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客家圣典》的作者就给自己定下一个非常之严苛也非常之高难的目标，他在“形而上的民系”这一辞条中就这么宣称：“客家文化史，当是这么个民系在惨遭摧残、砍伐之际演绎的，它的神话、传说、典故种种，是给一个几欲沉沦的民系注入的生命的激素，或者说，是刀斧落处冒出的树胶——都是血泪之结晶。因此，追溯这么一个民系的文化史，不可以拘泥于种种的考证。”这一段话，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出了难题，然而，却也揭示出了一部文化史寻溯的线索，不拘泥于考证而作形而上的演绎，从其神话、传说、典故这样的最初的精神材料着手——这一工作，迄今仍没有人去做，一下子，便显示出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见识来。所以，作者又进一步称：“迄今为止，客家研究，从我接触的大量论著、文章来说，还是停留在形而下的阶段，哪怕是对客家精神的研究，也都太拘泥，太‘实在’而失去多少文化学、人类学诸方面的价值。这本是一个气性很高的民系，对其所作的研究，也应有形而上的进发与高度，否则，也便是轻蔑了这个民系。所以，这里从全球的广阔视野中去俯瞰它，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去把握它，也正是要作这种形而上的努力。”

　　这里，提出了“从全球的广阔视野中去俯瞰它”与“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去把握它”两大要求。

　　这两大要求说说犹自可，但真正要做到，却不是那么容易。这需要作者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功力，具有广泛的哲学、史学、文学以及当代众多新学科如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神话学等方面深厚的修养与底气，否则，只能是口出狂言。

　　更何况自90年代以来，客家学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研究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不少也是有突破、有见地、有份量的。历次客家文化研讨会，都有不少真如灼见碰溅出火花来。他们对客家源流的考证与论述，对客家精神的界定与弘扬，对客家文化的发掘与赞赏，乃至于对客家民系的习俗等等，都下了很深的功夫，有着可喜的成果。两年一度于世界各地召开的客属大会，更是对客家的历史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时间并不是很长，加上研究者各方面的局限，近年来，重复的论题已经太多了，新的创见却少见了，有的人甚至标新立异，重复已被否定的所谓“土著说”，不顾起码的历史常识，最终落入极陈腐的历史偏见的泥潭。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客家学的研究已经走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不是就此止步，而是要来一个大的突破，在更新观念、加强调研的基础上，既要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开拓出新的命题，走出一条全新的研究路子来，换句话来说，需要有深邃的历史见识，即史识，独到的历史眼光，同时，也需要更新我们的研究方法，换一种方式去逼近历史真理。《客家圣典》的作者说得好：“我们完全可以恪守对客家人所持的信念与理想的一往情深，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守护在自己文化疆界但又富于开拓精神的民系来说，今天所需要的，难道不正是要对自身更深认识以适应一个开放的世界？”

　　作者正是下决心在客家学研究上走出一条新路来。近30万言的《客家圣典》，不仅凝结了作者近十年来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研究的心血，而且在众多方面，获得了可喜的开拓性成果，把客家学的研究，整整提高了一个重量级，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从而使这么一个伟大的民系，更遍披上人文理想的无限光辉，从而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这个民系，更加激赏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客家文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华彩乐段。

　　可以说，《客家圣典》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有所开拓，有所突破的。

　　首先，由于作者对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的融会贯通，从而把客家学置于宏观的把握中，出神入化，把神话与史迹、典故与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清晰地梳理出了一个民系的精神脉络，赋予源流考证以全新的意义。

　　同时，把客家学的世界性进一步加以了强化，或者说，提升了客家学的世界意义，把客家学置于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的大范畴内，比较、引伸或发掘出其更具现实性全球性的论题来，开拓了客家学研究的又一度空间。

　　在研究方法上，《客家圣典》也提供了不少新鲜的、成功的经验，为今后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下面，我们将这三方面分别加以梳理与评析，以就教于同仁们。

　　一、历史哲学：对一个民系的“精神分析”

　　《客家圣典》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打破了客家学中的历史考据与哲学之间的壁垒，把这一门学科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以精神的源起、思想的发展为线索，以神话、传说、典故等为参照，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重新审视、论证了客家民系的源流，尤其是这个民系精神与思想的源流，从而大大强化了这一学说的理性成份，使之更具形而上的意义。

　　长期以来，客家学的学者们埋头于谱谍、史实的考证、搜集与整理，可以说，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当他们仅仅立足于实证的阶段，而忽略大量的思想材料与精神材料时，却又已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困境。无疑，史料还是可以不断发掘的，虽然发掘过程还在进行之中，还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作为整体而言，其意义也许不是很大了，至于有人简单地将客家属地掘出的文物为证，证明客家人并非中原迁徙而来，则犯了一个起码的常识错误，正如在美洲大陆找到史前人文痕迹，便可以把当今生活在那里的移民称之为土著一般可笑，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史料运用的局限性。一位只会编辑、组织与缝合史料的作者，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认识历史的。正如李大钊先生早在“五四”时期就指出过，历史不是陈编故纸，不是已印出来或找出来的呆板的物据，过去遗留下来汗牛充栋的卷帙册籍，只能算是“历史的材料”，“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

　　客家源流史本就是一部流动的、活的历史，把它固化与僵化，也就不是它自身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有人提出，只有思想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对事件的真正理解与确切的估价才会导致历史的再现与复活，所以，“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而导致了本世纪史学的一场大革命。姑且不论这些提法是否完全正确，但这毕竟打开了一个思路，引导我们去重视历史所产生的思想材料与精神材料，如神话、传说、典故之类，这些，过去在史家来说是不屑一顾的，而今，却可以从中引出震聩发聋的历史结论来。正如不可以把一部《圣经》视为简单的神话，它里面每每包含有历史、伦理、文学的重大内容一样。《客家圣典》正是沿着这一精神的脉络，开始了其荜路蓝缕的艰辛的开拓性工作。可以说，它在以精神与思想，重塑或重新寻回了这么一个气性很高的，形而上的民系。

　　《客家圣典》打破了既往史料与传说、物证与精神材料之间的界限，把所有能纳入历史研究范畴的东西，来了一番重新梳理，对过去客家学研究的“划地为牢”的局限来了个冲击，摒弃了种种学术上的、历史上的偏见，首先去发掘与寻找各种材料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意义，从而高屋建瓴，从精神史、思想史或心灵史的高度上，重新架构一部客家史。

　　我们不难发现，在客家神话与史实当中，事实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葛藤坑”的传说，“孺人”的传说，它可以说是神话，也可以认为它是不争的史实。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发掘在其背后，真实地反映出客家民系发生与演变的历史思想，以及这个民系的价值取向、传统观念等等。而且过去，这个工作只是浅尝辄止，孤立地加以探讨，而不曾深入下去，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

　　我们不妨看看其第一部分“从浑沌到清明；客家神话与一部大迁徙的文化史”的辞条。它从“世界民族大迁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入手，视“五胡乱华”为华夏文明的“死亡之门”，从而引发大的“流人”潮，而在“淝水大战”中来了个“起死回生”，阻遏了北方蛮族的大扫荡，在南方保留了一个又一个的“飞地”：“三大湖”、“葛藤坑”与梅州，从而宣布了客家民系的“创世纪”——这里，既有历史事实，又有神话传说，更有哲理的探讨，使之串连成为一部不争的缀连紧密的翔实可信的历史过程。如作者在本节开头时所说的：“客家人的诞生，也同样滋养着他的梦幻、他的神话……他们深深影响着客家人的传统，影响着客家人处事的模式，尤其是对历史解释的模式。或者说，这些神话本身就是历史，史实与传说，经验与神话，均构成了不可割裂的历史——历史，本身也有其虚与实不同的构成，虚的——思想史，每每更显得可靠，更不可否认；而实的，事件史，反而显得琐碎，飘浮，难以考证……”

　　因此，作者下决心“对既往的神话与传说，作第一次较完善的诠注与阐释，从中发掘出作为一个民系潜意识而存在、恒久的哲理或旨意来。”从而印证产生这些意识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引出一部更为可靠、更为雄辩的客家源流史。

　　他做到了。他在《客家圣典》中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部全新的、在精神上俯瞰历史、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乃至奇书，有了众多可喜的新发现，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的谜团。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也不知道谁有能力这么做，可他做了，敢为天下先，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与胆识。

　　脱离一个民系的精神特质与文化特征，是无法找到这个民系的历史之根的，这是整部《客家圣典》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民系的源流及民系的界定，不在地域，不在物质，而只能是精神，是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其语言载体。客家话的流播与承传，对这个民系自中原到东南迁徙所产生的巨大的凝聚作用，这也是对荒谬的“土著说”的有力驳斥。

　　可以说，《客家圣典》不仅在客家学研究上开了一个“精神分析”的先例，把作者深厚的历史哲学功底运用到了具体的民系史的研究当中；同时，对我国史学、文化学、人类学诸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新鲜的、成功的经验。因此，我们绝不可以低估这部《客家圣典》的历史与现实的价值，以及作为文、史、哲上的重要的份量。

　　二、世界性：开拓客家学研究的又一度空间

　　视野的开拓——无论是横的还是纵的，是这部《客家圣典》又一重要的贡献。

　　《客家圣典》不仅把这么一个民系的产生与发展，置之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上——这已经有不少人这么做了，而是加以扩大，放到了整个欧亚大陆亦即整个人类世界的大背景上。过去，研究世界史的，只知道公元三四世纪西亚与东欧有一个“世界民族大迁徙”，而研究中国史的，也只知道三四世纪东亚有一个“五胡乱华”，却从来没把二者联系到一起。而事实上，东西南方的大迁徙与战乱，同出于一个原因：欧亚草原千年不遇的大旱，也同因为一个民族，匈奴人为寻求新的栖居地，往西及往南发动了战争。往西，则是世界史上的“世界民族大迁徙”，往南，则是“五胡乱华”，从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流动潮”，引发了客家先民的最大规模的南迁，也就是说，客家先民南迁，同样属世界民族大迁徙中的一部分，而一部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如不包括客家先民的南迁，也就是不完整的。

　　而西方的民族大迁徙导致的后果，是古罗马文明一朝毁灭，通向了“死亡之门”。那么，同时在东方，是否也有这“死亡之门”呢？

　　由此，作者引出了令学术界为之侧目的结论：正是由于淝水大战，阻遏了蛮族南下，捍卫了华夏的正统文化，使中国形成南北割据，随即又发生文化北伐或文化返归，从而使华夏文明不曾遭到古罗马同样的命运。在这方面，客家先民的南迁，是有历史功绩的。由于作者拓展了视野，给客家先民南迁以更为重大的、世界性的意义；保住了硕果仅存的一个古老的文明，即华夏文明，使之不曾象其他三大古老文明一样遭到毁灭的命运。西方，正是在这世界民族大迁徙中，陷入千年黑暗王国的中世纪中，而中国，由于古老文明得以维系，随即出现了盛唐文化，以及两宋高度的科技发展。

　　《客家圣典》的作者，专门就此写过一篇论文，从而被誉为第一个从世界史的角度上去研究客家学的学者。此书在运用了原来论文的内容后，仍大大扩充了其内涵，引入了新的史料，使之更充实，也更有说服力。

　　这无疑是开拓了客家学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也更新的空间，提升了客家学研究的世界意义。由此，通过鉴别、比较、分析，势必可以得到众多新的成果来，许多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受到局限、无法解释的，也同样获得宽解。

　　所以，《客家圣典》视野的又一拓展，即把临川文化引入客家文化的过渡地带，相应解决了客家学中许多尚存疑点的问题。

　　过去，临川文化只是临川文化，研究临川文化的人，只留意到临川语系与客家语系有某种相同之处。但是，作为研究客家文化的人，却根本没有涉及到临川文化，从而失之交臂，忽略了临川文化对客家文化意味着什么。

　　《客家圣典》正是从“飞地”的研究之中，发现了临川文化与客家文化的近缘关系。也就是说，从第一“飞地”三大湖，至第二“飞地”葛藤坑，当中存在着一个过渡地带，而这个过渡地带恰巧便是有“才子之乡”、“文献之邦”美誉的临川。

　　著名学者罗常培，很早就认为临川语系，“或许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遗传下来的语言”，并称，“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一半。”这事实上已暗示了临川文化与客家文化的血缘关系。

　　正是从“三大湖”到“葛藤坑”之间存在这么一个空白，也就有人钻了空子，认为客家只是自葛藤坑始的“土著”而无视临川这么一过渡地带。而现在，《客家圣典》拓开了这一空间，论证了临川作为中原文化和客家文化演变的“过渡地带”，整个文化、尤其是语言的传导的脉络也就了然于目，证明客家人的确有着这么一条南徙路线：中原——三大湖——（临川——葛藤坑《石城 、石壁》）——梅州。《客家圣典》这一开拓，显然是很有必要，很有见地，可以称得上是一大发现，填补了空白，其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脱节、孤立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了解决。

　　无论是对“世界民族大迁徙”的补充，还是对临川文化的引入，都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的认识。如果说，把客家学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是“精神分析”的硕果，那么，在具体史料的引入与运用中，仍不乏实证的、唯物主义的力度。也就是说，从虚、实两个方向，不断地逼近了历史的真理。虚实二者，两相映衬，相得益彰，作者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颇难能可贵。当然，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任何一门学问都难以有所拓展。

　　《客家圣典》从思想、史料上的两重开拓，还可以举出很多的范例。例如，作者提出的严肃的“客家式命题”，就足有几十个，这也是没有提炼出来过的带有哲理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大人文科学的命题。正由于世界性的视野，才有客家人与犹太人在“主客意识”、“义利之辩”以及“用钱赎买自由还是用血抗争”等方面的比较与辩识；正由于对历史深度的发掘，也才有从两晋的庄园、坞堡到客家土楼、围屋作为物证的综合与分析……一句话，这一切，都是前人所未提出过或者未能意识到的，这就不能不让人叹服作者的眼力与功力了。他不仅提出来了，而且作出了令人惊叹与信服的解答；当然，你可以反诘与质疑，但是，没有深思熟虑，是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的，恐怕，对任何质疑，作者也已作了反复的思考并且一定能作出有力的反驳。他有这个准备。

　　三、独辟蹊径：对历史真理的逼近

　　对“葛藤坑”传说，《客家圣典》则置之于客家人“创世纪”这么一个认识高度上，从而引出了对作者研究方法上的关注。无疑，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其与众不同。

　　确实，在这之前，“葛藤坑”传说，已经为不少客家典籍及引文反复引用过了，但是，从没有人像《客家圣典》如此深入地、反复地发掘出其间的多层意义。

　　首先，是把这一传说置于宏观历史的过程之中，这才有“创世纪”之说的定位。这是一个客家人因葛藤悬于门楣而最终得到拯救的故事。这里包含有食物的拯救作用，避开灭族之祸的拯救作用，以及特定区域作为避难所的拯救作用，如作者所称：“如同《圣经》中的神话一样，虽说每每只有一段话或一个小故事，却掺揉有很多道不清、说不尽的文化意蕴与历史经验……”

　　除开“创世纪”的意义、“伊甸园”的意义外，从农妇背负侄子而手牵年弱的儿子这一条，也把客家人的重血统、重伦理的特性揭示了出来，同时，其主角是位女性，由女性来拯救这么个家族乃至民系的“女性神话”，更是葛藤坑传说的又一重意义。

　　《客家圣典》中，就这么一个几百字的小故事，发掘出十几层意义，乃至用以概括客家人的高贵、忘我精神。应当说，在研究方法上是足以教人耳目一新的，当然，他仍称：“关于这个传说的文化意蕴，我们仍只破译了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有待后来的客家学者们导索、探究……”

　　任何新的研究方法，都是对既往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模式的一次突破。成功地对前理论阶段的神话的内涵加以破译，务必对其与语言、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关系尽可能作出全面的探讨。一个神话传说的历史定位、文化内涵的认定及发掘，需要综合各种学科的知识与成果。可以说，葛藤坑神话，正是客家人把握外部世界及自身命运的思想的外化，所以才浓缩为几百字又无法说尽，从而成为客家民系发展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小小神话，就这样渗透了一个民系的历史、伦理、精神以及其它。可惜，作者尚未完全搜集完整所有的客家神话，否则，必定有更多的新发现。

　　但不管怎样，《客家圣典》已经相当成功地运用这一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或者说，连缀起了一部客家文化史来。如在“客家女：女性神话及其现代阐释”中，他勾勒出的“葛藤坑农妇——刘三姐或刘三妹——‘孺人’——大脚蛮婆”这一客家女的历史线索，让我们读到几乎是全部的客家女性及历史上的客家女性的动人风貌，这在任何研究客家女性的文章中都是没有过的。包括“客人开埠：凄苦的过番谣与金山神话”，也相当清晰揭示了一部客家人在海外的开发史及其百折不挠、无处不立的开拓精神。这一切，都有了理性的升华，让人们对客家民系各个细部都有了深刻的同时也是具体的认识。

　　正是《客家圣典》独有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式，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乐而忘返，从中获取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知识、学问以及情感和智慧，心灵被浸润乃至受到极大的震撼，到最后，油然而产生一种神圣、崇高的感觉，为之景仰与激赏。

　　这，正是“圣典”之所为圣典。

　　应当说，这洋洋30万言，读下来，一点没有做学问、讲道理的枯燥与乏味，作者运用了众多的文学手段以及艺术手法，使全书几乎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主人公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民系，而反复的咏叹及文笔的机智与优美，又使人觉得是在读一篇篇妙语连珠的历史散文或哲理散文，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完全可以称这部《客家圣典》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一部融文史哲于一体的长篇纪传体作品，其传主便是客家人。当然，我们也许毋须界定它是一部学术专著还是别的什么，一部好书，它可以什么都是，在方方面面都能给人以启迪，例如《庄子》，文史哲不分家，却又充满了寓言式的警喻，汪洋恣肆，文彩斐然。显然，《客家圣典》也正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承继，所以也写得如此五彩斑澜、浪漫潇洒，机趣横生，表现出一种独有的艺术风格。

　　著名评论家陈美兰在谈及《客家圣典》作者的另一部论著之际，曾这么说过：“当我们看到了谭元亨以其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的知识来阐发他的研究对象的创作意义的同时，也会真切地感受他作为一名作家……那种知人论事、谙熟艺规、独识机杼的优势。他的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的理论阐发，极少空论，而是通过作品和艺术形象相当生动细微的艺术化分析，去获得理论性的结论……其论述不仅见解精辟，且情浓意切，文词酣畅。无疑，这是溶进了论述自己在这文化氛围中的真切感受，使其理论著作渗透着艺术情感的光辉……”

　　《客家圣典》不也是如此吗？

　　也许，身上亦流淌有客家人血脉的作者，正是用客家人那种“天放的精神”，在这部圣典中浇铸了自己全部的热情，所以，才教它如此感情激荡，振奋人心。

　　由于《客家圣典》独特的写法，超于一般的学术专著之外，对其流播，显然也会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了，但是，它对于当前学术类作品的枯燥、单调、苍白与乏味，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么？为什么我们的理论著作，就不可以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生动而又机智的写法，多一点文彩呢？中国传统的文论，难道不一样很有文彩，很讲究韵律与风味么？

　　凌云健笔意纵横。我们渴望多一些这样既有创见，不拘陈说，而又富于文彩、生动形象的学术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