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末，天下大乱，牟子生于后汉末延熹八年到吴国太元元年之间。《后汉志》记载“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交趾和苍梧是交州七郡之二，同在交州，牟子从苍梧到交趾避难，或是“灵帝崩后”，交趾郡比苍梧郡安泰。当时局势，据《后汉志》记“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牟子回苍梧后，再为郡太守用，却未成行，想要一展抱负，却也做不到。

　　史学家罗香林认为印度佛教以及海外各国的文化，在东汉时代，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等地港口传入，而扼西江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佛教从印度远涉重洋刚传入中国时，国人并不愿意接受。佛教与封建礼制的矛盾，与中国社会伦理不兼容为中国传统思想抗拒，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朝廷要求佛教徒见到帝王和父母都不能例外，一概要跪拜，若只是合掌致敬，尊卑不分，人人将无视国家礼法，国家就会大乱。

　　这提醒了研究佛教的牟子，要在中国传播佛教，就必须寻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支持，与儒家和道家的学说相调和。在后汉末延熹八年到吴国太元元年251年，牟子在广信(今封开县境)针对国人对初传入佛教的怀疑和非难，以宾主问答的形式撰写的《理惑论》（又称《牟子理惑论》）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佛教著作。

　　牟子早年就博览诸子百家群书，研究儒家经传和道家学说。在封开期间，潜心钻研佛教。他是第一个把佛教梵文Buddha，此前梵僧皆译为“浮屠”翻译成“佛”的人，敲定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核心词。牟子说：佛是一种称号，人们称呼佛，就像称呼三皇五帝一样，这一解释说明瞭佛的神圣。佛是有名字的，三皇五帝也各有其名。因为他们伟大非凡，所以就有了尊称。牟子说：佛是道德的创始者，也是众神的祖先。佛的含义就是“知者”。他还用道家的眼光刻画佛：佛可以在转眼之间变化，身体能分散聚合，或存在或消失。佛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身能现身。踏火不会被灼烧，在刀刃上行走不会受伤，陷进污秽之中不会被污染，碰到灾祸安然无恙。外出的时候是以飞代步，坐着的时候浑身放光……使人们看到了佛神通广大的道家神仙的影子。

　　《理惑论》汇通儒道释，在方法论上引儒道以说佛，这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主要倾向当然还是推崇佛教。牟子并没有把佛教和儒家和道家等量齐观。牟子说：“淡泊无为，莫尚于佛。”又说：“佛神力无方，尧舜周孔焉能舍而不学?”牟子结合了佛陀和老子的教理，牟子将佛比拟为老子，处处表现出结合佛老思想的倾向，牟子以佛教为本，并引用老子、孔子之言为佐证。成为将儒、道、佛三教结合起来，使佛教中国化。可以说牟子是岭南地区最早而又能系统地促使佛教教义中国化，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

　　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是一个宗教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理惑论》不但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缩影，同时也是一段文化交流史的记録。《理惑论》在佛教理论上，汇通儒、道、佛三家学说，凭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阐述佛教教义，调和儒家、道家成为中国佛教的特点之一。

　　在《理惑论》中牟子称佛教为佛道，对“道”的理解与《老子》的看法一般无二，又说佛与老子志在无为，这就把佛教和道家融会在一起了。印度原始佛教中也有“道”的概念，但其含义是指方法，不是老子所说的那种道。佛教追求的是“涅盘”，指的是消除烦恼、超脱生死的境界，与老子讲的无为也不一样。《理惑论》中对道也即佛法的解释已经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理论。牟子在阐述佛教教义把佛教与儒家融合在一起，宣扬佛教做佛事时与“古之典礼无异”，极力调和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分歧，强调佛教的善恶标准和儒家的道德规范一致。

　　牟子不仅用道家学说解释“道”，并指出在人类社会领域里，“道”和儒家人伦五常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在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这种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中也就包含着“道”。经过牟子这样的解释，佛教学说不仅与道家相通，而且也与儒家暗合。佛法在理论上是奥妙无穷的，在应用上又是普遍有效的。

　　儒佛两家对人生和社会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人生观的差异，导致了伦理观念的分歧。儒家提倡造就现想化的人格，成为圣人贤者。为此儒家主张珍视人生，希望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好评。这就在伦理观念上发展出一套评价的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标准成为儒家的行为规范。

　　佛教则不同，它视人生为苦，世间为苦海，认为痛苦的根源来自自身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是寻求解脱，要解脱就必须斩断痛苦的根源，于是佛教强调透过清苦的修持、抛弃俗念和欲望，以求超脱尘世，进入涅盘境界。　　

　　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冲突，使得儒林中人包括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各类人士，对沙门不娶妻、断发等行为提出各种非难。《理惑论》对这种情况作出了反映，但是他没有同儒家观点进行争论，而是通过引经据典，论证沙门的行为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并无矛盾，促使人们接受沙门。

　　例如，儒学思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沙门倡出家，弃妻不娶，被认为是大不孝。牟子认为：许由在树上筑巢栖身，伯夷和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中，但是孔子称他们是求仁得仁的贤者，并没有讥笑他们没有后代。沙门修行道德，生活回归质檏，不贪恋与妻子生活的欢娱，不追求人间的游乐，值得敬佩！

　　又有人说:黄帝重视服饰，箕子把容貌端庄置于“五事之先”，孔子认为穿衣符合礼仪，是“三德之首”德。可沙门却要落发、着袈裟、袒露右肩，不尚跪起之礼，违背了“五事”和“三德”。牟子说：《老子》认为“不追求形式上的德，才是真正有德；死守着形式上的德，就是没有德。”三皇时代，人们吃兽肉，披兽皮，质檏无华，受到后人的称赞。沙门的行为举止就是与此相同的。尧舜周孔圣人志在整治社会和国家，佛和老子则志在追求无为。不同的学说适用于不同的方面，信奉佛教并不意味着就要抛弃尧舜周孔的圣人之道。

　　在《理惑论》中，儒道释融会贯通的思想非常明确幷且贯彻始终。既与老子融通，也批评神仙道术，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预示着中国佛教的一个历史转变时期的到来。汉代佛教依附于道术的历史行将结束，魏晋佛教崇尚老庄的玄风渐起，《理惑论》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这一风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成功，正是得益于能够伴随着社会变迁改革自己的理论。尽管牟子在书中用儒家及道家的学说和观点来解释佛教教义，和原印度佛教原教义或有不符之处，但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牟子的《理惑论》对于后汉末年的佛传，无疑是大辂椎轮之作,而广信(今封开)就是发端之处。正如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指出，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源于扼两广要冲的封开，渐移三江总汇的广州，北上南北交通重镇韶关，然后扩散全国。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人物是牟子……

　　戴胜德（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