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汉族中之所以会形成广府人，是与汉族的入粤，以及入粤汉族与粤地土著族群的互动有密切的关系。

　　一、广府人起源诸说

　　广府人的起源纷纭。主要有秦汉起源说和唐宋起源说两种。

　　1.秦汉起源说

　　1990年，较早涉及广府人起源的陈乃刚从粤语形成切入，他认为：广府民系是(广东)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岭南居民体系。作为广府民系的主要方言粤语，即广州话，是岭南的古老语言。它形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统一岭南时期。当时，大批“中县人”，或因进军岭南，或因谪徙，或经商而定居于以番禺为郡治的南海郡，“与越杂处”,在语言上绽自然地产生了互相同化的现象。到了西汉初期，便已基本成型。〔1〕将广府人的起源追溯到秦统一岭南时期。

　　1999年，徐杰舜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认为:广府人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雏形、发育和形成三个阶段,即自秦至汉为雏形阶段;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发育阶段;元末明初为形成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的过程作了勾勒。

　　2003年，谭元亨对此说从原居民——百越的主位角度作了新的论述，他在《广府寻根》中以较大的篇幅从民系底色“百越”论到汉化定型，再论到汉民族意识的强化。不仅特别强调了赵佗建南越对广府人起源的作用，还提出了显性移民和隐性移民的概念，认为宋末之际的“显性”大移民，掩盖了在这之前，甚至是从南北朝到唐宋年间发生的“隐性”移民。最后他总结广府人的形成有几大源头:—是与水为亲缘的古越人，融人汉民族的南越人，便是广府人，南越人的原色，正是广府人的底色;二是广信时期〔2〕，由中原来了大批“隐性”的移民，正是与这批移民长期的整合，才最终形成了广府民系;三是从珠玑巷中转站的移民，是广信“隐性”移民的继续，后来，元兵南下，战乱不已，又与显性的中原移民汇合到一起，再度南下到珠江三角洲,这可以算作广府人的又一个整合过程，它具有的文化意义显然大于族源上的意义。〔3〕

　　2.唐宋起源说

　　1996年，杨豪利用了大量的族谱材料,同时也从粤语的形成探讨了广府人的起源，他认为:对广府人，“无可置疑，又自当是隋唐后由原居广州与其近郊之中原遗民与上述已有引述的各族居民，异国国民，和自珠玑巷南徙的客家遗民等共同融合组成”。〔4〕将广府人的起源定于隋唐后。

　　1999年,黄淑娉在《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虽然没有明言，但从她在“广府民系与珠玑巷”中所叙两宋时期与南雄珠玑巷有关的两次大迁徙来看，她是主张唐宋起源说的。〔5〕

　　2001年，司徒尚纪认为广府人定型于唐宋，他认为：“唐宋大量移民入岭，使中原汉语对粤方言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贬官逐臣、名流学者到来，以及兴教办学等，使粤方言在唐代就日趋成熟。宋代在中央王朝强干弱枝政策作用下，粤方言朝着与中原汉语距离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不但不再或很少接受中原汉语，而且大量吸收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以及阿拉伯语等外来语，不断丰富自己的词彚，使之更具方言特色，从而完成了作为方言定型、成熟的过程，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原汉语的方言。这同是广府系定型成熟的最主要标志。”〔6〕

　　二、广府人的起源及形成

　　广府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从起源到形成有一个历时二千多年的发育过程。具体而言，广府人是南越人与汉族移民,自秦汉到宋明长期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的结果。

　　早在先秦之时，中原汉族的先民就与岭南的原居族群有交往、互动、磨合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云，颛顼“南至于交趾”，继续又称“（尧）申命羲叔，居南交”。《索隐》解释“南交”为“交趾”，并称：“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驩兜是谁？汉孔安国注为“臣名”;神话学者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认为这是尧子丹朱一名的异称。不管具体指向正确与否，颛顼之际，已远涉交趾，到了尧时，则把儿子丹朱也派到了南方。值得注意的是颛顼到交趾去干什么?《史记·五帝本纪》明言“以变南蛮”。这就是中原的汉族先民与岭南的“南蛮”互动、磨合、融合的—个典型案例。

　　此外，舜“南抚交趾”〔7〕之说,尧巡狩至“含洭县”〔8〕之说(今英德境内)。都说明，中原汉族先民早已进入岭南一带，他们与岭南土著百越或“南蛮”的互动、磨合、融合早已开始了。

　　考古材料也提供了证据。据广东学者研究，西周晚期至战国，南来的中原文化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内涵变得丰富。中原文化除各种青铜器之外，继二层台之后，中原商至春秋流行的墓葬形制或葬俗如棺椁制、墓l道、腰坑、积石积炭和头脚箱等，以及好用青铜鼎、钟等随葬的习俗也先后出现在粤地。同时，中原的语言、文字和其他习俗，以及先进的技术如青铜铸造术等也随着中原人的南来而传入广东。可见,中原文化已多方位、多层次地向岭南播散。……当时的诸越人已有部分粗知甚或通晓中原的语言文字。其一，中原文字无疑已传到粤地，德庆落雁山战国墓就出土一把有六个字铭文的青铜剑。其二，广东出土刮刀甚多，虽其主要用于竹器编织，但疑部分与修治竹简刊刻文字有关。其三，从刘邦起义之张戍，能因功荣膺侯爵，恐非一个对中原语言文字毫无所知的徼外“蛮夷”所能做到。再者张戍之子张买，据《百越先贤志》，“少善射知书，拜中大夫，孝惠帝（公元前195至前188年）时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时切规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大夫为郎中令（汉武帝时改为光禄勋）之高级属官，秩比二干石，职掌议论朝政，须具备通今博古的知识和通晓中原语言方能胜任。这反映出战国末年粤地已有部分越人具有较高的中原文化水平。〔9〕

　　从上述记载中，在族群交往和互动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府人的形成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但是，汉族形成于秦汉之际，故从学术范畴上说，广府人的形成也就应从秦汉开始。自秦汉至宋明，这个长达二千余年的过程，大致可分为雏形、发育和形成三个阶段。

　　1.自秦至汉为广府人雏形阶段

　　自秦始皇经略岭南始，随着汉族入粤，也就开始了入粤汉族与粤地土著族群的互动。

　　(1)秦始皇统一岭南为广府人的雏形奠定了基础

　　先秦之时岭南之地基本上是百越中之南越、西瓯、骆越和闽越的天下。南越以珠江三角洲和粤北为中心；西瓯在南越以西，以桂江、浔江流域为中心；骆越在西瓯的西南面，中心在邕江流域和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闽越则在粤东、闽西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挟平六国之雄风，挥师南下攻略岭南,开广府人起源之滥觞。他“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10〕

　　秦始皇经略岭南在东、西二个战场得到不同的结果，在东战场，一军的攻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番禺。但在西战场却受到西瓯的顽强扺抗，使秦军进退维谷。战争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起至三十三年（前214）岭南统一，足足打了5年。秦统一了岭南后，即在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在今广东省境内共置五县，即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和四会。其中前四县属南海郡，四会县属桂林郡。南海郡治番禺，其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海南岛及南路地区属象郡，西江流域及粤西部分地区属桂林郡。从此岭南正式归入中央王朝版图，为进入岭南的汉族与土著族群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铺平了道路。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即不断移民实边,先后五次迁徙各色“中县之民”或“中县人”〔11〕至岭南，“与越杂处”〔12〕。第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亦即秦用兵岭南的头一年。《史记·南越传》云，“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第二次是在秦与西瓯战争期间。《淮南子·人间训》载，“(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史记·平津侯主父传》则作“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即统一岭南战争的最后一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13〕。第四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即统一岭南之后,“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4〕。第五次是应带兵官赵佗之请，将15000位未婚女子及寡妇迁至岭南。据《史记·淮南王安传》载，“（秦始皇）使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此外，秦始皇还把攻打岭南后活着的士兵全部留下〔15〕。于是，在秦始皇攻咯岭南前后，不同身份的汉族一批又一批地迁入岭南，特别是迁入广东，为广府人雏形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历史有时很具讽刺性。雄据天下的秦始皇虽然不可一世,但历史给他统一中国的时间却只有区区15年，便在农民起义的海啸冲击之下覆亡,真是弹指一挥就走下了历史舞台。

　　(2)赵佗建南越国“和辑百粤”推动了汉越融合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当时行南海尉事之赵佗,乘秦破灭，西汉帝国还无暇顾及之时，“即击并桂林、象郡”，建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所建南越国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大力推行“和辑百粤”〔16〕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汉越融合。

　　赵佗“和辑百粤”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弃冠带,从越族风俗。赵佗系赵国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祖坟及兄弟均在中原，是个道地的“中县人”。据《史记·陆贾传》载,赵佗入粤后，主动“反天性，弃冠带”，依从诸越之俗。他初见汉使陆贾时，按诸越族俗例行事，“魃结箕倨见陆生”。在致汉文帝书中，他自称“蛮夷大长”〔17〕。

　　第二，用骆将,以越人为官。“骆将”就是越人的首领。南越国的职官大多由越人充任。如越人吕嘉被任命为相，“居国中甚重”，且其“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18〕又如赵佗攻破交趾蜀王子安阳王时，用“骆将”为交趾、九真二郡长官，“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19〕。还有，揭阳令史定、桂林监居翁和粤郎都稽等都是越人。著名的越人将领郑严、田甲、何遗、毕取等文献上都有记载,如“（吕）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20〕便是一例。

　　第三，倡通婚,行越汉联姻。族际通婚是族群互动、融合的重要标志。南越王室越汉通婚十分普遍。丞相吕嘉就是“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21〕。远在数百里外的苍梧秦王赵光亦与其联姻。此外，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赵蓝可能是越女〔22〕。南越国末代王赵建德是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之越妻所生的庶子。在上层人士的带领下，南越国很快形成越汉通婚的风气，秦时中原移民男多女少,婚嫁困难的局面已不复再见。

　　第四，行汉制，坚持汉文化。赵佗十分清楚文化的力量，所以他一直坚持汉文化,一方面沿袭秦汉之制,南越国之政治制度如郡县制、官制、军事制度等，文化制度和礼制如纪年、度量衡、礼乐和丧葬制度等等基本上都从秦汉;另一方面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23〕。西汉初年，诸侯王国百官建制如同京师。南越国的官制，中央的有太傅、丞相、御史、中尉、郎、中大夫、将军、左将等，地方的有假守、郡监、使者、县令、啬夫等，都和内地诸侯国相仿。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有墓道、棺椁，凿山为勾藏，布置多个侧室、耳室，以及墓主身着玉衣等也都与中原同期汉墓相同或相似。又墓中出土数套青铜编钟、编磬磬、勾罐，不仅证明南越国设有仿效汉朝乐府的主管音乐机构，更证明它也盛行汉朝的礼乐制度等等。〔24〕

　　赵佗在“和辑百粤”的同时又坚持中原的汉文化，并努力使两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族群关系在和谐中开始走向融合。因此，汉高祖对赵佗治理岭南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乏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益止。俱赖其力。”〔25〕汉高祖的诏书，肯定了赵佗的两条功绩：第一，保护中原徙民，使中原之人与在越人杂处中得以生息繁衍；第二，越人相攻击之俗有了改变，使南海诸郡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近人徐松石从更高的层面评价说：“始皇用兵五十皇用兵五十万，而越人挺身抗拒。后来赵佗孑身处于岭外，鲜动兵革而百越靡然顺从。僮(即指越人)得与北支汉族即姬姓汉族和平化合，使今日两粤具有南北汉族混合的优良文化。最大的关键，在于南越（国）将近百年的历史。赵佗功绩不可没也。”〔26〕可见赵佗及南越国近百年治越史正是越汉融合，广府人雏型形成的拐点，从此之后，广东越人与汉族的融合之势已成大方向。

　　(3)汉代“以其故俗治”促进了广府人雏型的形成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发楼船士10万，兵分五路直指南越国，中央王朝第二次用兵岭南。翌年冬，南越国平，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耻（一作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为监督各郡官吏，汉武帝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刺史部”。岭南设立交趾刺史部，初驻羸娄（今越南河内西北），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移驻苍梧广信。

　　汉武帝平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实行与内地有别的“以其故俗治”政策。《史记·平准书》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在此西汉帝国“以其故俗治”是“和辑百粤”的继续和发展。而在尊重越人风俗的同时，“毋赋税”，又注意到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与此同时，西汉也十分注意任用部分越人为官。汉武帝平南越国兵分四路：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扺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其中后两路由越人率领。可见归义粤侯郑严、田甲，驰义侯此前就已为汉王朝所任用〔27〕。平南越国后，无论归降先后，原越人军官或将领多有封赏，加以任用。粤郎都稽得吕嘉，为临蔡侯；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降，为安定侯；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粤将毕取曾率兵与伏波将军路博德战，后以军降，亦封膫侯〔28〕。

　　此后，在汉帝国400余年的治理下，岭南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原汉族更是大量入粤。如武帝平南越国后，西汉王朝常将罪犯流至岭南。正如有的史书所说：“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耻刺史以镇监之……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29〕如成帝（前32至前7）时，北地郡(今甘肃环县东南)浩商兄弟杀县官妻子等多人，浩商被捕伏诛，家属徙合浦〔30〕。与此同时，自行迁入岭南者不断增多,《后汉书·卫飒传》云，“含诓、浈阳、曲曲江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对此，近人吕思勉云：“其所居虽越地，其人故多华夏也”。“云‘习其风土’，则其本非越人人审”〔31〕。可见这是居“越之故地”者基本上是从中原迁入的汉族。西汉末年，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被流放者更众。王莽时期，曾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于是）夕坐卖田宅、奴婢、铸钱、扺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32〕。而不少不满王莽篡政的中原士人迁入岭南,如原鲁国汶阳（山东宁阳）士氏族人，“至王莽之，避地交州”，落籍苍梧广信，七世至士燮〔33〕。汉魏之际，中原大乱，南迁的士人有增无减，仅广信士燮，“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34〕。见于记载的如南阳（河南南阳）的许慈、汝南南顺（河南项城县西）的程秉、郡扶乐（河南太康县西北）的袁徽、沛郡竹邑（安徽宿县北）的薛综和北海（今山东寿光讳今山东寿光市）的刘熙等等。据广州学者分析，两汉进入岭南的中原汉族，不仅有擅长于从事物质交换的贾人，有掌握各种先进技术或技能的普通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具有一定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士兵和军官，还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管理才能的各级官吏,以及造诣较高的名士、经学家等等。〔35〕虽然他们在岭南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他们“与越杂处”，越汉文化亲密接触,直接交往,使越汉两族之间的互动、融合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开展起来。

　　在此期间，汉帝国实行了许多促进岭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族群互动融合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办学校，推教化。岭南私学先官学而出现。有的学者认为秦统一岭南后，赵佗为推广中原文化及其礼乐制度，曾兴办学校〔36〕;有的学者以文翁于蜀地办官学为例，引证武帝时岭南已有传播儒家文化的太学〔37〕。而官学之始则自卫飒始,汉武帝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38〕,平帝元始三年（3年），令天下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39〕。建武初，卫飒为桂阳太守，“下车，修庠序之教”〔40〕。学校的兴办，对教化的推行，越人素质的提高大有脾益,这对越汉民族的互动和融合大有促进。

　　第二,铸铁器,教耕稼。两汉之时教民耕稼是地方官员的职责,如九真太守任延以当时“俗烧草种田”，“不知牛”，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使“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41〕。任延虽为九真太守，但其所行职责具有普遍意义，即运用行政手段推广铁器工具和铁器的铸造、耕、养蚕绩丝,以及灌溉施肥等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建武（25-55）中，茨充守桂阳，“教民种植桑柘、麻苎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42〕。建武十八年（42），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43〕。

　　第三,定婚姻,移风俗。移风易俗是越汉互动融合的重要方面，如卫飒至桂阳，“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44〕。和帝（公元89-105年）时卫飒之继任者许荆，仍要“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乐”〔45〕。乃至顺帝（公元126-144年）时之栾巴，也还要“定婚姻、丧纪之礼”〔46〕等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年间，原儋耳太守僮尹，还至珠崖，亦“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47〕。

　　第四，整道路，开通道。交通便利与否对族群互动和融合有重要的意义。本来岭南与中原之间横亘着五岭，交通十分不便，从而造成岭南社会发展的滞后。秦始皇攻略岭南，除开灵渠外，还修葺和整治了原有的道路，开辟了新的通道，据近人考证，秦时通粤道路已有四条，即江西入广东的粤赣大庾岭道，湖南入广东的湘粤湟水（今连江）道，湖南入广西的湘桂全州—布山道和福建入广东的揭阳岭道。〔48〕迨至东汉，岭南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修路。东汉初，卫飒守桂阳郡(治今郴州市)，凿山通道500余里，列亭传，置邮驿〔49〕,开辟了一条与今京广铁路的走向大致相同的新道，称湘粤溱水道或湘粤宜章道。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拓宽修治零陵、桂阳峤道。经郑弘修治之后，道路宽平，途经者众。〔50〕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阳太守周憬又将湘粤宜章道乐昌境内路段加以修葺，疏浚河床，河道裁弯取直，陆路拓宽。“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51〕。道路的修筑或拓宽夷平，大大缩短了进入岭南的路程，既方便了商旅龢民间的来往,又有利于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于是，经过两汉400余年的互动、磨合和整合，岭南粤地越汉融合有了较大的进展，其表现之一是汉语言文字的广泛使用，如《史记·南越传》载，南越国相吕嘉谋反时，曾用汉文通告国中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悦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之意。”汉武帝中期，番禺人邓宓已被交趾刺史部举为“茂才”（秀才），后官至日南太守〔52〕。久而久之，岭南逐渐形成番禺和广信两个文化中心，西汉中期以后，岭南出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人才，两汉之交苍梧广信的陈钦及其子陈元,东汉末年的士燮等都曾“游学京师”，后来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学者便是典型的案例。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人们不禁会问：入粤的汉族聚居在什么地方呢？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载秦末的南海尉任嚣分析形势时所言：“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说明入粤的10～15万汉族移民主要定居在珠江三角洲，以及东江、北江和桂江沿岸的河谷平原和连接中原的交通线上，〔53〕番禺(今广州)则是入粤汉族移居聚居的中心。所以到西汉中期，番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都会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为什么秦汉以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土著族群——南越大部分都销声匿迹了？就是因为他们在与入粤汉族的互动中被汉化了。这就是为什么粤语中既有先秦岭南土著族群古台语的底藴，又有古汉语的留存。两汉时以珠江三角洲为聚居中心，吸收了粤地土著族群的入粤汉族就是广府人最早的雏形。

　　2.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广府人的发育阶段

　　任何一个族群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广府人自秦汉形成雏形后，经历了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样一个漫长的发育阶段。

　　(1)“永嘉之乱”引起汉族南迁入粤第一次高潮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至隋统一中国的近300年间，中原兵祸连连，人民无法生活。《晋书·食货志》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为了逃避战祸，百姓相率向相对稳定的南方流徙。广州西晋墓砖有铭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54〕于是形成汉族第一次规模南迁入粤的高潮。有的为避难而入粤，《晋书·庾翼传》云：“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由于入粤者较多，在晋曾在新置的晋康郡(治所在今广东德庆)立侨宁县。〔55〕有的被流放而入粤，且多被流放广州境内，孙皓时流放官员及其家属到广州的甚多。《交广记》云：“西晋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56〕《南越志》亦云罗州“招义县(今广东化州)，有流人营也”〔57〕，流人营的设置可见入粤汉族之多。流入广东的除中原汉族外，还有江东汉族。据《晋书，庾翼传》载，“时（东晋）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广州”。又嘉靖《广东通志·事记》引晋黄恭《交广二州己》曰：“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

　　所以，道光《广东通志·舆地略·风俗》道：“自汉末建安至于东（西）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建国后，广东先后发现数百座西晋至南朝的墓。这些墓葬的结构形制和随葬品都与中原同期墓葬无别，而且有不少“合族而葬”的墓地，如位于湘粤湟水道入口的粤北连州市的附城镇，阳山县的七拱、新圩等区和处于闽粤通道上的粤东潮安县的归湖镇等都发现有此类墓地。这些墓位于交通要道，且有“合族而葬”的风俗，墓葬形制又与中原同期墓葬相类，尤其是出土陶卧室暖床（即今北方的“炕”）模型等，无疑是北人南徙的证据〔58〕。此即光绪《高州府志·风俗》谓，高凉一带“自冯氏（冯业）浮海北（南）来，世捍南服，驰声上国，风气日开”。所以道光《广东通志》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证，占借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新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59〕可见,来自中原“衣冠望族”的汉族，逐渐左右了俚人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2)“安史之乱”引起汉族南迁入粤第二次高潮

　　唐代“安史之乱”后，此时“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60〕。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流民就成了迁入岭南汉族的主流，形成了比两晋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正如史籍所云：“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61〕这些流民一般从福建、江西、湖南进入粤东、粤北，扩散至粤中，远及海南。如渤海吴氏，“散处中州，其后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62〕洪州人古蕃，“当五季之世，中原扰攘，遂南迁岭表；长(子)日全交，次全规，居江下，三全则，居自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让，居惠州。六全赏，居高州”；滑州人刘溶，“以中原乱离相继，避来岭表”，〔63〕所以，位于今广东的潮州、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县境)，广西的钦州(治今广西钦州市境)以及海南，这时都有北方汉族流民的迁入，唐后期潮州城东瓷业发达，产品质量甚高。当地人皆操中原口音，很可能为来自河南的移民。〔64〕清海牙将刘知谦，本寿州上蔡人，于唐末避乱客居封州。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钦州部分汉族“日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

　　安史之乱后流民的大批迁入岭南，使岭南的人口激增，《新唐书·徐申传》载，徐申于安史乱后四十年任韶州刺史，“始来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间户口增加一倍半。《元和郡县志》所载元和户口多于天宝的全国十一州，其中岭南道的广州元和户(74009)比天宝户(42235)增加75％、三万多户。所以，五代十国时，刘岩在广州称帝建立南汉后，就在粤东、粤北、粤中地区增置了齐昌、韶州两府，祯州、敬州、英州、雄州等4州。广东流民大增，广西亦然。唐咸通年间，广西附近数道破产的游民，为求活命，大量流入邕州一带，〔65〕容州地区遂形成“广人与蛮杂处”〔66〕的格局。

　　(3)冼夫人在俚汉互动和融合中的作用

　　岭南的百越族群集团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番禺、广信等地区的越族融合于汉族的两汉之后，其余广大地区的百越族群集团,被称为“俚”，或“俚僚”、“夷僚”并称,他们仍停留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贵铜鼓,风俗好杀，多构雠怨，欲相攻击，鸣此禁鼓，众到者如云〔67〕;部落酋长称为“都老”;住干栏〔68〕,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正如《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怀、曰俚、曰僚、曰瓴，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魏晋南北朝时俚人遍布广东、广西东南部和海南，其中古高凉地区、西江流域和海南岛等地为其聚居中心。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治今广西横县）、高凉（治今广东恩平县）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69〕。从这个态势上看，在这些地区俚人的数量多于汉族,俚人在社会生活和俚汉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汉官冯融为了取得俚人的支持,为子求婚于俚人大姓，通过联姻来协调俚汉关系即为一例。

　　在俚强汉弱的大背景下，从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末唐初，俚汉互动、磨合和整合成了岭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时而汉人俚化，时而俚人汉化。在俚汉互化的近400年中，由于俚族首领冼夫人主张学习汉文化,从而促进了俚汉融合向汉化方向的倾斜和发展。

　　岭南冼氏原是拥有十几万户的俚族首领，跨据广东恩平、阳江一带山区。冼夫人幼年时叫冼百合，自幼随同父兄逞勇斗狠，稍长习武艺及韬略，颇有侠勇气概，深得俚人的器重和信赖，甚至海南儋耳诸族群也望风归附。正如《隋书·谯国夫人传》云：“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70〕。南朝梁武帝大同（535～546）初年，冼夫人成为汉族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在南北朝时候，中原大乱，起初岭南作为化外之地风平浪静，平安无战事;而后则有赖冼夫人的筹谋划策，抚慰部众，德威得宜，于是当地老百姓都称她为“圣母”;到隋朝时，隋文帝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食汤沐邑一千五百户，死后追封她为“诚敬夫人”。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广府人的发育阶段,冼夫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她顺应自秦汉以来岭南民族关系发展大方向，在与汉族的互动、磨合和整合中，走汉化的路，她从自身做起，与汉族通婚联姻，积极支持隋代桂州总管令狐熙在俚人地区“建城邑，开设学校，”〔71〕的措施，在俚人地区建立了郡县乡学制度;与此同时，提倡学习汉文化，并以儒家经典为主，“诫约本宗，使从民礼”,“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仿效汉族礼俗和伦理观念，鼓励越人和汉人通婚，改革俚人“掠人为奴蜱”等陋习,出现了“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72〕的社会图像，是谓“华夷感敬，称为大化”〔73〕,即显示了俚人社会已基本汉化。凡此等等，均可见冼夫人在广府人的发育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4)俚汉融合育广府人

　　经魏晋南北朝至隋代近400年的磨合沧桑，旧的民族被一点点融合，新的民族逐渐孕育。到唐代，俚人与南迁汉族的融合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汉化的俚人史称“内属”，“宾服”或“归化”。

　　俚人融合于汉族发育为广府人的标志是成为封建王朝的编民。据考，晋初，苍梧郡有丁留县，系西晋太康七年(286)，“以苍梧蛮夷宾服立”〔74〕。这是广府人发育的开端。此后,系晋恭帝元熙二年（420）新会郡分南海郡立，领宋元、新熙、永昌、始成、招集、盆允、新夷、封平、封乐、初宾、义宁、始康等12县。其在宋元县下注曰：“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二十七年（450），改宋安为宋元。”在封乐县下又注：“元嘉十二年（435），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75〕这些“新民”、“归化民”就是俚人融合于汉族者。至隋唐之交，俚人大量与汉族融合，广府人的发育进入高潮。高凉地区和西江流域等俚人聚居中心，隋代编户比南朝初年成倍或两倍地增加。刘宋先后于高凉郡地析置宋康、海昌两郡，属广州。据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统计，三郡的户口共户4666，口21328〔76〕。隋大并郡县，凉郡与上述三郡辖境相当。据《隋书·地理志》，大业五（609），该郡领县九，户9917（未着口数）。照常理经过145年的战乱，人户本应大量减少，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户非但不减反而成倍地增长,西江流域一带户口增长得更多。这一带刘宋时设苍梧、晋康、宁三郡。据《宋书·州郡志》，三郡户口共户137693，口9977。至隋大业五年，苍梧、信安、永熙三郡辖地上户共36684，几为刘宋的三倍。

　　到了唐初，两地的户口又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其中以冼夫人的故乡为最。《旧唐书·地理志》所注口有“旧领”和天宝年间两项数据。“旧领”系指唐初贞观十四年（640）至十六年的统计数字〔77〕。隋高凉郡，唐析为高、潘、辩、罗、恩、春等六州，有“旧领”户凡53662〔78〕。与大业五年比较，30年间，户口陡增四倍多。这些新增户，除部分为自然增长和外地（主要是中原地区）移入者外，大部分应与俚汉融合,广府人在发育中将俚人成为编户而成。

　　对此态势，《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五七，《职方典·高州府部汇考三》载：“自隋唐以后，渐袭华凤。体明之化，论治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79〕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80〕《隋书·南蛮传》也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怀，曰俚，曰僚，曰龟……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足见俚汉融合对广府人的发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除粤东之外，俚人基本上都融合到广府人之中。随着广府人分布范围的扩大和确定，语言也大致形成，如唐代诗人张籍在其《永嘉行》中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在这个发育阶段，一方面是汉族继续入粤，另一方面则是岭南的土著族群——俚人在与入粤汉族的互动中被汉化。所以唐代广东的户口较隋增加了一倍多，即从隋代的102780户，〔81〕增加到唐代的209584户。〔82〕可见，俚人确实已“列为郡县”，“属于中国”，“同之齐人”〔83〕了。广府人在其形成的道路上即将迈入最后一步。

　　3.自宋至明为广府人的形成阶段

　　自宋至明为广府人的形成阶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动荡不安的王朝，从宋靖康之乱始，经南宋与金的对峙，南宋与元的对峙及至南宋灭亡的150年间，北方汉族向南迁移延绵不絶，而入粤汉族多以南雄珠玑巷为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对广府人的形成有决定意义的是北方汉族入粤聚集在南雄珠玑巷后，在战乱波及岭南以后，聚集在南雄珠玑巷的汉族移民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南迁。从而跨出了形成广府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其实，熟悉广东族谱的人都瞭解，广府人所居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而这些与广府人的起源有关的族谱，如《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和《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84〕等书中，所搜集的粤中、珠江三角洲近30个市县、140余姓氏的珠玑巷南迁民后人的族谱和家谱，多是明清时期所修纂。

　　从族谱中还可知南雄珠玑巷在广府人起源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意义,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之一〔85〕、有“广东徐霞客”美称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两处写到珠玑巷,一处讲望族先祖的来历：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楷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86〕

　　一处讲珠玑巷之名的来历: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87〕

　　据屈大均所言，珠玑巷之得名有张九龄的14世孙张昌七世同堂，受赐珠玑而得名之说;又有因祥符（开封）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来到南雄以后，称其地为珠玑巷以志故乡之思之说。但不管何说,都说明珠玑巷是中原通往岭南驿道上的重要枢纽地。所以《开平县志》卷二云：“述故乡必曰珠现巷，此乃由中人广东必以珠玑巷为停驿或即因而侨寓。”〔88〕这样，在广府人的心目中，珠玑巷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他们先祖的故乡。

　　据黄慈博先生辑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89〕，以及《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90〕所记，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广府人的211个氏族中有191个氏族是从南雄迁入的，而其中有187个氏族是宋代从南雄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占了总数的98％。〔91〕珠江三角洲由于泥沙淤积，河岸成滩，河道变浅，沼泽地多，自然条件比南雄山区优越得多，故自南雄珠玑巷南迁到此的汉族围堤造田，据曾昭璇先生统计，宋代在东、西、北江下游修筑简易土堤35条，长约90000丈以上，护田30000多顷以上。〔92〕从此南迁移民安居于此，使得珠江三角洲人口大增，据《南海志》记载，南海县为143259户，南宋时达195713户，南宋与唐比，700多年间人口增加了153470户，南宋的户13数是唐时的4.6倍。唐时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有1.2户。到宋时已有4.8户。〔93〕广州的主客户比北宋时为45∶55，客户超过主户，南宋时为44∶56，客户仍然超过主户〔94〕，而客户大多是从南雄珠玑巷迁去的。

　　南雄珠玑巷人的大量南迁珠江三角洲，给正在发育中的广府人注入了新鲜血液，加上唐宋时广州话作为粤语的标准音已经水到渠成，故广府人的形成已基本上完成而呼之欲出了。

　　及至元末明初，由于南雄战乱频仍，人祸与天灾并至，再次掀起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移民潮。这些移民进一步充实了珠江三角洲，明政府遂新置顺德、三水、开平、恩平、新安、从化、高明、广宁、长乐(今五华)等县安置南迁的南雄珠玑巷人。这些移民多集中在西、北江三角洲的高要、四会、三水、南海、顺德、新会、香山诸县围堤造田，有明一代的270多年间珠江三角洲共筑堤围l81条，总长度为220400丈。〔95〕与此同时，随着明初改路为府，广州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市)、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连州(今连县)阳山、连山等l州15县，“广府”之名遂成为广州府一带汉族的俗称。而由于广府人以讲粤语为特征，故粤西南、粤中，以及桂东南讲粤语的汉族均被称为广府人。

　　“广府”一词之所以成为广府人的俗称，是由广州在广东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端，位于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濒临南海，背靠白云山，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历史悠久，商业繁荣，文化发达。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南海郡，郡治番禺，即今广州，至今已建城2212年。所以，广州建城一开始就是广东的政治中心，汉初赵佗建南越国，都番禺，更加强了广州的政治地位，此后广州一直保持着广东政治中心的地位至今。不仅如此，广州又是广东，乃至岭南和全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早在西汉时，广州已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基地和起点，《汉书·地理志》即云：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唐代商业更是兴盛不已，史称“高地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96〕，“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97〕。广州商业和对外贸易繁荣昌盛的这种态势久盛不衰，到明清之时，以广州产品为代表的“广货”在国内外贸易中已享有盛誉。此后，广州一直保持着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至今。

　　此外，广州还是广东，乃至岭南的文化中心。早在赵佗建南越国后，一方面在番禺一带“与越杂处”〔98〕“和辑百越”〔99〕，推行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使得秦汉时的上古汉语与少数民族的古台语涵化而形成了最早的粤语。而由于南越族没有文字，所以汉字作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而流行于岭南，从而造成了讲粤语北方汉族听不懂，但写汉字却可与北方汉族交流的局面，这种讲粤语、写汉字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无论两汉，还是六朝；也无论隋唐，还是宋元，或明清，凡迁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汉族移民无不被粤语文化所吞没。广州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处的这种中心地位，决定了广府人在其孕育的整个过程中，都以广州为中心，故“广府”成为讲粤语的汉族族群的名称是十分自然的。

　　至此，广府人最终在珠江三角州形成为汉族在岭南的一个重要族群。

　　注释：

　　〔1〕陈乃刚：《岭南文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184页。
　　〔2〕谭元亨所指广信时期为汉武帝着意经营岭南，将交趾府治北移到了广信。广信正处于漓江下游桂江与西江交汇处。从西汉至东汉末年，广信作为岭南的府治所在地，如不算当中短期的移出，则持续有375年，将近有四个世纪。
　　〔3〕谭元亨:《广府寻根——一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4-49页。
　　〔4〕杨豪：《广府人》，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5〕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00-207页。
　　〔6〕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29页。
　　〔7〕《史记·五帝本纪》。
　　〔8〕“含洭”据南朝刘宋王韶之《始兴记》:“含洭县有尧山。尧巡狩至于此,立行台也。”有文史专家考证,认为尧帝不但南巡狩猎至古含洭地界,且筑室而居行使王令,登山瞭望“南交”风光。当地的居民为纪念尧帝南巡至此,就把尧帝登临的山叫“尧山”,把源于尧山的水叫“陶水”(现称麻坜河),把尧帝浮槎而下的河叫“洭水”(古代“洭”与“匡”可借代,“洭”为水,即河流)。参阅《浛洸:文化古邑的千年演变》,载《南方日报》2010年11月26日，PC04版。
　　〔9〕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21、37页。
　　〔10〕《淮南子·人间训》。
　　〔11〕“中县之民”或“中县人”首见于《汉书，高帝纪》，意为中原人。
　　〔12〕《史记·南越传》。
　　〔13〕《史记·秦始皇本纪》。陆梁地，系岭南的代义语。
　　〔14〕《史记·秦始皇本纪》。
　　〔15〕《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载：“（秦始皇三十三年）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
　　〔16〕《汉书·南粤传》:“（高祖）十一年（前196），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剖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
　　〔17〕《史记·南越传》。《汉书·南粤传》同。
　　〔18〕《汉书·南粤传》。
　　〔1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
　　〔20〕《汉书·南粤传》。
　　〔21〕《汉书·南粤传》。
　　〔22〕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3期。
　　〔23〕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66页。
　　〔25〕《汉书·高帝纪》。
　　〔26〕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载《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27〕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
　　〔28〕《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南粤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膫，《史记》作“了”。
　　〔29〕《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30〕《汉书·翟方进传》。
　　〔31〕《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山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汉书·食货志》。
　　〔33〕《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34〕《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34〕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77页。
　　〔36〕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南越国的政治制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百越文化圈和汉越文化的融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38〕《汉书·循吏传·文翁传》。
　　〔39〕《汉书·平帝纪》。
　　〔40〕《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传》。
　　〔41〕《后汉书·循吏·任延传》。
　　〔42〕《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传》。
　　〔43〕《后汉书·马援传》。
　　〔44〕《汉书·南粤传》。
　　〔45〕《后汉书·循吏传·许荆传》。
　　〔46〕《后汉书·栾巴传》。
　　〔47〕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九，《官师志·僮尹传》。
　　〔48〕见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秦平岭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传》。
　　〔50〕《后汉书·和帝纪》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
　　〔51〕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三一，《宦绩録一·周憬》。曲江作“曲红”。《隶释》云，“曲江之为‘曲红’，音同之故”。曾巩《南丰集》谓，“江、红，字古通用”。
　　〔52〕明郭棐：《粤大记》卷二○。
　　〔53〕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54〕麦英豪：《广州西郊发现古墓六座》，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期；《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24-225页。
　　〔55〕《宋书·州郡志》。
　　〔56〕嘉靖《广东通志》卷三十一。
　　〔57〕《太平御览》卷一七二。
　　〔58〕杨式挺：《五年来广东文物工作的重要发现》；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图一、图三，香港1985年。
　　〔59〕阮元：《广东通志》，卷92，道光二年刊本。
　　〔60〕《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61〕《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62〕《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转引自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湾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48～49页。
　　〔63〕《南汉书·刘浚传》。
　　〔64〕《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字载宋《三阳志》：“郡以东，其地日瓷窑。日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仍外操一音，俗称环老。或谓韩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不复变。市井间六七十藏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韩愈在潮仅觳年，云操正音为韩教育所致。应误。“环”与“河”谐音，疑“环老”，即“河老”(又称“福佬”)，即入闽之河南人。
　　〔65〕《韩云卿平蛮颂并序》，《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35页。
　　〔66〕《新唐书·礼乐志》。
　　〔67〕裴渊:《广州记》,载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68〕干栏，史籍又称“巢居”、“栅居”或“楼居”。《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隋书·地理志》云，“俚人……巢居崖处，尽力农事”。
　　〔69〕《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四夷部六》引。
　　〔70〕又见《北史，谯国夫人洗氏传》。
　　〔71〕《隋书·令狐熙传》。
　　〔72〕《太平环宇记·岭南道十一》。
　　〔73〕《隋书·令狐熙传》。
　　〔74〕《宋书·州郡志》。
　　〔75〕《宋书·州郡志》。
　　〔76〕《宋书·州郡志》。
　　〔77〕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157-158页。
　　〔78〕高、恩二州无“旧领”，分别以干元元年和天宝十一年数字代替。
　　〔79〕侏为西夷之乐。
　　〔80〕《古今图书集成》卷1357,职方典“高州风俗”
　　〔81〕《隋书·地理志》。
　　〔82〕《新唐书·地理志》。
　　〔83〕《隋书·南蛮传》。
　　〔84〕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南迁史话》，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85〕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三位学者。
　　〔86〕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49页。
　　〔87〕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50页。
　　〔88〕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151页。
　　〔89〕见《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记》，中山大学出版社l991年版。
　　〔90〕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1994年6月铅印本。
　　〔91〕参阅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l76～205页。
　　〔92〕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l995年版，第l5页。
　　〔93〕徐俊鸣：《隋唐宋之间广东人口分布变迁的初步分析》，《广东人口》，1980年第2期。
　　〔94〕《元丰九域志》和《南海志》。参阅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l995年版，第l7页。
　　〔95〕《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2册，转引自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96〕陆贽：《陆宣公奏议全集》卷三，《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
　　〔97〕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全唐文》卷八二七。
　　〔98〕《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99〕《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参考文献：
　　1.陈乃刚：《岭南文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
　　2.谭元亨:《广府寻根—一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杨豪：《广府人》，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5.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6.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7.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秦平岭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8.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9.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载《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0.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百越文化圈和汉越文化的融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12.麦英豪：《广州西郊发现古墓六座》，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期；《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24-225页。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4.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
　　15.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l995年版。

　　徐杰舜、徐桂兰（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