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广东精神文明学的创立过程，是种民间研究开发机制的衍生和创新过程。这种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是精神生产过程中“市场选择”、“政府选择”和“民间学术团队选择”三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学科带头人和学者群体锲而不舍的努力、不计报酬的奉献，是这种机制不断创新幷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　

　　我国精神文明学的创立和发展已经经历了20多个春秋。与此相对应，精神文明的学科建设也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精”、从“学研”到“应用”的成长之路。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新的历史起跳点上，要紧紧地抓住精神文明学科建设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仅要从精神文明学的学科特征着眼，提升研究的深广度和理论价值、学术地位，而且要从精神生产的规律出发，深入分析促进精神文明学的研发机制、运营机制，为促进其进一步繁盛，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氛围。

　　一、精神文明学的学科创新和研发机制创新

　　范英教授在《岭南红梅报春开——论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1〕一书中指出：精神文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广东是其主要原创地。精神文明学在我国特别是在广东这块土地上破土而出，长成今日之根深叶茂、硕果甚丰的大树，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天地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固然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国情背景、省情背景和内在动因，但除了这些原因和条件之外，滋养和支撑学科创新的研发机制创新，也是不可忽略的强劲动力。大凡谈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建设，人们往往都会首先关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相关概念范畴、学科架构的研究，等等，而对为这种研究不断注入能量或动力的研发机制、生产应用机制似乎重视不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创造是研究开发机制的创新，它是学科发展的长效因素，决定学科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反之，既会影响到学科建设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也会制约对学科建设综合效益的社会评价和相关政策导向的绩效。有感于此，笔者认为，强化对学科建设包括对精神文明学学科建设研发机制的探讨和思考，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民间研究开发机制催生精神文明学

　　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不仅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是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是精神生产“民间研究开发”机制创新成效显着的一块宝地。如果说，民营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的生长机制是一种“逼”出来的机制，是在社会转型中成长起来的实践模式，那么，我们也可以讲，这种在执政党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感召下，在国家法律制度指引下出现的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并不是经济建设领域独有的现象或“专利”，民间研究开发机制在精神文明学的创立过程中，在精神生产的领域里，同样有值得珍视和不俗的表现。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都不能脱离文化生产体制或精神生产机制母体的“脐带”。我国精神文明学的构建和发展也不例外。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的创立、研究、开发，从研发资金的来源考察，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纯粹靠民间投入，包括来自各种经济实体、社会团体、个人等民间资金资助；二是主要靠政府或以“官方”背景的形式来支持；三是通过“官民合作”的形式联手开发。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是同我国精神生产、文化生产投入机制的现状分不开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宣传舆论机关以及各级政府等，逐步加大了投入，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单一的投入主体或资金资助渠道，确实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和长远的要求。这里十分需要多元投入主体的介入与多种物质条件、智力条件的支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功能的政治敏感性和精神生产领域的特殊性，又使得各级党政职能部门在允许各种资金投入精神生产领域时，长期持谨慎的态度。从一定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风险决策：既要鼓励多元投入主体关心支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又要避免出现偏差或政治风险。就此而论，对精神生产中具有民间色彩的研发团体、研发组织的首肯和扶持，并以此促进新兴学科的勃兴，不仅要有理论勇气、政治胆略，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尤其是文化自觉的创新精神。广东无疑是这样一块承接新兴学科创新的沃土。

　　（二）民间学术研究群体创建精神文明学

　　根据范英教授在《岭南红梅报春开——论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一书中的评介显示〔2〕，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的创立，自1979年至2003年，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新著问世，先后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1988年4月）、《精神文明建设导论》（1989年12月）、《精神文明学论纲》（1990年11月）、《精神文明学》（1991年6月）、《精神文明学概论》（1998年7月）等奠基之作、实体之作推出。此外，据2001年的统计，20多年来，广东全省共发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论文13000多篇，出版著作140多部。这些成果当中，有相当部分获得国家级或省市级或其他级次的多项奬励。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多方“兵种”合成作战，多种研发组织、团体或个人协同攻关的结果。其中“民研”团体（民间学术研究群体）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功不可没，它是精神文明学学科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增长点”；其长期磨练形成的研发队伍，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其颇具活力的研发创新机制给人留下不尽的思考。

　　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等，是促进精神文明学在广东创立的重要群众学术团体，也是在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民间”研究开发机制方面，取得突出创新性成果，具有明显影响的创作群体。这个群体在策划和出版“主打项目”——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及其他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至今历时20载，其喜获的丰厚成果不但令人敬佩，更难能可贵的是，其探索而成的研究开发创新机制，同样不可小视。

　　（三）民间创新研发机制具有鲜明特色

　　概而言之，民间创新研发机制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其一，没有固定的财政公款供给却创造了连续10多年出版系列性研究成果的纪録。

　　据瞭解，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种以上的论著公开出版，其中,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至今出版40种，自筹支付出版经费200多万元，这些经费主要从社会上筹集，部分由政府组织支持。此外，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每年组织的各种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在省级学会中数量可观，名列前茅，十分活跃，与一些因经费短缺、经济拮据，处在“沉睡”或“半沉睡”状态的学术团体相比，迥然不同。

　　其二，没有定员定编吃“财政饭”的科研机构，却拥有一支个人理事近千人的队伍。

　　这支具有较强责任感、专业水平和攻关技能的研究开发队伍，多次承担高水准的特别委托项目和重大课题的任务。

　　其三，没有专属的固定资（财）产或办公用物业，却得到社会各界及民间组织的支持、援助。

　　这个团体以寓“兵”于民、寓“研”于民、藏“富”（知识财富）于民的形式，进行精神财富的发掘和积累，为精神文明学在广东实践的深化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令人感叹的是，这种以会员公益型社会学术团体为依托的精神生产研发机制，尽管实际运作中遇到不少的难题，但却屡屡能够破解，并使人感受到这个团体在其平和务实的外表下藴含着生生不息的活力。当然，这种机制和活力的产生和延续决不是偶然的。

　　二、精神文明学“民间研发”机制创新条件

　　精神文明学的创立过程，实质也是其研究开发机制创新的过程。而这种机制的衍生至少来源于三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来自民间和基层对精神文明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诉求；二是政府力量或官方力量的推动；三是学科带头人和学者群体锲而不舍的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

　　（一）时代发展的要求

　　范英教授认为，精神文明学的创立，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得益于岭南文化的底藴和当代人的创造力，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的确是中肯之论。笔者认为，精神文明学“民间研发”机制创新在广东的衍生，同样是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初探时期。90年代初，是精神文明学在广东创立奠定其历史地位的重要阶段。进入90年代，我国精神文明学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研究上更显深化，并进一步上升到一般精神文明学的层面上探讨。学科建设的发展十分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研发机制创新，即以学科创新催生研发机制创新，反过来，又以研发机制创新促进学科创新。

　　进入90年代，在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更高更强烈，呼唤着精神文明学研发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经历了1989年那场国内的政治风波以及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历史性曲折之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进一步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更显突出。在1989年之后，我国各级政府对各种民间组织进行了重新登记和清理工作。但在这个工作告一段落之后，1993年底，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经有关部门核准却得以成立。这种情况表明，以学术团体为基础建立的精神文明学研究开发机制，是政府选择和认同的结果，而直接以这门新兴的学科作为学会的名称，则是广东的首创。

　　（二）政府力量的推动

　　精神文明学创立之后，一方面，广东省党政领导深谙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意义，对精神文明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民间学术团体为了做强做大这门学科，也多方寻求政府的支持。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增进瞭解和增强互信的过程。随着精神文明学由“潜学”向“显学”的转变，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领衔主持研究的项目也越来越多获得各种荣誉和奬励，其学术地位的“合法性”（即对其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社会认同）亦大大增强，兼之要做好精神文明学这篇大文章需要多种研究开发力量共同推动。因此，政府与民间学术团体的相关合作有其必然性。

　　20多年来，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与国内或省内各级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多次合作，承办、主办、协办了各种与精神文明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理论研讨会、座谈会，与广东省文明办共同承担过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委托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调研任务，举办了我国首届“非公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等，这种“官民合作”、优势互补的研发机制，得以逐步形成、长期发挥作用，它既有效地提高了精神文明学研究与应用的知名度，也拓展了本学科发展的生存空间。

　　（三）学科带头人和学者群体锲而不舍的努力

　　以学科带头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学科意识为思想内核形成的团队精神，演化成研发机制创新的恒久动力。

　　先就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说。从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基本框架，到将其包容其中并进而探究人类精神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开创一般精神文明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一个挑战宏大的社会科学工程。面对这个工程，非但单兵作战难以奏效，就是小规模的“作坊式”研究也难以胜任。

　　以自1990年出版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为例，该丛书至今已公开出版40种，总字数达2000余万字，较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拓展，内容涉及“本体层次论”、“纵向起点论”、“内部结构论”、“外部联系论”、“精神生产论”、“创建活动论”、“公德开篇论”、“职德新探论”、“经济伦理论”、“市场素质论”、“反腐保廉论”、“人格风范论”、“雷锋精神论”、“人生观初论”、“凝聚力简论”、“德治纵横论”、“真善美合论”、“文明总体论”和“文化发展论”等多个论域的研究和开发，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向理论工作者和学者提供的“学术精品”，也有面向普通大众的精神食粮；既有党政部门“命题”的特定委托项目，也有面向精神生产“市场”的“紧俏品种”；既有历经数年精心打造的“经典作品”，也有“短平快”的适时之作。

　　可以说，这些开发式研究，顺应了精神文明学发展过程中多方面、多层次、多阶段的需求，如果通通由政府单方面投入并用指令性方式指挥精神生产、操控研究开发过程，在现有的信息和决策条件下，很难做到反应灵敏、供需平衡，但以“民间组织”为载体的研发机制，由于各种智力资源高度密集、信息反馈和决策环节简捷，因而在较快形成精神生产“市场优势”和学科优势方面，有着前者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精神文明学快速发展的内驱力，造就了一种藉助“民间组织”提速的研发机制。

　　就精神文明学学科建设带头人在民间研发机制形成中的作用来看，其强烈的时代责任感、鲜明的学科意识，是整合团队精神、形成研究开发机制创新的关键因素。对此，笔者在1999年11月曾在一文中评述：〔3〕理论学术队伍的战斗力应该体现在哪里呢？首先应该体现在思想上。凝聚出精思——这是《当代中华凝聚力》和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创作和生产机制的特点。这里谈及的“思想”，其实首先就是这门学科带头人的学科意识和时代责任感。所谓学科意识，就是从学科生存和发展出发，振兴本学科的观念。时代责任感，则是将学科发展与时代的主题、时代的需求、时代的命运相联系的自觉性。精神文明学的创立和演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推动，而在民间学术团体的合力之中，学术或学科带头人思想感召力和热心为学会、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敬业精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纵观学术或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发挥，主要有下列形式或途径：

　　一是对研究选题的“引导式”设计。例如，鸿篇巨制《当代中华凝聚力》在选题上很下功夫，学术带头人构思选题时，孕育着激发新思想、催生新见解的“火种”或“酵母”，导引创作群体在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处女地”上垦荒，将思想火种演变为熊熊的智慧之火。又如，在本书基本架构中，关于中华凝聚力的内涵、成因、主体、客体、属性、特征、功能、发展等问题，被设计成八个关键性组块，研究者可以在其中解放思想、深入探讨，在这里没有“长官意志”、没有学阀作风，更多的是民主协商中产生的对学科建设的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苗。总之，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既体现了明确的学科意识，在聚合群体精神生产创造力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机制作用。

　　二是对相关课题的研究采用“开放式”、“扩展式”的安排。既使作者对现实问题思辨的创造精神得以充分展开，又为后续性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例如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预设机制：丛书的总策划者、总设计者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将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开发，定位为非线性的、立体的、滚动式的、动态发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由精神文明学的“市场需求”来决定精神生产资源和能量的扩散和集聚，释放和收束，分配和布局。在这里，策划者与创作群体的学科意识和时代责任感达到耦合，形成共识并进一步升华，产生提高学科建设质量的“叠加效应”。

　　三是学科带头人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热心公益的敬业乐业品行，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极大地感染着学会的全体同仁同道，同心同德地为开辟精神文明学这一新天地竭力尽智、共创未来。一个学术团体有一定的凝聚力、创造力不难做到，难的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保持衍生这种力量的机制，精神文明学民间研究开发机制正是具有这种特质的机制。

　　综上所论，精神文明学民间研究开发机制的衍生和发展是精神生产过程中“市场选择”、“政府选择”、“学术团队选择”的结果。这种机制需要以民间理论学术团体为载体，通过学科发展与精神生产“市场”的结合、民间学术团体与政府之间研发机制的对接、学科带头人与学术团队的整合等几方面的博弈和互动来实现。它在实践中形成，具有创新性意义，并需要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着眼21世纪，着眼精神文明学振兴的明天，我认为，这种“民间研究开发”机制的良性发展还需解决好几个问题：一是精神文明学已发展成一个“拳头产品”和广东社会科学界的一张“名片”，根据扶优的原则，希望有关党委和政府加大对“民间研究开发”支持的力度，尤其是通过多种合作方式，更多地共同开展项目活动。建设文化大省，是广东的既定目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题中应有之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党委和政府应从建设文化大省的高度着眼，优化资源配置，发挥重点学科的优势，为精神文明学走出书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创造更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机制环境。二是希望上级领导部门对省精神文明学会等民间学术团体以社会公益为目的在为推广学术成果需要，与企业联手开展的某些非营利性经营活动（如策划筹建“森林生态墓园”，倡导具有精神文明内涵的殡葬改革方式，等等）过程中，通过《行政许可法》等的贯彻实施和相关的制度创新，打破行业垄断，给予政策上、立法上的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学“产、学、研、发”一体化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增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后劲。三是希望上级领导部门集思广益、善纳良言，为精神文明学学科带头人和理论学术骨干在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沟通渠道和舆论支持，为深化精神文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注释：〔1〕范英着：《岭南红梅报春开——论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范英着：《岭南红梅报春开——论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陈伟：《凝聚出精兵、精思、精品——从〈当代中华凝聚力〉看精神生产机制》，《出版广角》199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