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地理学80年阔步前进的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首先在学科设置上归入理科，突破传统地理学隶属文科的藩篱，在这个框架内安排部门和区域地理课程，并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不断调整、开辟新研究方向，在以吴尚时为代表的自然地理，曹廷藩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新崛起的中青年学者群体为代表的人文地理领域，提出许多精辟、新颖的见解为标志，实现地理学的学术创新，赋予地理学在中山大学不断增长的生机和活力，获得学界的认同和推崇，并在社会实践中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广泛赞扬。对此可总结出有关历史经验，同时也得到一些启示，为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1．坚持地理学固有研究对象、性质、学科分类和方向：

　　地理学以地表现象过程和分布规律为研究对象，具有自然、人文社会和技术等学科交叉、综合、边缘性质，通常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相对独立单元，以及由此派出的不同研究方向。中大地理学80年历史，验证了地理学这个理论框架和学科体例是正确的。所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环境如何不同，都应坚持地理学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而不必由于时代背景、形势、任务等变化，而放弃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价值观、实践观，走上功利、媚俗之道，特别是动辄将地理系改名，重点往地理学应用方向倾斜，而削弱地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和教学。这种短视和急功近利行为，不利于地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发展。中大地理系在全国大多数同行纷纷改名背景下，仍固守地理系这个学科家园，其根源即在于对地理学科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恩格斯告诫：“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0〕这无论对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经验的理论总结，都有警示意义。

　　2．保持地理学世界性和区域性特点

　　现代地理学既是一门世界性学问，又具有强烈的区域性特点，只有两者的统一和结合，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恰如中大地理系成立时校长戴季陶说的“理科的学问，常常是世界的、人类的；而文科的学问，许多是民族的、历史的，情形大不相同。又说：“历史学、地理学和国文学，这三科的进步和发展，是一项学术建设的根本。”〔11〕中大地理学历史，即按这两者结合方向发展。为此，中大地理学一直保持对外开放格局，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吸收世界上各个地理流派的成果，藉以充实提高自己，紧跟地理学发展潮流，与此同时，又努力争取各种实践机会，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作理论总结，两者相得益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近30年中大地理系所承担大量应用研究任务和以此为基础发展的论著，即说明这是地理教育和研究成功之道。

　　3．坚持走野外考察道路

　　地理学的对象和性质，决定了其发展决不能离开野外考察的成果和方法。举凡中大地理学史上有成就的学者，几无不是从野外考察的荆棘丛中走出来的，如吴尚时、林超、黄秉维、曾昭璇、黄进、郑度、朱士光、李春初等，即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即使当今科技昌明、GIS和网络技术发达，但它们只可减轻野外工作量，而不能取代野外考察的作用。因为它们到底是一种工具，许多地理事象仍需要亲历其境，作实地观察才能披露、验证其真相和规律。充分认识和肯定这种野外工作意义，对于青年工作者尤为重要。也基于此，中大地理系每年都安排一定时间让师生走向野外，从事实习和科研活动。这样培养的学生，有一身过硬野外工作本领，后来多有成就。这已成为中大地理系一个优良传统，深深植根于师生潜意识中，颇可供学界同仁效法。

　　4．地理学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趋势

　　本世纪地理学发展趋势，将是它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汇合更加广泛、深入；它的各个分支发展更趋合理、协调和统一，不同空间尺度机理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在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应用研究将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不断革新。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它的理论、思想也将逐渐向更系统、更综合的方向转变。与这个发展趋势相配合，地理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针对当前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广泛开展资源调查、土地评价、国土整治、城乡规则、旅游开发、防灾减灾、环境保护、海洋国土开发利用，各种产业和科技基地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地理学应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内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具有悠久历史、近年在这些领域已在不同程度上取得可喜成就的中大地理学，不仅面临着以上共同性的研究课题，而且更为直接的应根据国务院颁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发挥学科优势，做好相应项目的自然、人文地理的理论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参考。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地理学研究空间范围空前扩大，自然过程演化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需要地理学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广，也使学科现有理论、知识和技能面临着挑战，同时带来发展机遇。应对这种变化，中国地理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地理学主流。在这方面，中大地理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可供同行借鉴和参考，也同时相信使自己在新背景下得到完善与提升，谱写地理学史新篇章。

　　注释：

　　〔1〕司徒尚纪编着：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87-88。

　　〔2〕中山大学教务处编：中山大学书林概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3〕司徒尚纪主编：中山大学地理学新跨越，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9. 21。

　　〔4〕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488。

　　〔5〕转见司徒尚纪：吴尚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74。

　　〔6〕转见司徒尚纪：浅论中国地理学中岭南学派，原载上官鸿南，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同〔5〕188。

　　〔8〕曾昭璇：论中山大学地理系创办的德国学者克勒脱纳及卞沙，见司徒尚纪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75。

　　〔9〕同〔5〕,83。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33。

　　〔11〕戴季陶着，戴季陶集，下卷，上海：上海三民公司，1929，转见黄仕忠，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6, 7。

　　（司徒尚纪、许桂灵：《华南地理人才的摇篮——中山大学地理学80年》，原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