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中国考古学界向世界发出了激动人心的报告，世界考古史整体打捞沉没海底千年宋代货船将浮出水面，船上数万件珍贵文物将重见天日。新华网同时报导：“南海Ⅰ号”从发现至今，考古人员对其已进行了8次试掘或物探调查，从一个货格打捞出6000多件珍贵文物。据说有一件年代相近、工艺相当的瓷碗，在美国拍出数十万美元天价。估计整船所载文物超过6万至8万件，且多为国家一级文物，因此有权威专家指出，这条沉船的考古学意义重大而深远，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

　　这是一艘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船只；现在沉船进入位于广东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据专家称，要打开沉船将船上6-8万件文物完全整理出来，至少需要5-10年。

　　专家估计沉船上的文物可能多达8万件。这些文物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现在尚无法探究这些珍贵文物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及历史意义。本文仅就沉船上至今发现的已超过万枚铜钱，联系到笔者过去在马来西亚考察时所发现的宋代远运到马来半岛的大量铜钱，从一个侧面试探“南海Ⅰ号”是中国南宋社会一个典型缩影。

　　曾经有人提出，“南海Ⅰ号”的船载文物那么多，又是一艘远洋商船，它会不会是一艘走私船呢？对此，广东省社科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研究员作了回答。中国古代的海上走私，是在明清时期政府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背景下的现象。而在“南海Ⅰ号”所处的南宋时期，海外贸易政策较为宽松，商家从事正常海外贸易光明正大。从这个角度上讲，“南海Ⅰ号”是一艘正常的海外贸易商船。“南海Ⅰ号”从被发现到探摸，再到馆内试发掘，在船上发现了大量的铜钱。至今发现的铜钱总数已超过万枚。那么，一艘出海的商船为何携带如此大量的货币？对此问题，李庆新又作了回答：虽然南宋初期海外贸易政策宽松，但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一些特殊物资是严禁出口的。由于铜钱是贵重金属，属于稀缺资源，国家对铜钱的出口管理很严格。在宋太宗时期就有规定，私自与番商贸易，流出铜钱十多二十贯的，流放甚至服兵役。虽然“南海Ⅰ号”不是走私船，但说它夹带违禁物品是比较合理的。

　　笔者以为，虽然“南海Ⅰ号”不是走私船，但夹带违禁物铜钱，属于铜钱随货物走私性质。这一点，是宋代经常出现的商业现象。

　　一、“南海Ⅰ号”大量夹带铜钱，印证了南宋大量铜钱外流的社会历史现象

　　宋代对外贸易兴盛，尤其在南海丝绸之路的海道，两广的外贸港以广州为中心，商船往来穿梭密集。楼钥在《送万耕道帅琼管》一诗中写道：“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此虽远休戚同。”〔1〕宋代贸易范围的扩大，进出口商品的增加，今广州的古番禺，汇集了大量海舶，广州已成为当年的外贸出口中心了。

　　而在贸易兴盛的发展过程中，铜钱外流的现象日益严重。东南亚是宋代铜钱出口外流的重要地区。《诸蕃志》卷上《阇婆国》条云：“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2〕

　　随着中国同外国贸易扩大，中国铜钱流出海外的也愈多。笔者曾经于1996年11月及1997年4月先后两次到马来西亚丁加奴州访问，并先后两次在瓜拉丁加奴参观州历史博物馆，看到龙运地区曾经出土两坛中国古铜钱。第二次，4月29日，由当地商家黄耀铭先生开车，直奔龙运。龙运琼州会馆符传晨会长指示出城外的马来村庄名巴西拉惹的，有华人灶、铜钱等出土。于是，我们雇请一位当年69岁的马来老者为向导，驱车几百公里，到达马来甘榜的马来族农民家里，仔细看了这户农家在耕地时挖出两坛中国古铜钱的部分。当时看到的一堆古铜钱，有部分锈合成一团块，无法分开，有部分锈融得辨认不出年代。笔者作非常随意的抽样检验，得出15个年代的样品。这次抽样，最早的是北宋太宗赵光义的淳化通宝，最晚的是南宋赵昀的淳佑通宝。

　　龙运出土铜钱抽样检验的年代表（表格略）

　　注：理宗自1224至1264年，在位共40年。

　　这一发现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笔者亲自搜集到的外流到马来西亚的出土铜钱，说明瞭宋代铜钱外流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日本桑原隲藏研究中国唐宋元市舶名著《蒲寿庚考》中指出：“宋时中国输出海外之品，以金、银、铜钱、绢、瓷器等为主；贸易既盛，钱货遂涌涌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甚广。”“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明初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云：‘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又‘旧港国’条云：‘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元代殆无铸钱事，此等铜钱，大半当为宋钱也。”〔3〕

　　笔者在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马来甘榜所获得的铜钱，当是宋代商人在海外贸易过程中流向马来半岛所用的货币。这类铜钱，在东南亚各地挖掘出土的例子颇多，如1827年，新加坡掘得中国铜钱，多数为宋钱；1860年左右，爪哇有地方呌Djokjokerto,掘得中国铜钱三十枚，亦过半为宋钱；南印度的马八儿，宋末元初时，为中国商船往来频繁的港口，海岸一带，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时时有中国铜钱出土，虽无详细报告，其中宋钱当然是占多数；1888年，英人在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挖掘出宋代铜钱；1898年，德国人也在非洲东岸索马里滨海Miigedoihn,也挖掘出宋代铜钱。〔4〕诸如此类，宋代铜钱流往外国，在宋代是常有的事。宋代向海外输出的货品，以金、银、铜钱、绢、瓷器为主，输入以香料、药材、象牙、珠玉、犀角为主。这些贸易，其范围，东到日本，西到东非，商人除上述物品作为交换外，往往杂以钱币。南宋以后，钱币偷运外流日益增多，从而造成“钱币荒”，朝廷虽一再颁发“禁令”、“上谕”，或对偷运、走私者处以重罚，但收效甚微。宋代钱币成为出口主要物品，故南海各地及东非，时有掘得。〔5〕“南海Ⅰ号”夹带大量铜钱，印证了南宋大量铜钱外流这一历史现象！

　　二、“南海Ⅰ号”大量夹带铜钱，反衬出宋代铜钱外流的社会原因

　　为何宋代铜钱外流特别严重？究其社会原因有三。一是宋代朝贡贸易频繁。《宋会要辑稿》番夷七载宋代历朝有东南亚各国前来朝贡，在朝贡回赐的品物中铜钱最受喜爱。海外贡使除公事公办的贡品以外，也总是载运大量私货，进行“私觌”或“私市”，朝廷所赐铜钱即使由官方“依市价，以银两或布匹折支”〔6〕，但往往无法禁止他们私带铜钱回国。二是市舶贸易量大。宋朝政府奬励对外国贸易，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江阳军、密州和澉浦等9处设对外通商口岸，先后设置市舶司或司舶务，专职管理海外商人来国内贸易及宋朝商人出海贸易等事务〔7〕，在繁荣的市舶贸易中，钱币外泄甚盛。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锡钱币，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好巧愈密，其弊卒不可言。”〔8〕宋朝中国输出海外物品及从海外输入物品，有如上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9〕但铜钱也因此外流甚多。《宋史》载：“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10〕三是官吏腐败贪利，官商勾结，使铜钱大量外流。如《宋会要辑稿》载：“又言蕃夷得中国铜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11〕即使外国商船夹带铜钱，但市舶司官员为了擢迁报功，在验查中任其自流；或受贿赂，视而不见。《宋会要辑稿》载：“国家置舶官于广、泉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有用之货，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害也。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顷年泉州尉官尝补铜镯千余斤，光烂如金，皆精铜所造，若非销钱，何以得此？颇闻舶司拘于岁课，每冬津遣富商请验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点发，夫既驱之而行，虽有禁物，人不敢告，官不暇问，铜日以耗。”〔12〕南宋时期的官僚阶层，特别是某些显赫的权贵或宗室，不顾朝廷法令，将官钱托付商旅，从事海外贸易，以此谋取厚利。如“雷州郑公明放罢，以广西提刑崔与之言其三次搬运铜钱下海，博易番货。”〔13〕由此，商船夹带铜钱，在官员放纵下公然外流。

　　“南海Ⅰ号”大量夹带铜钱的真正原因，或许如“南海Ⅰ号”沉入海底的原因一样，恐怕是永远也揭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恰好反衬出南宋铜钱外流的原因，或者是其中一二，或者三者均有！

　　三、“南海Ⅰ号”大量夹带铜钱，折射出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宋代宗室赵汝适，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权泉州市舶，在任上撰写《诸蕃志》一书，书中记载他当年所接触到的南海诸国的商家或官员，并“询诸贾胡”，在向海外商人调查过程中，把各国的风土人情物产等事如实记録，“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瑇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14〕书中选择了58个国家开列。由于宋代与蕃国互市的重视，派使臣往南海诸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等物；泉州、广州已成蕃商麕集居住和出入门户。“楼船举颿而过肆，贾胡交舶以候风”。〔15〕海上丝绸之路繁华空前。《宋会要辑稿》载：“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闰十月三日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16〕又绍兴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17〕朝廷已从获利中深知对外贸易的重要，并加以提倡。货船里夹钱币获利更厚，商家官吏之间互相勾结，挟大量钱币流出，仅就《诸蕃志》一书来看，在其所列的58个交往的国家中，朝贡贸易、商务来往十分频繁，货船上挟铜币甚伙，如阇婆国“商船利信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18〕南毗国、故临国“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银之一。”〔19〕“层拔国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20〕倭国“交易用铜钱，以干元大宝为文。”〔21〕许多国家在朝贡船中，在贸易船里，藏铜钱于船舶之中，虽犯禁而不顾，破禁而往，厚取其值。

　　“南海Ⅰ号”这艘远洋船中挟带铜钱，将来清理发掘，出土的数量越多，越发说明，海船到达目的港后，如果所运陶瓷货品，一时不能出手，或者一时价格不理想；但海船又不能因日耗太大而久留；推测船主可能是卸下陶瓷货品，而以铜钱货入目的港货量大，中国急需的货品，很快可以返航。因此，铜钱挟带，突显南宋海上贸易的发达、丝绸之路的繁荣。

　　四、结语

　　“南海Ⅰ号”大量挟带铜钱，印证了南宋时期因为多种原因而造成铜钱大量外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也反衬出南宋铜钱之所以大量外流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这也折射出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上述这些，证明《宋史》上所记历史事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并用。”〔22〕铜钱成为中国与海外国家的通货！联系到“南海Ⅰ号”船上有“来样加工”的出口陶瓷器皿以及有外国人佩带的宝石手镯等诸多外国人用品，可以想见，“南海Ⅰ号”实则是南宋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海外交通人员往来的一个浓缩了的典型活体。

　　注释：

　　〔1〕楼钥：《攻瑰集》卷三《送万耕道帅琼管》。
　　〔2〕(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引者注：因《宋史·食货志·钱币下》指出，自置市舶以后，发现钱宝外泄，故屡有禁令。不得随带铜钱禁令，是部分限制，到阇婆国在此限范围。所以，此后的海舶出洋，都讬言“径往他国”。这里“易其名曰苏丹吉”，即不在禁限国之内。
　　〔3〕参阅（日）桑原隲藏着：《蒲寿庚考》第一章《蕃汉通商大势》，上海中华书局藏版，第31-33页。
　　〔4〕参阅（日）桑原隲藏着：《蒲寿庚考》第一章《蕃汉通商大势》，上海中华书局藏版，第31-33页。
　　〔5〕（宋）赵汝适着，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层拔国”注④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2页。
　　〔6〕参看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7〕《宋会要辑稿》，番夷4之51。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百二十《外国诸蕃》条。
　　〔9〕《宋史》卷一八十五《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60页。
　　〔10〕《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66页。
　　〔11〕《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4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67页。
　　〔12〕《宋会要辑稿》第166册，刑法2之14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67页。
　　〔13〕《宋会要辑稿》第103册职官七四之四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072页。
　　〔14〕（宋）赵汝适着，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赵汝适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15〕(宋)张纲《华阳集》卷一《送南夫知泉州》。
　　〔16〕《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六册，职官四四之二0。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373页。
　　〔17〕《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六册，职官四四之二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375页。
　　〔18〕《诸蕃志》卷上“阇婆国”，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5页。
　　〔19〕《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故临国”，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8页。
　　〔20〕《诸蕃志》卷上“层拔国”，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页。
　　〔21〕《诸蕃志》卷上“倭国”，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5页。
　　〔22〕《宋史》卷180《食货下二·钱币》。

　　周伟民、唐玲玲（海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