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罢《湖上女人》，眼一天都是湿湿的，泪水掉不下来，却怎么也干不了，妻子还以为我有什么心事，问个不停。我也不知怎么说好。那种深及心底的哀痛、悲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尽的。

　　柳明写的是我的半个故乡——英德，我母亲的老家，客家人的聚居地，我一生中，至英德不下数十次，那里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师长与学生，当年，舅舅一家被清洗回乡，舅公也到了就近的五七干校，我同小姨一道去探望过，那种悲苦、苍凉的情景，30多年之后仍历历在目。柳明的笔下，竟再现了当年的情景，能不让我读得心碎么？

　　我那部近150万字的《客家魂》，正是以英德为背景展开的，写到了外公家那么一个名门望族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遭际，其中50万言的《客家女》更是写到这个家族的知识女性。而《湖上女人》，写的却是另一类型的客家女性，沉吟良久，我猛地醒悟了过来，柳明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胼手胝足的女子，正是处于原生态的客家女，她们天真未凿、纯朴天然、默默随着大自然与人间加在头的苦难，却仍顽强地支撑着“半边天”。与我的《客家女》相对比，回忆我曾在英德的岁月，我更觉这类形象之真切与可贵！

　　当我读到柳明书中所写的客家人“长年累月的坚忍”，“耐劳、耐苦、耐饥、耐寒、耐贫、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令不明真相的人们看着心动，却令熟知、深知它的人们哀伤的美……”，我就不禁想到我的客家母亲，那在非常岁月中凄苦的坚守……

　　今天，作为一位客家文化研究机构的成员，我很在意一部作品中的“客家味”，尤其是一部长篇中所表现出的客家味。我想，这客家味，不仅仅是一种乡土特色，不仅仅是民俗方言，更重要的是，渗透在作品中客家人的情感、心态、品性，那浓得化不开的客家民风，尤其是他们的处事方式、思维模式，那在无情岁月中锻击下仍恒久不变的、无法移易的人生信念——要表现出这种客家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须把自己的血肉与客家人交融在一起，所谓“血乳相融”才行。柳明是做到了。

　　我是在《湖上女人》中诸多人生、哲理的思考中，读出了客家人的思维模式的，正如前边所引的那段文字一样，后边，也许我仍会忍不住引用类似我所珍爱的段落，没有客家人的情怀，是难以写出那样的文字的，也写不出这部让我动容、渗泪的长篇来。

　　

　　　二

　　柳明不是客家人。

　　这是否会引起《湖上女人》可属客家文学的争议，且按下不表，连我这个还有一半客家血统的研究者，迄今身份也常常受到质疑。不过，纵然柳明不是客家人，可《湖上女人》的客家味，也当是原汁原味的，如我所悟，是原生态的。这再争执也无法否认。

　　柳明原籍扬州，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是约40年前来到广东的。《湖上女人》写的正是她作为“四清”工作队“进驻”客家乡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她就是这么与客家结缘的。如她所称的，其生命的觉悟，正是从这客家乡村的穷开始的；而人性的觉悟，则是从当年的“左”（或可译为横暴、专制）开始的。为此，她成为“文革”后，可以称得上是“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八十年代初，她是参与创办《家庭》杂志的主要成员之一，她是前任《家庭》杂志总编辑，《家庭》在大陆发行量一直位居前列。而她致力创作的一系列关于女性的作品《南国女性》、《南国佳人》、《羊城十二钗》，则一直在张扬女性的自立、自强、自司的精神，在我的书架上，则一直有她的书——虽然我一直不认识她，只是心仪很久。在这些作品中，她均努力在表现女性如何在磨难中思考，在奋进中思考。包括这部《湖上女人》其题词也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几个不幸的女人，她们是我心中永远的爱与痛。”

　　如果说，《湖上女人》与她前边几部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前边几部尚停留在报告文学的即时性或新闻性上，大多表现的是新女性的觉醒，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当然无可非议，而且这类女性主义文学现在不是多了，还是太少了。但是，《湖上女人》则深入到中国女性、尤其是客家女性的历史文化渊源之中，深入到几千年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女性心理的特质之中，深入……到如前所述，真真正正的原生态的客家女性的方方面面，因而更有文化价值、艺术力度与思想深度，是她在女性主义文学中迈出的一大步。

　　也正是她在这方面的出色表现与深远的影响，她才为当年克林顿总统夫人、女权活动家，今天的议员希拉里的邀请到了美国。说起来，这部《湖上女人》的初稿，正是完成于北美的。我想不同的文化氛围，在比较鉴别，当更让她对自己在客家乡村的经历有新的感受，从而推动她致力于这么一部——作为她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写出她“心中永远的爱与痛”。

　　她说：客家女人很苦。

　　写客家女人也一样苦。

　　可她毕竟在苦涩的泪水中，“泡制”出了这么一部饱含悲悯情怀的力作来。

　　

　　　三

　　一闭上眼睛，那些个悲苦、凄凉的客家的“湖上女人”，便一个个在我脑际中出现：石妹、阿花、仙娣、凤娇，乃至哑巴阿妈，等等。她们各自的命运，无不让我心头滴血，我知道，这太真实了，绝无虚构的成份，正是这种真实，方可让人震撼。

　　最早“亮相”的石妹，是工作队的“根子”，当是一种幸运。可她个人的命运又如何呢？原来，她来到湖上生产队，已是二嫁，原先的男人嫌她不能生仔（男孩），有了两个妹子，大跃进的转年，把她休了。她带着大妹子阿彩回了外家，后独自嫁到湖上，嫁过来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把阿彩带上，阿彩只好留给了叔公带。小说开篇不久，石妹顺便下山看这位女儿，阿彩一激动，羊痫风病竟发作，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好不容易才救醒过来。

　　这时，主人公、工作队员俞林方问上一句：“阿彩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的？”

　　石妹顺口说：“我嫁到这里的秋上。”

　　平平淡淡的一问一答，“顺口说”的时间，却让人感到背后的无奈与心疼。

　　阿彩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书末……

　　而最让人心疼的，则是阿花。

　　作者用了最美丽的笔触，去描写这位寻常而又不寻常的客家女子。她的健康、她的开朗，她的刚烈，无不令人扼腕。而她的命运，她的不幸，尤其是一封信的头与尾的颠倒，竟让她生命发生的逆转，爱情的无法挽回，最后竟嫁给了一个性变态的男人……

　　阿花有句客家人爱用的口头禅：“冤枉”。这二字远远不只字面上的含义，它即包含有鬼使神差、灾难、错失，也包含有无奈、认命、阴差阳错……我这里无法说得尽。这二字，当是命运的一种表述，如书中所写“酸涩的心里又浮上那句话：就这命，认了吧！”“人强，强不过命啊……谁拗得过命？”

　　当作者用最深情的笔触，用最美丽的字眼，去抒写她的心灵，去描绘她姣好的身段之际，“红颜薄命”一词却不禁在我心中浮起。是的，我在不少小说、论著中讴歌过客家女美好的品格，她们能干、活泼，她们健康、刚毅，可她们却不配有好的命运。阿花的悲剧，正是在中国这近几十年间又沉渣泛起的严酷的封建观念——“男女授受不亲”下，“死于理”。在她精心绣制红腰带之际，我还以为她对生活还充满了憧憬，没想到这竟成为她诀别生命之前的火花一闪。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她用红腰带附石投江之际，俞林的哀叹：“这个明事理、能干、模样也出众的阿花，太自尊也太烈性，她不像许多农村女人那样认命。她要认命，老老实实认命，也许不会走这条路”，实在是发人深省。

　　然而，不正是在阿花身上，闪耀出客家女人“最鲜亮”（俞林语）的光辉么？这位读过一点书，在这原始的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女人，身上有多少原生态的、朴质可贵的、令人感奋的东西呀！

　　写到这里，还真忍不住要学阿花大叫一声“冤——枉——”，去品味其间复杂的、悲怆的情感。可一切已无法挽回了！

　　阿花如此，16岁便被迫与哑巴圆房的仙娣的情感悲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开始，她就担心“娘家”的成份对自己的影响，一旦有俞林的支持，她也敢于“抗婚”，不愿与哑巴“圆房”，而且有了心上人。但最终，她还是逃脱不了命。

　　可悲的是，逼使她“圆房”的，竟都是一批善良的乡亲。“他们把我和哑巴锁在屋里头……”半句话，包含着怎样的惨剧，一种怎样的原始的野蛮来。

　　连俞林对此也无可奈何，“她怎么能救仙娣呢，没办法呀，所以她没回答，只是把仙娣搂得更紧一些。”又如作者所写：“俞林怎么能改变这现实呢，她不懂伤只有等时间去敷平的道理，只好这么去捱漫漫人生了。”

　　末了，当仙娣怀了孕，俞林也只有这么想：还是那句话，让时间来帮助她吧。将来做了阿妈，心全让孩子扯着，也就什么都过去了。

　　就这么认命——与阿花以死相殉，以全所爱的人的名誉，这也许同样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可到了这时，当了母亲果然便一了百了么？

　　这又让我回到了小说的开头。

　　从来没接过生的俞林，竟遇上了身为残疾的凤娇生孩子，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很重的笔墨，去描写了这次非正常状态下的分娩与接生。我在《客家女》中也写过客家女一人在山巅上的自我分娩，但惨烈、痛苦的程度，却远不及《湖上女人》的十分之一。

　　这里，我都不敢再录书中的描写了，读罢，似乎领悟了作者的潜台词：这哪是人在分娩呀，这场面，比“狗窦”还不如，一个残疾人的怀孕，本就是很残酷的事，在身体残缺下的分娩，就更是百倍地残酷，一如作者所哀叹的：“对女人来说，尤其是农村女人，生孩子这关也不易过呀，老人说‘生孩子和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纸’，在农村，尤其是凤娇，这话说到点上了。”“生命本该因其难得而珍贵，孕育生命的母体更为神圣。但事实上，在这些地方，生命得不到‘安全通行证’，孕育它的母体又是这么的低贱……”

　　我想，作者在开篇不久即刻意地描述这一幕，当是全书的一个象征，象征著书中所有女人无可躲避的不幸。

　　谁躲得过呢？包括“位尊”为工作队员的主人公俞林，书末的命运，也是被两位“左派”押解回原单位，等待她的只能是种种横逆与打击……

　　

　　　四

　　说到“左派”，说到“批斗”这样的当年政治术语，则不能不说出我刚刚打开这本书时的担忧，因为，这毕竟是第一部描写大陆最为重大的运动，也是“文革”的前奏——“四清”，很多人，是必会把它写成一场运动，一场政治闹剧，如果那样，就索然无味了。

　　读下来，我暗自庆幸，这本书并没有这么写，没有具体写“四清”中的什么“下楼梯”、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洗手洗澡”、什么“四清四不清”，以及写什么揪斗走资派。

　　——经过这部历史的人知道，“走资派”一词正是这个时候早已提出来的。作者只是本根本原地去描写客家山村的生活，在政治斗争上着墨不多，虽然每每都教人心惊肉跳，仍然显现在读者面前的，还是一幅客家乡村的风情画。作者着力于对人性的发掘，对压抑的人性、扭曲的人伦，作了充分的暴露与揭示，引发读者的深思与追问。

　　这里，仅提一下作为客家乡村的男性中心的两个让人久久无法忘怀的人物。

　　作为石妹的老公，被湖上人称之为“聋牯”的祈昌，他之所以接受二婚头的石妹的一个条件是“坚决不让她带阿彩过来”，因为“他要是收下阿彩，这是一条命，可收下了，口粮哪里来？她不是湖上人，湖上没她的粮；她什么也不能干，挣不了工分。没口粮，没工分，一条命怎么活？他想的都是最实际不过的。”

　　正是贫穷，逼得他这么绝情：“现在他们把阿彩背回来了，他觉得平白丢了脸。”他的人性之扭曲，正是表现在这上面。可是，当他一见到阿彩犯病，濒临死亡之际，他却“大步出去，没多大工夫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捧着一大把青草进来，抓起一撮连根带叶填进嘴里嚼，嚼烂了吐出敷在阿彩烫过的地方。”

　　此情此景，令石妹不由自己给他跪下，他却冲着石妹吼：“你做什么？”

　　作者接着写道：“这个倔强汉子，粗糙的胸膛里，那颗心和所有阿爸的一样，都是柔润、鲜嫩的肉生成的。”这个家里的“大疙瘩”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悄悄化解了。

　　看得出，作者是很心疼笔下这位“聋牯”的，在先的不近人情，在后的人性复归，笔笔都写得丝丝入扣，感人肺腑。人的本性，就这么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陡地闪出了光辉来——这便是客家男人！

　　那么，另一位刘启耀，则更发人深省。

　　刘启耀是队长，为队上的生产，没有操碎心，干起活来，“麻利又漂亮”，“是个能人”，是个有里有面的能人。可一到了政治层面上，却又凸现出了那样一个时代的荒唐来，让哑巴与仙娣“圆房”且不说，那个湖上学习毛着现场会，更让人啼笑皆非。而他主动交代“四不清”问题，自认有五百元经济问题，考虑的是：“与其让社员把自己‘胜利’了，不如自己‘胜利’了自己，这样可以争取到‘减、免’，由‘四不清’马上变为‘四清’，而且还会受到表扬。”这正是那个年代的思维逻辑，敢于暴露自己，暴露的问题愈大，就愈忠诚，没问题也得说有问题。结果，闹得人心惟危，“怕工作同志挨个逼追”。刘启耀这么做，道理更在于“湖上在大队一直是先进，有声有势，没落后过……现时这么无声息，他忍不住了……”

　　他这么一交代，把老婆阿水也吓坏，忙对工作队称：“别信我老公的交代，他说是什么考验，什么什么政策，这些天，他见工作队没什么动静，没免他，急了，两天没吃一口粥……他没‘四不清’啊，这个打靶鬼……”没犯事，却怕不受处分，如此有悖常理，在今天实在是不可理喻。可见当日人性被压抑、被扭曲到什么程度。笔者是见过“四清”运动中逼死人的惨剧的，纵然那时自己年龄还小，仅是中学生，刘启耀此举后果如何，则难以想像。

　　

　　　五

　　大水吞没了全部的稻田，阿花附石投江而死，惨祸一个个接踵而来，然而，客家人仍那么安然地面对命运，“湖上人们的心已从凶猛的龙舟水和阿花死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不是他们无情，而是因为，贫穷让他们不能没完没了地回味过去的灾难，贫穷逼使他们要对付着眼前。这怎能有心情，又怎敢扯着过去的灾难不放呢！贫穷能让人健忘，似乎也能变得宽容。”“活着的人总有活下去的理由和办法，总之，湖上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读到此，我们只有喟叹，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作者在贫穷、苦难中，也总能发掘出人性的美、生活的美来，所以，她笔下不曾有绝望，尽管仍有无数的无奈，上边一段话，表现的不仅仅是客家人的坚韧与坚忍，也同样是作者自己的坚韧与坚忍。

　　我们在书中，还可以看到，既便在苦难中，客家人仍少不了欢乐，少不了憧憬。尤其是收获的季节里，“早饭后阳光普照，空气乾燥得细听能隐约听到成熟稻穗一丝丝的炸响。老天作美，收割赶上好天气，看得出，湖上的男女老少心情都不错，因为这样的好年景在他们记忆里不多。对于农民，农业丰收就是幸福。”作者尽情地描绘了这幅“贫穷农村的欢乐大写意”，从清晨到夜晚，村子里喧闹的人、牛、猪、狗、鸡……

　　作者笔下的乡村景象，也同样是原生态的，朴素、平实、和美：种绿肥，收番薯，到处支架起筐箩，弥漫着香甜……“这可乐坏了妇女们，洗衣服、洗头不再愁没肥皂；豆腐水不但去油腻还有股子豆香，洗过的衣服散发着甜丝丝的好味道……”“山区深秋的晚风从空荡荡的田野吹过来，人们的心里象秋高气爽的天空一般宽畅。”一如作者借主人公的感受写下的：“对于眼前的一切她感到很诱人和迷人，觉得有种文学意义的美。不过她知道这种在城市人眼中非同寻常的美是由农民长年累月的坚忍凝就的……”

　　那位残疾的凤娇，在艰难中生下了孩子，拢共才吃了不到20个鸡蛋，5碗米酒，还是没姜醋的，可奶水却胀鼓鼓的，真“是天养人”！

　　这样的描写与抒发，在书中比比皆是，总是不断地扣动读者的心弦，作者俯瞰众生，那种悲悯、宽厚的情怀，总是不自觉地在笔端流露出来。我想，这不仅仅是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博大，更有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深切的关怀，能这么写下来，记录下来，便是一种叩问，一种追寻，因此，也就是希望，正是在这种原生态的美，会很快让生活在贫困与苦难中的客家人，不自悲、不自虐，从而永远在希望中奋行，争得自己的明天。

　　

　　　六

　　这部《湖上女人》浓郁的“客家味”，还在于贯穿始终的客家民俗风情的描写，以及客家方言与熟语的运用。

　　春节来了，家家开始准备年货，作者细腻地写到他们如何用粳米和糯米搓揉成丸球，加上花生碎末，做出各种图形，里边捏上个什么花呀叶呀——这便是客家人好吃的丸子。还有用蕉叶蒸糍粑……书中写到大人的忙乱，小孩的偷吃，饶有风趣。

　　还有晒番薯干的描写，等等。

　　而对客家方言的运用，作者则是下了功夫的，在书面语言上，她用的是普通话，而人物的口头语上，她尽可能用的则是客家话，不过不是不加选择地用，而是用那些读者基本上能看懂、毋须加注的客家语。这，使整部作品的客家味更易为人所接受。

　　读罢 ，我觉得，在作者使用的客家方言与熟语中，有如下两种类型。

　　第一类型，是不经意的、随手拈来的，是自然而然地使用上了的。

　　例如，书中常用的淋菜（浇菜）、担水（挑水）、割禾（刈禾）、转来（回来）、胀气……等等，是习惯用语，包括“冬至大过年”，一眼就可以看懂，颇有生活色彩，没有任何刻意，修饰的成份在内。

　　第二种类型，是作过选择，乃至于提炼的，用起来比较讲究，甚至有一唱三叹的意味。

　　首先，当是前边提到的阿花常用的口头禅“冤枉”，里边实在包含有太多的意蕴了。

　　还有，湖上人常用的“打靶鬼”，内涵也相当复杂，不仅仅有“该死的”意义，也有痛惜、恨铁不成钢的味道，甚至更多。

　　可以列举的，当还有“找数”（抵押、赔偿）、阴功（作孽）、衰鬼（坏种）、不适（不舒服）、照镜粥（水汪汪的粥）、吃昼（吃午饭）、死去啦（跑开了）……等等。

　　还有鸡行（母鸡）之类的用语，以及人物的称谓，阿妈、阿爸、小名，聋牯、石妹、阿耀……等等，都很有客家地区的特色。

　　愈有地方特色，才愈是“中国化”或“国际化”，这当是不争的事实。在方言的运用上，自古以来不少作家都作了成功或不成功的尝试，在广东，如陈残云对广府方言的运用，堪为典范，作为一位从外地来到广东的作家，在客家方言的运用上能这么下功夫，的确不简单。

　　　七

　　《湖上女人》读毕，我立刻联想到了海峡两岸业已出现的同类作品。

　　70年代在台湾出现的谢霜天的《梅村心曲》，紧接着，第二部，则是大陆这边著名作家白危的《沙河坝风情》。这三部作品，都同样具备客家民系或族群的原生态的意味，乡土味都一般浓得化不开，都有“让读者在富于乡土气息的生活描写中领略与思考传统精神的淳美”（温儒敏语）；都写了极为典型的客家女：林素梅（《梅村心曲》）、四喜妹（《沙河坝风情》）与阿花、石妹（《湖上女人》），而且，都一般与所谓的“现代社会生活”拉开距离——仔细探讨这些共同的特点，相信会对“原生态”的文学批评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有谁对这三部作品认真作一次比较，相信会有更多的启迪与获益。

　　生态的诗意当会永远留存下来，但原生态的蒙味与野蛮，却不应当再继续了。凄婉动人、笔触清丽的《湖上女人》，在继《梅村心曲》与《沙河坝风情》之后，为我们再现了客家山乡的遥远而又近即的岁月、苍老而又年轻的生命，燥动而又宁静的心灵，凄美的女人与粗犷的男人，让我们多少知道历史仍在前行，更让我们多几分坚韧与坚忍，不曾泯灭眼里所憧憬的未来，至少，会使自己的灵魂生动与飞扬一些。

过去的总会过去，该到来的总归会到来，只是，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春天却不会仅有一次——这便是三部客家原生态作品给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