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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碰撞与艺术探索——读《那曲线苗条的乡情》
(罗可群,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客家文化研究)
“执笔是一种痛苦的挣扎,
放下笔亦是挣扎的痛苦……”
——云幻:《笔端风云》
云幻,原名翁光雄,1951年生于越南的华侨家庭,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当兵参战,从文执教,做工经商,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凭依现实”创作的云幻提供了大量的素材。1972年,香港环球文艺出版社组织征文比赛,其社会题材的短篇小说《黎明前》脱颖而出,获第三名。1978年移民澳州,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云幻的作品仍常见诸华文报刊。他出任澳华作家协会理事。其诗文小说集《那曲线苗条的乡情》,记录了中西文化撞击中,一位执着的华文作家进行艺术探索的心路历程。
一、在痛苦中挣扎
云幻的家庭是颇有汉学渊源的富贵之家。祖父翁坤麟,原籍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早年到越南谋生,事业有成,办事公道,被委任为芹苴市“客家邦长”。父亲翁水如在家乡读书,刻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成年后到越南芹玉市办学,担任中华学校校长长达11年。后因“母命难违”改而从商,但依然关心华文教育,任崇正学校董事长,并经常在《远东日报》、《亚洲日报》、《成功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中华文化,亦被推为“客家邦长”。先辈艰苦奋斗、热心公益的品德深印在云幻的心中。他刻苦攻读中华文化经典,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在华文学校读中学时,就到报馆去当见习记者,担任兼职编辑。越南没有中文大学,云幻念台湾的函授班,参加教学团,深研中华文化。他打算沿着“当文人”的道路走下去,可是,漫长的越南战争改变了云幻的命运。
1968年,阮文绍政权发出“总动员令”,不满18岁的云幻由此开始了3年半的军旅生涯。在越南战争中,作为“军医”兵种,他被派往前线,穿插于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兵,抬尸体,在战场上不停地奔跑。枪炮无情,他额头上留下了终生铭记的伤痕,子弹还把他的手指打断了一截。因伤被调到省政府行政院任文职,他就像掉进黑色的大染缸中:“所接触到的到处都是贿赂,到处都是酒色财气”(《悄悄回音》)。云幻竭力保持自己的清白,“推辞了许多从台底下送过来的礼物,也归还了许多由同事递过来的大信封”(《悄悄回音》)。不合群的云幻被认为是“怪物”,被视之为“异类”,理所当然地受到排斥。不久,他被派去当中学老师。
云幻如释重负,每天上课下课,春风化雨,以教育学生为乐事。同时,对文化动态也日益关心。但当他进入文化界的圈子后,发现这里也并非世外桃源。文化人中同样有许多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正当他痛心于文化界的争权夺利、诡计阴谋时,越南政权的变易使云幻又经受了另一种磨难:“当你偶然疏忽说漏了某句话,或者表示理论的美好与现实的丑陋完全不符合的疑惑时,党就会迅速接到资料而采取行动,要你从脑袋里、骨子里全部挖出来,检讨又检讨,交代之后又交代……”(《悄悄回音》)。富有独立思想的云幻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文教界,转而去做不敢发财的所谓“生意”。不久,排华日益升级,云幻便随着人群“投奔怒海”。
“舍下故园,舍下半生的心血,淌不出泪的带着妻儿就一起把生命都押给海洋”(《悄悄回音》),在怒海波涛中,死神亦步亦趋,有半数的人葬身鱼腹,侥幸的云幻居然奇迹般的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抵达难民营。可是,苦难并没有结束,他们被安置在荒无人迹的孤岛上。没水喝,自己动手去挖井;没柴烧,自己去砍柴;没屋住,自己去锯树搭房子,用树枝编床。吃的是掺砂子米饭,人人营养不良,水土不服 ,从早到晚拉肚子,牙齿松摇,头发脱落,云幻从70公斤的壮硕身体掉到不足50公斤。更令人心寒的是人们在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兽性”,有时为了抢夺一桶清净的井水甚至杀死人!哪里有什么“温、良、恭、俭、让”!云幻从心中痛苦地呼喊:“唉,难民营,当得上半个人间地狱,何苦世人还要诸多苛责,煎逼交施?!”(《悄悄回音》)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灾难的达观态度,往往会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云幻到澳洲后,凭着几句并不流利的英语和一张旧地图,找到了工作。当苦工,做生意,又继续艰辛的奋斗,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拼搏,用笔写下自己的“挣扎”过程。
二、文化碰撞中的无奈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王道”政治,“民为贵”的亲民思想,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物为实现“王道”的政治理想,为广大民众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而不懈的奋斗,在中华文化史上写下了一篇篇光耀千古的华章。他们是云幻的人生楷模,指引着云幻的前进方向。
“从曲阜出发,
长白山脉在太阳下山的时候
便悄悄衔接了珠江
古之勇者
传说中的陬之勇士后裔
挽一腔学问周游列国
宣王道于天下
虽山险水恶吾往矣!”
——云幻:《从曲阜出发的巨人》
云幻讴歌孔子是“不朽的智者”、“十方顶礼的哲人”、“中国的万世师表”,怀念汨罗江畔披发悲歌的屈原,赞颂“鼓起了呐喊”的鲁迅。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前辈走过的道路,以弘扬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可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忧国忧民的云幻常常陷入极度的痛苦中。
越南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云幻心中的伤痛却并未消失,时时在“痉挛”、“收缩”。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忘不了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那位年老的妇女,手上抱着婴儿,从一间火烧倒塌的屋子亡命飞奔出来,边流着泪边大声嘶喊:饶命呀,我们平民是没有罪的。救命呀!……救命呀!——哎哟!……。她终于不能避免双方交战的子弹,把她和婴孩两个人击成蜂巢似的浑身都是弹孔!然后,活生生倒在血泊中”(《十字架下的手》)。同情人民,反对战争成为云幻诗文的重要主题。我们阅读《无言的吊祭》、《十字架下的手》、《和平几时来》等篇章时,很自然会联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表现战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的现实主义诗篇。时代不同,作家的成就不同,但那颗同情心是相通的,这是中华文化史上极为可贵的忧民传统。
云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当他带着女儿去唐人街看新年时,也希望将自己的这种感情传送给下一代。唐人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外华人的普遍认同。到唐人街去,是海外华人感受中华文化的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是寻根意识的自然流露。云幻把女儿带到那里去看新年,吃中国食品,这本是极平常的小事。可是女儿宁可吃汉堡包而不喜欢吃中国点心的事实,却使他“体会到东西文化的冲击”(《去唐人街看新年》),迫使他思考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如何发展的大问题。他深切地感叹:“唐人街,近百年来还是这么贫血、瘦瘦的街道,实在没有太多的空间来容纳下许多人”(《去唐人街看新年》)。“唐人街并不是真正的热闹”,这并不是真正值得欢庆的繁荣。唐人街上“除了吃的文化之外,还拿不出比较像样的东西来”(《去唐人街看新年》)。
时代在前进,中华文化一味固守传统,那就势必陷入危机。云幻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
“摹拟着李商隐的步伐而来
长长的尾巴后面
五千年的文化
是一种拖累
……”
——云幻:《诗的联想》
诗中的意象,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作家无奈的心态。
三、艰难的艺术探索
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真实体现。当作家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时,其创作势必呈现复杂的现象。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到艺术技巧的运用决不可能是单一的、定向的,往往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会进行各种尝试,其艺术探索就倍显艰辛。
由于命运之神的安排,云幻到了澳洲,到一个与中华传统文化迥异的他乡异域,成为一名移民。他在澳洲整整生活了20年。“移民拍打着浪花前来/用双手的磨损去催生/矿穴临盆一地金黄/电线架从平地支起/象纹茧盘结着掌纹/贯通了乡村城市/文明,就这样倒影至永远”(《南极星空之下》)。华裔移民和其他族群的移民一起,创造财富,为澳洲的文明作出了贡献。很明白,云幻为此感到自豪。另一首诗《史宾威今昔》,既抒写了诗人对澳洲土地的深情,也流露出“母亲的语言在这里流通”的喜悦。这种复杂情感是两种文化撞击与融汇的反映,即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生活,骨子里却依然忘不了“母语”,依然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因子。这一矛盾又常常使人感到惶惑:
“在长不出梅花的土地上
生不生根
都是艰辛的事
……”
——云幻:《诗的联想》
现实使诗人苦恼。“路/还要不要走?/诗,还要不要读?”(《诗,还要不要读》),这种对自己心灵的叩问,实质是对挚爱的中华文化无奈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无奈的矛盾心态下,云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在文化思想上,他认准了“孔子/二千零五百四十年的巨人/依然涉江而来/依然中国的万世师表”(《从曲阜出发的巨人》),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依然将发挥作用,同时,他又勇敢地批判“兄弟阋墙”、“残杀同胞”(《诗,还要不要读》)的历史与现实,热切盼望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在文学理论上,云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认为“文学不能脱离生活”,“不能够脱离现实”。“凭依现实来创作的文学将会更现实更血肉俱全,随着时代的脉搏而呼吸,随着社会的甘苦而甘苦”(《诠释,给你的》)。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其行文走笔多从现实中选择素材,贯彻“我从生活中来,应回至生活中去的理念。”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是有感而发,决不无病呻吟,无的放矢。云幻经历了多样化的工作和生活,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士:有高官巨贾,社会名流,也有平民百姓,草根阶层,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美丑善恶,有着切身的感受,深刻的洞察,因此其作品便成为现实社会,特别是澳华社会的一个剪影。同时,他又不排斥西方的文学理论,书名《那曲线苗条的乡情》便是受西方象征派理论影响的明证。
在写作技巧上,云幻既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白描手法,用简洁的笔墨去勾勒人物形象、社会场景,另方面又注意借鉴西方文学中心理分析的手法,努力表现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一夜情》中张少尉的心灵悸动,《父亲,我们怀念你》的梦幻描写,《和平几时来》中彬的“意识流”,……说明云幻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作出的努力。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云幻很注重意境的创造,如《缘了》就很有古典诗歌的美感,同时又明显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传统,直抒胸臆,感情炽烈。在表现手法上,则努力向西方现代诗吸取营养,《五月诗札》、《被遗忘的终点》等篇尝试用结构的变化,创造新的意象。
总之,无论是文化思想、文学理论抑或是写作技巧,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对作家的影响。《那曲线苗条的乡情》一书,是这两种文化撞击的产物。它反映出作家情不由己的无奈,也表现了作家积极的探索。尽管这一探索,并不是尽善尽美,某些篇章还有些生硬,还有些粗糙,然而,它却是风云激变时代的一张剪影,是现代人生跋涉途程中的一幅速写,它表现了澳华社会中活生生的“这一个”,有血有肉,可摸可触,亲切实在。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那曲线苗条的乡情》的价值就在于它表现了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是可贵的严肃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