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先秦至两汉时期昭通地区的墓葬可分为竖穴土坑墓、梁堆墓、崖墓以及石棺墓四种形制，它们在分布地域、年代以及文化性质上都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不同墓葬形式的研究，以期勾勒出先秦至两汉时期昭通地区历史发展的线索。
　　
　　【关键词】昭通   先秦至两汉   墓葬
　　
　　Abstract：Tomb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in Zhaotong can be divided into 4 types, which are vertical tomb pits , Liangdui tombs, cliff tombs and stone coffin tombs. These tombs are diversified in distribution, ages and cultu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rawn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the Zhaotong district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study of different tombs. 
　　
　　Key words：Zhaotong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omb
　　
　　昭通地区地处云南东北，与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接壤。金沙江从其北面蜿蜒流过，属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境内河流、山谷、坝子交汇，地形复杂多样，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化、人群南上北下、东来西往的交汇之地，著名的“秦五尺道”、“僰道”等就经过此地。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地区古代文化面貌极为复杂，要弄清这一区域内古代社会历史状况实为不易，也絶非只言片语能穷其尽。本文拟就对昭通地区先秦至两汉时期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进行分类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考古学的方法作一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能有所帮助。就考古发现来看，昭通地区的墓葬数量很多，但是做过科学发掘幷发表过详尽报告的却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以笔者收集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探讨研究，难免有局限和不足之处。
　　
　　一、墓葬形制
　　
　　昭通地区发现的墓葬形式纷繁多样，归纳起来有竖穴土坑墓、梁堆墓、崖墓、石棺墓、悬棺葬、火葬墓等六类。先秦至两汉时期主要为前四类，悬棺葬和火葬墓时代偏晚，本文不予讨论。
　　
　　1.竖穴土坑墓
　　
　　这里的竖穴土坑墓主要是指中小型竖穴土坑墓。此类墓葬通常以墓地的形式存在。平面基本呈长方形，无墓道，有些有二层台，一般长不超过3米，宽不超过2米，没有明显的封土堆。此类墓葬经过科学发掘的不多，主要有昭通营盘墓地〔1〕、文家老包墓地〔2〕、水富张滩墓地〔3〕以及绥江回头湾墓地〔4〕等。
　　
　　2.梁堆墓
　　
　　梁堆墓是云南当地人对具有高大封土堆墓的总称，也称为“梁王堆”墓。云南大部分地方都有分布，昭通地区数量尤多。梁堆墓的墓室以砖室最多，也有石室和竖穴土坑。竖穴土坑形式的梁堆墓数量最少，如昭通鸡窝院子汉墓、彝良夏家堡汉墓。梁堆墓墓室通常较大，带墓道，有单室的也有多室的，有的还带有耳室。很多墓还带有墓碑。从考古资料看，梁堆墓通常多成区域分布，有的一个封土堆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墓穴。发掘的有二平寨汉墓〔5〕、昭通鸡窝院子汉墓〔6〕、昭通永善务基乡青龙村汉墓〔7〕等。
　　
　　3.崖墓
　　
　　崖墓是一种很特殊的葬式。崖墓本系崖葬的一种，崖葬包括崖墓、岩洞葬、悬棺葬等。这里所谓的崖墓是指在岩石壁上以90度角向岩石内开凿墓室的一种墓葬。四川是汉代崖墓的主要的分布地，昭通地区的崖墓在形制上十分接近川南地区，有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有的崖墓还带有耳室、壁龛、棺台、排水沟等。所有的崖墓均带有墓道。墓道有两种建造方式，一是在直壁内直接向崖腹开凿墓道；另一种是在岩体上由上往下开凿墓道，最后回填。墓门用砖或石块封堵。经过发掘的材料主要水富楼坝崖墓〔8〕、大关岔河崖墓〔9〕、昭通小湾子崖墓〔10〕、昭通象鼻岭崖墓〔11〕等。
　　
　　4.石棺墓
　　
　　岷江流域、滇西、滇西北地区常见。此类墓在挖竖穴土坑后用石板或石块围砌。昭通地区此类墓葬很少，就笔者所知的有巧家新华镇龙潭墓地〔12〕和镇雄长緑湾汉墓〔13〕。
　　
　　二、相关问题的探讨
　　
　　昭通地区出现形式如此多样的墓葬并非巧合。如前文所述，昭通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交通要冲，是文化的交汇地，同时也是两汉时期汉文化进入西南夷的重要通道。这四种形式的墓葬不仅有年代上的差异，在文化性质上也有较大的不同。下文将分别通过四种墓葬在地域分布、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的分析，比较周边地区的考古材料，对其年代、文化内涵、墓主归属进行探讨。
　　
　　1.竖穴土坑墓
　　
　　这类墓葬在坝区和金沙江流域的江边台地均有分布，发掘的较少，材料较好的有昭通营盘墓地、水富张滩墓地、绥江回头湾墓地以及文家老包墓地。上述发掘的墓葬，在地表基本不见封土堆，可能以前存在后来被破坏了。但张滩墓地的墓葬，其墓口多有一层土微微隆起于墓口，并有石块立在上面，可能是种标识性的构造。基于发掘者的判断的，上述墓葬的年代均在西汉早期以前，最早可至春秋时期。
　　
　　从器物形制分析，这些墓葬出土的器物包含有“巴蜀文化”、“滇文化”、滇西北地区墓地以及贵州西北部相关墓地的器物类型。

　　图一   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图片略）

　　昭通营盘墓地根据发掘者的分析，可分为甲乙两区。甲乙两区出土的器物截然不同，反映了两个区域在文化类型以及年代上的差异。甲区墓地出土的器物综合起来看同贵州威宁中水墓地〔14〕、贵州赫章可乐墓地〔15〕出土的器物相似。其中无格短剑、戈、矛等在威宁中水墓地、贵州赫章可乐墓地，“滇文化”的石寨山、羊甫头、李家山等墓地以及曲靖的八塔台、横大路等云南东部的墓地中常见，但数量上却不能和这些墓地相比。单耳陶罐同剑川鳌凤山墓地、中甸石棺墓的同类器物相似。深腹陶罐、深腹单耳罐、陶杯、陶碗等见于上述贵州的两个墓地。其中某些陶器上还有“*”形、“山”形刻划符号，威宁中水墓地出土的很多陶器也有刻划符号，其中“*”形符号与营盘墓地几乎一致。粗柄陶豆和石寨山墓地、羊甫头墓地以及八塔台、横大路墓地出土的陶豆近似，不同的是营盘墓地的陶豆柄上多有镂空花纹。这种陶豆也是“巴蜀文化”中的常见器物，具体的讲更接近于“巴文化”的陶豆。“巴蜀文化”指的是四川盆地以及重庆湖北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实际上蜀文化与巴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到青铜时代晚期，特别是巴族开明氏王蜀之后，蜀文化与巴文化相互交融，体现出复合文化的面貌，故学界称之为“巴蜀文化”。发掘者认为墓地的时代在战国至西汉早期之间。乙区墓地出土的器物体现的文化内涵比较单一，主要为“巴蜀文化”的东西。发掘者认为时代大致在春秋时期。
　　
　　水富张滩墓地出土器物体现的文化内涵主要为“巴蜀文化”出土器物同与四川涪陵小田溪〔16〕，成都昭化宝轮院船棺葬〔17〕出土物的器物相似。具体而言铜器中的柳叶形剑、巴蜀图语印章是“巴蜀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荷包形铜钺，陶器中的圜底釜、圈足豆是巴文化中的常见器物。圆钮器盖则多见于蜀文化的遗存。虽然该墓地体现出“巴蜀文化”的特点，但更多的是巴文化的因素。另外，出土器物中还有部分的铁器。关于年代，发掘者认为大致在西汉早期。
　　
　　绥江回头湾墓地和文家老包墓地均已在调查前被毁。从征集到的出土器物看，绥江回头湾墓地与水富张滩墓地相似，文家老包墓地与昭通营盘墓地甲区墓葬相似。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昭通的地区的竖穴土坑时代较早，大都在西汉早期以前，也就是汉武帝开西南夷汉文化大规模进入以前。从文化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水富张滩墓地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类型，另一种是以昭通营盘墓地甲区墓葬为代表的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的本地类型。两种类型的文化在分布区域以及时代都存在差异。第一种类型比第二类型在地域上更靠北更接近四川地区，其出现的时代也要略早。
　　
　　2.梁堆墓
　　
　　从发掘及发现的的情况看，梁堆墓在昭通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及交通要道地区，换言之，也就是当时经济发达有较强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人群分布的地区，在昭鲁盆地最为密集。昭鲁盆地在汉势力进入后一直都是滇东北昭通地区的政治中心，而永善务基乡青龙村汉墓所在的地区是当时重要的输铜码头。梁堆墓因为地表有较大封土堆，标识明显，历朝以来都有盗墓者光顾。故以往发现的梁堆墓破坏相当严重，很多资料并非第一手的发掘资料。从调查或发掘出土器物来看，体现出很强的汉文化特征，尤其同四川地区的汉墓接近。其中摇钱树是四川地区汉墓中具有本地特点的典型器物。许多梁堆墓附近还发现有墓碑，如著名的孟孝琚碑。有的梁堆墓里出有印章，如距离孟孝琚碑发现不远的二平寨汉墓就出有“孟腾之印”和“孟琴之印”。孟氏是东汉时期昭通地区的“南中大姓”，是外来的汉人。关于“南中大姓”如《华阳国志》等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从过去的的发现来看，梁堆墓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南中大姓”汉人之墓，但其中不排除有汉化很深的当地土著大族之墓。从孟氏墓的集中发现以及如白泥井梁堆墓一个封土堆之下有四个墓穴来看，梁堆墓多为聚族而葬。关于年代，梁堆墓大致始于西汉末年一直延续到东晋时期，昭通后海子就发现有东晋霍承嗣壁画墓〔18〕。
　　
　　3.崖墓
　　
　　云南省范围内只有昭通地区有崖墓这种墓葬形式，这与昭通在地缘上靠近汉代崖墓的主要分布区四川（包括重庆，下文同）有关。昭通地区发现的崖墓大多早年被盗，墓中扰乱严重，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的河边山崖上，也有在坝区山崖上的如昭通象鼻岭崖墓。其墓葬形制如上文所述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有的墓带有耳室、壁龛、棺台、排水沟等，和四川地区的崖墓接近，但不见四川地区规模宏大的前堂后穴式崖墓，也没有纪年题刻和精美的仿建筑结构。墓中出土的器物同昭通地区东汉“梁堆”墓相似，但也有差异，就目前的发现来看，崖墓中还没有出土有摇钱树的迹象。已经发掘过的崖墓基本上都出土有“大泉五十”、“货泉”，这说明这些崖墓上限不会超过西汉末年。对比其他出土器物我们可以判定昭通地区的崖墓主要集中在东汉一朝，没有像四川地区延续到魏晋时期的。崖墓一般以墓群的形式存在，墓群经过规划设计，布局规整，少有打破关系，应该属于家族墓地。从随葬器物来看墓群之间的时代阶段性较强，这里我们根据随葬器物中是否有各种人物形象佣将目前发掘过几个墓地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大关岔河崖墓、昭通小湾子崖墓、昭通象鼻岭崖墓，没有发现人物形象佣，时代大致在东汉中前期；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水富楼坝崖墓，发现有大量的形象佣，时代大致在东汉中晚期。其实墓群之间的墓葬也存在时代早晚关系，这一点可能体现在墓葬形制上，如昭通小湾子崖墓发现有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发掘者认为这三种墓代表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其实不同墓地中的墓葬也有可能处于同一时代阶段的，如第二阶段楼坝崖墓中的单个墓葬可能与第一阶段墓地中的某个墓葬处于同一个时代阶段，但因为材料的原因，我们只能如上粗分为两个阶段。
　　
　　讨论昭通地区的崖墓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四川崖墓这个大的体系中，有很多学者对四川地区崖墓的族属进行过讨论，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当地土著民族的墓葬，二是汉人的墓葬。崖墓中出土的器物均是比较纯正的汉式器物。我们认为四川地区以及昭通地区的崖墓是汉人发明的，但墓主不一定全是汉人，也可能包括当地汉化很深的土著居民。东汉社会经济发达，天府之国四川地区更是兴盛繁荣。在这种环境下，豪强地主兴起，东汉的的政治实际就是豪强地主政治。经济繁荣在墓葬中表现为厚葬。四川、昭通地区的江边山区不像北方地区土壤深厚适合建造大型的砖室墓，而这些地区通常又是交通枢纽或矿区，经济基础好，是滋生豪强地主、培育世家大族的温床，这样崖墓就成为了厚葬的载体。先不论墓中的随葬器物，单是凿崖为墓这种结构就显示出恢弘的气魄。豪强地主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敬孝已逝的故人，另一方面也借此彰显家族的力量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四川地区的崖墓最早出现在川西平原地区，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四川地区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桥头堡和基地。昭通地区东汉时为朱提，是汉势力进入云贵高原的枢纽，肯定聚集了大量来自四川的汉人移民，形成所谓的“南中大姓”，也就是豪强地主集团，并将崖墓这种墓葬形式带到此地，最终在适合开凿崖墓的地区形成一种风俗。当地的土著大族可能在强大汉文化的影响下，也开始采用这种墓葬形式。
　　
　　昭通地区的崖墓最晚不过东汉，这可能与东汉末年中央集权政治失衡，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汉文化影响减弱，当地少数民族再次崛起有关。
　　
　　4.石棺墓
　　
　　昭通地区发现的石棺墓不多，巧家新华镇龙潭墓地和镇雄长緑湾汉墓还没有详尽的发掘报告。巧家新华镇龙潭墓地于1984年清理了10余座石棺墓，用红砂石板围砌，一般长1.8、宽0.6、深0.5米。出土夹砂黑陶侈口罐等。镇雄常緑湾汉墓为长方形石棺墓，早年被破坏，用灰黄色砂岩板砌筑墓壁和底，长3、宽1.2米。出土有五铢钱、人形金箔和夹砂陶罐等。巧家新华镇龙潭墓地位于金沙江干流中游，可能同金沙江中游发现的其他石棺墓地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沿雅砻江河谷到攀枝花再到云南楚雄地区是一条大通道，有学者认为今天的雅砻江、龙川江、礼社江原本是一条长河最后注入南海，也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桓水”〔19〕。由此可见，古代这一区域也应该是民族迁徙及贸易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我们认为巧家的石棺墓地同禄劝阿巧石棺墓地〔20〕同属于金沙江中游的石棺墓文化系统，时代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中前期，与四川西部岷江流域的石棺墓地有着渊源。从族属来看，应该属于“氐羌”系统。镇雄长緑湾汉墓因为时代较晚，而且没有详尽的材料，在此不予讨论。
　　
　　三、结   语
　　
　　昭通地区目前发现的墓葬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以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基本上处于空白，巧家的石棺墓地因为没有详尽的发掘报告，时代难以确定。我们可以看到，大体上竖穴土坑墓的时代最早在西汉早期以前。梁堆墓稍迟，典型的的梁堆墓出现在西汉晚期。崖墓最晚，出现在东汉中前期，与梁堆墓在一个时期内并行发展。西汉早期和晚期之间存在空白，而这个空白，邻近的贵州威宁中水以及赫章可乐墓地可以填补，其实昭通境内也应该大量有在这一时期的墓地，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找到或已经被破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昭通地区春秋至东汉时期的历史发展线索。西汉早期以前，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要形式，并有部分石棺墓。这些墓葬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文化类型：1.巴蜀文化类型；2.氐羌文化类型；3.复合文化类型。前两种文化类型都没有在某个阶段成为昭通地区的主流文化类型，而第三种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前两种文化类型的因素，以及“滇文化”等其他文化因素。第三种文化类型的墓地在昭通地区发现不太多，在贵州却有较多的发现，这可能与工作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有关。结合贵州的资料我可以看到，在西汉早期以前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腹地体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相对较纯正的其他文化则在周边区域徘徊，但它们的很多因素却被吸收入了这个复合型的文化，经过长期的融合这种复合型文化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从建立这种文化的人群集团来看，应该也是多元的，但应该有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人群集团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不同。要科学系统的弄清楚主体，以目前笔者掌握的材料和认知水平是极为困难的。汉武帝开西南夷，汉文化强势进入昭通地区以后，本地的土著文化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汉式的梁堆墓、崖墓以及里面出土的大量汉式器物。然而人群集团的差异也就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却没有消失，在大量使用汉式墓葬和汉式器物的同时，他们应该在某些方面如服饰、饮食结构、精神领域上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如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壁画墓中的梳“天菩萨”发型、着长袍的人物形象就应该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而这些差异往往很难从考古发现中直接分辨出来。就目前来看，汉文化的传入，在云南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北方通道主要来自四川地区；二是东南方通道来自南越统治区域，如个旧黑蚂井墓地反映的汉文化。第二条通道开始影响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
　　
　　
　　
　　注释：
　　〔1〕 王涵：《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考古》第41期。　　
　　〔2〕 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昭通文家老包古墓群调查简报》，《云南文物》第15期。　　
　　〔3〕 内部资料。　　
　　〔4〕 内部资料。　　
　　〔5〕《云南昭通发现东汉“孟琴之印”》，《文物》1975年第5期。　　
　　〔6〕 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昭通市鸡窝院子汉墓》，《考古》1986年第11期；游有山、谢崇崐：《昭通县鸡窝院子汉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第13期。　　
　　〔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永善县务基乡青龙村汉墓发掘报告》，《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页281。　　
　　〔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昭通水富县楼坝崖墓发掘报告》，《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页106。　　
　　〔9〕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大关、昭通东汉崖墓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3期。　　
　　〔1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昭通小湾子崖墓发掘简报》，《云南文物》第33期。　　
　　〔11〕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象鼻岭崖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1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页56。　　
　　〔1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页68。　　
　　〔14〕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15〕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1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　　
　　〔18〕 胡振东：《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19〕 参见徐中书：《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的关系》，《思想战线》1974年第4期。　　
　　〔20〕 昆明市博物馆：《禄劝阿巧石棺墓》，《云南文物》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张增祺：《古代云南的“梁堆”墓及其族属新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4.罗开玉：《古代西南民族崖墓研究》，《考古》1991年第5期。　　
　　5.丁长芬：《试论昭通崖墓》，《云南考古》总第46期。　　
　　6.杨帆、万杨、胡长城：《云南考古（1979～200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霞,云南省彝良县文管所；万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