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3月开始，我们珠江文化学者在封开启步，对广府文化进行了步步深入的系统研究，迄今已有15年历程。在这历程中，我们团结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深入文案研究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写出研究论文，然后以研讨会或论坛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各抒己见，求同存异，每每取得阶段性的学术成果。这些研讨会或论坛，都分别在广府文化的探究历程上，具有四个阶段的标志意义，所以，称之为“四部曲”。

　　第一部曲：1996年对封开——岭南文化古都的发现和论证

　　1993年，我们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文教组正式成立。开始我们考虑到要为政府决策提供文化谘询，必须熟悉岭南文化的来龙去脉，下一番功夫研究考察岭南文化。我们从史料看到，广府文化之“广”是指广信，分界广东、广西之“广”，也是指广信。广信在哪里呢？一说是广西梧州，一说是广东封川（今封开）。我们意识到这是岭南文化之“来龙”，也是广府文化之“根”，很有弄清的必要。

　　在当时在任的中共封开县委书徐少华同志的邀请下，我们于1996年3月初前往封开、梧州考察，结果证实正如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写：广信在“桂江、贺江入郁”（西江）处，也即是封开与梧州交界地方，而且明确了广信正是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的军政首府。当时整个岭南划为九郡，全由一个名为交趾部的军政机构管理（开始是负监督职能，后来则负责管辖）。所以，我们当时即称这古广信所在地为“岭南文化古都”，当即召开了倡议会，会后由我以省府参事名义，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开发岭南文化古都的建议》。

　　同年8月，省参事室、肇庆市文化局和封开县政府，又联合召开了“岭南文化古都论证会”，数十位来自省参事室、文史馆、省慱物馆、省考古所、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江大学和肇庆市、封开县的专家学者与会，认同这个结论并支持这个倡议。当时刚到任的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周义同志莅会幷发表大力支持这项倡议的讲话。会后《西江大学学报》发表了这论证会的论文专辑。在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和港澳、泰国、美国的媒体都发表了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二部曲：2004年对封开——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定位和论证

　　从1996年到2004年，整整八年时间，时间考验了我们当年的结论和倡议，都是正确的。当年曾参与论证的谭元享教授受我的委托，将我们当年考察研究的结果，在观点和资科上作了系统的梳理，重新编写为一部系统的学术论著《封开——岭南文化古都论》，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此书不是论文集、但又是吸取了当年提交论文的论证观点和材料编写而成，所以将所引论文的作者都列为本书的编委，以志鸣谢之意。2004年8月，我们在封开举办了“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就是以这部书首发为契机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我们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论证。特有意义的是，封开县委县政府还同时举行了“广信塔”的尊基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当时中共肇庆巿委书记林雄和县委书记梁志强都参加并主持了这隆重仪式。

　　我们当年为封开定位为岭南文化古都，也即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发祥地的意思。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东文化“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始然”就是开始形成，也即是发祥。西汉时的岭南首府首先在封开所设的广信府，岭南文化的开始形成地或发祥地自然首先是在封开。广信是岭南首府，简称广府，显然，广府文化发祥地也在于此。文化发祥地的标志，主要在于是否是某种或某地文化产生的开始或源头。所以，作为古广信首府所在的封开，既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也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具体表现在：

　　首先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儒学文化，最早在此进入岭南，并形成为岭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被屈大均尊称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和他的儿子陈元，是广信人，在西汉创立了震动全国、历时三代的“古文经”学派，使得《左氏春秋》立为官学。东汉时的交州太守士燮，也是广信人，他兄弟四人都曾任太守，既是官又是学者，都继承陈钦、陈元的“古文经学派”，又参与了当时轰动京师的关于古文《尚书》的论争。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兄弟，可谓岭南儒学文化的开山祖。佛教既是来自印度的一种文化，进入中国之后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有史料看，佛教最早是从广信传入中国的，因为第一部中国人写的宣传佛教的著作《理惑论》的作者牟子是广信人，这部著作也是他在广信完成的。仅从这些汉代在广信源起的重大文化事件上看，即可见屈大均所说的“始然”、“大宗”之用语，是言之有据而恰如其分的。所以，称封开为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发祥地是有理有据的。

　　1964年，广东考古工作者在封开黄岩洞出土的一批古人类遗物中，发现两个古人类颅骨化石；特别是在1978年和1989年，又先后发现两颗古人牙化石，经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慱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共同鉴定，距今已有14万8千年历史，比1958年在曲江马坝发现的古人类颅骨化石距今12万年的历史长2万8千年。这个发现，意味着封开人比过去历来称为岭南人祖先的马坝人，还早2万8千年，也就意味着将岭南的文化史推前了2万8千年，可见封开人是岭南人最早祖先，自然封开也就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

　　确切地说，岭南文化、而且主要是广府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南下之后，与岭南原有土著文化对撞交融而产生的地域文化。岭南原有土著主要是百越族，地域个文化应当是土著文化。这种土著文化，由于在秦汉及其以后受历代政权的压制涤荡，以及在汉文化占统治和主导地位条件下的文化对撞交融，有的仍顽强存在，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已经变形或变异，有的与汉文化结合化为一种新型文化。这种交叉混杂的状况，在粤西南地区、也即是南江文化带，是较普遍较典型的，所以，我称之为百越后或后百越文化带。

　　照我看来，广府文化即是中原汉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南下与百越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性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典型地体现在粤语方言中。这种方言，保留了较多古汉语成分，又有不少百越族的音标词语，其中封川古标话浊塞音特重。由此，语言学家叶国泉、罗康宁提出粤语发源于古广信的观点，向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在国内外引起重视，最近出版的《广东省志·方言志》也收入了他们论证这观点的论文，可见作为广府文化主要标志之一、又是岭南三大语种之一的粤语，也是发源于封开。

　　从民俗文化上说，西江龙母的故事和对龙母的崇拜，也可以说是中原汉文化与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五条小龙对龙母感恩，听命于龙母；秦始皇要请龙母上京，小龙要河水倒流接龙母归来；人们视龙母为江神，向她祭拜，祈求生子和平安。在这传说中，五条小龙的说法，秦始皇的说法，都分别有百越和汉文化的色彩，小龙报母恩既是百越的母性崇拜，又是汉文化的伦理观，两者结合也即构成一种新型文化体了。这种民俗文化产生并流行于古广信。这也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又一佐证。

　　岭南地区位于五岭之南，南海之北，整个地域大都山峦起伏，江河纵横，平原盆地相对较小，海岸线长，江河出海口多，造成江海一体之特色。这样的自然条件，是岭南文化的自然环境基础。这样的基础产生相应的人文环境并相互结合，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具有山、江、海交/结合的特点，而又以江海一体为主要的特质，并以海洋性特强为优势。这些特质和优势，既是这样的自然环境所使然，又是与其相应的人文历史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所造成的。汉武帝在派张骞通西域而开辟陆上丝绸之路不久，即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的同时，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出发，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乘船出海，经北部湾的合浦到越南、印度。这是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这段记载，证实了徐闻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同时也说明瞭古广信、也即是现在的封开是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点或通道。史书已讲明从此地到徐闻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首都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汉武帝大军也由此出发征伐岭南，经广西桂林灵渠下桂江至广信，或者经湖南永州潇水下贺江至广信，这也即是延伸陆上丝绸之路到广信，从而与徐闻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所以，封开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一个最早交接点或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具有海洋性成分的缘由和历史的重要标志。封开是海陆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点，也就意味着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海外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和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最早在此对撞交触，从而产生集这些文化大成的岭南文化。显然，这是封开具有山、江、海交叉一体的自然环境，同时具有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的人文历史与环境，才能集这些文化大成而形成具有江海一体特色和优势的新型文化的。所以，这也是封开堪称岭南文化发祥地并是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又一条理据。

　　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广东有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们，自1996年从封开开始对古广信文化研究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延伸性的研究，如：从岭南文化延伸珠江文化研究，从广信文化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又进入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研究，从西江文化进入对北江文化、东江文化、韩江文化的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从西江盘古文化、龙母文化进入对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和珠江文化哲圣惠能的研究，从西江古文化进入到珠江三角洲（广州、东莞、深圳、珠海等）的现代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研究，从珠江文化的概念、特质、精神的研究到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合作区城的文化基础与战略的研究，等等。我们发现，这些延伸研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古广信为始发点或归宿，无论是追溯寻根，或者是延伸迸发，都离不开它。我感到古广信文化，在珠江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里，有似珠江的多龙争珠、珠光四射的形象中那颗珍珠那样，具有总根和轴心的意味，延伸迸发的功能无穷。从这点体会和意义上而言，古广信所在地封开，既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又可以说是珠江文化和珠江文化研究的一个发祥地，在进行文化大省建设和泛珠三角合作中，对其再进行明确的历史定位，发挥其历史文化遗存价值，弘扬其历史文化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部曲：2006年对封开——广信文化形态的提出和论证

　　丙戌初冬，岭南如春，天高气爽，政通人和，著名岭南文化古都封开，迎来了首届广信文化节！在这个佳节里，具有深厚丰富文化内涵的广信塔落成了，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跨境性学术论坛——广信文化论坛开幕了。这两个盛典，都可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两者又可说是具有日月双星座意味的交辉喜事。因为广信塔的落成，是广信文化的物化标志，广信文化论坛则是对广信文化的学术定位，两者是相印相成的。

　　我们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从1996年开始至今一直关注并进行着广信文化的研究开发。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至1996年，主旨是发现和论证封开是“岭南和广府文化古都”：第二阶段是2004至2005年，主要内容是论证封开是“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发祥地”，以及参与广信塔的设计和封开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或评审工作；2006年是第三阶段，中心议题是：广信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这个议题，虽然在前两个阶段的研究中都有所论及，但由于焦点分别集中在封开是否是“文化古都”和“发祥地”上，对于作为在岭南历史上长达将近四个世纪（375年）、几乎古岭南汉代史全部的广信时期，从文化视角上去进行探讨，则是微乎其微的；而对于具有如此漫长历史的广信时期，究竟能否作为岭南或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能否构成为一种具有特质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的广信文化？等等，则似乎是学术界迄今尚未提到议事日程的课题，所以具有里程碑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1.广信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界定

　　广信之名，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所颁“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恩示，从中取出“广信”二字，作为当时创建的监察岭南九郡之交趾部刺史首府所在地之地名。九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交趾部刺史职能虽然主要是监察，但也有皇帝特令持节的部分权力。西汉后期（一说东汉初期）演变为州一级政权，名为交州，仍是管辖岭南九郡，州治所在地仍是广信。直至三国时吴国国主嫌其管辖范围过大，于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分出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为广州，州治番禺；而交州则只辖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珠崖等郡，州治龙编（今越南河内）。至此一分为二的分割，可说是岭南九郡以交州所辖地域统称的结束，也即是以广信为州治首府时代的结束。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64年，持续375年时间，将近四个世纪，时间长且持续，地域广且完整稳定，就时间空间而言，是完全可以确定其为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的文化整体的，也即是具有一定特征性的文化形态的。

　　作出这样的文化定位，必须回答两个历史难题：一是汉武帝时的交趾部不是一级政权，怎可称为地域文化范畴？其实，从地域文化而言，岭南地区本来早是一个文化相通的地域，秦代划为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又并三郡建南越国，也为建立地域文化打下基础；虽然交趾部不是一级政权，但其具有监察、沟通的功能，同样起到促进文化整体化的作用，不久接着实行州治，正说明其所起前期铺垫作用，所以是不能将这个前期作用否定，也不应将其机械分割开来。

　　其二，究竟广信今在何地问题，有说是广西梧州，有说是广东封开，争议良久，莫衷一是。其实，应当是梧州与封开的交界地带，即：梧州的桂（漓）江以东和封开贺江以西（即封川）地区。此说的依据是郦道元的《水经注》。书中《温水篇》指出：“郁水（即西江）……东延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临水（贺江上源）又径临贺县东，又南至郡，左会贺水。……临水又西南流，径郡南，又西南径封阳县东，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县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入郁水，谓之封溪水口也者。”（见《永乐大典》11140卷）由此可见广信原址是漓江、贺江（封水）分别汇入西江的地带。所以，广信是封开与梧州的共有历史文化，不必为此争议，可以各自或合作开发。也因为如此，在两广分界和三江汇合处建广信塔，同时举办广信文化论坛，是有理有据并有深厚文化内藴的。

　　2.广信文化的总体形态及内涵

　　我们提出广信文化是岭南汉代文化形态的说法，固然是因为以广信为首府的交州（含交趾部）为岭南地域统称的时间，大都在汉代（三国时名义仍为东汉），但更主要的是在这段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岭南地域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征性的整体性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以汉化为主导的多元融合，以汉化在本土中除旧，以融合在汉化中创新。

　　在细述这种形态的具体体现之前，必须先对秦汉之交赵佗所创立的南越文化进行研讨评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最后一战，是派任嚣统率五十万大军进入岭南，这是汉族文化正式进入百越族文化为主体的岭南的开始。由于百越族在此栖息已很长时间，势力强大，曾打败过秦始皇的进攻。虽然军事失败，但文化势力仍强大，并占着本土的优势。赵佗任南越太尉后，曾报请秦始皇拨三万妇女南下为军人妻室，后只批准一万五千人，这事说明百越人不愿与其合作，扺抗汉化。他只得采取“汉越杂处”的方针，才得站住脚跟。他自立为南越国后，断絶了中原来往，也即失去了汉文化的后盾和依靠，更使其孤立，无力更推行汉化，反而更接受百越族的本土化。他在接见汉史陆贾时穿着越服，态度傲慢，受说服后，起立认错，坦诚地说：“屈蛮夷中久，殊失礼义”。（见《史记》）可见南越国有近百年（确切是93年）历史，堪称创立了有自身特色的整体性文化，即南越文化，其总体形态是“汉越杂处”，但其内核还是以百越族的本土文化为主导的。但它为广信文化的汉化打下基础、作了铺垫的功劳不可埋没，可以说，南越文化是广信文化的过渡期。

　　广信文化由于有南越文化为前车，尤其是有西汉皇朝的强大政权背景及其在岭南的强力统治，加之汉武帝施行的“罢黜百家，独兴儒术”的政策，使汉文化在全国处于统冶地位，新统一的岭南地域在文化上自然也以汉化为主体。政治是文化的主导，但不能取代文化或决定文化的全部。百越族本土文化盘根错节，生命顽强，积淀期越长，其生命就越持久。汉文化毕竟是南下文化，虽有政治力量推波助澜，也无力并不可能完全取代或灭絶本土文化，不管统治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汉化的进程，也只能是沿着在主导中与本土文化多元融合的途径，其结果也往往是：既以汉文化的主导，清除了本土文化之旧，又以本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汉文化的创新，其成果往往既与原来的汉文化有别，又与原来的本土文化有异，形成为具有独特性而有整体性的新型事物，或者体现干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历史事件或学术论著之中。这些事物或事件、论著，都是广信文化的产物，又都是广信文化内涵的代表性标志，是广信文化总体形态的具体体现和佐证。具体是：

　　（1）陈家三世与士燮“一门四士”为代表的经学

　　被尊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是广信人，曾向王莽传授《左氏春秋》，自着《陈氏春秋》。西汉哀帝年间，他与古文经大师刘歆一道提出立《左传》为官学，理由是左丘明与孔子同道，曾亲见孔子。而被称为今文经学所立的《公羊》《谷梁》是七十子后学，是“信口说而背传记”之作，有“失圣意”。双方论争激烈，因今文经派势大，遂败。王莽执政后，支持古文经派，陈钦之子陈元以提出立《左氏春秋》博士发难，与范升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再次展开论争，双方论辩十多次，终于获胜。陈元之子陈坚卿，也是造诣甚高的经学家。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坚卿亦有文章名，能传祖父之业。噫嘻！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可见陈家三世都以经学为业。东汉交趾太守士燮，既是政绩卓著的地方州官，在任40多年，动乱的三国年代保住岭南避过战祸，又是著名的经学家，着有《春秋经注》。其弟士壹、士黄、士武，也分别曾任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又是著名的经学家，故被誉称为“一门四士”，也都是以经学为业。此外，在东汉年间，尚有北海郡人刘熙、南海郡人黄豪、汝南人许靖等著名经学家，先后到广信避难期间从事讲学、著述的记载。

　　这些历史事实，起码说明下列现象：首先，经学是汉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广信文化时期出现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这样的杰出代表，说明在这期间以汉化为主导的进程甚速，成效甚大，成熟甚早；同时，也说明经学在这期间已成为广信文化的内涵要素之一，是广信文化构成为形态的一个佐证和标志。其次，陈元在为古文经学派论争中提出“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的观点，申明瞭做学问不应因陈守旧，应因时而异，重实在、重创造；士燮治经学，也实际用于保持地方安定的施政上，从而被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或书赞曰：“交趾士府君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存一郡，二十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士燮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和贡献，与陈元是相通的，即都注重实在、现实、适应、变通、创造，这些特点，正就是汉文化与本土文化多元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与原汉文化和本土原文化都有所不同。所以，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所代表的经学，在全国汉文化中是别开生面的，是有创造性的，而在岭南本土，它则是有吐旧纳新的作用和贡献的。所以，这也是广信文化形成的标志、内涵和佐证之一。其三，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的显赫，也反映出岭南社会结构进入了家族社会阶段，跟上了中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这在百越族为主的阶段、以至南越国时期尚未出现或尚未成熟的。可见家族文化已是广信文化的成分之一，并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一个标志和佐证。

　　（2）牟子的《理惑论》

　　牟子，广信人，汉献帝时随母自中原落籍广信，原是儒家学者，又通道家学说，至广信后，研究自海外传入不久的佛教，成为精通佛教的学者，以“佛”字翻译佛教“般若”之音义，首创“佛”教之名，是“三教合流”的首创者。他以设问的方式，写出《理惑论》37篇，是中国第一佛学专著。北京大学著名宗教学者汤用彤教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牟子作《理惑论》，公然黜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见于《理惑论》。不仅因其为现存支那（中国）撰述之最早者而可重视。又两汉尊黄老之道，与阴阳道术，至魏也一变而好尚老庄之学。东京佛法本可视为道述之一种，而魏晋释子则袭玄学清谈。牟子以引《老》《庄》以申佛旨，巳足证时代精神之转换。明乎此，则《理惑论》三十七章，诚佛教之要籍也。”

　　从上可见牟子《理惑论》对于广信文化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意义：首先，它证实了梁启超曾说佛教最早自海外从岭南传入之说，证实了佛教是自外传入而成为广信文化内涵之一；其次，它体现和证实了牟子是以儒道两教而解佛教、也即是以汉化为主导去融合佛教，使其适应汉化而又有本土化。所以，牟子《理惑论》所阐述的佛学思想，既与印度的原教有别，也与中原所传的有异，是一部有创造性又有适应性的学术论著。这正是广信文化的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特征的典型体现，也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重要标志和佐证之一。其三，在广信时期，除牟子外，尚有一些佛教大师在岭南传教、著述，如：三国时古西域人康僧会，被称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布道者”，也是融合三教的佛教学者。可见牟子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带普遍性、持续性的。正因为如此，广信以后到唐代，才会出现被世界称为“东方三圣人之一”的珠江文化哲圣——六祖惠能。这也是广信文化的重要性和构成形态的重要标志及佐证。

　　（3）葛洪的《抱朴子·内篇》

　　东汉的著名道教领袖葛洪，是江苏人，24岁时到广州，并先后到越南、柬埔寨，48岁到罗浮山修道、著述，直至病逝。他前期崇尚儒家，着有体现儒家思想的《抱朴子·外篇》，后期崇尚道教，着道教理论代表作《抱朴子·内篇》。他是在广信时期在岭南的道教代表人物，是汉代道教的理论代表。他从崇尚儒家转向道家，实际上是以两教合流解道家，同样体现了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的文化途径。他的道家理论，既源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有融合性，又有岭南的本土性；有创新性，又有大众性。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声言：“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余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又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置于万物，无不温气以生者”，“受气者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这些话，活现了他的创新性和大众性，也可见其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的特点。

　　葛洪南来后从儒家转为道家的原因，有待深入考证，从文化学而论，显然是与岭南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关的，而且，与以仅化为主异而多元融合为特征的广信文化不无关系，因为这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相通。所以葛洪从儒转道、以儒释道，本身就是广信文化内涵和特点的体现与佐证之一。而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大众性，也是广信文化构成形态、形成自身特性的标志和体现。

　　（4）粤语发源和广府民系的形成

　　据语言学家罗康宁、叶国泉论证，粤语形成于广信时期西江中游一带，也即是古广信所在的地方。原因是这里已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从中原南下移民至此定居，或者从事商贸、文化往来，尤其在中原战乱频繁、岭南安定的形势下，南来者更有增无减。而且在此之前，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候，曾有50万大军南下进驻；赵佗南越国时也有中原人南移定居。这样，从尧舜时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夏语（华夏族语）发展成的、以秦晋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语”，也随这些南下人群而传入岭南，成为官方推行的标准语言（相当现在推行的普通话）。但当时岭南毕竟是百越族人天下，日常流行的是本土越族语，即使讲雅语也会加上或保存着本土语色彩，与现在“广东牌普通话”同理；中原人在岭南生活，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学讲土语，即使讲雅语也会与土语混杂。这样的“混杂”局面，持续一段时间，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既非雅语、又非土语的新型地方语言，这就是粤语。从粤语的词彚、语法、语音、句式等要素上看，原古汉语的成分保持较多，有些语音词彚在中原汉语中已失传，在粤语仍继续着。从总体看，粤语吸收了一些百越族语成分（如当今封开尚有标话），但与中原汉语的渊源较深而密切，可见其主体仍是南下的汉语，并非完全是本土东西，而是中原雅语为主体而与本土语结合的产物。粤语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也体现和证实了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是广信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一个标志和佐证。

　　与粤语的形成过程相似而又相关，广府民系也同样在广信时期形成。“广府”者，广信首府之谓也。广府民系，即是在广信为首府的时期和地域所形成的民众体系，即带有族群性的地方民众群体。广府民系，应当源自秦始皇派遣南下的50万大军，经过南越国近百年“汉越杂处”的过渡，于广信时期正式形成。之后在唐宋时期，经珠玑巷大批中原移民的补充而再扩展。粤语又称为广府语。当今两广的粤语区，基本上可称之为广府民系族群。这些地域的族群，不仅语言相通，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也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这也就说，其本身就形成和构成为一种广府文化的。所以，广府民系的形成，也是广信文化的内涵和构成为文化形态的标志和佐证之一。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除广府民系及广府文化是广信文化重要成分之外，尚有包括原百越族、南越族等土著在内的其他族系、民系及其文化，也都是广信文化的重要内涵。将广府民系的形成过程提出来谈，主要是因为它较典型地体现了：广信文化以汉化为主导而多元融合的特征与形态。

　　3.广信文化在岭南、中国以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著名学者罗香林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集聚的区域。秦和西汉的国都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思想由此通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的重心。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苍梧郡治的广信。”这段论述，是对广信文化是汉代文化形态的又一佐证，是对广信文化以汉化为主导的又一佐证，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广信文化在沟通中原与岭南、中国与海外国家之间学术文化的桥梁作用和枢纽地位，同时揭示了在广信文化中除汉化和本土文化外，尚有海外文化的成分，幷包括对海外文化的吸取与融合。这是极其可贵的真知灼见。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指出：“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这段对广东文明史的概括论述，是很精辟的。它实在地指出了岭南地处边陲，故文明“发之也迟”的事实，确切地梳理出广东文明发展的几个时期，而且画龙点睛地点出了每个时期在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步步高”的发展层次。“始然于汉”，正就是广信文化在岭南文明史上所起到的开创和奠基作用的简明说法，也即是广信文化是岭南汉代的文化形态说的又一佐证；所谓“始然”，既是指文化形态的开始构成，又是指各种学术文化开始有成，如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的经学，牟子的佛学，葛洪的道学，既在岭南是开创的，在全国也是有创造性的，其影响也是有开拓性和承传性的。唐代岭南涌现“诗祖”张九龄、第一状元莫宣卿、尤其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佛教真正创始人“六祖惠能”，构成了“炽于唐”的岭南文化盛世，显然与广信文化的经学、佛学、道学的“始然”有着承传发展关系；明清的陈白沙、康有为、梁启超等代代才人出，也都清楚地显现出广信文化的深远渊源。所以，广信文化是岭南文明史上具有发祥意义的开篇史章。

　　广信文化在汉代，已在全国有重大影响：以陈钦、陈元父子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是岭南文化史上第一个学派，它与今文经学派由三代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最终取得胜利；牟子和葛洪的专著分别是佛、道的开山理论著作，影响古今，名扬海外。

　　广东位于中国的南海岸，自古与海外交往密切，旅外华人华侨通布世界各地，凡有华人华侨的地方都有说粤语的广府人。这就是说，在广信时期形成的广府民系已遍布世界，粤语也成了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流行语。这样，不也就意味着广信文化早已传遍世界了么？

　　寻根问祖，探流索源，神游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历史长河，又迈步于粤桂交界的西江河畔，面对作为汉代广信文化标志的巍峨广信塔，怎能不对其内藴的辉煌历史和文化长久地凝思和赞叹呢！

　　第四部曲：2011年对封开——古广府首府的再次定位和论证

　　我们从封开启步的探究广府文化论证的第一部曲，是从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全方位上看广府文化的产生和地位问题，第二部曲是从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发祥看广府文化与广府民系的发祥地问题，第三部曲是从近达四百年形成的广信文化形态看广府文化的形态。现在举行的这次“封开——广府首府”论坛，主题则是广府文化的首府（中心）今在何地，以及广府民系及广府文化分布地域问题。

　　这个主题，既是前三部曲学术深入的必然发展，又是由于当今学术界对广府文化研究提出了新问题而确定的。

　　第一个新问题是：如何理解“广府文化”的名称与含义？现有两种说法，一是汉代交趾部和交州首府是广信县，故而将广信首府简称为“广信”；二是交州在三国时属东吴地盘，当局嫌交州府管辖范围过大，便以广信县为界，以西分列出交州、以东分列出广州两个州的州治，广州的首府设在番禺（今广州），故而又有“广府”之简称。持此说者所称“广府文化”的理由，还在于作为中原汉文化南下首要标志的秦始皇大军南下和赵佗建南越国，都首达和定首府于番禺（今广州），故而称广府文化首府为古番禺（今广州），也言之成理。但我个人认为，从时间而论，虽然秦始皇南下在汉武帝之先，但在秦汉之交的“南越国”时期，尚未形成为一种文化形态或民系，尚在“汉越杂处”的状态中，只能说是广府文化形成的“前奏”或“孕育”期，真正形成期应是“广信”为首府的近四百年期间，正如明末清初大学者屈大均所说“始然于汉”。另一方面，以“广信”称谓的出现时间上说，显然，西汉时“广信首府”的称谓在前，三国东吴时才有的“广州首府”称谓在后，前者称谓的内涵及其承传，也比后者深厚持久。所以，广府文化的形成地和最早首府（即中心）应是广信，即今封开（及广西梧州）。

　　当然，古广信也不是一直保持着首府或中心地位的。从历史事实上看，每个国家、民族、民系的文化中心，往往会随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而转移的，广府文化也莫不如此。照我看来，自广府文化在近四百年广信时期形成以后，即有自西向东扩大的走向，其中心也是自西向东转移的走势，即自南北朝时期以后，即开始了这个走向和走势，尤其明显的是五代十国的南汉国时期，建都番禺（今广州）；其实在隋、唐、宋三朝，均以多种府治名目，分别于肇庆、广州镇治广东或岭南；明清两代设“两广总督府”，开始设于梧州，后来大部分时间（近200年）设于肇庆、广州。

　　所以，大致而言，古代广府文化首府是广信，即今封开，中古至近代的广府文化中心则在梧州、肇庆、广州移动，现当代的广府文化中心则是广州。

　　近有广府文化发祥地是肇庆的说法，我看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将封开作为肇庆市的一个地域而言，将封开的古广信首府文化包于其中，似有道理，但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因西汉时既无肇庆，也无端州，从何发祥？如果说，将“两广总督府”时期作为“广府”筒称、从而将肇庆定位为广府文化之发祥地，那么，将曾有百年“两广总督府”史的梧州，以及末代“两广总督府”所在地广州置于何地？所以，我看称肇庆为中古至近代广府文化中心地之一比较合适。

　　我们这次作为论证广府文化“第四部曲”的论坛，根据历史实际，以“文化中心转移”论的观点，确定封开、广州、肇庆在广府文化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首府或中心地位；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岭南和珠江文化范畴，从粤语区为标志的广府民系区域，将广西的梧州、贺州、玉林、南宁、北海、钦州、防城等粤语区列入广府文化区域，并从广府文化向西的延伸扩展上，为其作出不同的文化定位；同样，我们也应当而可以在广东除封开、肇庆、广州之外，还可以在云浮、江门、东莞、珠海、中山、惠州、韶关、清远、阳江、湛江，以至香港、澳门和海外各地，找到广府文化东进、北上、南下和飘洋过海的足迹。有趣的是如果将这些向西和向东延伸扩展的足迹点，从地理上划个圆圈，就会发现，圆心点正是古广信的原点封开。这个地理上，同时也是水路交通上的圆心点，与历史上古广信的原点的相契合，不正是既在地理上、又在历史上进一步证实：古代广府文化中心设在今日之封开，是必然而英明的么？

　　正因为如此，我们15年来一直在这个广信“圆心”上探究广府文化，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四部曲”论证，幷且拟借这个论坛之机，以发表《封开宣言》的方式，倡议成立“广府（珠玑）人海内外联谊会”和“广府学会”。我们珠江文化研究会，已经同原广州市长黎子流先生为会长的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以及广东省侨联商议，一致同意共同筹办这件大事，诚望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2011年8月9日

　　黄伟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