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采用“贸易逆差增长方式”的背后玄机

　　当今世界还是由美元来充当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美国的美元霸权造就了一种“贸易逆差增长方式”，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奇怪、最扭曲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核心特征是，世界各国需要以出口自己被美国进口商认可的商品方式，将商品出口到美国，来换取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然后开展国际贸易。对美国而言，由于美元被以进口的方式输出到境外，美国经济体内的流通存量必定受到紧缩的影响。为了维持本国经济体内价格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一定要以金融创新的方式，包括国债与商业债券等方式，将其所需要的美元从海外吸纳回来。

　　其结果是，美元外汇储备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变成了将其货币债权借给美国，然后再由其购买本国出口产品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靠美国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别国进行贸易交换的经济增长。这样一来，美国就转变成这样一个国家，它只需要出售或出口印刷的美元纸币，就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国换取它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当前，美国挑起的“货币战”，其主要手段是采取美国式的量化宽松政策。而量化宽松政策是美国精心挑选的武器。这种政策的核心是美国大量印刷美元，从而美元出现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这种量化宽松政策，将迫使中国和新兴国家货币升值，特别是中国损害最大。因为近期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中国。今年九月份美国有一半贸易逆差为对华贸易，更加大了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筹码。这就是美国人为制造美元贬值并以“贸易逆差增长方式”来摆脱美国经济困境，掠夺财富的真正目的所在，以弥补美国贸易逆差和巨额财政赤字的结果。

　　二、国际贸易失衡的症结

　　（一）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今年10月6日温总理在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是逆差；对美欧是顺差，对韩日和东盟是逆差。对华贸易上处于“结构性优势”的某些国家，都以逆差为藉口强求人民币升值以实现“贸易平衡”，这实在是故作糊涂。事实上，从1994年人民币汇改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2%；今年6月21日我国新汇改以来的4个月，人民币兑换美元升值2.67%，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仍大幅度增加，并没有直接带动美国贸易形势的好转。自2002年以来，美元兑所有的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了23%，但美国的出口没有繁荣起来。

　　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日元升值，虽然日元兑美元升值了50%，但美国产品并没有变得更具竞争力。

　　其实，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制造业逐步萎缩，因此，中国的产品正好可以占领美国市场；而另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出口有很多限制。因此，在进出口两方面，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但其关键在美国，问题并不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而解决。

　　要真正实现国家贸易平衡，理应也只能从中外贸易结构调整入手，比如，发达国家应主动拆除贸易壁垒，放松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管制等。

　　（二）现行的国际统计标准失真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今年10月15日世贸组织网站发布消息，他在美国参议院讲话时说，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所谓贸易失衡问题，也无助于重塑他国产品竞争力。拉米指出，当前有关贸易不平衡的论调建立在“存在明显漏洞”的统计标准上。他认为，一些统计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概念与标准，如“原产国”、“国民”和“非国民”等，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沿用的标准已导致计算结果失真。

　　以电子产品为例，产品从设计到完成，产品链往往涉及多国，“世界制造”越来越多，一国制造越来越少。比如，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套电子产品，美海关就将整件产品的价值（比如150美元）计入进口数据，好像这套产品完全来自中国，实际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来自中国，只占6.7%的份额，其余部分只能称作再出口。可以看出，产品链上游的创新国家赚取大部分利润，下游的制造环节（如中国）获利最少，但统计数据都注重处于下游的生产最终环节，其实这是沿用旧统计标准所致。为此，必须改革现时不科学的统计标准，以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三、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建议

　　人民币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其汇率稳定事关中国经济大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去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与他国经济俱荣俱损。温总理强调，如果人民币汇率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问题，就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面对现实，我们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其主要对策建议如下：

　　（一）从全球角度分析，建立多国间的利害调整和协同干预机制，改变国际金融体系

　　任何一种货币，一味的升值和贬值都不好，最好是达到动态平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让货币大幅贬值，因为这会提高进口成本，损害国民信心，提高国内通货膨胀率，影响内需。同时，货币大幅贬值是造成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前奏。

　　当前世界这一轮的“货币战”凸显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为了避免汇率过度无序动荡，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应继续秉承团结协作的精神，当务之急是加强政策协调，稳定金融体系，遏制保护主义倾向，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基础。为此，有必要建立多国间的利害调整和协同干预机制，在此基础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想法惊人地一致，各国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去影响美国或者制衡美国的权限，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全球独立货币。

　　要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会是漫长之路，G20可能只是这个大谈判的开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双边协议，再多边协议，后全球化协议。按照广义货币理论，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经济成本也低。比如2008年年底，韩美实现货币互换协议，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韩国主导的。在这个协议里面，已经包含着创建全球货币一些基本原理，它的可行性就如同这样一个双边的货币互换协议一样，是非常容易建立起来的。此外，欧元区货币体系的建立，以及其他区域性货币互换协议的创建，实际上是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然后，在世界多个区域性或多边货币协议的成熟基础上，形成全球化货币互换协议，实质上为全球建立独立货币体系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1．中国可以增加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份额和话语权。我国可以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增加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份额和出资，以增强中国在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决定成员国获得基金组织贷款的额度和投票权的大小。按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欧盟享有32%的投票权，美国享有17%，而中国只有3.7%。今年11月23日闭幕的G20财长达成“历史性协议”，中国持有份额升至6.19%，在美国、日本之后，排第三位。金融危机前，中国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资源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而现在，中国可以花更少的成本提高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份额和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继续巩固与发展新兴国家的经济关系，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2．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据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约2.6万亿美元，其中65-70%为美元储备货币，30-35%为其他国家货币，如欧元、英镑和日元。考虑到近期和中期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担忧长期的美元前景，并感到将美元资产多样化的紧迫性，在此情况下，中国有必要调整购买美国国债结构，对美国国债的购买从过去以长期为主的美国国债逐步转向短期的票据。但是，如果过多的将美元资产转变成欧元资产，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可能的。继美国之后，欧洲国家都会加入到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中去，更低利率也指日可待。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也会加入到美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是低收益型的，中国也不会盲目对待。总之，我们要审时度势，适当购入除美元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货币作为补充，防止单一化的外汇储备货币，并适时调整我国购买美国国债结构，尽量逥避风险损失，这有利于化解危机，取得掌控权。

　　3．增加资源的战略性投资。外汇储备只是财富的一种形式，如何减少外汇储备，将其转换成石油、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财富，都不会减少中国的财富总量。长远而言，中国可以通过增加在海外投资，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特别在今天，我国有色金属行情暂时低迷，视为极好的投资机遇，大规模进行储备，加大海外资源并购力度，幷且是价格越低越买。

　　4．提升谈判能力，打击贸易保护主义。从综合国力看，我们和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但是在危机当前，我国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影响很大，以此可以提升我们与欧美国家的谈判和要价能力，这也是当前美国重视中国态度的原因。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充分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的影响力，打击海外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

　　5．中国可用美债还击。汇率问题是一个周期性问题，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一个屡试不爽的武器打压中国，目的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企图将一个类似日本“广场协议”的协定强加给中国。目前中国已经被美国逼到了墙角，人民币不能再这样被动升值了。我国可以采取反制手段，中国应该抓住美国的痛处，这个痛处就是美国国债。这就是说，人民币的升值应该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挂钩。根据我们的计算模型推算出，人民币每升值1%，中国应减持3%的美国国债。至于收回这部分财产，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中国可以按市场价，赎回美国在华投资的部分资产。

　　（三）广东省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具体措施

　　人民币升值是挑战，又是机遇。人民币升值是挑战。人民币升值对广东以出口贸易为主，特别是加工贸易占了总出口的70%的经济形势以及国际订单减少的情况下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广东与其他省不同的地方在于：

　　第一，广东是进出口贸易大省，但我省的产业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广东整个产业技术依存度达到61%，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达到93%以上。

　　第二，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自身资源缺乏，广东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都非常短缺。

　　第三，人口总体素质低，广东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只有8.3年，农村63%的劳动力属初中学历以下，创新能力和资源状况，决定了扺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不强。

　　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广东出口企业来说，成本加大，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这是个严峻的挑战。

　　人民币升值又是机遇。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倒逼广东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推动全省企业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有利于降低我省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成本，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省要很好地抓住这个机遇。要继续走先行先试的道路，充分发挥改革开放时期敢闯敢饮头啖汤的精神。

　　广东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广东经济的国际一体化进程。其举措：在全球范围内谋划广东发展版图，加强与东盟、非洲、拉美等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深化港澳合作，充分发挥其金融、商贸港口的优势,为广东的贸易出口提供优质服务，藉以融入全球高端产业链；合理规划与调整出口市场区域结构和引进利用外资来源地机构；培养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主体企业，提高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中的实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广东要熟悉全球经济运作规则，提高在国际接轨中的应变能力，并建立我们的接轨规则，提升广东经济在国际区域增长中的自主能力和掌控能力。

　　第二，加快产业转型与优化。工业革命、化工革命我们错过了，电子革命我们抓住了尾巴，现在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我们抓住了机遇，好的机遇要抓住不放。借鉴苏联解体的教训（原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已一去不复返）和日本与美国等强国在经济产业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经济发展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要瞄准这个方向，追赶世界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发展目标，加大力度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产业；积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鼓励高技术含量附加值产品扩大出口。通过产品的转型和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抢占经济制高点。

　　第三，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现在存在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居民购买力低下与生产无止境扩大的矛盾。只有平衡生产和消费，最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调整与优化生产结构的同时，必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增加社会公共产品供应；居民收入要与GDP、CPI增长挂钩；着力提高中低层居民收入，保障居民收入与生产发展的协调发展。

　　第四，优化投资结构。广东要确保投资对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的拉动作用，就要使投资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保证投资要有利于扩大就业，促进内需，才能稳定人心，稳定大局；二是要确保投资有效，促进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的协调发展。为此，要重视城市基本建设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协调、相配套，防止重城市建设、轻农村建设的片面做法；加快以信息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和新型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积极投资于低碳化为主体的环保和新科技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形成城乡协调、三大产业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的拉动经济社会增长的新局面。

　　2010年12月27日

　　（吴厚德：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