恩平抵达阳江的织箕,与茂名的林虎、刘志陆两部对盘踞电白的龙军李嘉品部形成包围态势,魏邦平率第五军由织箕出儒洞攻敌正面,经过一日战斗,李嘉品部溃败投降,龙济光在广东的势力全部被消灭。
讨龙军事结束后,魏邦平部回广州,并对第五军进行一次扩编。原来第五军只有魏邦平自兼的一个统领部三个步兵营,加上省会员警厅的一个员警游击总队,及临时组成的炮兵一队,速射炮数门。电白大捷后,缴获部分枪械,又在阳江收编了有枪的散兵、绿林数百名,又从广东督军莫荣新处领得几百支步枪和几挺机枪,合起来编成步兵三营,称为第五军第二司令部,以陈章甫任司令。同时又将魏所兼得统领改为第五军第一司令部,以郑润琦升任司令。第五军将司令部设在广州东堤的木屋,所辖部队除派一部驻防阳江外,其余驻防中山县属地。并在中山石岐设立第五军军官讲习所,训练在职的初级军官。
粤军在福建取得胜利后,于1920年8月陈炯明率粤军回师讨桂,孙中山派朱执信、孙科、吴铁城等人回粤,分别策动了广东护国军第五军魏邦平(广东省员警厅厅长)等宣布独立,江防舰队为魏邦平所控制,魏邦平致电孙中山等,报告率领所部及舰队,“陈师珠江,集中鹅潭,占领中流砥柱及车站各要隘,与福军(广惠镇守使李福林)一致行动”。还致函莫荣新,促其“解除政权,以粤省政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停息兵祸”。10月,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孙中山将原有的和回粤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部队进行整编,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由陈炯明兼,辖三个师、六个独立旅和五个路。第二军军长为许崇智,辖四个旅。魏邦平的第五军改编为粤军第一军第三师,魏邦平任师长,辖一个旅,一个步兵团、一个统领部和一个炮兵营。第二司令陈章甫任第五旅旅长,第11团团长为魏觌明,原第一司令郑润琦改任统领。本来从资历来说,郑润琦应该任旅长,但陈炯明藉口郑润琦不是学生出身,又年老迈,不适合旅长人选,欲派心腹翁式亮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以削弱魏的权力。魏邦平以翁的能力有限,不能带兵太多加以拒绝,加之郑润琦在军中颇有资历,自己与郑共事多年,出生入死,若无故弃他,则影响军心。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桂系军阀陆荣廷不甘心在广东的失败,宣布取消自主,投降北洋军阀,并陈兵粤边,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权。粤军奉孙中山之命“援桂”,讨伐陆荣廷。郑润琦参加了援桂之役,他所在的魏邦平师被编入中部主力军,在叶举的指挥下,6月22日魏邦平率第三师及广东水上员警厅的舰队沿西江两岸西上,25日第三师进占梧州。之后,魏邦平率水陆部队猛追,即日占领西江北岸的人和墟、藤县各地,不数日间,蒙江、白马、丹竹、平南、江口、桂平各地,次第占领。第三师占领桂平后,奉令留守桂平和梧州一线,以巩固后方。但仍派大部分舰队与左翼军、右翼军以及赣军一起,攻下南宁、桂林和陆荣廷的老巢——武鸣,陆荣廷逃往越南。至此,粤军彻底打败了桂军,广西遂入广州政府管辖之中。此后,粤军第三师即驻防桂平至梧州沿西江北岸二百多公里长的地区,郑润琦的统领部驻防梧州人和墟等地。第三师在驻防广西期间,由于魏邦平长住广州,故军纪逐渐败坏,防务松懈。1922年春为整顿军队,魏邦平将郑润琦的统领部改为第12团,合并魏觌明的第11团编成第三师第六旅,郑润琦升任旅长。
正值桂局快要平定的时候,湘、鄂战争事起,孙中山认为这是兴师北伐的大好时机,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抽调部队,改编为北伐军,准备北伐。但陈炯明对北伐态度消极,暗中指使族人刺杀粤军参谋长邓仲元,孙中山决定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孙中山于1922年4月23日从桂林抵返广州,欲再争取陈炯明继续参加北伐,陈佯装同意。但正当北伐军大举入赣之际,陈炯明、叶举发动叛变,6月16日包围并炮击总统府。孙中山突围转移至永丰舰后,责令粤军第三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对叛军还击,收复广州防地。并亲率永丰、永翔等七舰由黄埔驶入广州向叛军阵地开炮,叛军逃窜。但魏邦平是一个投机军人,郑润琦、陈章甫两旅在其授意下,没有按孙中山的命令以陆上策应海军,以至失去时机。19日孙中山电令北伐军迅速班师回粤,讨平叛逆。北伐军回师失利,使北伐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孙中山于8月14日离粤抵沪,宣布陈炯明叛乱始末,组织讨贼联合军。魏邦平亦辞职赴上海,以陈章甫继任第三师师长,郑润琦为副师长。9月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欲经闽入粤。12月滇、粤、桂各军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军事会议,史称“白马会盟”。“白马会盟”后,西路讨贼军自广西东下讨伐陈炯明,粤军第三师回应,郑润琦随第三师从岑溪向罗定、新兴、四邑等地攻击前进。1923年1月16日西路讨贼联军攻入广州,陈炯明及其部属战败逃走。
桂系军阀沈鸿英企图窃据广东,在西路讨贼军的滇、桂军占领广州市内各机关要地后,先于孙中山进入广州,并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勾结,1月26日制造了江防会议事变,魏邦平被沈部捉住,并强迫魏邦平下令旧部粤军第三师缴械(除留驻江门一个团外)。2月孙中山着各路军讨伐沈鸿英,沈见形势于己不利,率部移驻西、北江,设司令部于肇庆,并请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第三师被缴械时,驻守中山的魏觌明第11团幸存,2月,魏邦平即令第三师副师长郑润琦以该团为基干,并招集前被缴械的旧部扩充,重新成立第三师,师长为陈章甫。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空大元帅大本营。但是,沈鸿英并不甘心失败,不及一个月,他与北洋军阀勾结发动叛变,进攻广州。4月,陈章甫辞职,郑润琦接任师长,参谋长为胡铭藻。旋即郑润琦率第三师与同驻四邑的第一师李济深部一起攻克清远,并于5月6日会合友军向肇庆发起总攻,即日占领狮岗炮台,发炮向城内轰击。18日,粤军挖掘地道,以地雷炸开东门城墙,攻入肇庆城,沈军守将黄振邦被俘,西江下游的沈军纷纷向梧州溃败,郑润琦率部进驻四会、广宁。至此,西江叛军全部肃清。
陈炯明、沈鸿英叛军被击溃后,所有起义的粤军均改由大元帅府直辖,称为中央直辖粤军。第四军军长梁鸿楷,辖两师一独立旅和一支队:
第一师:师长李济深,驻防于西江肇庆、梧州一带地区。
第三师:师长郑润琦,驻防于三水、四会和广宁之间。
独立旅:旅长徐汉臣,驻防新兴、开平、台山、恩平一带。
支 队:司令丘耀西,驻防新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本人担任总理,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月2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发表了著名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现状及其前途,制定对内外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接着,即进行军事上的整顿。3月间,决定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除李福林第三军未另编师外,其余部队改编为四个师若干独立旅。
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长:蒋介石。
第一师师长:李济深
第二师师长:张民达
第三师师长:郑润琦
第四师师长:许 济
独立旅长:徐汉臣、梁鸿材、卓仁机等
警卫军:吴铁城
整编后的建国粤军严加整顿训练,并将所属部队的官兵大量吸收入国民党。建国粤军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作为教育课程,孙中山期望把它建设成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1923年9月驻罗定等地的原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叛投邓本殷部,10月孙中山下令通缉吕春荣。盘踞于高、雷、廉、琼之叛军邓本殷、苏慎初部一直是牵制建国粤军东征的力量。1924年7月,吕春荣部从高州再次大举进犯罗定,郑润琦率部击破之,敌向四会溃窜,击毙邓本殷前线司令官龚某、女统领唐某、兵卒120人,俘虏300余人,缴枪600余支及弹药一大批。使敌军不敢西犯,广州解除了东征陈炯明叛军的后顾之忧。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一些军阀试图借机入主粤政,4月时任东征联军总司令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遂趁孙中山逝世,东征军远在东江,广州十分空虚之机,发动变乱。6月各路军队班师回粤,讨伐杨、刘叛乱。6月10日,革命军部署攻城。郑润琦所部第三师和粤军第一师及第六旅等任左翼,沿广九路前进;黄埔军校任右翼,由龙眼洞前进;警卫军、“福军”等为总预备队,由珠江南岸前进。魏邦平为攻城军总指挥。12日广州全城被收复,杨、刘之乱被平,祸粤数年,拥兵数万的滇、桂之军终于被消灭。之后,郑润琦部进驻东莞、宝安。
国共合作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援下,广东的农民运动迅速兴起和发展。郑润琦及其所部为农民运动的顺利开展做了一定的贡献。1924年10月6-7日,广宁县第一次农名代表大会在县城隆重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民主选举周其鉴为县农民自卫军队长,罗国杰为农会秘书。10日,广宁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县城隆重举行。各区、乡农协执委、代表300多人和农会会员1000多人参加大会。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阮啸仙率领广州农讲所学员代表和省、县农民自卫军代表出席了大会。广东省总工会代表杨殷及黄埔军校代表到会祝贺。广宁县农民协会的成立,揭开了西江农民运动的序幕。
11月中旬,广宁县农会发出《减租宣言》和《给田主的一封信》,揭露地主罪行,阐明减租的正义性和目的。20-26日,广宁县地主豪绅多次举行集会,成立保产大会、业主维持会,建立800余人的“业主军”武装,抗拒减租。25日,“广宁事件”发生,是夜,潭布地主武装突然进攻古楼营的区农会,农军死伤10多人。农军反击,打响广宁县农运开展以来的第一枪。次日,彭湃从广州抵广宁县拆石,号召农民起来斗争,随后返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报告广宁县农运情况,并要求革命政府派武装支援。
12月1日,广宁县潭布地主武装百余人突袭社岗等乡农军,次日,“业主军”又袭塘径乡农军。彭湃向周恩来报告广宁县情况,并再次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派武装支援。10日,广宁县各区农民代表500余人在柯木咀乡举行大会,彭湃、周其鉴等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县长接受解散业主维持会、解除地主武装等条件。11日,由廖仲凯派遣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80人,在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的率领下抵达广宁县农军据点社岗,支援农民斗争。12日上午7时,以农军为前锋,铁甲车队续后,向潭布地主据点发动攻击。激战一整天,敌不支,退守以江姓炮楼为中心的几个据点。16日,廖仲凯令建国粤军第三师郑润琦部派一营(该营驻四会,营长李汉魂)增援广宁县农军,并决定成立“绥缉善后委员会”,委彭湃、廖乾五及广宁县长蔡鹤鹏等共同负责处理广宁事件。27日,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开会,通过缉拿地主首领江淮英等8名破坏农运祸首及收缴地主武装两案。两天后,镇压农运的县团保总局的武器被铁甲车队解除,局长谭侣松被拘捕,使农民运动顺利开展。
1924年,广宁县长李济源因反对农民运动被省署撤职而下台。但李济源不甘心失败,到处招揽散兵游勇回乡潜伏,企图负隅顽抗。李济源排行第三,乡间族人称其为“三爷”。他傲气十足,不可一世。李济源带着官印回到车心岗后,为与粤军第三师抗衡,除大量收编“神打”外,还组织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了以五行棠(绰号)为队长的“自卫队”。为确保李济源的巢穴安全,“自卫队”在周围布障设卡,盘问行人,封锁河道。“自卫队”每人都配有蓝布缝制、胸前黄色圆圈内印有“车”字的马褂。在李济源的指使下,“自卫队”还组织侦探人员,越过绥江,到官步、梅龙、横径一带搜集情报,捉拿“奸细”。凡此种种,使当时商贸媲美东乡、古水、石狗各埠的罗锅街,因河道封闭,来往客商断绝,商业贸易骤然衰落,形如死地,群众叫苦不迭。
粤军第三师在郑润琦师长带领下,握守绥江两岸的江积、石涧,控制局势,等待时机。李济源恃有地利、人和之便,经常派人深入第三师驻地刺探军情。当年4月某日中午,石涧有一姓蔡的农民到官步口卖菜,被五行棠属下陈永等人无理逮住,一口咬定其为第三师密探,是刺探军事情报的特务,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强行将蔡某的衣服剥光,用香火灼其下身。蔡某呼救无援,受尽折磨。蔡某无辜受刑之事,在石涧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群众对此非常义愤。第三师借群情汹涌之机,把他们组织起来,一些群众自觉献出船艇,随第三军沿绥江北上,直插罗锅。由于李济源的自卫队人数不多,又是乌合之众,作战能力不强,所以第三师很快攻下罗锅。最后,对车心岗的逆产予以没收或烧掉:没收积极资助李济源的“瑞丰”、“兆泰”商号的所有物资;烧掉李济源所属商铺“万祥”及其在车心岗的房产,李济源则逃跑了。
1925年7月7日,广宁发生“江屯事件”。是日凌晨,广宁县民团头子李济源等纠集了500余人围攻江屯农会。农军及农会会员100余人坚守五天四夜失守。农军伤亡40余人,失枪百余支,会所被焚。事后,县农会向省农会控诉县长李绮庵和驻军拒不救援的罪行。
8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声援广宁县农运的决议案,要求严惩凶犯、撤回第三师、撤换广宁县长等。广东革命政府答允代表大会的全部要求,及时处理了江屯事件。中旬,郑润琦将驻广宁县的莫国华部调往怀集县,另调第三师第九团进驻广宁县,受到农民欢迎,地主豪绅声势顿挫。
3.“廖案”后,蒋介石清除异己,郑润琦辞职经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举国震惊,国民政府及时为“廖案”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及员警全权”。这个以应付紧急事态、保卫国民政府为由而成立的特别权利机构,实际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8月24日蒋又出任广州卫戍司令,极大地擢升了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汪、蒋为了排除异己,籍着“廖案”的清查,互相勾结。汪、蒋与许之间有很大分歧,蒋之于许,共事既久,积有很深的宿怨。蒋素怀有野心,每欲整肃粤军,打击粤系军人,因此两人早已貌合神离,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许之部将、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早就告诫过许:“将来倒你台的必为蒋介石!”蒋加入“廖案”特委后,即摆出咄咄逼人的姿势,迫不及待地要向粤军开刀,进而篡夺粤军的军队,以取许而代之。蒋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拘捕了梁鸿楷、张国桢等一批粤军将领,迫走了魏邦平等一批官员。9月18日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名义,在广州实行戒严,并包围了许崇智住宅。蒋致函许崇智,“劝”其暂离粤境,实为武力迫其出境。20日,蒋介石派军队至东莞和石龙围住许部粤军的郑润琦、莫雄两部,向郑润琦提出:一、将第三师缴械;二、要郑去职;三、立即离开广东。否则,要将许、梁等人枪毙。莫部遵令缴械800余支,郑润琦部略有抵抗,但最终为免投鼠忌器,郑同意全部条件。并立即传令全师解甲缴械,郑润琦则离任赶沪,从此结束戎马生涯。其后,汪、蒋竟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布告略谓:“自八月二十日廖、陈两委员被袭击事件发生后,政府查悉主谋唆使嫌疑犯人,并同时发觉不肖军队,阴谋勾结危害政府一切情状。业于二十五日将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通缉归案讯办,并将谋危政府叛迹已露之军官梁鸿楷等逮捕,暨将其所属部队分别解散、收编各在案。郑润琦、莫雄等包藏祸心,与梁鸿楷等串同一致,甘为反革命之鹰犬,以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故于本十九日令广州卫戍司令相机处置。以破凶谋而息乱源……。”稍后,许逼于无奈,只好登轮离粤,许部师长许济,亦被解职随行。
据曾庆榴的《广州国民政府》书中讲:“9月19日和20日驱逐许崇智、解散许部粤军的行动,是一次带军事政变性质的行动。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侦查‘廖案’期间,但受这次行动打击的许崇智、许济、郑润琦、莫雄等,事实上都与‘廖案’无关。这些人和他们所管治的军队,无疑是不够可靠的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但他们与孙中山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且刚刚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对他们加以适当的防范是必要的,而称之为‘反革命军队’,则显然没有足够的根据。这是蒋介石(在汪精卫许可的情况下)利用侦缉‘廖案’的机会,用武力向他的上司夺取军权的行为,是蒋扩张军事独裁、篡夺国民党军事以至党政大权的发端。”
1925年冬,郑润琦举家迁居上海,在法租界开设利源公司,承办“防务经费”,获利甚丰。1928年承办期满,郑南归广州,并开设了利发公司和利商公司,继续承办广州河南、深圳、清远、顺德等地“防务经费”。还承办广州筵席捐和全省糖、烟、酒捐以及经营盐业、航运业。购置轮渡四艘行走广州官窑、三江沿线,方便四乡行旅、沟通物资交流。对于家乡的建设,郑润琦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修建了海洲风雨亭,重修了由海州经乐平至本村的灰沙路。
郑润琦一向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热心捐助广州孤儿院、方便医院及其他慈善事业,还发起重修广州六榕寺花塔等。他的这些关心家乡、扶植桑梓、济贫救困的善举,至今传颂乡里,为人称道。郑润琦于1931年病逝于广州,享年58岁。郑润琦死后,陈济棠特意派“仲元”、“仲恺”两艘军舰运灵柩回乡,葬于七十二卦岗。
(四)郑绍杭
郑绍杭(1945—1966年)大旗头村人,1962年郑绍杭小学毕业后在乡务农。1964年12月,他未满18岁就抱着为祖国人民去站岗放哨的心愿,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来到了部队驻地——广西宁明县,编入高炮第六十三师六〇七团炮一连,任炮瞄雷达诸元传送班战士。
当时美国为了挽回在越南战场上的败局,利用其“空中优势”,日以继夜地对越南连接中国的两条铁路干线狂轰滥炸,企图切断和阻止中国、东欧等国家的大量援越物资进入越南。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迫切要求,决定派出自己的部队入越参战,其中我炮兵第六十三师光荣地接受了负责广西至越南河内铁路沿线的防空安全任务。
1965年8月,部队进入越南后,从凉山转战到宋化地区。1965年12月20日,美机出动轰炸宋化桥梁,六〇七团与兄弟团组成了严密的火网,向来犯的敌机猛烈还击,全线一举击落美机10架,击伤4架,俘虏上尉飞行员一名。绍杭在这次初战中机智沉着,在传达雷达诸元中,口令清楚灵利,准确无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6年2月13日,六〇七团奉命转至安沛市防区,配属十七师指挥,负责火车站的对空安全。六〇七团在守卫安沛市的3个多月中,作战共30余次,击落敌机40多架,俘虏飞行员一批。
1966年5月31日,敌出动飞机28批共107架次,对火车站和我炮连阵地连续进攻轰炸,投下两千磅以上的重型炸弹152枚,火箭和球形钢珠弹不计其数。六〇七团与六一九团协同作战,官兵们不怕苦、不怕死,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发射八五炮弹1600多发,十四点高射机枪弹3200多发,取得了击落敌机16架,击伤10架和俘虏飞行员多人的重大战果,再一次赢得了越南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我部牺牲7人,负伤10多人,郑绍杭在此次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郑绍杭在战斗中多次受到连队的嘉奖,曾记三等功一次。部队按其生前的志愿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五)郑志安
郑志安(1955—1979年)大旗头村人,1975年1月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勤奋学习,训练成绩突出,屡受团连表扬和嘉奖。197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提升为副班长,后又任五三五七○部队二营五连班长。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2月17日,五连奉命向那林和双昂地区发动攻击,郑志安班作为该连的尖刀班,一直冲在最前面。当达到那林北侧无名高地时,遇到敌人三面火力夹击,前进受阻,因树林丛密,我方炮火无法支援,志安判断出敌人三个火力隐蔽点的具体位置后,当机立断,命令副班长和两个战斗小组进行掩护,自己带小周和小金两名战士从右侧迂回到敌人第一个火力点背后,向前推进时,被敌人发现射击,小金负伤。志安为他包扎好伤口后叫他就地警戒,又和小周相互掩护交替前进,摸爬到离敌人火力点4米左右时,志安孤身向前向敌人藏身处扔进一个手榴弹,只听轰隆一声,两个敌人当场被炸死,他们接着向敌人设在山洞中的第二个火力点进攻,这时敌人正用机关枪向我连队射击,志安猛扑向前,端起冲锋枪向洞内狠狠射击,结果打死三人。随后,连长命令六班长带领另外一个小组向敌人第三个火力点进攻,志安为了配合他们,不下火线从右侧向哪个火力点接近,在前进中,俘虏了两个受伤的越南士兵,交给受伤的小金看管,接近敌火力点时,突然传来爆炸声,只见六班班长被敌人扔出来的手榴弹炸伤,志安立即朝敌人扔了一棵手榴弹,随即冲上前去打死了两名敌人,其余敌人慌忙从洞后逃生,此时,志安不幸被敌人火箭炮击中,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上级为郑志安追记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六)郑洵侯
郑询侯,男,汉族,1927年生,广州大学计政班会计专业毕业,从1950年开始在广州市税务、财政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广州市西禅税务所科员,广州市税务局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驻厂员,广州北区税务局工商税科科长,广州市财政局企财科主办科员,中共广州市市委监察委员会驻广州市财政局监察员,广州市海珠区财政局第二税务所所长,广州市财政局监察室副主任等职务。1984年到广州市审计局工作,任外资审计处副处长。1988年退休后,被聘任到广州市审计师事物所工作。1989年被评为审计师,是我国第一批审计师,被收录进《中国审计师名录》。
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被评为广州市越秀区先进工作者,1959 年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广州市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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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大旗头村大事年表
嘉靖五年(1526年)
大旗头原名大桥头,郑氏初祖康泰公自蚺蛇村移居于此(大桥头)。同年,设置三水县,大桥头归属 广州府三水县管辖。
嘉靖十四年(1535年)
五月,大水,农作物被浸,民间饥馑,县里开仓赈济,并减免当年田租,本村亦受益。
万历十四年(1586年)
夏,洪水冲决九江堤岸,三水,南海、顺德等县俱受害,数万农户受灾,本村受灾尤甚。
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612—1617年)
六年均发大水,其中万历四十二年洪水比万历十四年高一尺四寸,全县诸堤尽决,本村受水淹数日,民不聊生。
康熙二年(1663年)
番禺水上居民起义军周玉成率部突袭河口,不遂而退。是年,修筑乐塘、上梅埠、下梅埠、长州、永丰、清塘等围,并新筑范湖堤。本村受益甚多。
道光十四年(1834年)
郑绍忠出生于三水大桥头村,原名金星,字心泉,又名郑金。因其口大能容二拳,故绰号大口金。
咸丰二年(1852年)
秋,郑金在佛山镇与人比武,失手杀人,逃回乡里。
咸丰四年(1856年)
六月,郑金参加陈金等在三水县范湖发动的农民起义,随后转战多处,成为陈的得力干将。
咸丰七年(1857年)
八月,陈金起义军攻克怀集县城。
十月,陈金建立大洪国,自称南兴王,封郑金为大元帅。
咸丰八年(1858年)
四、五月间,郑金由广西贺县回守怀集,将他的姓胡的马童收为义子,赐名曰郑润材。
咸丰十一年(1861年)
正月,陈金的义军乘虚攻袭化州、信宜,攻克了信宜县城,并将信宜镇隆定为大洪国首府。
同治二年(1863)
四月,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率兵八万围剿信宜。
九月八日,信宜陷落,郑金、刘超等降清,陈金被杀,大洪国覆灭。
九十五日,郑金投降后,经清廷批准,昆寿许其自领旧部为一营名曰安勇,赏都司衔,始更名绍忠。
十月十六日,郑绍忠率部克复容县,二十九日,收复岑溪。
同治三年(1864年)
郑绍忠解南雄之围,后随方耀等参与福建永定之役,击溃太平军丁太阳部。
同治四年(1865年)
四月至八月,郑绍忠同方耀军参与袭击康王汪海洋大埔之战役,有功数迁至副将,授罗定协,并赏戴花翎。
十二月,郑绍忠参加围歼汪海洋主力的嘉应之役,汪海洋被击毙。清廷加郑绍忠总兵衔。
同治五年(1866年)
二月,郑绍忠平太坪客匪,擒匪首。
五、六月,郑绍忠被调往肇庆剿抚恩平客匪,并连破恩平县属榔底大田寨。命补缺后以总兵用,并赏敢勇巴图鲁名号。
同治六年(1867年)
郑绍忠平五坑、赤溪、曹冲等处客匪,更勇号额腾伊巴图鲁。家族追封三代。
同治七年(1868年)
郑绍忠平定鹤山、高明、新安等地客匪,补南韶连镇总兵。
同治八年(1869年)
赏郑绍忠以提督记名。同年,郑生母去世,郑绍忠回大桥头,丁母忧。
同治十二年(1873年)
清廷补授郑绍忠为潮州镇总兵。同年,郑绍忠父亲过世,丁父忧,两广总督瑞麟以地方吃紧改署任。
是年,郑绍忠侄子(郑继忠之子),后为建国粤军第三师师长的郑润琦出生。
光绪二年(1876年)
郑绍忠改署任南韶连镇总兵,搜治钦州、灵山积匪,晋头品。
光绪三年(1877年)
郑绍忠亲督兵勇修筑三水水利,联围筑闸,联大良、大塱、高丰、鲶涌、上石版、下石版、丰岗围统称高丰围,沿堤建有高丰窦、鲶谷窦。
光绪四年(1878年)
郑绍忠平定佛冈匪患,朝廷赏郑绍忠玉搬指、小刀、荷包和火镰。
光绪五年(1879年)
郑绍忠攻克琼州,收复儋州、临高,赏黄马褂。
光绪六年(1880年)
七月,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以郑绍忠领军常驻省城各属,有警亦可居中策应。还奏准,再增募安勇二千人,所募乡兵以防勇规制编之。
光绪十年(1884年)
五月,郑绍忠出任广东陆路提督。
郑绍忠倡议在蚺蛇岗附近兴建圩市,以其父郑隆安之名命名为隆安圩,并修建了乐平社学、乐平当铺等建筑。
郑绍忠奏请拨国币20000两,并亲督部卒重修三水榕塞堤围。同时,特意重修了魁岗堤,并立一块刻有“金堤巩固”的石碑于堤上。
十一月,钦差大臣彭玉麟饬令郑绍忠派张恭统带潮勇五营赴粤汕头一带,设法渡台。
光绪十一年(1885年)
恭遇慈禧皇太后五十寿辰,赏赐给郑绍忠年过八旬的嫡母卢氏夫人匾额曰:云台笃庆。
是年大水,三水灶岗围邓岗基段溃决,围内一片汪洋。郑绍忠请旨亲赴三水督修水利工程。工程竣工后,立石碑于灶岗围,曰“郑公堤”。
是年冬,郑绍忠与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协助张之洞邀集广东文武官绅和各地盐商要求分年捐款八十万两建造新型的铁甲船舰,组成近代化的广东海军。
光绪十二年(1886年)
郑绍忠的嫡母去世,时年八十四岁,郑绍忠丁母忧,并仍留署陆路提督。
光绪十五年(1889年)
九月,郑绍忠被补授高州镇总兵。
十一月,郑绍忠调任湖南提督。
光绪十七年(1891年)
郑绍忠调回广东,出任广东水师提督。
光绪二十年(1894年)
适逢慈禧皇太后六十寿辰,郑绍忠被赏加尚书衔,并赐给他寿字、大缎帽缨。
郑绍忠获朝廷恩准,回三水县大桥头村修建家族建筑,即现在的“大旗头古建筑群”。并开始修建通往水西等村的灰沙石板路,长达五十多公里。
十二月,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招募数十艘拖船攻打横滨、大阪、神户、长崎,攻其不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三月,郑绍忠卒于虎门水师提督任上,享年62岁,葬于大旗头村的老虎岗。
四月,清廷“以久着声威,殁于防次,予以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优恤,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赐祭葬。长子郑润辉赏给员外郎,长孙郑应韬俟及岁时带领引见。”
郑润材继郑绍忠以后,统率安勇全军。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郑应韬(绍忠长孙)保送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郑润梅(道榕)中光绪庚子年恩正并科第70名举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郑润材奉上谕补授北海镇总兵。同年,率军将容县、北流等处的匪患荡平。广西巡抚保奏郑润材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郑应韬回国,任杭州通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郑润材署广西左江镇总兵,并赴北海镇,兼统领钦廉边防军务。
光绪三十年(1904年)
郑润材及其所部安勇遭人陷害。二月,岑春煊便假借其他事情将其弟润潮下狱至死,并夺郑润材的兵权,解散了其所部安勇,郑润材抗争不过,吞枪自杀。润材死后,安勇解散。
1916年
魏邦平在肇庆成立广东护国军独立第二旅,郑润琦任该旅邦统,参加讨袁护国战争。
1917年
郑润琦参加讨伐军阀龙济光,广东军队分编五军,魏邦平为第五军司令,郑润琦任第五军第一司令部司令。
1920年
郑润琦参加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战斗。孙中山将驱桂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广东部队进行整编,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由陈炯明兼,辖三个师、六个独立旅和五个路。魏邦平的第五军改编为粤军第一军第三师,魏邦平任师长,辖一个旅,一个步兵团、一个统领部和一个炮兵营,郑润琦任统领部统领。
1921年
郑润琦参加援桂战役,随第三师攻陷了梧州、蒙江、白马、平南和桂平等地,并与左翼军、右翼军以及赣军一起,攻下南宁、桂林和武鸣,桂系军阀陆荣廷逃往越南。至此,粤军彻底打败了桂军。
1922年
魏邦平将郑润琦的统领部改为第12团,合并魏觌明的第11团编成第三师第六旅,郑润琦升任旅长。
六月,陈炯明叛变。粤军第三师回应讨伐陈炯明,郑润琦随第三师从岑溪向罗定、新兴、四邑进击。
1923年
一月,桂系军阀沈鸿英与北洋军阀勾结,制造了江防会议事变,魏邦平被捉住,并强迫其下令旧部粤军第三师缴械,驻守中山的魏觌明第11团幸存。
二月,孙中山着各路军讨伐沈鸿英,魏邦平即令第三师副师长郑润琦以11团为基干,重新成立第三师,师长为陈章甫。
四月,陈章甫辞职,郑润琦接任师长,参谋长为胡铭藻。旋即率第三师与同驻四邑的第一师李济深部一起攻克清远,并于5月18日攻入肇庆城,郑润琦率部进驻四会、广宁,西江叛军全部肃清。
同年,成立中央直辖粤军。第四军军长梁鸿楷,辖两师一独立旅和一支队,其中第三师师长为郑润琦。
1924年
三月,孙中山决定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辖四个师若干独立旅。总司令为许崇智,参谋长为蒋介石,郑润琦任第三师师长。
七月,桂系吕春荣部从高州再次大举进犯罗定,郑润琦率部击破之,使敌军不敢西犯。
1925年
三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四月,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变乱,郑润琦所部第三师和粤军第一师及第六旅等任左翼讨伐叛军。
八月,廖仲恺遇刺身亡。蒋介石借“廖案”之机,与汪精卫合流分解粤军。蒋拘捕了梁鸿楷、张国桢等一批粤军将领,软禁许崇智。派兵包围第三师,迫使郑润琦离职去沪,结束戎马生涯,开始从商。
1928年
郑润琦南归广州,继续从商,1928年至1931间,郑开通广州至官窑的轮渡(公益性),并在家乡修建海洲风雨亭在广州发起重修六榕寺花塔,重修了由海洲经乐平至本村的灰沙石板路。还热心捐建了广州孤儿院和方便医院等。
1931年
郑润琦病逝于广州,享年58岁。灵柩被运回家乡安葬于南岗村的七十二卦山。
1937年—1945年
抗战期间,时任乐平乡乡长的郑润文、郑润楠和曾任第三师军需处处长的郑润咸为了保证抗战物资从日本沦陷区经乐平圩上韶关运输管道的通畅做了一定的贡献。这一时期,振威将军家庙、裕礼郑公祠作为村落小学,延请村中有学问的长者郑润梅等人教郑氏后人读书学习。
1947年
广州市郊一区特派员先后派共产党员大旗头村人郑乃行(方生)到三水县开展工作。
1949年
是年8月,大旗头村人钟锦添接任国民政府在三水的最后一任县长。
1951年
三水县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大旗头村郑氏家族受到冲击。
1952年
三水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大旗头村郑家被划为恶霸地主,受到斗争,家族田产被没收再分配给村民。
1954年—1956年
1954年2月,大旗头村成立农业生产常年互助组,1956年转为高级社。
1964年
1964年12月,郑绍杭积极报名征兵入伍,被编入驻广西宁明县的高炮第六十三师六〇七团炮一连,任炮瞄雷达诸元传送班战士。
1966年
1965年~1966年,郑绍杭参加了对越美军作战,战斗中郑绍杭不怕牺牲,与六〇七团官兵一起英勇杀敌,战斗中郑绍杭多次受到连队嘉奖,记三等功一次。在1966年5月31日的一次激烈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部队按其生前志愿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郑绍杭牺牲后,其父郑明常将另外一个儿子也送到部队入伍。
1975年
被选为人民代表的烈属郑明常(大旗头村人)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同年1月,郑志安(大旗头村人)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勤奋学习,训练成绩突出,屡受团、连表扬和嘉奖。
1977年
郑志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提升为副班长,后又任五三五七○部队二营五连班长。
1979年
对全县的四类分子进行依法评议,并对改造好的给予摘帽子,大旗头郑家也在其列。同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郑志安在战斗中作战勇敢,冲锋在前,英勇牺牲,时年25岁,被上级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986年
12月,县落实侨房政策,大旗头郑氏祖屋也在落实之列。
1994年
5月,大旗头村被选列为三水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
大旗头村古建筑群开始发展旅游业,正式对游客收门票。
1997年
大旗头村被评为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档案馆建立郑绍忠、郑润琦的名人档案。
2002年
大旗头村古建筑群于7月17日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
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于2003年10月8日将大旗头村公布为首批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2004年
大旗头村被广东省文化厅确定为“广东第一村”
4月2日,联合国国际历史纪念建筑和古建筑遗址理事会(ICOMOS)司库、世界遗产协调员侨勒先生(音译)以及以色列著名建筑师、规划师爱尔雷先生(音译)参观了大旗头古建筑群,对大旗头古建筑群文物整体保护情况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1月18日,在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三水区文化局与广东活力环球旅游社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文物保护利用项目》投资意向书,投资金额达2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