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但是，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中的诸多矛盾和不良现象也层出不穷。

　　（一）学生厌学惊人

　　在我国教育制度中，考试选人是通行原则，学生必须熟练掌握大量知识才能通过一些重要考试，譬如高考。这种应试教育多采用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填鸭式教学，给学生施加过多的压力，学生感到有些课程学起来很难，导致学生的疲劳和厌倦，学生失去兴趣。据有关部门调查，一些农村地区的辍学率高达40%，即便在相对富裕地区，辍学率也达到40%。2009年一份调查报告发现，我国目前约有50.4%的中学生感到厌学，而这种厌学的趋势还在上升，不少地区的中小学生甚至是大学生，时常逃学去网吧，有的甚至日以继夜地上网，有的专挑淫秽黄色网站上。

　　（二）高校的行政权力远大于学术权力

　　前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道说：“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在2009年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发言时也批评大学行政化，称：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机关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段对待学术问题，方法简单粗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留给中国教育界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原因很多，其中，高校行政化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阻塞了大学的独立思考、学术创新、自由流动，也阻塞了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活泼快乐与师德理念。当我们看到“部-厅-处-科”在高校内部的一字排开时，在中国何以出现40位教授争夺一个处长职务的怪事，何以导致“教师绩效工资”肥水流入“行政田”的不公就不足为奇了。如今学校的功利化，文凭腐败、官校勾结成为一种风气。钱、权、名，这三朵“并蒂花”，养分都来自“行政级别”。学校很多乱相大多来自教育行政化。教育行政化这把“软刀子”，扼杀了不少出类拔萃的精英人才，建国60年来国内还未产生一个诺贝尔奬得主。相比巴基斯坦、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曾获得诺贝尔奬，我们感到悲哀！毫无疑问，中国教育行政化或官场化、学校的衙门化，对中国教育的许多问题起到了很坏的催化作用。

　　（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在2007年占GDP3.32%，2008年为3.48%，目前我国教育投入尚未达到GDP的4%。相比其他国家，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墨西哥教育投入分别约占GDP的4.4%和5.3%，发达国家达到5.5—6%，低收入国家为3.9%，世界平均水平为4%。这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了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出这一目标。今年国家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又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再往后延长了两年，即到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总共推迟了12年。

　　二、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

　　今年6月，《纲要》向全民公布，确是好事。《纲要》提出20个字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如果说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育人，具体的两项重点工作是“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纲要》的实施不可能一步到位，而要分步进行，特别对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先易后难，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的方法与措施，为落实《纲要》的各项任务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存在的某些问题较为突出，亟需解决。

　　（一）“一锤定音”式的高考选拔机制过于单一，难以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高考是我国长期以来选拔大学生的唯一机制，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宜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此，有不少拥护现有高考模式的人，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公平，二是有效率。因此认为，不能废除高考。其所谓“公平”，他们认为我国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僧多粥少，统一高考，按“分数线”招生，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分你我，都皆公平。所谓“效率”，他们认为就是“一次搞定”，招生环节简单，省钱省力，时间短，操作成本低，立竿见影。

　　所谓高考“公平”，不应该体现为“表面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这是因为，一年只能考一次高考，让很多仅仅是一时发挥失常的考生不得不浪费一年的光阴，或者屈就一所较差的大学，这无疑是对人才及其效用的人为浪费，而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更何况一个人的能力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写”上，还体现在“说”，在“干”，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等外在的多方面的表面，能“写”、能“说”、能“干”，才能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高低，因此，以微弱的考分作为録取的唯一标准，而将为数众多真正具有潜能却不善考试者挡在大学校门之外，这又谈何效率，又是否是真正的公平？显然，简单化“一刀切”不是真正的公平，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效率。

　　今天，当我们逐渐对国外更科学更现代化的教育体制有所瞭解后，我们就逐渐意识到，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至少未必是最合理的。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大学不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学生。在美国，学生会被四大方面的考量来评估，即：第一是高中在校成绩；第二是学生能力评估成绩，即“SAT”，或美国大学测评系统，即“ACT”；第三是课外活动经历；第四是学生的家庭背景。综合说来，美国高考録取是“三合一”模式进行考核，即：考试分数、高中平时成绩、综合素质（包括课外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社会活动、公益义工、有偿工作等）。在美国的大学招生体系中，没有“高考状元”这一概念。如果只会读书，而无创造性，这样的学生不被看好，说穿了，人家要的是“人才”，而不是“高分宝贝”。美国60%的“高考状元”被哈佛大学拒絶，他们注意的是学生的个性和综合素质，分数永远是第二位，这与我国高考録取标准是分数第一成了天壤之别。

　　（二）“千校一面”的教育方式过于机械，难以发挥各校的优势和特色

　　《纲要》明确提出，要提高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与核心。学校只有拥有办学自主权，才能使办学有特色、有个性。而有个性与特色，一所学校才会有自己的灵魂。对于我国中小学而言，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千校一面”，任何学校看到的大都是相同的场景，比如课堂上基本上都是老师满堂灌，学生听课、做笔记，老师偶尔提问，课堂气氛沉闷，不活跃、不生动，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山东省仕平县杜郎口中学的做法可谓“离经背道”，然而效果很好，学生思维活跃，兴趣甚浓，很受欢迎。原因是这所学校办得很有个性与特色，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絶，赞不絶口。

　　美国教育最重视与众不同，比如，在美国，一个个申请者要想不被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拒絶，他就一定要具备特殊性，即“我是与众不同的”。可以看出，美国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培养个人独立的特质，进而达到人才辈出的目的。在我国，衡量教改的成功与否，还是沿用升学评价体系，用中考、高考升学率来评价，而这种评价体系，其实是导致“千校一面”，也是制约教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泛行政化”的教育机构现状，使学术难以正本清源

　　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直言目前“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力争实现教育家办学。总理的话，也是很多人想说的。对一所学校而言，基建腐败烂的只是皮肉，学术和教育方面的腐败，坏的是“大脑”，而“泛行政化”的恶果，则是“心肌梗塞”，它以超稳固的金字塔层级系统及其产生的无形力量，将导致摧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的学术成果，其损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去行政化，如今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但要落实起来，不免要触碰既得利益者，难度很大。教育去行政化看上去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但要找到突破口，抓住“牛鼻子”，就比较好解决了。

　　教育去行政化所要解决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这两个方面都与校长有关，前者是“抓校长”，后者是“校长抓”，而这两方面又以前者为关键。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怎样“抓校长”这个问题，“校长抓”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但从教育去行政化的整个操作过程中来看，实际上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一是要用什么标准选拔校长，二是校长如何产生，三是对校长如何考评。

　　（四）“重者恒重、轻者恒轻”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过于死板，难以实现教育事业的科学和谐发展

　　多年来，我国教育资源分配趋势是：重城市，轻农村；重重点学校，轻一般学校。从而造成教育有两个极端，一是教育不足，二是教育过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不利社会和谐。

　　教育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山村，未能享受同等的国家分配的教育资源，造成农村教育落后，教育质量下降，很多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难，农村升学率低，使原有城乡差距过大而更加扩大。教育过度，体现在城市，特别是那些重点、名牌的学校，都配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好的越好，锦上添花。其结果是，考入名牌、重点学校的，城市学生越来越多，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城乡差别越拉越大，这与国家的政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然加剧城乡“两极”分化，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发现问题是前提，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理应为全国教育改革先行先试，为此建议：

　　（一）废除高考録取分数第一的选拔机制

　　实施：高考分数+综合素质+高中阶段总评成绩；并相应给予各项的权重比分，建议高考分数占40%，综合素质占30%，高中阶段总评成绩占30%；具体到各地区如何权重占比，视实际情况而定，但高考分数最高权重不得超过50%，要逐渐淡化高考成绩占比。当然，目前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因基础工作和人的思维尚未转变，建议可试点实施，取得经验，全面推广。

　　（二）将“因材施教”教育理念贯穿在整个教育工作的始终

　　一是应通过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根据不同的学校培养人的目标的不同特点，应允许学生先申请学校，再根据他们的兴趣与爱好选择专业；二是努力营造学校学习氛围，突出不同班级特色，启发开导，举一反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三是以德为先，进行道德的教化和正确价值观的习养，唯有良善人性的培育与养成，才是遏制种种凶残恶行肆意侵害社会他人的根本之道。

　　（三）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学校的决策谘询，帮助学校更好地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做到谨守政校边界，真正做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人们不免担心，这些年来出现的教育行政化与官员博士化现象，形成利益链条，这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而深入教育领域结出的恶果。民众呼吁：政府应说到做到，取信于民。

　　（四）要打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局面

　　如何保障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教育资源应该更多地向农村倾斜，特别是贫困落后的农村，优先解决贫困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因为每个人收入的多少一般是由教育程度高低决定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向农村倾斜，意味着农村有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受教育的人越多，就业机会也就越多，收入也就越有保障，从而为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创造条件，为实现和谐社会打下牢固基础。其次，在政策上要鼓励人才向农村转移，特别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我们可以从工资待遇、税收优惠、子女就业、住房优先、社会保障等措施给予政策倾斜，帮助热心于农村支教的大学生们安心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再次，鼓励社会各个方面伸出救助扶贫支教之手，支援农村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可以通过慈善募捐等形式给予支持。最后，国家要以立法的形式，每年定额向贫困农村拨付教育经费，力争做到每年拨付教育经费只升不降，保障教育投入到位，专款专用，严格监督并实行问责制，违法者要追究法律责任。

　　2010年8月10日

　　（吴厚德：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