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汉详，韶关学院教授、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资平是广东省梅县人，家在城东“留余堂”，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创造社元老，一生著作颇丰，单就小说而言，就有长篇二十多部，短篇四十多部。他的小说，特别是早期的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社会画面丰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其中关于客家人生活的描绘，可说是相当精彩的篇章。

　　张资平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冲积期化石》（1922　上海：泰东书局），这也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归侨韦天厂及其子、留日学生韦鹤鸣。韦天厂的家乡是“大庾岭的南麓，广东省东北境”的一个村庄，而粤东北正是客家人的聚居地，是客家人经过千年迁移后的落脚点。这是贫瘠的山区，“有几位先觉者，晓得这村里的生产，终究不够一村的消费，所以他们就冒险先登，跑到南洋爪哇一带去，把带去的银子，换了几百倍的金块回来。引起村中一班少年的注意，都争先恐后，渡过南支那海，到澳洲和亚细亚洲交界地方去荜路蓝缕，做英吉利和荷兰国殖民地的开辟功臣。”书后所写的，正是客家人下南洋的原因和情景。客家人南迁到达赣南、闽西、粤东和粤北一带以后，人口渐繁，生齿渐多，虽曾在清初乘“湖广填四川”之机迁走一批，终究人口压力太大，赣南、粤北相对而言，温饱还不成过大问题，而闽西和粤东是山多田少，人多地少，“鲜粥都没（音m）得食！”中国北方农民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模式，对于呆在乡下的粤东北和闽西的客家人来说，只是个梦。于是走了一千多年的客家人又只好继续走下去。南边有肥沃的平原，可那是福佬人和潮汕人的生存空间，何况福佬人和潮汕人也在走南洋！走南洋能发财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历尽艰辛，备尝苦难。“因为天厂和他的东家，订了三年的关约，虽然听见爱妻长逝，独子无依，也不能马上回家，只写了封信回来，把鹤鸣托给他族中一位堂兄抚养。他每月由暹罗寄些钱回来充鹤鸣的养育费。”天厂是在南洋教书，不是做苦力的，生活尚且这样无奈，一般的侨工就可想而知了。尽管飘洋过海的生涯充满了苦难，但也给闭塞山村的客家人打开了眼界，作为有知识的读书人，天厂自然更有受益。他回国后，在村里开办私塾谋生，他“没有进过师范学校，也没有研究过儿童心理学”，但他却抛弃了传统的教学方法，而采用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他“晓得政府靠不住，社会靠不住，国家的法度也靠不住。他受了政府的虐待，社会的虐待和国家法律的束缚，所以他不愿再看他的儿子和学童，蹈入他的覆辙。他觉得他的最重大、最神圣的任务，是拿一种超乎政府、超国家、超乎这樊笼的社会之上的教育方法，去训练他的儿子和学生。”戊戌变法后，他马上不教四书五经，改教他过去苦心自学的《郡国利病书》、《瀛环志略》和《数理精蕴》，向学生传授时尚的国际政治、世界地理和数学知识。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余波所及，竟然让远在京城万里以外穷乡僻壤的私塾先生得到感应。如果天厂没有出过南洋，他很可能对变法深恶痛绝，对变法的流产幸灾乐祸。但天厂是归侨，是见过世面、接受了海洋文明熏陶的客家人。韦天厂后来支援鹤鸣和村中少年赴日留学，也是他对西学东渐的积极回应。张资平正是通过韦天厂这一归侨的思维及其言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广东社会生活的一些片断，对侨乡的客家人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态度作了相当精彩的描述。

　　张资平笔下写得较多的还是客家妇女。且看短篇小说《梅岭之春》中的客家山村：

　　村民都把他们的秧种下去了。

　　岗下的几层段丘都是水田，满载着绿荫荫的青秧。两岸段丘间是一条小河流，流水和两岸的青色相映衬，象一条银带蜿蜓的向南移动——

　　她的母亲一早就出去了，带一把砍刀，一把手镰，一条两端削尖的竹杠和两条麻索出去，她的丈夫也牵着一头黄牛过乡村去了。她没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亲——其实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里采樵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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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村景伯母，肩上担着一把锄头走过她的门首。

　　这里面写到三个干活的农民，其中两个是妇女。在粤东客家农村，从传统社会到现在，妇女是主要劳动力，所谓“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几乎都是以妇女为主：

　　春水来时正是插秧的时候，裤脚高卷至大腿部，走进田里时泥水高及膝部，或竟涨至大腿部，雪白的一双曲线美的腿、膝、胫等都毕露出来，泥臭和水的污湿浸渗至腹部来。黄昏时分放了工回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又要为丈夫为儿子的事情忙个不了，喂乳、挑水、劈柴、洗衣裳准备明天一早拿出去晒。等到家庭的事清理好时已经十点十一点了，有时为小孩子缝补破烂了的衣裳，就要过十二点后才得睡。睡下去后还有丈夫的歪缠。

　　长篇《最后的幸福》中的描写，正是客家农妇平常一天的工作流程。

　　客家妇女的勤劳是举世闻名的。因为历史上经历了万里迁移，现在又要下田干活、上山砍柴和挑担赴圩等，所以客家妇女几乎都是天足。长篇小说《飞絮》中的外祖母，在雨天到女儿家去，赤着脚走路，老太太六十多岁了，“但她日行三五十里山路并不算什么一回事。”在传统社会的中国，小脚女人几乎遍及全国，以至外国人一直误以为旧时的中国女人都是缠脚的。在封建礼教的笼罩下，国人也以女人裹脚为美，所谓“三寸金莲四寸腰”才算标准的美人。清朝某个文人还要一手把玩女人的小脚，一手抓毛笔，据说这样才能写得出好文章。按封建礼教的尺度来衡量，大脚的客家妇女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了。其实“山高皇帝远”，粤东山乡的妇女不裹脚，谁也无可奈何！想当年民国政府曾经不知花了多大力量来推行“妇女天足运动”，而客家妇女早就走在时代前面了。就是这些所谓“不守本份”的客家妇女，成为客家民系的亮点之一。

　　张资平下的笔墨最多的，还是描写客家妇女的不幸和灾难。短篇小说《梅岭之春》中的保瑛，因为家穷，从小就被送去当童养媳（客家话叫做等郎妹）。保瑛长成怀春的少女时，夫婿还是不懂事的小男孩，保瑛恐惧“十八娇娇三细（岁）郎，夜夜抱汝上眠床”的生活，于是求得在娘家县城小学读书的机会。小学毕业后，为推迟到夫家去，她又要求上中学。为以亲戚身份免费进入教会中学读书，她便住进远房叔父吉叔家中。吉叔夫妇性生活的声波，使早熟的保瑛产生了性的愿望，在叔母逝世后，经不住吉叔的诱惑，年幼无知的保瑛就与之同居并怀孕。犯了乱伦罪的吉叔始乱终弃，为逃脱惩罚，一个人跑到南洋去，被抛弃的保瑛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到夫家去当农家妇，总算婆婆还较开明，生了小孩的保瑛就成天抱着孩子往南天呆望。

　　如果说保瑛的结局只算是悲凉的话，那长篇《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命运就是十分悲惨的。二十三岁的美瑛因为在择偶时过于挑剔错过了婚嫁的黄金季节，在乡村被讽刺为老处女，精神压力很大。她喜欢同村青年阿根，可阿根家太穷，她的母亲不肯答应，失意的阿根便离乡去了南洋。高不就的美瑛总算得到一个店员杨松卿的追求，两人刚进入热恋阶段，但这时她那在缅甸发了财的表哥士雄丧妻后想娶她续弦，望着“两对金手钏，四个金指环，——其中一个是镶有红玉的，一个是镶有金刚石的”的彩礼，她就忘了士雄的缺陷：三十七、八岁的年龄，有个十六、七岁的儿子，身患重病又有家族病史等等，而急不可待地嫁给了士雄。情场失败的杨松卿，也便跟水客去了南洋。美瑛婚后，士雄早被烟酒色掏空了的残躯无法满足她的要求。衣食虽然无忧但却在性饥渴中煎熬的美瑛终于难耐寂寞，她于是和妹夫黄广勋发生了私情。在丈夫去了缅甸后，这私情被前妻的儿子阿和发现，阿和粗鲁而丑陋，早就垂涎后母的姿色，便乘机进行要胁占有了她。士雄之后叫她和阿和一起到南洋去，旅途中她碰见回乡后再出南洋的杨松卿，旧情复燃，杨松卿终于得到了她。美瑛到缅甸后不久，丈夫因病去世，她便跟了杨松卿，谁想到杨松卿是靠帮日本人贩卖假币谋利的不法商人，且身患可怕的梅毒，当给杨开车的车夫，美瑛的同村青年阿根把实情告知美瑛时，她已病入膏肓，不久便含恨去世。

　　美瑛和妹夫的私情一直没有被族中众人所知，若被暴露，那她可能不是病死于南洋，而是在乡下就会被折磨而死：

　　村里邻屋的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了。她的丈夫赴南洋做生意，一去三年并不回来看她，她就和村里的一个少年发生了恋爱的关系，到后来给她丈夫的族人发现了，就按村中的习惯把她捆缚在一个石柱上。凡是族人在她面前走过去的都可以提起鞭子来抽她，平日恨她的人竟有用锥子去刺她。妻有外遇，丈夫的族人是有这种特权的——任意鞭挞那个女人的特权的。美瑛曾目睹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邻屋的那个女人给几个残毒的老妇人——平日对她有仇恨的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

　　这是多么残忍的画面！客家人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许多优秀传统，但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例如对妇女的礼教压迫，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不受惩罚，女人却只能从一而终，若有违犯，必施酷刑。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张资平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不幸的客家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张资平笔下的客家人物系列还有中学教师、中学生、留学生、牧师、牧童等等，总的来说，人物较为丰满的是妇女商人和教师。在写到牧童（客家话称掌牛阿哥）和童养媳（客家话称等郎妹）时，字里行间泻染出受难少年的辛酸：

　　牧场的青草渐渐变了黄色，溪里的水面也渐渐低下去了，太阳的光线也渐渐减了强度，发射出一种黄色寒光，吹来的风也渐渐冷了。散在牧场上的黄叶，随着这阵冷风，在空中翩翩的跳舞。几株只有枝，没有叶的枯树，投影在牧场上，比原树加长数倍。几头黄牛也觉得风寒，“哞唏唏”的催他们的主人快送它们回栏去。牧童三三五五却忘了他们的责任，在一家坟塘里捉迷藏戏。

　　再过一刻，和鹤鸣同一个牧场看守黄牛的牧童们都散了，在田里做工的人也收了工，回家吃他们的晚饭去了。只有鹤鸣，他看守着一匹黄牛，和对面K山脚下割草的刘四妹，因为太阳还没下山，不敢回去。

　　如果太阳还没下山，他牵了牛回去，他的伯母——铁牛的妇人就高声的骂，骂到铁牛听见，提着鞭子出来，说他不听长辈教训，只管偷懒，应当赏赐皮鞭三十。刘四妹也和他一样的命苦。

　　刘四妹的祖先和鹤鸣的祖先在千多年前，是嫡亲兄弟。文天祥在燕京土牢里作《正气歌》的时候，他们也给元兵追逼到这山里来。鹤鸣真要和四妹叙亲族关系，那么非追索到二三十代以前的祖宗不可。四妹既和鹤鸣是韦族的支流，何以又一个姓韦一个姓刘呢？

　　四妹才三岁那年，她的父母染鼠疫死了。她的亲族——她的嫡亲叔伯，说她是个女孩儿，没有资格继承她的父母的遗产——照这村里盛行的买婚习惯，逼四妹到她舅母家里，和她一个生下来才满三个月的表弟结了婚。从那年起她就跟了她的婴儿丈夫姓刘了。村人叫她刘四妹以来，快要满六年了。

　　四妹到六七岁，就有能力负担家计一部分的责任了。她天天到K山脚下割芦草，和在松林里收拾枯落的松叶，担回去做一种家庭用的燃料。回去时若太阳还没下山，她赋有阴郁性的婆婆，就要说今天割的芦草太少，像铁牛鞭鹤鸣一样的鞭四妹。

　　这一部分的描述除了流露出张资平对牧童和童养媳苦难的深切同情外，还显现了张资平鲜明的客家意识。文天祥率领客家子弟兵抗元，是在客家人中世代流传的故事，客家人在历史上素有敢于反抗侵略者，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对中华民族有着很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张资平很自然地引用起这一历史故事，正体现了他作为客家人那种强烈的自豪感。

　　因为张资平把人物放在山乡和侨乡，所以他也着意描述了客家风俗，《冲积期化石》写了客家的祭祖和治丧，其中的治丧陋习是一家办丧事，全族人就去吃几天：

　　凌君的曾祖母死时，凌君的父亲为母治丧又请族人吃几台酒——我们村里有一个恶习惯，看见人家家里有丧事，不单不可怜他，帮忙他，还要群集到他家里去吃——请和尚做道场超度的时候，再请和尚和族人吃几台酒，安葬的时候又再请族人吃几台酒。两百五十元，那里够他的族人吃！这时候凌君房屋——凌君的曾祖父遗下来的不动产——卖掉了一间。前年冬天，凌君的父亲手中的钱用完了，心血也耗尽了。后园的树叶完全枯死落之后，凌君父亲的幽灵也跟着残冬跑了。凌君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想把丧事和葬事简单了事，凌族中有一位有钱的长辈马上出来干涉。

　　凌君的妈妈被迫把祖上留下的第二间房屋卖掉，用于治丧，等到丧事办完后，凌君和妈妈只得在“一间半象厨房，半象仓库的房子里度日”。张资平对村中的长辈不顾死者家属的生计，大操大办丧事的做法斥责为“恶习惯”。他毕竟是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留学生，对存在于少数客家人的陋习非常反感。

　　《最后的幸福》里也描述了客家山村的风俗，写的是小孩“过家家”拜堂，颇有童趣：

　　他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常到这填塘游戏——组织家庭的游戏。某男孩子扮公公，某女孩子扮婆婆，某男孩扮少爷，某女孩儿扮小姐。墩上有好几个土坟，每座土坟就把它当成一家屋，搬了许多砂石，采了许多花草来陈列。美瑛和阿根算顶要好的，他们就分别扮了新郎和新娘。

　　——过了一会儿，几个小孩子带着她到墩后，拿了一条红手帕蒙着她的脸后再牵了过来。他在坟塘里微笑着等她。等到她到坟塘里时，就和她并着肩一齐向着墓碑拜了四拜。再过一会儿，他俩就在坟塘的一隅互相搂抱着装睡。一群小孩子们都站在旁边拍着掌哄笑。他俩虽然小，但也会脸红红地站起来骂他们。小孩子们还笑着叫她做新娘，叫她做阿根嫂。

　　在张资平把视野从山乡移向海洋和南洋时，他的文笔显得很动情：

　　那晚上真是她一生都忘不了的美丽的一夜。天上没有一片云，八分满的月亮高高地挂在东方的天角上，船客都不情愿留在郁热的船室中，各人都在舱楼上或坐或立地玩月。月在海波中反射出无数的银色的光线，船客中有坐着喝茶的，有走着谈话的。一个金发女郎一只手搭在她的丈夫的肩上倚着船栏望海中碎成几块的月影。（《最后的幸福》）

　　张资平是客家人，但他的小说大都在上海出版，面向全国发行，而不仅仅是在客家地区发行，因此，他还是用国语，即用大陆现在所称的普通话来写作。例如他的文学语言用“出南洋”、“过南洋”、“下南洋”等客家话的文读，而不用“过番”、“去番片”等白读，即不用客家人的乡谈口语，这样读者面才会大。如果一味强调“发客音”，即把客家话的口话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作品，那么张资平的小说不可能一版再版，拥有那么多的读者。

　　张资平和郭沫若同为创造社元老，都是留日学生，又都是客家人，都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开拓者，当年都是文名远播，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不过郭沫若的作品多为诗歌和剧本，他并没有以客家人和客家地区的社会作为题材，因此不能说他的诗集《女神》、剧本《屈原》等等是客家文学作品。而张资平的长篇《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以及《长途》，短篇《梅岭之春》、《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可说是客家文学作品。《飞絮》、《苔莉》中人物的社会背景主要设计在山乡和侨乡；《长途》中的母女两人因为穷困才从客地山乡出去投奔亲人，踏上苦难的“长途”；而《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是以张资平的堂妹流落在异国他乡的生涯为题材来创作的，所写的空间是日本，但主人公却是客家人或者说是客家人的后裔，这样的小说应该可以称是客家文学作品。张资平的其他小说或以日本、或以上海、或以武汉等地作为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书中的人物一般也难于确定其是否客家人，例如《青年的爱》、《红雾》、《天孙之女》、《青春的悲哀》、《黑恋》等小说，也不一定算是客家文学作品。

张资平的文学创作在艺术上有一些不成熟之处，例如《冲积期化石》和其他一些小说都有脱离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冗长议论的内容，尽管作者在慷慨激昂地咒骂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抨击黑暗社会及其腐败现象，但小说毕竟不是政治论文，这类文字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当时正是白话文学刚刚兴起之时，现代文学的思潮和创作方法也进入中国文坛不久，作家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把握都还不能说得心应手，张资平小说的这类缺陷在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可说是一代青年作家的通病。但瑕不掩瑜，张资平描述客家社会的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客观存在，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对继承客家文化传统，繁荣客家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