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大地理学80年历史进程，可将其发展特色归结如次。

　　1．博采包容、兼收并蓄

　　这是岭南文化风格之一。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除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是共同的以外，还深受所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因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历史上岭南学者利用广州、港澳口岸之便，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大量吸收海外文化，使之成为岭南文化一部分。许多饱学之士，几无不借此成功。民国以降，阅读外文地理书刊在广州已成为时尚，这时期地理学者，多掌握一二种外文。中大地理系成立后，吴尚时、梅甸初、林超等开始译书，德、法、英、美等不同流派地理著作被介绍进来，这对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建立和知识传播起了很好的作用，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地理学者也基于此。一个突出例子是中大地理系首届毕业生黄秉维院士，他没有出国留学，却通过广泛阅读外文书刊博采西方地理学精华。毕业于中大地理系的北师大教授周廷儒，对自然地理、中外文献之熟悉与野外工作之勤快相得益彰，故能创立“古地理学”，并因这门新学科而名振中外。同样毕业于中大地理系的罗开富教授精于英语，懂法、德、俄语，博闻强记，读外文书之多有口皆碑。曾昭璇教授才思敏捷、笔走龙蛇，其硕士论文参考英、法文资料300种以上，获得道师杨成志和语言学者王力高度评价。

　　建国后，中大地理学者很快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许多人在短时内掌握俄语工具，一些人成为苏联地理学专家。代表人物有王正宪、曹廷藩、钟衍威、唐永銮教授等。他们翻译《普通自然地理学原理》、《英国经济地理》、《新城市总体规划》等苏联地理学著作，蜚声地理学坛。

　　改革开放后，中大地理学者仍保持对日新月异世界地理科技的热切追求，吸收、引进西方地理学最新成果，同时以崭新姿态走出国门，踏上与世界地理学界交往道路，仅人文地理近年组织各类国际交流17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19次，学术报告会约60次，出访教授25人次，与世界著名大学地理机构，如德国科隆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等建立各种学术交流。〔3〕从2004年开始，人文地理和城市规划专业学生6次远赴德国、瑞士和加拿大地理实习，瑞士巴塞尔大学师生也依靠中大来珠三角考察，这对两方都获益匪浅，中大已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国际交流一个重要基地。

　　这样一来，在中大地理学之内，以教师学术出身不同，形成各流派共生共存、和而不同、互为补充的派别分野格局。这其中有孙宕越、洪绂、吴尚时为代表的法国区域学派，有叶汇教授为代表的长于自然地理的德国地理学派，有林超、罗开富、曹廷藩、邹豹君、缪鸿基为代表的较为传统的英美地理学派，有王正宪、董汉飞为代表的苏联地理学派，有梁溥为代表的日本地理学派，当然也少不了以唐永銮、徐俊鸣、曾昭璇、许学强等为代表的中国地理学派。他们相互包容，无门户之见，且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地理学在中大阔步前进。

　　2．长于野外考察和实践

　　中大地理系处在岭南，长夏无冬，一年都可以开展野外工作。地理学者可以长年接触大自然，在实践中探索其奥秘，总结规律。这比北方地理学者限于夏天出野外，冬天在室内总结有很多优越性，这也是地理学在中大发展一个重要特征。

　　中大地理系创办之初，以自然地理学最为出色，野外考察为地理教育最重要环节。1930年，在W·克勒脱纳带领下，地理系组织“云南地理调查团”，开赴云南边疆作探险式考察，在点苍山4122米发现第四纪冰川地貌，后被命名为“大理冰期”冰川地貌。这是民国时期我国地理学界有组织的地理考察之始，后被载入《世界地理学史》〔4〕。这次考察成果后撰成《民国十九年云南地理考察报告》，用中、德文发表，产生很大影响。这个传统一经形成，历久不衰。在留法归来的孙宕越、吴尚时当系主任时，每学期野外考察十多次，假期则作长途考察，1937年6月19日《中山大学日报》称地理系“对于实地考察，尤为注意”。抗战时期，地理系几经搬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吴尚时仍坚持带领学生外出考察实习，云贵高原、南岭山地留下他们深深足迹，并写出许多独到见解论著。尤其是吴尚时，其论著参考文献甚少，主要是依靠两条腿在野外考察，总结出结果。建国后，中大地理系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组织师生参加过多次重大建设项目实地考察，取得许多开拓性的成果。如关于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考报告，《云南综合考察报告》、《广东地貌区划》、《广东气候区划》等。只有野外调查和实践才能验证新地理理论和技能，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地理学的新陈代谢，加速它的开拓创新和向高一级水平迈进。中大地理系擅长和优越恰在于此。

　　3．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务实风格

　　应用性是地理学一个重要特征，从历代编写地方志书，编绘舆图到兴修水利等，无一不彰显地理学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吴尚时研究水文地理一开始就走上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世纪30年代，广州东濠涌每遇大雨，常潦患成灾，危及城市安全。吴尚时经过实地勘察和计算，提出在上游筑坝，下游挖河分流方案，为广州市政府采纳，潦患得以弭除。西江在顺德甘竹滩一段滩石林立，航行险象环生，发生多起民船触礁沉溺事件。炸礁成为治河议论焦点，吴尚时以高屋建瓴之见，否定炸礁，提出建筑横河堤坝和水闸方案，为众论信服，当然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建国后事情。在中大迁粤北坪石时期，根据吴尚时建议，地方政府在北江设置水文站，中大派员观测，积累大批水文资料。区域地理与区域开发关系极大，吴尚时、曾昭璇在《广东南路》这篇著名论文中，在深入分析雷州半岛（南路大部）自然、社会条件后，指出南路应造林緑化，利用荒山发展畜牧业，加速开发渔盐资源，发展榨糖、榨油等工业和市场，并指出由于河流分散，未能形成大城市，只有湛江、北海、梅緑、水东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并呈离心性分布格局，限制了区域发展。这些真知灼见，无一不建立在深入调查，归结于应用的基础上。故建国后陈国达院士主编的《中国地学大事典》指出：在“水文地理研究方面，他（指吴尚时）是中国最早倡道者之一；着有《浈武二河之水文》、《曲江潦患与预防》、《粤北之水力》三本著作，幷发表几篇《治理广州山洪论文》〔5〕。这个评价，殊为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地理学解决自然和社会经济相关的问题甚多。上述地理系在多次野外考察基础上，写出一大批调研报告，编绘多种地图，不但推动学科前进，而且为有关部门或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决策上不可或缺的参考。近年改革开放，地理系各专业都投入这个时代潮流，并大显身手，举凡自然、人文资源调查、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城乡规划、旅游规划、产业布局、区域发展与规划等，因为有地理工作者参与而显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仅中大河口海岸所至1999年就承担各类科研任务上百项，不少是应用开发课题，如港口、航道选址、治理，滩涂围垦，海岸保护，水产养殖，防灾减灾等。中大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更以雄厚师资力量、先进设施和丰富经验参加以城市与区域规划为中心各项开发应用研究，硕果累累，在科学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方面树立了一面旗帜，也是中大地理系一贯实务学风在当代条件下的发扬光大。

　　学术分流派是客观存在的，而流派是由学术风格支持的。关于地理学南北分流问题，北京大学林超和曾昭璇教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后来曾昭璇把地理学岭南派归纳为野外工作、博览群书和努力创新三大优良传统。中大地理学的学术特色，折射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异。这恰如明代邹善为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作序曰：“岭南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气燠故阳常泄，而患不降；地湿故阳常盛，而患不升。业医者，苟不察粤地山川窍发之异，有以夺阴阳动历之变，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鲜有不失者。”〔6〕这里不套用中原“常法”，成为岭南中医药派一个主要特点，这对有强烈地域性的岭南地理学特色而言，也同样是适用的，而中大地理学又是这个特色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