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研究、开发“广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这个课题，是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根据文化与旅游事业相结合的思路，从开拓文化建设和研究资源，开拓进一步发挥与建设旅游资源，使二者综合化、系统化、多元化，主体化的思路而提出来的。

　　封开县人民政府于1991年11月在黄岩洞遗址成功举办“西江流域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近二十多年来，学界注重岭南地域文化的研考，客观地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对于广府文化的起源、交替演变和发展等一系列研究，还是不尽人意。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运用考古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地理学、汉语语言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能取得显着的学术研究成果。

　　二、广府文化起源的历史背景

　　根是万物之源，“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广府文化的根就是由古至今所留存下来的文化底藴。因此，守住岭南文化之根，重塑我省厚重的文化底藴是文化大省建设不可忽视战略目标。唯物主义认为，世间万物均有其起源、演变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这是一个自然辨证规律。

　　众所周知，岭南地区，背山面海，北有五岭与内地隔絶。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较为落后。广府文化的定位，史学上见于中原史籍所载相对较少，再加之，长期以来，学界沿袭着清代考据学派末流产生出来的疑古思潮，解放后又被斯大林关于“民族”狭义的刚性定义所约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虽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毕竟时间不太长，所以，对岭南文化起源的探讨，成果还不尽人意。

　　纵观岭南文明史，秦皇朝虽然曾一统了天下，幷且在岭南地区初步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但是，由于秦皇朝的历史实在太短(一统天下仅有15年时间)，弹指一挥间就被农民起义的“海啸”推翻了。前几年，笔者曾与湖南考古界的行尊在“潇贺古道”的湖南江华县秦军驻地之一的“白芒营”遗址实地调研，结果印证了《淮南子·人间训》所载，“(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戌以备之”。再后，就连秦始皇安插在岭南作“卧底”的赵佗，见秦朝大势己去，趁机自立为南越武王，在今番禺建立了一个未经汉中央集权认可的地方割据政权。中华民族是崇尚统一的，我相信，絶大多数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不会认许！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常识。

　　为什么汉武帝平定岭南时，要选择封开为首府呢？原因很简单:由于尉佗在南越国的番禺经营了几十年，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威胁“初开粤地”的“复辟”势力不可低估，再加上南越这个“天子南库”地位实在举足轻重！于是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再终选定了扼南北交通要冲的广信县设立一个相当于一级政权的交趾刺史部(后改交州)作为统治整个岭南33个县的政治中心。即在广信设立由中央集权认定的首府，并在不足450公里的贺江流域两岸运用政权建设的有效手段，密密麻麻地设置了6个县（广信、封阳、临贺、富川、冯乘和谢沐）！几乎占整个岭南33个县的五分之一。而在其两侧只有4个县：东有端溪、高要，西有荔浦、猛陵（请注意，此时还未出现今苍梧县的前身——农城县戓戎城县，要知道，桂江流域要比贺江流城长一倍多，仅设两个县，令人深思）！如果贺江流域的地位不那么重要，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是不可能沿江设置6个县治的。与此同时，也印证了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在辽阔的岭南地区均没标名，仅在贺江流域的封水一带标上“封中”二字的玄机和内涵所在。足以证明贺江流域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

　　其实，自从汉武大帝平定岭南而后，以其“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怀柔政策分步实施，首先在今封开一带设置“广信县”，并将统领岭南九郡的交趾刺史部和苍梧郡治均设置在广信县。从此，广信成为了岭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岭南首府，这就是“广府”文化形成之始。其间，先进的中原文化与这里原有的土著民族文化不断碰撞、吸收、交融，逐步形成了以广信为中心，以粤语方言为载体的富有活力的“广府文化”区域。其别具特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风貌一直影响着岭南的社会历史发展，并由此而传播辐射至内地及海外，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广府文化”特质与发展特征。

　　三、交替演进

　　“广府文化”首先是一种移民文化。秦汉两次对岭南大用兵后，中原移民陆续南迁，有的是留戍将士，有的是流放的罪臣，但更多的是避难迁徙的民众。他们首先在广信地区的贺江流域一带立足，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文明思想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在这里首先传播，与这里原有的文化思潮交融，极大地丰富了广信文化的内涵。可以说，广信文化也是一种兼容文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广府文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各地域文化的不少优秀特色，也体现了地区特点和文化风貌，形成了“广府文化”多元兼容的特点。

　　封开有着发育奇特的岩溶洞穴，北回归线穿境而过，钟灵毓秀，大自然为古人类的穴居野处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恩赐，人们可以进行采集和狩猎；有可供制造器具的石料（河卵石）;可以栖息和繁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有了人便有了历史。而人类活动留下来的文物，是最有力的见证。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儿口镇的峒中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4万年前的人牙化石；在罗沙岩遗址发现了分别属于2万、5万和8万年的人牙化石和石器;在黄岩洞发现两个晚期智人的头颅化石以及1000多件打、磨制石器，被学界称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中石器时代的典型遗存;在贺江东岸发现了5000至8000年的勒竹口台地遗址，填补了粤西地区新石器中期台地遗址的空白，为研究人类由洞穴移向平原及整个西江流域古文化的系谱和编年，提供了重要而典型的研究资料;在广信河畔的杏花乌骚岭清理一处新石器晚期的墓葬群，年代为4000年左右，在广东地区属首次发现;在贺江东岸，发现了南丰利羊墩遗址，具有浓厚的岭南越式文化特征，对探讨封开地区的青铜时代特有的文化内涵和风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全县发现古文化遗址包括遗物点共105处，古墓葬13处近百座，古窑址5处，古建筑30余处，馆藏各类文物近万件像这样年代久远，种类齐备，典型性强，而且自秦汉以来多与史籍文献相互印证。时代连贯，应该归纳为广信文化的原生性。正如贾兰坡院士指出:“两广地带就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

　　那么，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据《初学记》引刘宋沈怀远《南越志》载:“广信江、始安江、郁林江，在越也”。据考，始安江应指始安郡所在的漓江，郁林江应指郁林郡的郁江,而广信江应指苍梧郡的贺江。又据顾野王《舆地志》载:“广信县寿乡有孤嵓，嵓有斑石，石皆五色”。即实指位于今封开县中部广信河东岸的大斑石。而依大斑石旁边，在明正德年间为歌圣刘三妹而重修的“圣妃宫”还用铁洪钟刻下“广信”等文字，这件现在还在封开县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就是很好的见证。为什么在贺江流域的贺州博物馆和封开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尤其是几何印纹陶、越式青铜器和铁器)这么丰富呢？这就是一种最有说服力实物见证。

　　纵观岭南人类历史的演进，正是“西汉盛世”而大大地促进了民族的整合期，广府文化才在互动和磨合的交替演进中，得到了有机的融合。到东汉时，班固撰《前汉书·地理志》首次使用“粤地”一词称呼作为汉族地域文化雏形的岭南文化。据《说文》：“粤‘从寀从于’，是个合体字，寀于即苍梧也”。说明其时广府汉族地域文化的雏形是苍梧郡治广信县为中心的。因为陈钦、陈元、牟子、士燮等影响全国的大文豪就出现于其时其地。正因为汉文化的巨大的内聚力，与南越文化相结合，这才有可能将岭南散沙状的百越部族，凝聚成为一个族群,加上两汉时期一大批文人学士在广信设馆客授生徒，如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及士燮、牟子等一大批文化人在这里办学，吸引着不少学子。他们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汉字作为记録符号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时，也同时学懂了雅言。实际上历史上的土著人的语言就千差万别，相互难以沟通，且又没有文字，他们除了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语”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自然藉助“雅语”形成双语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语，对外交往则使用“雅语”。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央研究法》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中指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他在《文化学大义》中说:“中国文化，至少经历了两千年的长期演进，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始臻成熟。……中国秦汉大一统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部机构与全部组织，方开始确立”。其实，钱教授已经为我们的史学者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正确的研究方法。

　　四、以粤语方言为传承的“广府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史中，居于岭南地区的多个土著部族被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统称为百越，南越族为其中一支系。秦汉两次对岭南用兵和大量移民到广信，实施和辑百越的怀柔政策，华越和平杂处，相互通婚和通商，逐渐形成一种混合语形式的原始古粤语。

　　在两汉时期，一大批文人学士在广信设馆客授生徒，如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和牟子士燮、两汉时期一大批文人学士在广信设馆客授生徒，如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及士燮、牟子等一大批文化人在这里办学，吸引着不少学子。据罗康宁教授研究认为，岭南地区第一所官办学校就诞生在贺江流域。他们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汉字作为记録符号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时，也同时学懂了雅言。所以说，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这个实体进行传播和幅射，逐渐变成为社会交往服务共同语言。形成了广府文化别具特色的发展轨迹：

　　1.被广东广西的通志均尊称为“岭海儒宗”的陈钦陈元等一大批文化人在这里办学，吸引着不少学子。他们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汉字作为记録符号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时，也同时学懂了雅言。实际上历史上的土著人的语言就千差万别，相互难以沟通，且又没有文字，他们除了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语”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自然藉助“雅语”形成双语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语，对外交往则使用“雅语”。

　　2.广信又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史载，汉武帝派黄门译长从长安出发，经过汉水、洞庭湖、湘江、潇江、贺江口的广信县，溯西江、浔江、郁江而上，再从徐闻、合蒲，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杂缯等换购回海外的奇珍，经南流江、北流江和鉴江南江等几条河流贸易通道输入广信，再经潇贺古道输入中原地区，中原传入的雅言通过商贸活动而进一步在这一带地方通行。

　　3．广信还是岭南早期的文化重心。两汉时期一大批文人学士在广信设馆客授生徒，如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及士燮、牟子等一大批文化人在这里办学，吸引着不少学子。他们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汉字作为记録符号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时，也同时学懂了雅言。据罗康宁教授最近考证，岭南地区第一所“官学”学校是诞生于贺江流域的。

　　4.在秦汉时期，岭南的先民还是处于母氏系社会为主，其文明进化史比起中原地区来说，相对落后一截。例如，遍布珠江流城的“龙母庙”里的水神——龙母，她生有五子，但姓什么的呢？天知道！又比如，《捜神记》一书所载，汉代广信人苏娥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经商，途经高要鹄奔亭夜宿而被谋财害命，最终被交州刺史何敞告破得以沉怨昭雪的故事。说眀了老板是女人，其伙伴也是女的。另外，在广府民系的习俗里，有个铁定的规矩：“天上雷公，地下舅公”，办什么红白事都好，如果舅父未到位，一律不得“开围”。可见，“舅父”的权力才是最大的。这应该是母系社会保留下来的一个明显痕迹。

　　5.正如学界指出，粤语是中原雅言与当地先民土语有机结合的产物，因而也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活化石”。正因为汉文化的巨大的内聚力，与百越文化相整合，这才有可能将岭南散沙状的百越部族，凝聚成为一个族群，又加上由于“广”的得名，所以广府民系、广府方言、广府文化在广信的汉化定型，便由此内聚而组成。在封开地区的粤语方言中，较多地保留着古汉语成分，主要体现在古标(豹)话浊塞音较凝重。目前，部分封开话里还很明显地分为九个声调: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其各自代表字有:“诗(阴平)、史（阴上）、试（阴去）、时（阳平）、市（阳上）、事（阳去）、色（阴入）、锡（中入）、食(阳入)”。其实，上阴入、中入、阳入声调的音高，与阴平、阴去、阳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P、-T、-K韵尾的入声字加以区分。由于声调的定义是包括抑扬(即实际音高)和顿挫性，而入声韵尾-P、-T、-K正是影响了其顿挫性，因此，即使只以1至6标示，我们仍然要说是有九个声调(或说有九声六调)，不能称作只有六个声调。

　　此外，封开话的称谓语言中，原有事物有着独特的表达发音之外，凡是新鲜的词彚发音，都跟现在的广州话一个样。封开人有句口头禅:“宁丢太公田，不丢太公言”。也许，这就是封开话较多地保留着古汉语成分的原因之一。

　　6.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思想由此通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的重心。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苍梧郡治的广信”。这是罗教授对“广府文化”形态的精辟论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封开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肇庆为广府文化的发展地;广州、港澳为广府文化的发扬地。实践证明，越是根植于沃土的文化，越能影响得深远。

　　五、余论

　　回顾岭南与“广府文化”形成的特定历史，不仅可以瞭解岭南汉族地域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关系，而且可以明白“广府文化”的特色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与土著民族文化交替演进的历史背景所形成的多样、多变与兼容的特点，造就了“广府文化”在中华民族两次大规模吸纳外来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成功地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粤方言的传承与发展，进一步促进整个广府文化地域(粤方言区)本根文化的认同感和认知感，与时俱进，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史记·秦始皇本记》、《史记·南越传》、《前汉书》、《后汉书》、《淮南子·人间训》、《三国志》、《广东新语》、《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富川县志》、《江华县志》、《贺县县志》、《梧州府志》、《封开县志》、《越史丛考》、《初学记》
　　2.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文集》
　　3.陈乃良：《贺江访古探胜》、《封中史话》
　　4.谭元亨：《封开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
　　5.邵宜：《封开县的方言》
　　6.陈楚源：《广信文化论文集》
　　7.封开博物馆：《封开县文物志》等。

　　陈楚源（封开县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