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消费需求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于今年10月28日正式公布，全会指出，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未来五年的第一要务，扩大消费需求则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滞后于GDP和经济发展水平。据最新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来未增加工资，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这些职工的收入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完全脱节，是很不正常的。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症结：一是在国民收入的大“蛋糕”中，政府和居民的分配失衡。近1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约在20%，但居民收入从未突破两位数。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背离。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接近2/3，而到2007年，这一数字为57.5%，下降了8%,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居民购买力严重下降。如今，居民支出负担沉重，消费需求萎缩至最低的36%。相比外国，根据资料显示，美国居民收入占国民财富比例最高时达76%，法国72%,韩国58%，而我国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三是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手里。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由此社会不断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一些危险的信号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

　　在今年10月31日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清华大学有教授称：中国社会当前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老百姓分得的是有限的一部分。接着他指出“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政府拿了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不知道哪里去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用于规范性分配”（11月1日《中国企业家》网站）。现在看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称，是腐败和垄断拉大了贫富差距。

　　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建议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主要目标，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着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佳音。显而易见，只有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必须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为此，建议如下：

　　（一）建立居民最为关心的刚性量化指标

　　1.职工的工资增长率。扩大内需，就是鼓励居民多花钱多消费，以刺激供给的增加。但是，居民的钱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工资收入。职工的工资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企业职工工资收入，二是公务员工资收入，三是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其中，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但也要注重公平。10多年来企业职工工资在初次分配中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往后未能得到真正解决。职工工资增长率要强化，其含义在于工资要与GDP、CPI的增长挂钩。如何挂钩，可以量化，求出一个增加值，然后进行相关核算求得。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前者属二次分配，后者既有二次分配，又有与本单位收益状况挂钩。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和无法解决的、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国家与社会安全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问题。二次分配是以公共财政、以税收杠杆的形式来进行分配的。涉及“两者”共性的主要体现在“个税”上。问题在于，现阶段很多高收入阶层作为最大的纳税主体，却只占个税总收入的30%左右，而作为广大工薪的中等收入阶层则是“个税”的纳税主体。这种“劫贫”的个税政策，对当前扩大内需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个税必须改革，改革的原则应与经济增长挂钩，“水涨船高”，提高个税起征点，以人为本，反映纳税人的综合收入和真实的纳税能力，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在此基础上进行税负设计，量化核算。

　　必须建立职工工资增长率调节机制，遵循的原则：一是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二是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三是工资与GDP和CPI挂钩；四是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2.就业率。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充分就业才能普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发达国家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四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失业率高和新增劳动力数量大。中国社科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指出，中国城镇失业率达到9.4%，超过国际警戒线7%，比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高出一倍多。同时，我国城乡平均每年有近2000万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压力很大。二是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约有4.9亿，其中有1.79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劳动者文化素质低。2009年底就职的劳动者中无专业技术或职业资格证的比例将近95%，初级技工以上的劳动者的比例还不到6%，大专以上的劳动者的比例在30%左右。根据对6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目前在岗职工初中以下的比例占39.77%，高中技工学历比例占41.2%。再从广州市各人才市场统计数据来看，前来求职的劳动者97%没有一技之长，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求职者只占16.7%，而大专以下的学历占81.28%。因此，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低下，与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很不匹配，这反映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

　　如何解决这一失衡？建议如下：

　　第一，应该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形成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并将就业增长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内容。

　　第二，重点应从短期“输血”功能的体制，转向长期“造血”功能，从“授人以鱼”转为“授人以渔”的制度建设。

　　第三，建立财政对就业投入的长效机制。明确和细化就业投入的相关规定，实行就业预算科目单列，并加强监督执行，提高财政就业投入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第四，加大促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加强农村中专和大专水平的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开设符合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专业和培训项目，重点是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和创业能力的培训，真正为实现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提供服务平台。培训经费可由地方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者”承担，视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而定，一般贫困地区以地方政府出资为主，企业和劳动者承担一部分，特别困难的劳动者应予免费培训。

　　第五，可以优先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对就业起带动作用的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是提高就业率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为城镇提供了75%左右的就业机会，全部新增就业80%以上。在发达国家，65-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因此，政府应放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注册、市场准入等管制，并相应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困难的问题。

　　3.教育、养老、住房供给满意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是民生的三大件。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的人口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左右，与国情很不相称。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增长的成果，返还为民生的福利。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者”中，一般情况下，消费约占60%，但多年来，我国投资规模大、速度快、超过需求，显得过热；我国经济主要依赖出口，顺差增速惊人，外汇储备排行世界首位，屡遭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挤压，强迫人民币升值，人为设置贸易壁垒。投资与出口迅猛发展，严重降低了消费需求比重，“三者”发展很不协调。

　　解决的途径必须严格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把更多的资金投放到民生急需的建设项目去，比如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合理引导住房需求。改变我国长期依赖出口贸易为主，忽视内需的政策。广东是全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省份之一，2007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为58%，广东高达156.2%，出口对广东经济贡献率在77%以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广东出口严重受阻，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路子越来越窄。广东应该在稳定外需市场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把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内外并举，扩大内需为主”方面来，把更多的财力投放到教育、养老保障、医疗事业、住房建设上去，增加社会保障性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是促进扩大内需的治本之计。

　　（二）要以“人民满意”作为考核干部的唯一指标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需求，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是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如果我们喝的是污染的水，吸入的是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身体健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我们挣的那么多的钱，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多年来，为了增速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与毁灭式的开发，简直是一种“断了子孙饭碗”的极端作法，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告诉我们，在考核干部政绩上不能以GDP为主，那种“GDP呈两位数的发展，而我们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的陈迹。因为GDP不能代表真实经济实力，GDP并没有扣除因发展经济、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所造成的损失。在广东，从土地储备看，广东GDP每增加100亿元，就要耗用约61100亩耕地，按此速度下去，要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广东将无地可用。如果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我国的GDP可能是负增长。

　　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能仅看GDP，我们必须严格规范GDP核算，改革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着力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建立科学有效的数据评估方法，全面提高数据质量。

　　要改变干部考核指标，要以和谐发展、稳定发展、公平发展为目标，可以增加约束性量化指标，比如，有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的指标，包括单位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硫和含氧化合物的排放量、污染物的排放量、緑化率、森林覆盖率等，以此敦促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向良性社会转变。

　　（三）努力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总体而言，在我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的分配上，仍然是政府分得多，老百姓分得少，而且政府所分“蛋糕”的一部分，并没有很好“用之于民”，而是用于政府行政支出上。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4%，美国最高，也只有9.9%。据经济学家调查研究，寻租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占GDP的13.29%至16.8%，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和，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也就是说，很大一块“蛋糕”是以腐败、灰色收入的方式流进了个人的腰包，而这是不会被统计成政府收入或老百姓收入的，这又从另一方面挤占了居民消费需求份额。

　　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民能过好日子，这就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要藏富于民，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如何转变？一要严惩腐败，二要打破垄断，三要加强监督，四要优化投资结构。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消费需求不足，内需不振的问题，是因为体制和法制不完善，监督不力造成的。这个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要打破行政权力的过度垄断，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居民提供更好更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政府要推行“阳光政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要认真考虑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税负，关注民生，为民理财，而最触动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是对企业和老百姓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努力增加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这既是对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轻人民负担，加快建立公共财政的自我加压，也是还利于民的重要举措。

　　建立“浪费问责制”，必须以立法形式，推行国家行政干部节约责任审计制度，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消费时像花自己的钱那样心疼，从而做到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约资金，这实质上为人民增加福利，也是让利于民的一种做法。

　　2010年11月18日

　　（吴厚德：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