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诚峰村,天刚蒙蒙亮,黄初宗夫妇就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后,藉助天边的晨曦,两位老人便出了门。对他们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诚峰村位于福建泉州海边,以捕鱼业为主。今天,一艘渔船将要下水,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习俗,船只下水必须经过一整套庄重的仪式。黄初宗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照例这样的仪式由他主持。
猎猎旌旗,迎风飘扬。仿佛听到了大海的召唤,向海神焚香祷告之后,木船就要正式下水远航。为它送行的人们,表达了他们特别的祝福。从船头到船尾,从桅杆到船舷,都被贴上了吉祥文字的船联。这种流传在东南沿海一带的传统,犹如将士出征,大碗饮酒,以壮行色。
粗犷的呼喊,激荡着原始的力量,一点一点地移动,仿佛临界脱胎前的悸动,眼前的画面勾连着逝去的岁月,这片土地上,无数船只就这样下水,开启自己的航程。几个小时后,海水将淹没这片滩涂,船只就会漂浮在海上,那才是仪式的终点。从此,船仿佛被赋予灵魂的生命,它会和船员一起博风击浪,生死与共。
一、记载秘密的船只尺寸簿
下水的木船,大多是体型较小的渔船,同时有着现代机械的辅助。在峰尾一带造船师傅的眼中,它无法真正体现祖辈的智慧。那些用精选木料建造,用宽大风帆借力,在海上航行多年的大型木船,才能体现造船的工艺和境界。如今,金属代替了木料,螺旋桨代替瞭风帆,大型木船的需求日渐减少,船匠们只能把自己的手艺挥洒在工艺船模的制作上面,坚守源自峰尾一带造船的传统,更因为这些船匠都是代代相传。
峰尾黄氏家族船匠后代黄文同:“口传身教,不是说今天要做,就可以做得来的事。我们一般都是十三、十四岁就开始搞这个船,跟着老一辈一直延续下来。”
峰尾一带的船匠中,最有名的就是黄氏家族。黄氏造船源于宋代,成名于明代,那时,黄家的祖先带领船工建造了郑和62艘远洋船只中最大的几艘大船,最终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成就了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篇章。在黄氏祠堂,这个家族最重要的宝贝被虔诚供奉。破旧、零落的册子貌不惊人,然而这却是黄家骄傲的所在,册子记载着黄氏家族造船的秘密,秘密传承了数百年。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这就是中国古代造船的船只尺寸簿。
峰尾村黄氏家族船匠后代黄初明:“尺寸簿里面的记载,以船的龙骨为主,以龙骨长度来确定船宽,以船宽来确定船高,以船高来确定船桅杆的长度,以前是按照这样的比例,跟现在的比例基本相同。”
龙骨是船只最重要的构件,在这本尺寸簿上备述详尽。按照船只的大小规模,从龙骨用料材质的选择,到船肋加固的间隔疏密,尺寸规矩布局周详,点滴细节无一遗漏。笔画之间的册页,就这样勾勒出一条海船的侧影。一笔一划的钞写,留下了代代船匠的经验和实践,海船的每一个部件,都有着详细的尺寸标注。尺寸让中国造船的工艺和历史流传至今,而按照尺寸等比例缩小的海船模型,也因此显得与众不同,这些精致船模的背后,是一个封存于记忆中曾经辉煌的航海时代。
二、划时代意义的水密隔舱
1973年8月18日,在泉州一带进行考古调查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为玑遇到一位搬运工人,工人说在后渚港的附近的海滩上,有一艘不知年代的沉船。得知这个消息,庄为玑教授带着调查组立刻来到了这里。听到调查组问起这条沉船,附近的渔民颇不以为然。
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名誉馆长王连茂:“就告诉他们说,这一艘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当时我们还去挖了木头。前几年春节之前烧年糕的时候,他们还去挖了好几担呢。好在这艘船,怎么烧也烧不着,不然已经全部挖光了,也不要你们再忙。”
渔民的谈笑中,经验和直觉告诉庄为玑,这次的调查,也许就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一年后,这条淹没在海滩里的沉船被发掘出来。1975年3月,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称其为“世界考古珍闻”。
今天,这条海船静静地陈列在人们面前,数据勾勒出船的容貌。海船船身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长度达34米,宽11米,载重量200吨,历史时期处于南宋晚期。遗憾的是,船只保留了下甲板的部分,即便如此,这样的残存依然能让今天的人们直面宋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在距今8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这样的海船已是领先世界。然而,2002年中国南海27米深的海底,考古队员却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影像。这条被叫做“南海Ⅰ号”的宋代沉船,也许还保留着船舷和上甲板,这样的发现让考古界翘首以待。和泉州沉船相比,如果“南海Ⅰ号”真的保存良好,那么,这不仅在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在世界水下考古界也尚无先例。
在中国古代,能够远洋的海船大多在福建和广东沿海建造,分别被称为福船和广船,建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这两种船型更有着巨大的共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密隔舱”。在泉州古沉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船体上一格一格的隔断,隔断之间的舱室就是水密隔舱。航海史上,水密隔舱的发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海船使用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唐代,近千年后,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被西方大规模使用。
平时水密隔舱用来摆放船货,而它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大大提高船只的安全性能。当船体受损时,在隔舱板的阻止下,海水只会涌入受损的舱室,甚至两三个船舱受损,都不会危及船只的安全。宋元时期,水密隔舱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大海之上舟来帆往,一个辉煌的航海时代由此到来。
1975年,考古队在清理泉州沉船隔舱的时候,从第二舱到第五舱发现了沉船装载的部分船货,它们是一捆一捆的香料。这些泉州沉船出土的香料,产自西亚和非洲。在那个年代,它们是中国皇室和显贵日常生活的爱物。而在“南海Ⅰ号”沉船上,最主要的船货则是大量的外销瓷器,从香料到瓷器,组成了一趟远洋贸易的往返,这一来一去的两条船,勾勒出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道,历史上鼎盛期持续数百年,千万条船只满载货物,往返不停。
三、只能在文献上找一点证据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东西方贸易通道的符号化表达,汉唐时期主要以中原为起点,直到西亚,连通地中海各国的线路为主。唐末西域一带兵乱纷繁,伴之以中国造船技术的不断发展,通道开始转向海洋,由此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然而,与陆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海上丝绸之路有限的出土文物和遗存,让人们对它的瞭解更多来自文献和想象。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严文明:“我们以前只能在文献上找一点证据,但是,具体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样发现沉船,发现海底下的文物,来瞭解并进一步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过去的贸易、交往的线索,那就基本上是没有。”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一块“南海Ⅰ号”出水的船板被严加保护。专家眼中,这样的船板应该属于船只的上层甲板,一块木料无法展现“南海Ⅰ号”的全貌,却暗示了这条沉船的保存状况。它也许要好于只剩下层结构的泉州沉船。这样的信息,带给人们的是无限的想象。
这些来自海底的影像,记録了水下考古队员对“南海Ⅰ号”的探察,这是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视角。大量的瓷器深处海底,依然按照当年的模样整齐堆放,这也让我们思考着这样的问题,800年前,如此数量规模的瓷器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它们又将去向何方?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水下考古的发现,不仅是陆地发现的重要的补充,而且也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这个水下考古,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对于整个考古学的发展来讲,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粉盒大约诞生在宋代,是当时重要的瓷器产品。在“南海Ⅰ号”的探方内,经过考古队员的清理,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层层叠叠、紧密排放的瓷器正是宋代粉盒。和今天相比,除了造型的区别,并无本质的不同。由于沉船尚未全面发掘,直到今天“南海Ⅰ号”装载了多少数量的宋代粉盒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粉盒将和“南海Ⅰ号”上的其它瓷器一样准备飘洋过海、远销海外。
“南海Ⅰ号”出水了景德镇、德化窑、龙泉窑、磁灶窑等窑址的外销瓷。在那个年代,一艘类似“南海Ⅰ号”的中型海船装载量大约会是10万件左右的瓷器,而大型的海船更是达到了20万件,由此可见海外对中国瓷器巨大的需求。大宗的瓷器贸易为生产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对进口国来说,瓷器的影响更为深远。一位西方学者曾有这样的表达:瓷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
四、让人疑惑的出水器物
在海底探察“南海Ⅰ号”的时候,从破损船舱清理的文物中,一个新的发现让人们感到疑惑,一些来自海底的瓷器,底部清晰保留着毛笔书写的文字,有的看起来可能是姓氏,有的却又像是地名,还有的好像是官职,所有的文字看似随手写下,简单而粗糙。但这些文字的背后,究竟传递着什么信息呢?有的专家认为,这是瓷器匠人留下的落款。然而,匠人的落款,大多是用竹篾直接刻在泥胚之上,不用毛笔书写。有的专家认为,这是货主用来区分自己货物的记号,宋代的远洋海船,会装上十数万件瓷器,货主也许会留下区别自己货物的记号。然而这么多不同的墨书,是否都是货主留下的呢?在1975年发掘的泉州沉船上,也发现过写有墨书的瓷器碎片,这是一艘销完瓷器的回程商船。
在“南海Ⅰ号”上,水下考古队员曾经整理出眼镜蛇的头骨,和类似猪骨的遗留物。同样的发现,也出现在泉州沉船上,这条沉船上出水了猪骨、羊骨、狗骨等动物骨骸,考古的发现成为文字记载最真实生动的实证。
从1987年和“南海Ⅰ号”不期而遇开始。这条沉船上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异域风格的器物,它们属于谁呢?这条长达1.7米的黄金链状器物,在许多专家眼中是一条腰带,如果是这样,使用者的腰围该是多么惊人,链状器物上面有醒目的葡萄刻花。这是属于阿拉伯风格的装饰,这条金链会不会属于一位阿拉伯人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崔勇在台湾博物馆曾经看到过相似的器物。它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和眼前金链唯一的不同,是尺寸小了很多。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崔勇:“几乎都是一样的,是银制的一个腰带。但是那儿明确说了是腰带,所以我对腰带这个名称就比较有把握了。这一条也是腰带,不过是金的。”
长达1.7米的金腰带,它的使用者会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吗?拥有这样一条奢华的腰带,这个人会是怎样的富豪呢?同样让人浮想联翩的,还有这件重达200克的鎏金龙纹环状器物,有专家认为它是手镯。然而,能把这样的手镯戴在手上,这个人的手臂会有多粗呢?他会不会是使用金腰带的那个魁梧的巨人呢?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除了皇家,什么人竟敢使用龙纹装饰的器物。而这三个风格分别是阿拉伯、欧洲和中国的戒指,又属于谁呢?据考古队员回忆,三个戒指在同一个地方出水,很有可能属于同一个人。那么是谁会在手上戴上三个风格不同的戒指呢?这会不会是那个时代时尚的潮流呢?
五、阿拉伯人——最重要的中间商
在福州泉州清净寺,金明是一位特殊的讲解员。据记载,北宋时期,一位伊朗富商在泉州城南部,修建了这座清真寺,后经战乱清真寺被毁。元朝时期,又一位阿拉伯富商金阿里捐资重修,这位金阿里就是金明的祖先,她是一名阿拉伯人的后裔。
在泉州市近郊百崎乡的这所房子里,每天同样的时候,都会有百崎乡民聚集礼拜,百崎乡居民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乡里的文化人郭延玺总是乐于勘寻祖先的印记。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郭廷玺昭找到了自己祖先的墓碑。而这里却有着这么多阿拉伯人的墓碑,一个个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逝者。根据记载,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都是最重要的中间商。从汉代直到宋代时期,大量阿拉伯人带着财富的梦想,来到了中华大地,他们也许有着不同的故事,却有着相同的归宿。他们来自异乡,最终却留在了这里。
由此看来,800年前,也许有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富有的阿拉伯商人,即将出发远航,他的妻子在家中为他穿戴。为了彰显财富和身份,富商的腰上围上了金腰带。为了证明自己走南闯北的阅历,富商手上戴起了不同地域风格的戒指。作为一名阿拉伯人,富商没有中国人对龙纹的忌讳,因此他使用尊贵的龙纹金卓指,同时这也解释了沉船上有两个眼镜蛇骸骨的疑问。阿拉伯人自古饲养眼镜蛇,这也许就是这位富商的宠物。
随后,富商来到了码头,挑夫们把他在德化等窑口订购的大批瓷器搬运上传,仔细而又紧密地摆放进水密隔舱之中。起航之前,船员们领到了自己的物品,随后他们在上面留下了姓名和职务的墨书,一次让人憧憬的财富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在船上,阿拉伯富商心情很好,他还给中国的水手们表演着逗眼镜蛇的游戏。突然,不知什么原因,“南海Ⅰ号”沉没海底,所有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这样留在了800多年前的时空里。然而看似合乎逻辑的猜想,却有着致命的破绽。
泉州清净寺阿訇马乙布拉:“我们伊斯兰教的教法里面规定男人是不允许佩戴金银的,也不能穿丝的,纯丝是不能穿的。”
如果“南海Ⅰ号”的故事里真有一位阿拉伯商人,那么那天应该是这样的场景。在家中,商人的妻子为他穿戴整齐,他会有一些玉石翡翠的饰品,却不会佩戴金银,妻子之后会给他祝福和叮嘱。然后,这位商人会离开家门,到离家最近的清真寺礼拜,最后他才会来到码头,登上“南海Ⅰ号”。
如果这些金银器物不属于阿拉伯人,那么它会是谁的呢?也许它们都属于船上那位掌管着财政和人员的“纲首”。宋代海船的“纲首”,有时也会是货主,殷实的身家让这位“纲首”,格外注意自己的形象。他使用大量黄金衬托,以彰显自己身份,他带着不同地域风格的饰品,以炫耀走南闯北的阅历,只是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依然无法知晓,这都是等待着人们去解开的谜。
广东韶关南华寺收藏的宋代木雕罗汉,每尊罗汉上面都刻有捐献者的姓名,而其中的这两尊有着这样的印记。捐献者一位叫做樊密,另一位叫做陈德安,他们有着同样的身份——广州“纲首”。两位近千年前的船长,就这样鲜活地留在历史之中,更留下了他们出海前的祈愿。同样,在“南海Ⅰ号”上,也发现了观音、罗汉造型的挂饰。生死未卜的远航,船员们一定会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平安,神像寄托着他们心灵的安慰。
然而,众多神灵的庇护,也无法避免海难的发生。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有这样一幅北宋壁画,壁画叫做《海船遇难图》。残缺的画面,保留了海风呼啸,波浪汹涌,船只下沉的场面,这样的场景是否发生在“南海Ⅰ号”上呢?今天,人们能够想象到最大的可能就是巨大的风浪,这片海域每年大约会遭遇7次台风。800多年前的一天,狂风巨浪不期而至,航行在大海上的“南海Ⅰ号”猝不及防,瞬间沉入海底。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无论怎样,高峰期持续数百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还是有更多的海船完成了自己的航程。它们通过商品的贸易,为东西方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其中像“南海Ⅰ号”一样留在海底的商船,也将成为我们瞭解历史,寻找先辈足迹的直观依据。
美国畅销书作者盖瑞·金德在一部沉船打捞的作品《寻找黄金船》里这样结尾: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而“南海Ⅰ号”所有谜团的破解,也同样只能等待这条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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