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定，深圳商报编辑，从事理论批评、杂文及传记写作）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客家魂》三部曲（含《世纪之旅》、《客家女》、《千年圣火》）以异乎寻常的姿态，在书前用了作者谭元亨的自序《“高举骨头”：史识与诗情》，无疑，这是解读这部长达150万字，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以及历史厚度上，堪称的一把钥匙。这部小说，以南方（含粤湘闽赣）一个教育世家三代人及其众多学子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命运为线索，气势磅礴而跌宕有致地展开了中华民族上千年的生活图景，以悲壮、雄浑的笔触，写下了中国一部独特的教育史、客家人一部独有的生命史，以及我们民族绚烂多姿的文化史，当然，这均是融汇于作为一个流浪民系的千年迁徙，万里长旋的漂泊史中。可以说，它首次以文学的形式，揭示了我们民族所固有的理性精神，以及这种理性精神在近现代中迸发出的伟大历史力量。

　　因此，它远远超于一般讴歌园丁或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这样题材的文学作品，而上升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历史思考。“夫善国者莫大于劝教”，这一古代格言，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教育的执着与追求。教育，也惟有教育，方可越过权力、地位、金钱及种种功利的东西，把人类带出愚昧、野蛮，走向文明、科学与民主，塑造全新的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永远显示出理想的亮色。作品正是立足于教育这个视角上，提出了全新的史识，有力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封建极权、宗教迷狂以及反人类的专制意识，揭示了中国以及全人类有可能的未来前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自序中专门谈到的史识与诗情，正有助于我们解读这部非得读上两遍以上的煌煌大作。人们曾预言，在当今跨世纪的时代，有可能会出现可以传之后世、相当厚重的作品，那么，这部《客家魂》的问世，“不仅是客家文学的大事”，而且是中国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页，它骤然给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抹上了一束壮丽的亮色，并将随着人们阅读的加深，愈加显示其恒久的魅力。

　　　一

　　首先，我们沿作者提供的“史识”来解读这一部历史跨度极大的长河小说。从作者具体描写的历史线索而言，是“百年展示”，从祖父郭玉祠于20世纪初自日本留学归来，于客家山区兴教为起点，到世纪末，孙子郭元戎在大学里为争取举办学术讲座以及海外讲学归来为止，历经“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直到反右、“文革”及改革开放。这就需要作者打通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对其间历史事件的思想内涵有深入的发掘，在这一点上，作者倒是有先天的优势，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观》正出版于前，但这却带来另一重担忧，作品是否会太过于学者化或者史学化，等等，这是否要伤害到小说的艺术性。但是，全书读下来，我们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它的历史感与思想性是他人无法比拟的，而艺术的力度，更为扣人心弦。无疑，作者不仅远离了僵化思想模式，也与近来甚嚣尘上的循环史观、气数史观绝不搭界，通过教育或教化的历史功能，形象化地阐释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史观。历史的前行，是不同文化的激活、交融，文明的提升、互补。玉祠自东瀛归来，把日本人视“教育为一只母鸡”同客家人重教化相结合，进而卖字募捐、游说筹款，这才有了听涛学堂的诞生；而教化之功，让众学子不惜毁家纾难，这便有了南飞农专的出现，从而使客家山区遍被人文的光辉，无愧人文秀区的美称，并且于世纪初与世纪末出现了教育奇观，这种以教化的目光，看待百年的云舒云卷，潮起潮落，正是基于历史理性的天平上。矢志劝教，教育兴国，充分估量教育对历史文明的推动与贡献，也就超出了一般的狭隘伦理主义的政治阐释。高文化、高智能的教育，只能与文明同步，而与反民主、反科学的封建专制极权是根本对立的。作为孙子郭元戎在“文革”十年中的悲惨遭遇，押送下乡，当民办教师几经曲折，一直到因创作《园丁礼赞》而锒铛下狱，则以“十年聚焦”，把上千年封建极权的祸害集中加以了表现，可以说，这十年，把小说中展示的百年中的丑陋又重演了一番，更说明野蛮、愚昧专制对教化的“势不两立”。小说第一部以百年——十年对照交互地展开，以产生一种场效应，让读者从中体察出跨越巨大时空的历史纵深感。

　　而整部作品的“千年景深”，更把客家民系的巨大背景托出，让读者更深切地体会到，千年来，客家人从中原来到东南沿海，这大规模的迁徙本身就包含一种文化的变迁，作为古老的中原文化的负载者，又如何在欧风日渐的沿海地带融入现代文明之中……也正是教化的力量，使这么一个蛰伏千年的民系，为何在近代一朝奋起，出现了自洪秀全、孙中山，到朱德、叶剑英、胡耀邦等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没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客家人是不可能骤然地惊动了整个世界的。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精神贵族”的群落，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哪怕遭到凌辱，其精神仍始终如一地高扬不坠！

　　“从未来摄取史识”，这是作者的一个大胆的宣言。“千年景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架构，更是历史的俯瞰，一种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对过去的俯瞰。如作者所云，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生存的是一个寓言的世界……而一部作品，能有什么办法去同‘此在’的非人性、非理性去协调呢？”“除非把自己也视为一个寓言，因为在寓言中，任何逻辑上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也就能共生于笔端了”，这话，在作者的《中国文化史观》中似乎也出现过，可那是写庄子的，显然，作者也把这150万字当作一个现实的大寓言来写了。于是，才有了一个正常人自惭而残肢者自满的工厂，有了一个被乱七八糟公司肢解了的大学校园，以及众多近乎寓言式的人物。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深刻之处。难怪一位已故的著名编辑，一再强调谭元亨的作品非读两遍不可。

　　像郭玉祠、元戎、启慧、双渔等人，无疑是“中国人的脊梁”，他们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力量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这么一个“精神贵族”的群体，是高出地平面的山峰，是支撑着人类命运天空的砥柱。如何认识这一群体，恐怕至今也还是有争议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每每不时会流露出一些异端的色彩，过去没有人敢触及到这点。而对异端，能否兼容，能否意识到，今日的异端有可能是明天的主流，须审慎地对待并加以保护。郭玉祠在前半个世纪，对民国政府无疑属于异端，他敢于庇护学校中的进步学生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后半个世纪，对土改补火、对反右、对反右倾乃至“文革”，他更是异端了，广东的“和平土改”与地方主义，是直到90年代之后才获得正名与平反的，这里不必追述已往沉痛的教训了，作者以一个火药工厂作了意味深长的交代，那里正常人成了异己，不正常的反而成了正常，这个故事，足以用来观照全书。元戎从海外归来也被作为异端分子，差点给当作海外有某种特别关系而被整成材料“雪藏”起来，更不用说季倩云了，由极端而异端，最后只得以“假结婚”而出走。历史是充满了血雨腥风的，但历史更需要的是宽容，动辄以异端定罪，历史就了无生机了。《客家魂》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正是这样高出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上，让我们思索更深也更远的一切，而这，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史识之高的表现。它以惊人的真实包括思想史上的真实，再现了处于世纪剧变中的中国20世纪。而这一真实对于表现中国20世纪中的有识之士，更尤为可贵。

　　可以说，书中的主人公们，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他们无愧为老子、孔子的后裔，李贽、黄宗羲、龚自珍们的后代。我想，众多宿老为此书的题词“民族之光”、“中华魂”等对该书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当然，惟有过人的严谨的史识，才足以教他们义无反顾，“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也才教作者在巨大的历史跨度以及巨大的历史场面中，进一步展现出其心灵刻划，针砭人性的卓越艺术才华，使作品呈示出一种大家风范，达到几欲炉火纯青的境地。

　　这正是作者在自序中所称的“诗情”的力度。

　　　二

　　客家人，是一个浓于热情的、富于诗意的民系，如作者所说：“任何人，只要是第一次接触到客家人，便会骤然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他们是如此有别于被规范化或格式化的汉族其他民系，每每热情如火、自由放达、多姿多彩，刚毅开朗，不可抗拒……”正由于这，决定了这部《客家魂》，自始至终充满了激情与诗意，而让我们不知不觉放下了怕作品过于理性化或史学化的担心。

　　三部曲中最惊人魂魄的，正是其中众多的爱情悲剧。客家人敢爱，“称情直往”，要爱就爱个惊天动地，爱个死去活来，这正是他们的天性所在。在第二部《客家女》中，杨双渔与郭启慧的爱情，是最令人扼腕长叹的，身为教育局长的杨双渔，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提名启慧担任校长，却导致启慧一生的厄运；启慧为救学生而遗下一子，却没料到，当这位儿子得知双渔乃生父之际追上的却是生父的出殡队伍，双渔积劳成疾，倒在讲台上。而启兴与石萝的恋情，更是世纪绝唱。启兴于50年代初，因力主建立华侨企业而被劳教与远晴生离死别，爱上他的石萝，竟中他人阴谋圈套，导致启兴被毁容，为了“还远晴一个原来面目的启兴”，她又不惜救出启兴，并献身于已瞽目的启兴，终生下一个与启兴未毁容前一模一样的孩子，待其长大后“还”给了远晴……而贯穿三部的元戎与倩云未有结果的爱情，更是波诡云谲，曲折离奇，一唱三叹，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爱好，却最终未能走到一起，留下了千古遗憾……

　　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有的，与时代同步，同步者，自然可以揭示出时代的意义，可有的，却与时代悖行者，细细品味，更觉石破天惊。客家人的爱情故事，足可以与梁祝、与罗密欧朱丽叶的爱情悲剧相媲美，从中回荡起更多的历史风云来。这些爱情故事，以其精致的艺术刻划见长，但更重要的，是让人怦然心动的思想震撼。尤其在切入人物内心世界时，把人物跌宕艰难的命运与不屈的坚韧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把人物对理想的追寻、奋斗与生活，环境对美、对崇高的摧残毁灭有机地融合起来，把人物执着行为与深刻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深刻的、撞击人心的悲剧艺术力量，这也正是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罕见的艺术力度与史诗品格所在！

　　显然，这是客家人的一部艺术化、形象化的史诗，与作者另一部作为文化人类学经典的《客家圣典》相映生辉。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一部客家民系的发展史，更可以读到客家人的生命史、精神史。并行的多条主线，三代精英，一百年令人唏嘘的兴教历史，让人感奋的清贫而又富足的生活，使整部作品体现出一种沧桑之感与文化品味，这在艺术构思上是相当成功的。

　　小说在象征手法上的运用，更别具匠心。且不说业已提到的“寓言世界”了。小说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一对石笔在贯穿。对客家人而言，有功名者立石笔以资激励，是古已有之。但《客家魂》中的石笔却不同一般。郭玉祠日本归来，参加会试，被钦点主事，族里要为他立石笔，不允，所赏的学田也改成了办学基地。而当了县长的学生护校而牺牲后，他却坚持要为这学生立石笔……到十年浩劫，学生的石笔被推倒之际，他也终含恨而逝。但奇迹出现了，当他连人带板车埋进坑里后，一对板车车把竟在日后长成参天大树，以手叩之，居然作石声，于是为老百姓称之为“千秋石笔”，他以生命，以人格尊严，终于在大地上立起了客家之魂。直到世纪末，当新的大学要寻找校址之际，这对石笔竟成了最及时的指示……是寓言，是童话？不，是一种精神之不死，是客家人教育兴国的壮志不倒！

　　《客家魂》宏大气概与凝重的历史，从这些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同时，更让人激赏的是，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廊中，增添了众多的、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笔力所到，入木三分。

　　郭玉祠，这位只问教化，不问时势，似乎有几分迂气的老一代教育家，才高八斗，却不走时运，竭一生心血，只落得个殒身泥坑的下场，有所作为而终无所就，令人痛心万分。而第二代的启慧、远晴，远贬山林，只得经营一个转眼即逝的“流萤小学”，不得其时，寂然无声，更叫人嗟叹不已。第三代元戎，无意中走进了史册，却历尽磨难，竟远过于前辈，仍处于有所为亦无所为之中，他的矢志不移，他的虽九死而无悔，集中了这个家族的气性，无论成功与否，当是完全了自身人格形象的塑造。第三代教育家，我们是不曾在其作品中见到过的。而其他人物，如季倩云，其独特的命运轨迹，也别处难寻；又如启兴，离奇的爱情事变，更闻所未闻……他们，共同烘托出了世纪末文学星汉灿烂的群像。

　　《客家魂》艺术成功之处，还在于其语言。作家比较注重作为这个民系语言较少受到外界时代变化和周边环境影响的特点，从一开始，便力求表现出中原衣冠土族的语言遗风。但随着历史的推移，那温文尔雅、内藏玄机的言辞，也渐渐融合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中，语言的色彩，也就一部不同于一部了。能做到这一点，是非下苦功夫不可的。作家语言之独特，正在于他极强的诗意直觉，不少章节，浪漫恣肆、挥洒自如，不仅仅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甚至可作为一部部荡气回肠的交响诗！一句句，一段段，都能反复咀嚼，回味不已。南国峰恋迭嶂之间风云的变幻，仿佛是一首回荡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无字的歌。

　　作品的叙事空间，也有新的开拓，这里就不赘述了。

　　以上，仅仅是从作者提示的“史识”与“诗情”两个方面，对《客家魂》所作的一个粗略的评述。它的成功之处，该说还有很多方面，相信会引起评论家更大的关注。

　　应该说，谭元亨是作为一个智性型与情性型两类作家的有机的结合，在当今作家或学者中，跨越两大领域并均有所建树的并不多见，所以，其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或哲理的高度，以及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功，也就较之单一型的作家或学者要强得多了。因此，对于《客家魂》的文学成就，必须有一个充分的估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不仅仅是客家人的史诗，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史诗！足可以成为世纪之交的文学经典！我们甚至可以说。惟有《客家魂》等作品的出现，方足以为中国20世纪文学打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绝非虚言。同时，它也为下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点起了希望之火。它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贡献，将在未来的世纪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民族之光”的题词，正揭示着这部作品的未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