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1日，沉没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的“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顺利出水，〔1〕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水下考古壮举，在世界海洋考古史上也建树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对于“南海Ⅰ号”的意义，曾有学者从考古、历史、科技等方面做过不少探讨，取得一批重要成果。笔者不揣謭陋，拟在此基础上，对于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重大价值，再做若干剖析，以就教于学界。

　　一、“南海Ⅰ号”文物数量巨大、价值极高，足可与敦煌出土文物相媲美

　　据初步发掘，“南海Ⅰ号”已经清理出瓷器、金饰、银器、漆器、铜钱、金属制品等4000余件；据估测整个船舱内装载着6－8万件文物。有学者认为，“南海Ⅰ号”的文物总数超过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物的数量，因而可将其称作“海上敦煌”。 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其实不仅是在数量上，就是以出水文物的价值而论，“南海Ⅰ号”亦可与敦煌莫高窟媲美。自然“南海Ⅰ号”和敦煌文物，二者的历史、考古、科学价值各有千秋，但它们都属于我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罕见的奇观，它们分别反映了海、陆两大丝绸之路辉煌的历史，分别为两大丝路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可信的模本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阳江堪比敦煌。

　　敦煌，位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它虽然位置较偏僻，面积也不大，但格外引人注目：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它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进基地和西域门户；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说，它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最重要的国际通道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枢纽；对于艺术家与佛教信徒来说，它是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和佛门圣地；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它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宝库……它的历史笼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环，它的名字也随之而熠熠生辉。敦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曾为古丝绸路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今天又由于它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驰名于世界。

　　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中珍藏的6万余件公元4－11世纪的文书以及佛帙绣像、绢画、板画、纸本画等大量艺术品出土，随之敦煌的名字响遍了全球。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觊觎。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为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痛。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4大发现。敦煌文书一经面世，就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各自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今天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地地道道的国际性显学。

　　敦煌文书、文物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2〕

　　阳江“南海Ⅰ号”出土的文物不仅以其巨大的数量可比敦煌，甚至超过敦煌，而且其内涵和价值亦可与敦煌比肩，沉船中藴涵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了我国悠久的航海传统和深厚的海洋文化内涵，构成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特殊版块。“南海Ⅰ号”的成功出水，将给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最典型、最权威的实物标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找到了一船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很有可能找到解决或有助于解决海上丝绸之路一些重要问题和考古悬案的线索和有力证据。宋元是中国历史上造船技术大发展的时期，宋代瓷器的出口遍及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非洲东海岸乃至欧洲。但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规模和繁荣程度、具体航线的走向和分布、始发和到达港口、途径和中转港口、输出输入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当时的科技水平等等，过去大多是依据文献资料来研究，海洋航线上实物相当稀少，因而许多问题长期以来若明若暗，不甚了了。随着“南海Ⅰ号”的出水及其后续考古工作的进行，以及海洋考古的不断深入，将逐步破解这些尘封千年的谜题，揭开海上丝绸之路神秘的面纱，同时还可以对宋代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木质文物长期保存的科学规律、陶瓷制作工艺及古代“来样加工”、宋人社会生活等方面从事深入研究。因而可以说，“南海Ⅰ号”可以复原和填补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空白。

　　近代以来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重大考古发现往往成为引起相关学科裂变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契机。安殷墟卜辞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带来了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就是典型例子。包括敦煌、吐鲁番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沿线武威、张掖、酒泉、玉门、额济纳旗、哈密、楼兰、库车、于阗等地大批古代文献、器物等的发现，孕育、诞生了丝绸之路学，亦成为国际显学。“南海Ⅰ号”等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带来的惊喜，必然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盛与拓展，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研究资源，从而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海洋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同样有望成为国际显学。

　　二、“南海Ⅰ号”充分验证了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及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包括陆路和海路。陆路通道除必经敦煌的“緑洲－沙漠丝绸之路”这条主干道外，尚有“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学界普遍认为，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的最重要的通道，数千年来曾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被誉为“世界文化的大运河”，“世界文化的母胎”，“推动古代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轴”。

　　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在碧波万顷的大洋上，海上丝绸之路犹如一条靓丽的彩带，同样将旧大陆三大洲亚、欧、非的古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我国东部沿海先民的探寻中诞生的，它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的一项伟大贡献，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一项伟大创举。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样，海上丝绸之路亦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瓷器、茶叶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地，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中外商人通过这条航路也将中亚、西亚、印度等地的香料、音乐、歌舞艺术、医药、许多特有的动植物品种、金银器皿等的制作生产技术、天文学、数学、美洲的棉花、玉米、烟草、蕃薯等输入中国，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从对世界影响的程度上来看，陆上丝绸之路长期以来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道，具有较大的时空跨度和历史影响，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居于从属的或较次要的地位。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由于出水文物的稀少和文献记载的缺略，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显然被人们低估了，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于其作用和地位重新加以审视。要真正全面深入地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无疑要依赖于水下考古的发现。随着近年来海洋考古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物不断出水，其重要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自有其独到的特色和魅力，海上丝路所能到达的地域较之陆上丝路无疑要更加遥远，其作用和影响的范围无疑要更为广阔，而且愈趋晚近，影响愈着。况且一些较笨重且易碎的大宗商品、如瓷器等的远距离运输，往往以水路为经济和便捷，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又被人们称作陶瓷之路、白银之路、文化交流之路。陶瓷与丝绸，同为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物品，同为中国印象的符号，它们分别造就了海、陆两大丝路的繁荣，一同扮演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坚媒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相关海域的海底沉船、水下遗物、海港遗址和海岸聚落的发现，对研究人类海洋活动的相关领域，如航海史、海外贸易史、造船史、移民史、中外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然，在中古时代以前，由于人们航海技术的局限和海上交通的巨大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曾扮演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角，发展到唐代进入全盛时期，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盛宴难再，走向没落，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与之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则取而代之，开始兴盛起来，迨及宋代不断走向辉煌，承担起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到了南宋，由于其疆土局限于我国淮河以南的南方、东南方一带，与其北方的金、西南的大理等政权对峙，通过传统的陆上“緑洲－沙漠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对外联系的道路被迫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了其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途径，其地位和影响也因之得以大大提升。

　　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上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从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一带的港口出发面向东南亚、印度、西亚乃至非洲，广州为其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而且广州还是联接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北海等港口航线的枢纽港；另一条路线则是从我国东部沿海港口出发向东到朝鲜和日本等地。

　　“南海Ⅰ号”的出水，以及“南澳Ⅰ号”、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北礁Ⅰ号、北礁Ⅲ号、连江白礁Ⅰ号、平潭碗礁Ⅰ号、碗礁Ⅱ号、北土龟礁Ⅰ号、大练Ⅰ号，以及其它海域一批古代沉船文物的打捞出水〔3〕（据报导，从我国东南沿海至南海海域，不完全统计的从公元前后到20世纪的沉船超过2000艘〔4〕），一次又一次地以强有力的实物证据，证实了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辉煌，其繁荣程度大大超乎我们以前的想象，生动地反映了海上丝路在沟通古代东西方文明、推动世界历史前进中极为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更客观地认识千余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絶佳的平台。有理由相信，随着今后这条航路上越来越多的沉船以及相关文物的出水和出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也将越来越得以突显，越来越会带给我们不断的惊喜和振奋。

　　三、“南海Ⅰ号”进一步充分证明瞭广州、阳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其作用足可与陆上丝绸之路枢纽的敦煌相媲美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5〕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一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南朝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干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于敦煌文书《沙州督都府图经》等有关史料见，唐代敦煌通往西域辟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碛道、于阗道等多条道路。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

　　广东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长期以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始终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始终处在中国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历经2000多年而长盛不衰，创造了中国海洋文明诸多的“历史之最”。 广东沿海及南中国海域是古代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区域。广东不仅沿岸大量保存着与之相关的文化遗产，海底的文物资源更是丰富。广东沿海早已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黄金海岸”，并有望成为享誉世界的水下考古圣地。广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点和必经之地、岭南都会和“近海处”的港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早在西汉时“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成为海内外交易的中心。东吴时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趋于频繁，两晋时广州更发展成了印度洋沿岸诸国的贸易场。东晋高僧法显遍游五天竺后回国时，即选择海路“趋广州”。南北朝时广州已是东方国际贸易中心，海运发达。据《高僧传》初集卷三，刘宋时昙无竭西行印度，归国时亦是“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唐代随着国力的空前强盛以及对外联系的日趋频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繁荣。与玄奘齐名的高僧义净，即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广州出发，取海路前往印度求法；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回国，亦取海路在广州登陆。《全唐文》卷473：“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资治通鉴》卷223胡注：“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市舶使是我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0：“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同书卷104又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絶。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结好使即市舶使之异称。可见当时前来广州的外商众多，甚至有些人长驻广州，子孙相继。《唐语林》卷8：“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声乐，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狮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百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喧阗。”广州的富庶繁华，致使一些当地官员亦因之致富。《旧唐书》卷151《王锷传》：王锷“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絶。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日发十余艇”，当时由广州出海往海外贸易者之多可以想见。“周以岁时”，其航程之远，必不仅至新加坡、苏门答腊而止。

　　迨及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广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宋代中国的瓷器出口迅速增加，遍及亚洲、非洲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据宋人所着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史书，从我国进口瓷器的国家和地区就有50多个，中国从海外输入的商品在410种以上，无论贸易的种类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载，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粤海关志》卷3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广州是面向东南亚、南亚、非洲航线的主要始发港口。由于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广州更成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门户。《宋史·大食传》记载，宋代仅大食使者来华者即达26次之多，其中许多次都是经由海路，在广州登陆进入中国的。如“天禧三年（1019年），遣使蒲麻勿陁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扺秦州。干兴初（1022年），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至和（1054-1056年）、嘉佑（1056-1063年）间，四贡方物。”大食人前往中国，先是取道陆路，经沙州（敦煌），穿过西夏境内，扺达秦州（天水）而往。但此后该道受阻，又恐在路途上被劫略，于是诏大食人取海路而来，登陆广州，再前往京师（开封）。《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四》亦有相同记载：“缘大食国北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可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更形重要。南宋偏安杭州，对海上贸易的依赖更是与日俱增。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记：“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比提举司也。”据《宋史》卷167《职官志》，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当时的广州已发展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由于外国客商众多，宋代广州还形成若干专供其聚居的蕃坊。朱彧《萍州可谈》卷2：“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该书又云：“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贮以过海则不坏。逾此丈许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贮，久则生虫，不知此何理也。”其水质良好，适宜远洋船只贮存。

　　“南海Ⅰ号”船头朝向西南240度，沉没朝向应与当年的航向大致相同。从这个朝向可以判断出当时该船不是从国外驶往中国的，而是从中国驶出的。船上出水的有些文物还带有浓郁的西亚风格，如仿银器的瓷碗、瓷盘等，这些瓷器应是依照客户的要求和风格在我国定制的。可见早在千年前，“来样加工”这一国际商业合作及贸易形式在我国就已见端倪。船上还发现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的鎏金腰带，阿拉伯、印度商人饲养的宠物眼镜蛇遗骨等，由此推测当年“南海Ⅰ号”是开往印度、西亚的。“南海Ⅰ号”出土的文物以瓷器最多，据已掘出的瓷器来看，大部分产自我国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几大名窑，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据之一些专家认为，“南海Ⅰ号”的始发港应在泉州港及其以北沿海地区的可能性较大，毕竟泉州当时也是享誉世界的“东方大港”。笔者则认为，“南海Ⅰ号”从广州始发的可能性最大。该船装载如此多的货物，应是在一个地方集中采购的，广州不仅是宋代全国各地瓷器的最大集散地，而且亦是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之一。《依宾拔都他游记》（成书于元代）载，瓷器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可兰（即广州）二城，乃诸地山上之土燔所成者，中国人将瓷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中瓷器真世界最佳者也。由此可以判断，“南海Ⅰ号”应是在广州集中采购装船，从广州始发的。当时出发到国外的商船，其始发港必须依照宋朝政府指定的港口出发，一般发往日本、高丽的商船，要从明州（今宁波）或杭州出发；若是发往东南亚、西亚、印度、非洲的商船，大多从广州始发。即便是从泉州出发的商船，也应必经广州，得到必要的补给和休整，然后再下洋出海。

　　据报导，早在1972年于珠海市三灶岛草堂湾就发现了一条古代沉船，船中出水香果、槟榔等，船木经C14测定，为唐代或稍早于唐代的阿拉伯国家的商船。这一实物证据即是广州这一重要的港口城市的有力证明。此次“南海Ⅰ号”的发现和出水，更进一步充分验证了广州、阳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阳江位于广州通往西方的黄金航线上，距广州取海路约250公里，差不多为船只两天的航程。从广州始发途经阳江时，可以及时地在阳江得到淡水、食品、燃料等的补充，然后再继续前行。“南海Ⅰ号”有力地证明，阳江自古以来就是从广州始发后的第一大补给站，也是海上国际贸易的中转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阳江比作敦煌，也是恰当的。阳江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自魏黄初元年（220年）孙吴政权置高凉郡以来，就已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市，迄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丰厚的海洋文化遗存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南海Ⅰ号”可能是在阳江补给后因超载而沉没的。

　　四、“南海Ⅰ号”等沉船，以实物验证了从广州出发海上丝绸之路所经的线路

　　“南海Ⅰ号”为刀形船底，属于典型的远洋货轮。该船所标示的航路，应是从广州始发，沿海岸线取向西南行，到阳江后得到补充，再经湛江、徐闻、海南岛东岸、西沙群岛、越南沿海继续前行。

　　湛江徐闻，早在西汉起亦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汉书·地理志》载，中国出海船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徐闻一地保存有许多汉代墓葬，曾出土大量汉代文物，幷发现不少属于舶来品的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球等，还有窖藏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等，证实粤西海岸上分布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和交通网点。合浦即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与徐闻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要港，这里亦发现不少相关遗迹。

　　西沙群岛华光礁、北礁等处均发现沉船遗迹，并出水大量瓷器等物。由于其地受到环状突起的珊瑚礁保护，礁盘内可避六七级海风，因而这里受到航海家们的青睐。

　　20世纪40年代，在越南南部的澳佑（Oc Eo）发掘出了一座大约2-3世纪的扶南国的海港城市，位于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泰国湾之间的平原上，出土了包括中国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和罗马金等大量文物〔6〕。这里无疑是广州南下西洋的一处重要中转站，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一处贸易重镇。

　　五、“南海Ⅰ号”为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高超及造船业的发达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证据

　　“南海Ⅰ号”不仅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的远洋贸易商船，而且尽管沉没海底已有800多年之久，但其船体的保存仍相当完好，船体木质坚硬，整艘沉船端坐在海底，并无侧翻和散架。可见其整体结构十分紧凑，建造水平相当高超，代表着宋代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该船极有可能就是在广州建造的，因为广州是宋元时期我国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岭南就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海洋经济就颇具特色，南越国王墓中就出土了不少与海洋交通相关的珍贵文物。迨及宋元，广州的造船业更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我们不妨先来看一条元代的史料。

　　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Ibn Batuteh）东来中国，历访广州、杭州、汗八里（大都）等地，在他的《游记》中记载，当时所有印度与中国间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曹（Zao），第三等者曰“喀克姆”（Kakam）。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织成席状。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Zaitun，今泉州）及兴克兰（Sinkalnan）二埠。兴克兰又名兴阿兴（Sin-ul-sin）,即广州府。制时，船皆有三面，用大钉钉连之，每钉长三腕尺。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商客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中。船长职权甚大，位级甚高。登陆船上所载之兵，辄持刀剑，荷戈矛，鼓吹前行。该游记又记，秦可兰（广州）城者，世界大城市中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城之中央有大庙一座，伟壮华丽。该庙可能即今之光孝寺。爱德利奚《地理书》将广州称之为兴尼乌尔兴（Sinia-ul-sin），亦即依宾拔都他所说的兴阿兴，谓其在中国之极端，城大无比，建筑华丽，商务繁盛，印度各地商贾，多辐辏于此，有亲王驻此管理之。

　　以上所记虽为元代的情况，但宋代广州的造船业的高度发达及广州港市的繁华，亦可由此溯知。

　　成书于1321年（即元英宗至治元年）的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记，康府（Khanfu,广州）乃中国诸门户之一也，其城位于河上，位于克姆丹河（River of Khamdan）之东，为中国最大之商港，富于水果、菜蔬、小麦、大麦、米及甘蔗诸物。

　　除船舶建造所体现出的高超的技术水平外，“南海Ⅰ号”出水的巨量的瓷器，亦是一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最好的代表性文物，其制作工艺之精，亦令人惊叹。

　　阳江应以“南海Ⅰ号”沉船考古为契机，进一步发掘海洋文化遗产，大做“海字号”文章，擦亮“海上丝绸之路”名片，并进而整合全省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和海洋文化旅游业，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大力提升海洋文化竞争力，全力推进海洋强市、海洋强省建设。

　　注释：

　　〔1〕《“南海Ⅰ号”出水：中国首创古沉船整体打捞成功》，《高科技与产业化》2008.1，46-47页。
　　〔2〕李并成主编：《敦煌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7。
　　〔3〕栗建安：《中国水下考古“六大发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国际博物馆》2008.4，106-113页。
　　〔4〕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2。
　　〔5〕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3，32页。
　　〔6〕戴尔·布朗主编，王同宽译《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李庆新：《海洋考古与南中国海区域经济文化史研究》，《学术研究》2008.8，108-113页。

　　李并成（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