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设立“市舶司”

　　广州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外贸收入是重要财富来源。当时南汉政府已有派驻香港的长官，掌媚川都(海)，屯门镇(海)及碣石卫(陆)三地军队，肩负南方门户防守的重担，监管海上船只进出。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

　　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由广州最高长官潘美兼任市舶使，并制订外贸管理规章。其实市舶司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是中国海关之始。宋代海外贸易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宋代各地名瓷汇聚广州出口，进口舶货仍以香料居首。北宋的输出品除传统的丝绸、漆器、五金等外，陶瓷逐渐升上首位，还有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范文澜《中国陶瓷史》第五册，海外贸易篇（1978年版）谈及此促进了广东各地陶瓷业的发展。广州西村窑、番禺南村沙边窑群，还有省内的潮州窑、连州窑、海康窑、佛山窑等，都是宋代的重要陶瓷产区，其中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深受海外欢迎，出口量大。宋代出口货物的包装方法也有创新，从广州出发的商船“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随船商人和其他乘客晚上就卧睡在这些排放得密无空隙的货物上面，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宋史》在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樠、苏木等物〔2〕。” 

　　宋代以来，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一大部分人力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宋代以来手工业的发展不但使纺织品、瓷器、日用器皿等出口商品能大批量生产，而且大量廉价手工业产品的出口意味着贸易商品从奢侈品过渡到大众消费品为主，从而使大规模商品出口成为可能。使宋代的封建经济，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经济体，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的船队可进行大规模的远航；中国人从印度人手里购进香料，从吕宋人那里买入珠宝。中国则向外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在国内：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形成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宋朝全国十数个大城市商贾云集。如临安、建康、镇江、泉州、明州（宁波）、广州等，都日益繁盛。其中临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南宋末年，临安已发展成为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大都市，城内买卖兴隆，极其繁华。南宋政府为瞭解决财政困难，大力提倡官员和沿海商人招诱外商来中国贸易。因此，外贸有空前的发展。与南宋通商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十多个。广州、泉州、明州仍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另外，在临安、温州（今属浙江）、秀州（今嘉兴）、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也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

　　外贸繁荣促进了友好往来的发展，外商纷至□来，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广州城外蕃汉杂居已有数万家之多，外国商人往往有当年不回去的，称为“住唐”。蕃商以1/10计，亦有数千户。以阿拉伯人为多，多就城西码头商业区而居，故广州城南专门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外商的聚居区，北宋发展唐代所设“蕃坊”，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置蕃长一人，负责蕃坊公事。“蕃坊”内也设置“蕃市”和“蕃学”。“蕃市”供侨居的外商交易。“蕃学”是应蕃人要求，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中国文化。宋代的“蕃坊”居住着众多的外国富翁，蕃长辛押陀罗，家资数百万。蕃商蒲亚里一次运来的货物，价值达5万余贯。蕃坊最繁盛时期光塔路一带有“蕃汉万家”。宋朝执行对外开放、优容蕃商的政策，随着来华外商的增多，蕃坊再趋繁荣。广州蕃坊位于城南珠江北岸，今光塔街一带，北宋朱彧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居住。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3〕”。海外有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客商首领地华迦啰捐银50万两重修天庆观事，宋政府封之为保顺慕化大将军。泉州港到南宋时期超过广州，更是一个“华夷杂居”城市，亦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仅广、泉二地之蕃商已近万人。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佑二年（1087年）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4〕。”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因其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

　　宋朝设立七个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密州、华亭海。积极“招徕远人，阜通货贿〔5〕”。高宗绍兴末年，泉、广两舶市即“岁得息钱二百万两〔6〕”。更是“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七卷，第四编——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册）第一章之五“海外贸易”论及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蜡、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五十八个国。

　　二、造船业及航海术的突起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主要统治区都属于南方水乡，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8〕。”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谓，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海船长达20丈约66.67米，载600余人，大型木兰舟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9〕。北宋时期已划时代地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到了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南宋的主要统治区都属于水乡，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此造船业很发展。所造船有海船，内河船。主要造船基地有临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今属浙江、温州、明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赣州等。这些地方都设有官办造船工场，能造大型船只。这期间的木帆船，已有桨、橹、锚、舵、帆、水密隔壁等设施，可以在海上远航。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官本船贸易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据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所着《萍洲可谈》记载广州造的大型海舶“广船型”木兰舟体形巨大，“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是应用于海上民用的商船，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航海运用指南针，并使用升降平衡舵和披水板，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在茫茫大海中任何天气均能明辨方向。广州海舶按大小分为艟、舴、货船三类，大艟有12张以上的帆，20棹橹，每橹需15人至30人摇动。通常海舶高达4层，卧室、客厅、货仓、厕所等一应俱全，附有救生艇3只。“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的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10〕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最大的艟舶役使上千人：其中海员600名，内有不少熟悉水性的黑奴；战士400名，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的战士。所以海盗一望见元朝大舶，就遁风远逃。官本船上的水手，可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长犹如一个统领子民的大长官，威风八面。“护勇与黑奴等荷剑携戟，负弩前驱，奏乐鼓角，拥簇而行。”

　　广州面临南海，扼控三江，早有造船行舟传统。是中国南方历史名城、通商大港和造船基地，海船建造技艺更趋成熟。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中国造船技术对船舶纵向强度重视，对舵柱的选材极其严格，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榫合钉接法和精工细作的拈缝工艺，保障船体牢固水密。来自中原的造船匠师传播楼船的建造技艺，就地取材，在木板船的基础上仿制楼船和内河船。楼船上装有锚与舵，东吴南海巨舶张挂7张大帆，在广州和古罗马的阿杜利港之间航行，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物。海船以高级木料用铁钉连接铆牢，具有很强的抗风浪能力。

　　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舶为主的态势。广州海船在当时垄断了广州到南印度洋的海上交通。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海上贸易，中国帆船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据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的记载，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可载上千人，从印度洋去中国者多乘中国船。不仅开通了从广州至波斯湾、大食国，再向西达东非、红海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广州通海夷道”，而且向东还有通日本、高丽的航线。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11〕”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还酿酒养猪，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朱彧的《萍洲可谈》还最早记载指南针，朱彧之父朱服于1094—1102年任广州高级官员,他追随其父在广州住过很长时间。书中记録了他在广州时的见闻。不但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许多情况,还记载了中国海船上航海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善于辨别海上方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表明当时舟师已能掌握在海上确定海船位置的方法。

　　中国海船开始使用罗盘定向导航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 赵汝适写的《诸蕃志》记载海外各国地理情况，谈到他从泉州去海南岛乘的是海船:“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可知那时指南针在航海中指示方向的作用已经更加重要。比起11世纪时只在阴雨天才用指南针,仅仅作为指示方向的辅助仪器的情况是更进一步了。《诸蕃志》中所说的已不是指南针而是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分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视惟谨”,“毫厘之差〔12〕”。“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13〕。”也可见罗盘针对航海的重要。这是全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 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并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民首创的这种仪器导航方法,是航海技术的重大革新。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并不排斥天文导航,二者可配合使用,这更能促进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其后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促成了世界航海时代的到来。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14〕”……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三、宋代的“广州通海夷道”

　　宋元时期，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据岳飞孙子岳珂着《桯史》记“番禺广州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岁益久，定居城中。……富甲盛一时。……余后北归。……言其富已不如曩日。……” 宋时从南洋来中国的外国商人称海獠，又称舶獠，所以对阿拉伯商人也称海獠。岳珂说蒲姓为占城人，应是侨居在占城的阿拉伯商人。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唐时为交州，宋时为藩国。《桯史》之蒲姓即寿庚之父蒲开宗，统理外国贸易，总理诸番互市，富甲两广。据《桯史》载，蒲姓虽极豪华，而不久即败，“家资益落”，蒲开宗即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蒲氏任安溪县主簿，为鼓励的中外贸易活动，绍定六年（1233年），赐“承节郎”的官衔。

　　宋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朝廷实行开放政策，允许私人出海贸易，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使广州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

　　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録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均是在唐宰相贾耽在《海内华夷图》记録的广州通海夷道基础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 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

　　这样，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海岸线上，与外洋通航的外贸港口，至少有20来个之多。由于海运的开通，就连江浙、福建、岭南之间的物质交流也已打破陆路阻隔，改由海上交通来进行了。而泉州正处在两浙与广南之间，因而成为当时我国国内海上交通的幅辏之地。泉州到南宋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与其处在南宋海岸线之中点不无关系。

　　四、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中国直面海洋、鋭意进取。宋朝廷着力管制海外贸易，但仍给予海上私商一定的发展空间。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各地，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都是中国海商所及。中国私商网络，遍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印度以东水域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海商主导。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航海技术方面有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

　　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録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eiman)也来到东方，并在广州逗留过，回国后把他在东方的见闻辑録成书，名为《东游记》即《中国印度见闻録》。根据书中记载，苏莱曼东方之旅走的航线基本与“广州通海夷道”符合：从西拉夫Shiraf，即尸罗夫，今伊朗波斯湾港口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至阿曼苏哈尔港Sohar，再往东航行约1个月，扺达今斯里兰卡，途经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后，再航行数月后扺达中国广州，这条航线共需120天左右。

　　宋代同非洲东海岸的麻啰抹今索马里摩加迪沙、蒙巴萨今肯尼亚蒙巴萨、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和基尔瓦基西瓦尼今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等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贸易往来。中国船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港，同非洲只隔着一道曼德海峡，越过海峡沿东非海岸航行，往来极为方便。近世纪来，在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及基尔瓦群岛等地，不断发掘出唐宋时代的钱币和瓷器，正是我国和非洲东海岸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成书于1225年两书的记载，当时与我国贸易往来的国家仍以大食最为重要。而前往大食最便捷的道路，是广州和大食麻离拔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鲁卜哈利沙漠以南至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境，是当时大食的重要国家之一）港口佐法尔（今阿曼）境之间的航线。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一名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端的亚齐），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麻离拔国。《岭外代答》及《诸蕃志》所记，还远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和地方，如勿斯里（今埃及），芦眉（今小亚细亚半岛）、斯加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岛）、木兰皮（今西班牙南部）、茶弼沙（今西北非摩洛哥）、默伽猎（今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毗喏耶（今北非突尼斯至利比亚一带）等。这些地方宋时也与中国发生间接的交通和通商关系。

　　最有说服力的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宋代木质古沉船“南海Ⅰ号”。经初步水下考古勘探和发掘，可确认古船是尖头船，船长30.4米、宽9.8米，型深约4米，载重量近800吨。可能就是南宋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有江西景德、福建德化、浙江龙泉和福建建窑等日用瓷器、银锭、“政和通宝”、“绍兴通宝”等钱币。出水文物即有尤其内中有一件长170厘米鎏金银腰带，其形制和文饰显示外国特色，因珍贵异常，谅为船主所用。初步判断，“南海Ⅰ号”是一艘外贸商船，满载瓷器等货物出口到东南亚或西亚一带。这为阳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之路的有力证据。

　　阳江海岸线漫长，海岛、港湾众多，取道漠阳江，连接西江，继东下番禺广州，西北溯湘桂走廊，上中原，故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转运港，中外货物聚集阳江港继发散各地。海外文化也必然流布阳江，故也是海外文化登陆之地。

　　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历时2000多年，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现代港口依然发挥作用，充满活力。无疑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世界上亦属罕有。

　　注释：

　　〔1〕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2
　　〔2〕元 脱脱《宋史》卷186【食货志】下8
　　〔3〕 宋 朱彧《萍州可谈》卷2
　　〔4〕 明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 脱脱《宋史》卷186【食货志】下8
　　〔5〕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器用门》舟楫附 107：柂　
　　〔6〕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市舶司本息》
　　〔7〕元 脱脱《宋史》卷186【食货志·立市舶法】
　　〔8〕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
　　〔9〕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 第292页
　　〔10〕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第二十章“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和北洋漕运”
　　〔11〕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器用门》 舟楫附104：木兰舟
　　〔12〕宋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附録：海南条
　　〔13〕宋 吴自牧《梦粱録》卷 12“江海船舰”
　　〔14〕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戴胜德（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收藏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