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和起始点，广东是历史上中国最南的一级行政区划单位（郡、州、道、路、省），是现今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之一，广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出海通道。2000多年来广东的海上贸易长盛不衰，是海上丝路的起始点和必经之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海上陶瓷之路和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时期，对宋代“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挖掘、打捞和保护，对中国特别是广东研究海上丝路有着重要学术价值。本文试以“南海Ⅰ号”古沉船为中心，以宋代海上丝路为背景，以广东海上丝路文化资源为范围，作以探求，还请方家正之。

　　一、开展“南海Ⅰ号”船的研究，会使我们揭开中国造船史的许多谜团

　　“南海Ⅰ号”船体保存完好，船体木质仍坚硬如新。 “南海Ⅰ号”古沉船是迄今为止唯一走出历史，摆在世人面前的中国古代远洋货船。宋代的造船技术比较成熟，出土的古船，有13个舱壁，外板有3层，考古得到了证实。南宋船有舵，舵能升能降，舵下去可以抗飘，一个是操作方向，一个是横向风的漂移。这些都是我们要继续挖掘的财富。

　　这艘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标本。至于有些专家说船可能是南方的船，在夏季沉没。也可以继续探讨。南方的船应该没有疑问。是否在夏季沉没？什么原因导致船沉没？是载重过重，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谜团只有等考古工作者寻找出答案。

　　虽然今天许多专家称古船沉没与风暴或环境无关。发现沉船所处海域的海况简单，海底平坦，水流情况也不复杂，航行线路沿着海岸线行驶，沉没地点距海岸线只有18海里。而沉船周围海相沉积淤泥层很厚，根本不可能有暗礁存在。由此推翻了触石沉的假设。另外，通过细致探摸发现，“南海Ⅰ号”沉没的姿态并不是侧面倾斜，而是平行下沉。因此，遭遇大风暴而沉没的猜测，也难以成立。

　　二、古船上大量的瓷器，为我们研究宋代瓷器史和海外交流提供了大量的文物资料

　　“南海Ⅰ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这些瓷器，絶大多数文物完好无损，远非陆地出土的同类瓷器所能比。如其中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样在国内从未发现过。“南海Ⅰ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到底这些瓷器汇集在广州、泉州等港口，然后才出发驶向国外，还是广州、泉州附近就有烧制的瓷器？如果是先汇集在广州、泉州等外贸港口，国内交通路线是如何行走的？是哪些商人贩运的？这需要我们利用相关的江南、闽地、岭南的宋代资料来挖掘。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至于“喇叭口”大瓷碗，很可能就是今天在印尼国家博物馆摆放的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虽然有些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挖掘。

　　三、“南海Ⅰ号”其他文物所揭示我国与东南亚、西亚、印度洋乃至东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流的图卷

　　“南海Ⅰ号”共出水了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这些金器没有生锈，闪闪发亮。它们比较统一的特点是粗大。鎏金腰带长1.7米，鎏金手镯口径大过饭碗，粗过大拇指，足足四两不止。可以推测佩戴这些饰品的人体格粗壮，身材高大。

　　“南海Ⅰ号”船点发现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 这么多的货币一方面可能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中国货币可以成为“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另一方面，也表明瞭船主的富裕。对当时乃至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等有潜在的学术研究价值。

　　宋朝就出口广东铁器。除了陶瓷这类人们熟知的中国特产，那时科技领先的中国，还向世界输出铁器，800多年后，它们已经面目全非。“南海Ⅰ号”船仓里面还有两样比较大宗的东西，就是铁锅跟铁钉，铁锅跟海水发生作用后，一摞一摞地变成了铁疙瘩；铁钉个体较大，二十多厘米长，铁钉都是拿竹篾进行包扎的，数量非常多。而在宋朝，广东正是铁器盛产地。在“南海Ⅰ号”装载的货品当中，除铁锅外，出水的还有不少金属制造的商品，如铜环、铜珠等。对两者的用途，考古人员表示目前铜珠的用途还不好推测。而有人认为，从这些制品的外观看，只是经过初步的铸造或打磨，像铜环等上面并无花纹等装饰的痕迹，有可能是“南海Ⅰ号”的船主将中国造的半成品运往海外进行深加工。这些还都可以探讨。

　　四、开展宋代广东广州、潮州、琼州、雷州等沿海港口和海上丝路关系研究的研究

　　宋代阳江“南海Ⅰ号”沉没的地点，正是处于这条航线之上。由沉船的海域向东北，经过川山群岛，可上达阳江、海陵岛、广州、潮州、泉州等港口，向西则可下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以至广西，然后穿南海到达更加遥远的目的地。 沉船船头朝向西南240度，看来正是从中国港口出发，驶向外洋的货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

　　中国东部面临太平洋，通过了海上船行与域外诸国进行交往，这条联系中外海上交通的贸易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其始发地中国的沿海，历史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外贸港口，广州、泉州、福州、宁波、杭州、扬州、登州、上海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港口象璀璨的颗颗明珠镶嵌在中国东南沿海，在中外关系的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研究这些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地位，不能舍其港口不论，故有必要对这些主要的外贸港口作以比较研究〔1〕。虽然中国对外贸易港口虽地理位置各异，港口自然条件不一，但都作为历史上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些港口有地域性的差异，腹地与外贸国家不同，但都有近地理之便，登州、扬州等港口多东北亚的新罗（或高丽）、日本，而广州、泉州等港口多南洋各国。各对外贸易港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相互影响、相互补充，虽然各地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废置不常，政策对外贸易港口有影响作用，但沿海居民自古善于舟楫，正如《吴郡图经续记》所云：“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 ，货物不但集于太湖流域及江浙闽粤沿海，甚至远及域外国家。中国沿海各港口发展各有不同的轨迹，兴衰时间不一，作用不同，但中外商贸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卷，使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更多丰富的内容，近现代中国各港口延续着古代中国港口的作用，继续起着中外商贸交流的重要作用。“南海Ⅰ号”所在的南海北部，无疑是航道所经之地，应该是对这一海上航线的最有力的补充和实证。

　　五、开展针经、海上飓风等天气环境、潮流等洋流研究，为海上丝路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宋代是对外贸易发达的时期，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82年）包括《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原书为稿本，现存英国。两书作者均已无考，约分别成书于明中叶和清初。《顺风相送》包括１２７则；《指南正法》包括８７则。两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如太阳太阴出入时刻、逐月恶风、潮水消长、雷电、观看星辰，以及定罗经下针、定舡行更数，和其他一些禁忌；第二部分是各州府山形水势的记载，每一路程沿途各地作简单说明；第三部分是各处往回针路、日清，于往还各地的罗经方向、路程远近、礁石隐显、打水深浅、能否停泊，都有详载。对于研究我国地理学史、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今天我国沿海渔民手中还有许多有关的航海书籍，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瞭解海洋的风向、洋流、气象等自然地理。

　　有关飓风，明代琼州府地方志早已对飓风有所记载。正德《琼台志》卷四《气候》、万历《琼州府志》卷三《地理志·气候》皆有附载“风候”条目，可见对包括飓风在内的风候重视。与一般的“风云雷雨山川坛”不一样，明代琼州府与雷州府皆建有飓风祠，这在广东沿海各府州是一特殊现象。琼州府飓风祠，“在东关外迎春馆后。该府、县于端午日祭，行通献礼。祠坛，万历四十五年重修”〔2〕。之所以琼州府、琼山县皆以官祀，这与飓风无不关系着一府十三县民众的生命、财产和衣食的安危有关。康熙《琼州府志》云：“飓于闽粤居多，而粤为甚。琼居海中，于粤之濒海诸郡为尤甚。其将发也，先有断虹饮海，赤云夹日，又海吼有声，水气为腥，皆先兆于水。”〔3〕人们对于琼州多飓风以及飓风发生前的先兆已有一定的认识。清代，不管是琼州府下辖各府县志，还是琼州府府志，皆都详列飓风发生的时节、时日、造成危害等，甚至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专门辟有《风潮》条目，还对占风、风日、风潮作了详细说明，甚或对琼州海峡风向和海流等也有介绍，使人们对飓风瞭解趋向深入。飓风之外，还有潮侯。以上诸书甚至还对琼州海峡的洋流时间、涨退潮的高度等都有记载，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沿海历史自然地理重要的参考书目。

　　六、挖掘宋代广东沿海海洋文化与海洋捕捞、煮盐、养殖等经济的研究，注重区域文化和经济研究

　　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海洋产业是东南经济的大宗。这既因为东南地区具有濒海的自然环境，也与东南地区人民长期养成的开拓进取精神、封建政府政策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以及东南地区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连动密切关联。渔业是宋元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传统产业。只是明代它已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些微变化都足以引起经济开发模式的转换。传统产业——渔业和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为例来看看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经济开发的历史〔4〕。

　　而盐业一直由政府经营，政府管理，政府甚至还划分不同的产盐、行销地区，管理盐的走私，盐业与沿海民众、地方社会以及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沿海盐场等的研究，对闽粤江浙等地方社会有所瞭解，甚至还可对沿海的瓷器、铁器等制作场地，来揭示手工业经济与外贸关系，推进沿海的文化资源的挖掘。

　　七、挖掘宋代广东沿海外贸管理以及军事地理等研究

　　市舶司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节度使兼任。其职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贸易诸事，五代时废止。宋代市舶司管理船舶出入口：给外国船舶发放入港许可证。给本国出洋船舶发放许可证。称为“公据”或“公凭”。同时，对出入口货物管理：派兵监守入港船舶，防止透漏逃税，即“编栏”；上船验货。即“阅实”；对入口货物抽取入口税。即“抽解”；为朝廷收购舶来品。即“博买”。南宋时期广南西路对外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其中尤以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为典型代表。钦州,由水路与交趾发生外贸联系，钦州的蜀锦、蕃香交易蔚为大观。三大博易场之外，海南因居海上交通要道，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5〕。这些研究结合宋代广州沿岸的加水、“编栏”、“抽解”等，结合《萍洲可谈》、《南海百咏》等史料，不难理解宋代南海贸易的管理以及相关史实。

　　另外，浙闽粤沿海还是南宋流亡的主要地点，南宋灭亡的崖山海战，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海战，明代抗倭、南明王朝以及清代的沿海军事地理，都无疑是沿海海洋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对宋代“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挖掘、打捞和保护，对中国特别是广东研究海上丝路有着重要学术价值。以“南海Ⅰ号”古沉船为中心，以宋代海上丝路为背景，以广东海上丝路文化资源甚或扩展到闽浙沿海为范围，对瞭解海洋文化和地方社会、对外贸易意义重大。

　　注释：
　　〔1〕王元林：《广州、宁波等对外贸易港口比较研究刍议》，《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73-83页。
　　〔2〕万历《琼州府志》卷四《坛庙》。
　　〔3〕干隆《琼州府志》卷一《地舆志·风俗》引《康熙志》
　　〔4〕王日根 、李娜《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社会科学辑刊》 2001年06期 
　　〔5〕朱文慧、王元林：《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的对外贸易》，《海南大学学报》2010年5期。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暨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