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群，女，广东兴宁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写作学、客家文学与文化研究）

　　《围龙》是程贤章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同他的前几部小说一样，还是写客家人，但是写得很特别。作品以中国历史进程为大背景，大跨度、全景式地写了“客家”——从客家人的渊源、源流起笔，一路写来：一座典型的客家民居“围龙屋”，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在我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对客家人作如此恢宏壮阔描述的作品。《围龙》，自始至终贯穿着清晰而执着的客家民系意识。这对作品本身，对于文学界面，都似有特别的意味。

　　民系是民族地域性分支，是民族支系的简称，亦是在客家研究中率先出现的一个概念。过去人们认为，提“民系意识”，容易诱发狭隘的地方主义，影响民族凝聚力。随着民族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新近提出的“民族认同意识多层次论”颇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在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民族认同意识是多层次的。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1〕。历史上客家先人从中原南迁，在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中，经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和，形成汉民族颇有特色的一支。他们多聚于贫瘠边远之地，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在人文教化等方面，因先人的传统意识，及环境的逼迫而曾异样的辉煌。《围龙》的作者不仅仅以客家人的眼光看客家，还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视角来看客家。展示客家人独特的历史、个性、命运的同时，深刻明晰地勾勒出客家民系与中原黄河文化筋骨相连的血缘关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围龙》的成就和特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客家民系意识这一深层原动力的推动。试从三方面析之。

　　一、情节结构、史诗品格与客家民系意识特质

　　从未有过文学作品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展现客家人的历史。程贤章凭藉着族谱记载，地名传说，民间口头承传，以及现实生活体验，将客家先人历尽艰辛南迁的史实演绎为程渂一脉士大夫家族的百年兴衰荣辱。而这一切，又是与整个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交织在一起的。《围龙》起笔于南宋，铺展于清康乾，戊戌变法，直跨世纪之末。其间以客家英豪及芸芸众生为依托，笔涉历次朝政大事。小说的这种结构，以包容沧桑之势，展示客家人的历史命运。

　　时空结构对长篇小说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大的社会空间决定人物性格及其情节的推进方向。在此前的六部长篇中，程贤章多采用横截面式的结构取舍生活。这种结构有利于广阔、具体的展示时代的波澜；而纵式结构的那种洞悉万物，审视千年的睿智和从容，亦自有其魅力。它借助时间大跨度，拓出更深邃空阔的视野时空。《围龙》采用这种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客家史诗品格。英国剧作家伊丽莎白•鲍温说过：“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真正懂得或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利用”〔2〕。程贤章以历史的高度，用文学来描绘、审视和把握客家人生存繁衍整体状态的自觉与热诚，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清晰而强烈的客家意识及由此而来的一种责任感。检视作家的创作历程，其客家民系意识有由潜隐至突现的过程。《樟田河》，《胭脂河》，《彩色的大地》，《青春无悔》等，只偶见一些地方特色的建筑、服饰、饮食的零星描写。到作于90年代的《神仙老虎狗》、《云彩国》始有变化。《神》整部作品的思维构架，是建立在客家俗语富有特色的喻说上的。它与《云》一样，客家特征的内容散点密度大为提高。至《围龙》，作家以全方位反映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为己任，表明了客家民系意识在创作中的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很难产生这样极具史诗品格的客家文学作品。

　　《围龙》的史诗品格内涵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从情节中体现的历史意识。程贤章以对客家历史深邃的认识，对客家社会生活层面的广泛接触瞭解，对客家先贤今秀的熟知，对客家人性格特征的准确把握；以智者的目光，勇者的气魄，以小说的形式，全面梳理出客家民系的渊源， 流向，分化及趋变。以进士第一脉为代表的客家先民原是中原士族大夫，南齐时为避战乱，辗转迁徙到赣闽粤交界的穷山僻壤中落下脚来。他们聚族而居，垦荒种植，传播中原农业文明，绵延黄河文化；与当地土著居民联姻婚配，渐次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他们的子弟勤耕苦学，忠勇保乡，学风长盛，人才辈出。戊戌变法后，陈长报一支流向南洋做工经商，接纳当地文化成为新一代的客家人；而本土原来相对封闭、纯正的客家社区也收留了大野、幸子等外族人丁。建国后，解放军南下干部田政委及其子女落地生根，加入了客家人的行列。改革开放，海外客籍华侨陈省辉们纷纷回归……作品以历史的、发展变化的眼光将外来创业人士称为“新客家”，使人更感到作品切准了客家民系历史足迹的本质。其二是从结构中体现的现代意识。《围龙》的基本结构是以史为线，缀联起反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潮流，蕴涵民系习俗的事件，形成“线中缀面”的结构特色，阐释、丰富了“史”的内涵，多层面地显示了时代、社会的客家地区留下的印记，记录了客家民系的特征。步入开放改革、发展经济的时代，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气息扑面而来，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下特有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空前地影响着国人。闭关自守，贫穷落后，因循守旧逐渐被抛弃、被取代。程贤章源于历史地活现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支全部面貌的使命，有意识地吸纳时代变化的精髓，结合对客家人性格的思考，在描摹心目中的客家人及其历史时，自觉不自觉地用现代意识为观照规范，《围龙》因而获得了铸就其史诗品格的又一特征。小说结构“面”呈开放、活动、立体之特色。上下两卷，以客家围龙屋进士第为焦点作多向辐射，几百年社会进程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经济风波，几至尽收笔底。对客家民系审视的目光由内而外，又由外而内。作家似乎格外关注外族外地人在客家地区生活的情形，及客籍华侨在海外的生存景况，文化变迁。这是以往客家文学所未见的。小说的情节发展使其结构呈流动之特点：一切都源于进士第，经过枝枝蔓蔓，千回百折，沧海桑田，最终还是回归进士第。了结前世宿缘，泯消恩恩怨怨。在螺旋式上升的运动中，历史完成了又一次的轮回。客家人与“外地人”，“外国人”，本土客家与海外客家……角色互换的流动不已，形象地喻示着“客家”一词的最基本涵义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迁徙与融化。居地、族属、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对本土客家来说还不是主流，但这种倾向揭示了客家民系历史发展的某种特点和必然。作品的内容结构又呈立体化：历史、现状、未来，经济、政治、文化、风俗、民情，特别是一些以往创作所未见的层面，象先民迁徙，围龙民居，华侨际遇，教育景状，及富含客家传统观念心理的民间传说、故事（黑猫精、三斤狗等）的涉猎，更丰富了程贤章长篇小说客家事象的刻划。

　　值得注意，在上述构成《围龙》史诗品格的因素中，还可看到客家民系意识中最基本的特质。其一，客家民系与中华民族同族同命运的高度认同意识。无论是血缘、文化还是个体、族群，客家人对孕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文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认同感。小说中的客家远祖程渂，本为中原士大夫，为避战乱辗转南下。他的子孙——进士第主人公们的荣辱沉浮，莫不与国时家运紧密相联。只有祖国真正步入昌盛时代，程氏后裔陈天送才能实现回到故乡围龙屋怀抱，重返精神家园的宿愿。程贤章曾对笔者说：“没有地方，就没有中央；没有地域，就没有全国。”作家揭示的客家人对中原黄河文化的认同追求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写照，而且有其现实意义。在今天，弘扬客家民系意识的这种基本特质，能满足其归属感，进一步团结海内外客家人，为客家地区的经济繁荣，为祖国的强盛多作贡献。其二，客家民系意识中蕴蓄着接纳海洋文化的热情。这从作品的下卷更倾情于非本土客家的描述中得以传递。袁和平（大野）及他的养母古信芝（信子）是日本战犯的遗孤遗属，被客家人收养，完全被同而化之；客籍南洋华侨陈天送和他的儿子们（包括他那印度血统的养子韩辉）都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恪守着许多客家传统；北方南下干部田政委深谙客家文化，他的儿子则完全象个客家人。小说中的客家人不再是拘于一隅，安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他们出门闯荡，出洋经商，摈弃封闭保守，向往、追求异域异质的蓝色海洋文化，接纳外地外族人化而为一。就本质而言，流动开拓，吐纳变化本来就是客家民系形成过程的基本特征。客家中心梅州地区是著名的侨乡，对于海外文化，他们有着世代的追求和交融。在市场经济日深的今天，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重塑客家人格，适应时代发展的话题，认清客家民系意识的基本特质，为我们端正认识，发掘传统，借鉴创新，都颇有益。

　　二、图腾、视角、方言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与客家民系意识的升华

　　《围龙》通过围龙屋意象的塑造，完成了客家文学图腾的认定。它以在地域特色中融主流的视角，以对方言的个性化理解和运用，获取了其地域文学创建性的贡献，使客家民系意识实现了一次升华。

　　图腾，是原始社会以动物或植物作为区别种族或氏族血统的标志，并把它当作祖先来崇拜。在文学中逐渐演变为高度概括凝集某种历史人文精神的意象。它是祖先的象征，是集体成员的保护者，又是凝结着群体文化特征的徽征。

　　小说的标题源于“围龙屋”这一最具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筑。围龙屋的基本结构多为“一进三厅两厢”，前有长方形的晒谷坪，外加一口半圆形的池塘（又称龙池），后有半圆形的台丘，高而斜上，遍铺卵石（俗称龙台），龙台外侧围筑房间。整座围龙屋的平面图呈椭圆形。围龙屋产生于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积淀着客家人生存、信仰、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成为研究客家人文精神的重要对象。研究者认为，围龙屋的圆形整体，寓天圆地方之意，犹如阴阳两仪的太极图，象征整座屋宇是个小宇宙。其丰富深邃的哲学意境来源于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哲学精神。围龙屋的中心上堂，是合家（族）祭祖拜神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境。围龙屋还以建筑格局的空间模式蕴涵了宗法思想、伦理精神、教育功能、审美情趣等世俗文化〔3〕。小说并未太多地描绘这种民居建筑的形貌结构，而是将一部力图包罗整个客家民系的长篇巨著命名为“围龙”。几百年的风云变幻，悲欢离合，无论是离家出走，远弃红尘，征战疆场，还是飘洋过海，远走他乡，最终还是魂归围龙。作者调动整部客家历史及不同时代客家人的生命体验来演绎“围龙”，这该是怎样厚重的历史感，怎样深沉强烈的精神震撼！在其笔下，一座围龙屋就是客家人的象征，客家人的庇护，客家社会的全部。围龙屋因而成为客家民系文学意义上的图腾。

　　围龙屋意象的成功塑造，使生活中的民居建筑升华为文学审美意象，拓展了它作为民居建筑的文化意蕴。对地域文学而言，创造巨大包容量、多层涵盖面、凝聚地域人文精神、突出标志地域文学特色的形象，一如优质产品的品牌创立，其意义相当重要。地域如是，民族、国家何尝不然？中华民族的龙，就是凝聚民族的旗帜，标记民族精神的徽征。“围龙屋的文化意蕴在主流上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承一脉”，〔4〕同时又最具客家特色，其奇特的结构，浓缩了客家民系特有的历史、文化历程。四周封闭，一门通外的设计，活画出客家先民合家迁徙，与外界自然环境，外族土著抗争求存的艰难景况和心理状态；屋内不同功能区域的设置划分，将封建社会客家群体的生存状态，文化内涵物化以为某种具体可感的实体；建筑的选址、通风、采光、排水等的科学安排，显示出客家先人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水平。“文学创作最难企及又最有价值的境界，便是高度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和谐统一”，〔5〕程贤章笔下围龙屋的文化意义在较高层次上达到了这种境界，对地域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某些刻意造作不同，围龙屋文学徽征的诞生，是筑构在作家经客家文化的长期熏染，对其深刻把握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审视升华所得。围龙屋作为客家人象征的意念较早体现在民俗学等学科中，摄影刊物中介绍客家地区就常见到围龙屋。但在文学领域，却一直存在某种不经意的缺陷。围龙屋作为客家文学图腾的应运而生，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作家对客家民系认识反思的形象总结。现代文明昌兴的今天，围龙屋越来越少人住了，人们早已将另迁新居视为经济实力的体现。曾是客家人安身立命之所的围龙屋，不可避免地走向历史的归宿。值此之际，它却挟历史之沧桑，积淀之厚重，以它古老斑驳的躯体，登上了文学殿堂。这是时间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

　　《围龙》艺术上另一特点，是在弹奏出地方小调特色时含藏着民族、社会主旋律，这个视角选择与运用，对地域文学如何把握主流与局部的关系颇有启发。《围龙》以客家人的眼光来选取题材，而整个中华民族的风云巨变又无不包孕其中。戊戌变法，客籍青年温生才义刺清廷广州陆军司令孚奇；东征北伐，客家弟子踊跃参军，成为革命队伍的生力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淞沪抗战，客家名将叶挺及黄梅兴、姚子青、谢晋元等率领子弟兵浴血奋战，威震沙场，“汀泗”、“贺胜”两桥战役的惨剧与辉煌……近代史上与客家人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亦曾见诸文学，但从客家人的视角出发，梳理历史事件，藉以展示客家人历史足迹的写法，却是《围龙》的突出之处，作家这样写，应是受自然的民系意识的影响，但他没有将客家社会的描述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割裂开来，相反，通过人们熟悉或不太熟悉的史实，使读者在瞭解客家历史的同时更具体、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的不凡历程，感受在客家文化之与黄河文化同源同流的血脉相连。中华民族辐员辽阔，人口众多，决定了构成社会主旋律的地方小调将各具特色。“客家研究，就是要在肯定民族共性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它的小异”〔6〕，《围龙》对民族共性的把握清醒而准确，对地域、民系特色的概括鲜明而全面，对两者关系的处理艺术而得当。

　　再者是客家方言山歌的艺术处理，以长篇小说这种形式来集纳展示客家方言中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俗语、民歌、民谣、传说、故事，又能跟小说内容情境化而为一，这是挖掘、保留、传扬民间文学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民歌、民谣、地方俗语，其方言表述，含有特定的文化意味，往往是懂得该方言的人才能领略个中妙趣，若作翻译，则其味大减，客家方言主要源于中原古汉语，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多、最完整的方言。因了这种渊源关系，客家方言中的许多民谣俗语可直接（或稍作处理就可）用普通话阅读。程贤章对此是留了意的。大凡能直接或基本能直接用的客家俗语民歌，他都尽量地用了。像“食过夜么”（吃过晚饭没有）、“寒露过三朝，过水爱寻桥”、“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驼背子睡觉，两头不搭席”、“猫抓糍粑难脱爪”、“肥瘦不论，只要大块”等等。这些，不仅是作家惯用母语思维写作留下的痕迹，更多的是他有意为之的苦心显现。程贤章七岁才从海外回来，成年后又在广州工作生活了二十几年，对普通话、粤语的熟络不亚于客家话。对家乡母语的偏爱和弘扬客家文化的责任，使他将长篇创作视为集纳挖掘保留传扬客家文化的一种有效载体，将客家文学中最有特色的客家山歌（主要是送郎过番的系列情歌）系统具体地演绎出来，让对此不熟的读者形象可感性地领略客家山歌的某些精华，让略知一二的读者窥探全貌。

　　情歌是客家山歌中最重要的部分。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客家山歌都充当着系连青年男女恋情的红娘。小说中秦哥和娟妹相识相恋，多以山歌为言，展示了客家情歌的系统、丰富和独特的个性。或情意绵绵，一语双关，或大胆表白，直抒胸意……读之既让人感到秦、娟情意之深，更使人惊叹客家情歌的丰饶沃厚，并品咂出其诙谐含蓄，热情泼辣，坚贞不渝的独特风味。

　　旧时客家男人崇尚“出门”，下南洋闯世界之风盛行。于是，“送郎过番”便成了客家山歌的又一特色。月高风寒，急流孤舟，秦哥漏夜离乡出南洋；以歌当哭，寸肝肠断，娟妹背负幼子，一路追夫。此情此景，何其荡气回肠。秦哥娟妹活现了客家地区当年成千上万“过番”人家生离死别的一幕。不仅如此，小说还不经意地对流传于民间的山歌作了次形式特别的系统归类，一首首本不太联贯的山歌因之获得1+1大于2的增值效应。既使小说的地方风情更加浓郁，实际上还为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探索出一个颇具启迪意义的思路。

　　三、华侨基线、民系角度与客家民系文化的时代变迁、客家民系意识的文化思考

　　1.迁徙流动吐纳及客家民系的时代变迁　客家多华侨，众多的归侨、侨属、侨眷及海外华侨在50年代以来各特定历史时期的景况成为客家社会生活很有特色的一幕，为客家人的现代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内涵。鉴于客家人与“迁徙”的天然联系，程贤章敏锐地觉察到了华侨之与客家人在更深层上的文化意味。借助华侨，揭示出客家社会、客家文化的时代变迁。《围龙》的下卷主要是讲华侨的故事。昭雪侨属冤案，抚平心灵伤痕，昭示了党的正确领导，落实归还侨房政策激起轩然大波，实质是新旧观念的碰撞；华侨回乡投资，是输血还是造血，丰富的心态折射出时代的气息。而反映旧时华侨人家苦尽甘来，一夜暴富的民间传说“三斤狗”的故事，则将侨乡百姓的辛酸和人间百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贯穿全卷的是两条基线：其一是袁来福家的兴衰。他与日本战犯遗属遗孤——善良的信子（古信芝）和年幼的大野（袁和平）组成特殊家庭。袁和平在公社化大食堂时差点没饿死，想参军而不敢企望，文革与人打“语录仗”，胜利在握又恐人揭老底反落荒而逃……这种人家在那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酸楚低微自不必说，唯其开放改革后才焕发勃勃生机。袁和平回归日本故乡，重返客家地区投资经商，精神上跃居时代潮流。小说下卷的另一条线是陈天送和他的儿子们。这些早年流落南洋的进士第子孙，在海外蛰居多年终遇良机，得以回乡祭祖，挟资荣归，在家乡发展各自的事业。这一卷，本土化的外国人、外地人，洋化西化了的客家后裔，扮演着客家人的主角。华侨由国内到国外，客家由北方至南方，两者在“迁徙”上的神似，尤其是华侨在改变生活环境、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接受异域文化之先进、文明养分，带来经济地位、自身素质的变化提高，不能不使程贤章对客家民系过去未来的文化变迁深入思考。透过华侨的故事，读者也许可以领悟，新世纪到来之际，加强流通，吸纳蓝色海洋文化，走出纯粹传统意义的黄河文化，是客家民系文化蕴涵的时代变迁，是现代客家人的历史使命。

　　2.提出了民系意识的问题　作家以民系的目光审视生活，把握历史，结构小说，揭示了民系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了民系意识的问题，并作了深入的思考。程贤章没有片面地、突出民系意识，他显然意识到，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将有利于促进地域经济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理论上看，按前述费孝通民族认同意识多层次原理，可否认为，民系也存在认同意识层次的现象？它与民族本质一致，只是在量上不同。它的特色体现在小传统、亚文化上。如同以上所述，客家民系意识最基本的特质，是它对黄河文化的高度认同。因此，客家民系意识的倡兴从根本上说应是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另方面，倘若“民系是稳定性与变异性，吸收性与排他性的辩证统一体”〔7〕，我们在看待民系意识时，就应充分肯定其由变异性吸收性带来的合乎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变化，警惕过分强调稳定性、排他性带来的狭隘守旧。作家以其涵融了发达国家先进文化的客籍华侨人物之命运，向读者喻示了他这一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敏锐目光和宽厚胸怀。通过《围龙》，人们不难体悟，民系作为民族的地域分支，民系意识在文学作品中常呈现为地域特色。它往往能使作品拥有独特的个性、风味。当今时代，人类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的设想不再遥远，作品中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域特色有助于文艺作品舒展个性，增添奇光异彩。

　　3.发出了民系个性走向淡化、甚至可能消失的预警　《围龙》的结尾，作者借睿智的田政委之口，发出一番感叹：“将来中国工业发展了，中国农民也洗脚上田，……再一次南迁可能吗？恐怕不再有客家人一说了吧！”洋洋四十万言的长篇，以此貌似脱口而出的喃喃自语作结，程贤章应是有所寄寓的。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他似乎不无忧虑的预感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客家民系个性最终将走向淡化，甚至可能消失。耐人寻味的是，作家是在酿造浓厚的客家民系意识气氛中发出这一预警的。他那理智认识与情感倾向的矛盾是如此和谐地交织于作品中。作家的这种特殊心态从某个侧面记录了人类在走向文明历程的足音。目下客家学正值红火，作家却关注到更深远的东西。民系个性到底会不会消失殆尽，这自然有待专家的论证和事实的证明，不过，一统、融和将成为更多民系乃至民族面临的话题，《围龙》因之获得了更普遍的意义。

　　缘于历史、文化的独特，客家人的民系意识在汉民族各支系中大概是属于比较强固的。因此，在我国文坛，这样一个话题出现在客家文学作品中，更别有一番滋味。

　　注　释：

　　〔1〕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新华文摘，1997，（6）.

　　〔2〕（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J］.世界文学，1997（1）.

　　〔3〕〔4〕张应斌，谢登卯.客家“围龙屋”的宗教与哲学［A］.客家研究专辑［C］，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1995，（1）.

　　〔5〕游焜炳.真有一个“岭南文化”吗［N］.南方日报，1998-10-21.

〔6〕〔7〕王东林.民系理论的初步探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4）；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