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有激情。第一次见到赵健，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

　　谁说的？胆汁质人的血管里奔流的是岩浆般炽热的鲜血。那么，他呢？我无从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这位个头不高的湖南人身上，有股子对一切新鲜事都想追个水落石出的激情。在他短短五年的新闻工作中，他怀着这种激情追踪过大大小小的事件，用他的笔去讴歌光明、鞭挞丑恶，写下近300篇稿件。他爱争，争那“出征”权，似乎从不满足，从不疲倦。

　　赵健有间十几平米的斗室，显眼处挂着一个小小的镜框，那是张照片：一根铁索高悬河涧，他正挣扎着奋力向前，身下是滚滚泥石流。

　　看着这惊心动魄的画面，一片潮红涌上他的面颊，眼睛在熠熠发光。我知道，他的神思又飞到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

　　世界屋脊的艰难跋涉

　　哦，西藏高原，多少年轻记者向往的青藏高原！那是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大庆之年。2月，赵健就向所在经济日报社提出沿川藏公路进藏采访的申请，很快，报社批准了他的计画，一位元年轻的摄影记者邓维与他同行。

　　在此之前，《经济日报》曾派出记者罗开富徒步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采访。看着那一篇篇引人注目的报导，赵健的心按捺不住了，4月5日，他和邓维踏上了征程。

　　那年他29岁，快到“而立”之年了。

　　在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的高原上长途采访，靠搭便车、骑马、步行，要翻过30多座海拔4000米到6000米的大雪山，渡过20多条湍急的江河，行程4个月，那滋味是怎样的呢？我没法体味，还是让我们翻翻赵健、邓维赴藏一个半月后给报社同事们写来的“诉苦信”吧：

　　“……‘白面书生’的帽子给我们再也戴不上了，脸都黑得直掉皮。抓糌粑，喝酥油茶，呑生肉，我们都不含糊。可藏民家的臭虫、跳蚤，还是把我们整得够呛。……澡还是在四川巴塘洗过一次，现在嘛，只怕身上快长小动物了……”

　　诉苦归诉苦，采访起来一切却忘了。他和邓维克服语言不通、资讯不灵、交通不便这些令人烦恼的困难，坚持深入藏区采访。一次，他们获悉左贡县东坝乡是闻名全藏的“靠商致富乡”，感到这对于商品经济观念薄弱的西藏很有传播意义，决心去采访。可是，这个怒江边上的偏远乡村，远离川藏线，没有公路，沿途人迹罕见，怎么去呢？“路在嘴上”，一打听他们得知有一队驴帮去东坝乡，真是喜出望外，他们跟着驴帮上路了。

　　洛洛蒙巴雪山海拔5000米，空气稀薄得只有内地的2/3。他们走几步张大嘴喘一阵，终于翻过了雪山，天黑前赶到了目的地。在东坝乡采访的3天3夜，白天和藏胞一起抓糌粑，喝青稞酒，漫话东坝经商的历史、现状，晚上露宿房顶（这是唯一能使他们入睡的地方），与蚊虫较量，早晨醒来，他们会为自己的“战果”感到惊讶――光是掐死的臭虫就有28只！

　　数不清的悬崖、深涧，还有那吞噬一切的雪崩、泥石流，给赵健和他的同伴带来的是致命的危险。

　　1985年6月12日，这恐怕是赵健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他们正赶向另一个采访点，车行至川藏公路迫龙沟，正遇泥石流爆发。看着那骇人的场面，他们惊呆了――

　　100多米宽的河床上，湍急的泥沙裹着桌子大小的石块奔腾呼啸而下，溅起数尺高的黑浪。河上几吨重的铁桥此刻已被冲得无影无踪。

　　川蒧公路中断了！

　　如今，唯一的“通道”只有那条横跨两岸的溜索。

　　前进，还是后退？赵健和邓维脑子里一团乱麻。看着那颤颤悠悠的铁索，还有那吼声如雷的泥石流，他们的心在急跳，腿在发软――就在几天前，两个过客刚从这条溜索上掉了下去，一瞬间就被泥石流吞没……

　　可是后退，只能重返2000公里远的成都，报导任务又怎样完成？

　　“难道我们就这样半途而废？不！”他们都在对方的眼睛里找到决心，坚定地走向溜索。

　　好！邓维过去了。赵健咬咬牙，和一位蒧民上了溜索。在对岸的人合力拉动之下，他坐着铁丝架篮滑向河岸。

　　“还有30米。”就在赵健想松口气的当口，他们的滑轮被钢索上的结头卡住了，任凭人们怎样猛拽也无法前进一步。他们在空中荡起了秋千，那一瞬间，他感觉不着自个儿的心跳了！（参见本书彩色插页“过溜索”照片）   

　　“稳住！”“别慌！”两岸齐声呐喊。慢慢地，他们镇定下来，那位藏民用力推动滑轮，一下，两下……终于越过了障碍，驶向对岸……

　　就在他们走后的第3天，又有两位过客掉下溜索摔死了。第6天，一股更猛烈的泥石流袭击了迫龙沟，他们歇息过的那座小山被夷为平地，沟旁80多辆汽车全被埋进20多米深的泥石流下……

　　成都——拉萨——中尼边境，行程万余里，历尽艰与险。风尘仆仆的赵健和同伴回来了，他们是带着丰收的硕果回来的――近50篇通讯、特写，两个西藏专版，还有近20幅照片，通过《经济日报》向人们展示了西藏的风貌、建设和变化，还有那青稞酒、酥油茶……

　　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称赞。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在他们离开西藏前冒雨看望了他们，对他们的采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报社的同志们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经过认真研究，报社领导为他们颁发了“特等奖”……

　　大火在召唤

　　从西藏回来，赵健主要从事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他那颗充满激情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他在等待时机，就象战士蹲在“猫耳洞”里一样，全部神经处于战备状态……

　　大兴安岭突发特大森林火灾！“派记者，上火线，发报道！”1987年5月11日下午，《经济日报》编委会紧急会议，决定从纷纷要求“参战”的编辑记者中挑选3人，迅速赶往扑火现场。

　　经过一番“争斗”，两名火线记者已定下。这时，下班的时间早过了，编辑部大楼静了下来。只有总编辑范敬宜和值班副总编辑罗开富等几位同志还在商量扑火采访事宜。“定下我了吗？”一个年轻人推门而入，这是他第三次闯进这里了。老范、老罗相视而笑：“赵健，回去准备去吧。报社等着你们的火线报导！”

　　次日凌晨，扑火采访记者赵健、隋明梅、王厚林就登上北去的列车。

　　“咣当，咣当”，13日晚9时半，他们在龙江县挤上了运送扑火队伍的闷罐车。黑漆漆的夜，嗖嗖的寒风，他们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还冻得瑟瑟发抖，裹着部队发的军大衣也不顶用。

　　14日晚，扑火前线指挥部——塔河到了！小隋留在指挥部抓报导，赵健与王厚林摸黑赶到扑火部队某师师部，匆忙中登上一部电讯车，凌晨1时，他们冲向东线火区。

　　大火在继续蔓延，但某指挥部新闻发言人传出的消息却常常是“火势基本控制”。想知道实际灾情多难呵！不管吃，不管住，没关系，发不出稿却让新闻记者们火烧火燎――邮局发电报要总指挥部某某的签名，长途电话线路紧张，挂通一次就算好运气，还常常半路被掐断，只有发电报。可是，指挥部某某要审稿，常常连人都找不到！

　　15日上午，赵健满身尘土从火线赶回塔河发稿，在指挥部东奔西跑地好不容易找到那位审稿人。“念！”他叫道。忍受着审稿人盛气凌人的训斥，挑刺，好歹得到了签字。赵健一溜烟跑到一公里外的邮局，“指挥部有令，签字要在电报纸最末一页，”不给发！此时的赵健已经一夜未眠，16个小时只啃了半块干速食面。眼看着已是下午1时，再晚当天报社就收不到电报了。他上火了，又磨又求，还是没用，最后只好恳求过路的县物资局一位骑车青年带他赶回指挥部，求得一份签名，得了一句“要不是你老实，我还不签”的训斥，连忙跑步回邮局发稿。

　　几经折腾，《艰苦卓绝的塔河保卫战》电报稿终于发出去了。他，也瘫倒了……

　　接受这次教训，15日在东部嫩漠公路22站和南部绣峰二支线火场采访一夜后，回到塔河的赵健，借用某集团军“前指”的电话，与《经济日报》驻哈尔滨记者站的卢锡光联系上了。他一边写稿，一边等老卢的长途电话，终于，《决战时刻》一稿在16日晚9时至11时半分两次电话口述给哈尔滨，哈尔滨再电传到北京。

　　靠着这条不受制于人的“钢铁运输线”，一篇篇火线报导及时飞往北京经济日报社。赵健白天在火场奔波采访，晚上回到电话机旁写稿传稿。困极了，就在旁边闭闭眼。累坏了，困死了，可心情是愉快的，每发回一篇稿子，他都高兴得想唱……

　　火线采访19个日日夜夜，赵健已是蓬首垢面，像个乞丐。10天没有洗脸刷牙，14个夜晚没在床上睡过觉，5天靠乾粮充饥，他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他越来越充实――3个写得满满的采访本，4盘录音磁带，还有他亲眼所见扑火前线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

　　他和同伴们回来了。一篇篇，一版版带着大兴安岭烟火味的报导见报了。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欢迎大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言：

　　“你们用汗水，心血写出的一篇篇报导……为我们报纸建立了功勋，《经济日报》的报史上将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的事迹……”

　　“激情，是新闻记者的生命！”赵健在心里记下了总编辑的这句话。

　　他，还是那么激情满怀，尽管，他已过了“而立”之年。

　　

（汪洋　原《经济日报》记者，现任《金融时报》社社长，本文写于198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