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华堂，男，台湾当代作家）

　　一、缘起

　　20年前我参加耕莘青年写作会，开始学习小说创作的时候，喜欢看黄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系列乡土小说，以及白先勇的《台北人》。

　　那是乡土文学勃兴的年代，黄春明和他的小说红透半边天。可能是因为同样出身农家，同样经过那个贫穷的年代，我读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对憨饮仔、青番公、坤树仔小人物的遭遇，能够感同身受，但对于白先勇的《台北人》里面的将军、副官、教授、党国元老们，却有一种隔阂感，可能是因为那些人，跟我的生活经验几乎没有关系。

　　当时我在台北已住了十年，没有清楚的本省、外省之分，也没有想过闽南、客家之别，只是我觉得奇怪，对台北人的隔阂感从何而来？

　　许多年后，我写了数十篇小说，并因缘际会成为地方文史工作者，以田调方式走遍台湾各地，实地采访数百个乡野耆老——包括客家、闽南、平埔、外省不同族群之后，我发现，生活经验的断层，可能是主要原因。我回想十七八岁的高中年代，偷偷地在课堂上读《狂风沙》、《路客与刀客》、《灵语》，对司马中原笔下的关八爷、贺一郎、歪胡癞儿这些乡野传奇英雄，我跟司马老师〔１〕一样“深爱着刚性的草莽传闻，以及那些卓立的野性人物”〔2〕。多年后，我因为在社区大学指导学生小说创作，一再以《台北人》为教材，那些隔阂已然消失，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台北人，其实跟黄春明、司马中原笔下的人物没有两样，神气活现于我心里。

　　我终于憬悟，那不是省籍差异，也不只是生活经验的断层的问题，那是我们台湾人，或者是文化上广义的中国人共同的记忆与乡愁。

　　惟一不同的是，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人，心里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乡愁。

　　二、乡愁，作家笔下共同的主题

　　乡愁，是我们这个世代，以及我们写作前辈们笔下共同的主题。

　　前述黄春明是宜兰的闽南人，我是桃园的客家人，我们于20世纪50、60年代，因为求学与就业来到台北。白先勇是四川人，生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司马先生是长山人（客家人称呼外省人），他们在更早的40年代末期，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共战争，离乡背井而避居台北，先后成为台北的新移民。不管先来后到，我们都会眷恋原居地的故乡，而故乡的景物人事，也自然地成为我们笔下的素材，每当处理这些素材，也自然流露那浓浓的乡愁。

　　不同的是，对台湾作家来说，我们已经不再像老祖宗一样的眷恋原乡，我们的故乡在台湾，我们的乡愁是地道的番薯味。而他们——包括外省籍同胞的乡愁，却是绵绵无涯的长江黄河，是白山黑水之间的森林雪原，是胡马依北风的大漠草原，是风光明媚的江南风光，是秦楼楚馆的秦淮河畔……

　　每个作家笔下留恋自己的故乡，其实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撰写《英国文学史》的泰恩是法国人，他以法国人的观点，藉一个丰富而完整的文学生长史，来分析时代性与种族性与文学的关系。资深文学评论家齐邦媛认为：“泰恩所持的文学三要素——时代、民族、环境——在重要的文学作品中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3〕一个作家最为熟悉的题材，莫过于书写他自己的族群，以及他们族群曾经经过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因而笔端总是流露祖先奋斗的血泪历史，以及他们后代子孙生生不息的幻灭与希望，为我们留下感人肺腑的篇章。

　　令人奇怪的是，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主流文坛结合党政军的势力，严词批评台湾作家笔下的乡土文学，是狭窄、地域性的，是分离主义与工农兵的文学，殊不知台湾作家书写自己的故乡与成长经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回头看50年代外省文人作家大量生产的“反共怀乡”作品，包括陈纪滢笔下《荻村传》的荻村，姜贵笔下《旋风》的方镇，鹿桥笔下《未央歌》的昆明，司马中原笔下《荒原》的黄淮平原——试问，哪一个不是作家生长或作家心目中，日夜低回念念不忘的故乡？

　　同样的，我们回顾与他们同一个世代，在50年代的台湾文学荒芜期，开始展露头角的省籍作家，钟理和、钟肇政、郑焕、黄娟、李乔等，他们都是战后第一、二代的小说家。钟理和笔下的客乡重镇美浓；钟肇政笔下再三重现的龙潭、大溪；郑焕、黄娟笔下的杨梅；李乔小说里一再出现的番子林——都是他们祖先血汗拓垦以及养育他们的土地，那里有他们童年的欢笑与梦魇，他们一直在心里与笔端，重温他们绵绵不绝的乡愁。

　　上述这些老一辈的作家，都是客家人，他们作品分别代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的客家族裔，在这片土地上共同耕耘的足迹——笔者发现，他们笔下往往同时推有“客家”与“故乡”两个物质，而以“乡愁”为他们共同的主题。

　　本文即以战后的客籍小说家为对象，试图从不同世代、不同地域的研究观察，解析作品中土地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笔下共同流泻的乡愁。

　　三、客籍小说家笔下的客家质素

　　叶石涛先生曾在一篇随笔文章中，提到自己年轻时的台南古都经验“在我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他种族’”，后来因为北上工作的关系，熟识龙瑛宗和吴浊流两个客家人，可是“跟龙老、吴老讲话都用日本话”直到晚近三十多年来“我的文学生活周遭尽是客家人。从先辈作家钟理和和他的太太钟台妹女士开始，到钟铁民一家人，钟肇政、李乔、彭瑞金、曾贵海……算算我的好朋友，客家人比河洛人还多。”〔4〕。

　　台湾的客籍作家到底有多少？客家诗人黄恒秋（黄子尧）在他编的《阅读台湾客家文艺作家们》，列名的诗人作家计153人。〔5〕然而客家文学的主要议题，不在于客族身份的认定与多寡，重要的是“他们写出了多少代表作？”客籍的文学评论家彭瑞金虽然不否认“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客族优秀人才辈出”的事实，但一向治学严谨的他这样认为：“但各期作家中，除了客语诗的作者外，鲜有客家民族意识为职志的文学，亦即以描写客家源起，迁徙经验，奋斗历史，族群特性，反映客家民情之文学。“〔6〕

　　的确，写出多少能够代表客家人的文学作品，才是重点。

　　1994年，钟老为新地出版社主编《客家台湾文学选》两册，厚达九百页，共收录30家约40篇小说。其中值得观察的是，其一是除了福佬妹黄秋芳之外，其他都是客籍小说家，其二是所选出的客籍小说家，按照生辰年岁排列，而以吴浊流、龙瑛宗两位先生为首。

　　钟老于序里说明“这里所标举的客家文学，也就是指成于客家作家手笔的文学作品，至于其所驱用的语言，则似不妨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7〕准此以观，钟老主要是以血统身份来认定，但是我们从两部书中所选出的代表作品，不仅多以客家地区为小说背景，且普遍具有浓厚的客家气息，可以印证钟老于序中提出的标准“属于客语族群的作家，较含有客家风味的作品”。〔8〕

　　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两部客家文选为参考，再加上个人粗浅的阅读经验，进一步以三项指标，来检视这些小说作品的客家质素。

　　1.以客家地区为背景，或描写客家人的生活

　　客籍作家的小说，以客家地区为背景或描写客家人生活的小说，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例如“南北二钟”就有许多小说，是以客家人的生活为背景。

　　钟理和先生的作品，除了祖国时期在东北与北京的小说之外，其他许多中短篇，都是以南部的客家村，特别是以美浓为主要场景，他的《雨》、《烟楼》、《苍蝇》、《做田》、《野茫茫》、《草坡上》，都是描写客家庄里的生活；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更以自己父子两代在美浓笠山的开垦经验为本，写同姓之婚面对客家传统封建意识的阻挠，并暗示山村农业的困境。钟肇政先生的小说产量惊人，大约有七成左右以描写客家人的生活为主，例如他的扛鼎作《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就是写龙潭乡九座寮故居，以当地的客家大家族——陆家为核心，其中有许多客家人生活的细腻描绘：

　　※描写客家女人的生活与发饰：

　　凤春一针一针地在绣着，韵琴却把绣篮搁在一边，正在编着发髻，不过也不是编自己的发，更不是在替凤春编，她手里拿着的是一根稻根……在一般人口头上，那也叫客人头——左右两鬓往后掠去，额上覆一个发垫子，后脑勺部份高耸起来，下端在后头上微微翘。那高耸的部份与上翘的部份中间用大红毛线缠缚着，再别上一根成蝶形的金属发针。〔9〕

　　※描写客家老者生日宴会的场面：

　　五十张桌子分设在前庭和后禾埕。前庭是三十张桌，这是方桌园凳的正式宴席，另外厅里还有四张贵宾席。后禾埕上的二十张桌是用“毛拦”来代替桌子的，吃的人必须在地上蹲距着……八音班从一大早就来到，是由邻庄的叶家请来的，一共六个人，大小鼓各一、唢呐二、胡琴二、锣一。他们是业余的乐师，通常也被称作子弟班，会奏也会唱，采茶、乱弹、西皮样样都会一手……。〔10〕

　　战后第二代客籍作家中，苗栗籍的李乔先生，成为钟老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他早年的不少短篇作品，诸如《哭声》、《阿妹伯》、《山女》、《番子林的故事》等，都以客家山村生活为张本。后来这些素材与人物，又再现于他的大河小说《寒夜三部曲》中。这部大河小说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彭阿强、刘阿汉与灯妹三人，都成为台湾文学中“客家人”的典型人物。

　　此外，比他稍晚出道的钟铁民、林柏燕与黄娟，也写了不少属于“客家”的小说。铁民先生是钟理和的长子，为台湾农民小说代表性作家，他的小说如《烟田》对家乡美浓的烟业，有动人的描写，《竹丛下的人家》里的主角“阿干叔”，直追他父亲的《故乡》四作里的“阿煌叔”，评者认为在客村农家里“经由阿干叔的懒，写活了带给全家人的厄运”〔11〕。《雾幕》场景设于客家大伙房里，看客家农民的生活。

　　此后中生代小说家中，宋泽莱、雪眸、陌上尘，都出身客籍，他们多少写了一些有关客家人的小说，而以桃园县龙潭籍的冯辉岳、钟延豪、高雄县美浓籍的吴锦发、桃园县新屋庄华堂的小说，较能展现客家人的生活与文化变迁。

　　2.呈现出客家人的民族特性

　　除了小说场景置于客家村之外，作品是否能够表达客家人的民族特性也是我们检视的依据。第一代小说家中，吴浊流、钟理和小说里的人物，恰好表现了传统客家男人的两种典型。

　　吴氏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创造“胡太明”这个角色，代表老一代客家知识分子，满腹理想却饱受现实环境的挫折。钟氏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同样以日治末期始，写下庄客的农民到上庄〔12〕山区，拓垦农场的过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刘少兴、刘志远父子，其实就是钟理和与父亲的写照，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其他钟理和的许多作品，都表现温和敦厚的老一代客家人的特性，叶石涛评他的作品“缺乏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不可就的抗争，所有的纠葛、冲突都在静止状态中发展下去。”〔13〕反而更能见证理和先生骨子里温厚的客家本性。

　　继吴、钟两氏之后，最能以小说创作展现客家人群族特性的作家，首推钟肇政。他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就有许多关于客家人生命观的精彩描绘：

　　※描写客家人重视屋场的风水观

　　放眼看去，对面耸立着中央山脉的连峰，层层迭迭，苍翠欲滴。最高的是大雪山，近些的是李栋山、鸟嘴山等巍峨崇岭。最重要的是最前面的那座山，山顶为笔架型，名为笔架山。主屋正好是正面朝着这座笔架山的。他们相信，这座山会为他们陆家带来许多的文人墨士，子子孙孙书香不断〔14〕

　　※客家祖堂的翻修与维护

　　陆家的来台祖荣邦公蒸尝多年来，由维扬那一房人管理。那一次翻修祖堂，维扬把东厢也一并大事修筑，外墙还用花砖镶嵌，弄得真个美轮美奂。后来有人掘发出来，原来维扬是用公费来修筑自己住居的。几个年轻人听了这消息，手持木棍、锄头柄等要去修理他〔15〕

　　※战时葬礼与传统客家葬礼

　　原来那是出殡前的家祭。棺木两头各站一个人，交互的喊，志骧只能听出“跪——”和“起——”两个字，志骧那模糊的记忆清楚过来了……还有几位叔公叔婆过世也都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人更多——多到可以把屋后那个大禾埕挤得满满的。还有就是大锣、大鼓、八音班，加上做斋时演戏一般的表演、有凄凄切切的“拜血盆”，有罗曼蒂克的“拜香山”〔16〕

　　这部巨著以《台湾人》为名，描写台湾人于日治时期的殖民地经验。庄华堂以为“如果以三部曲中所描绘的族群——活跃于桃园台地与山区的客家族裔陆姓子孙而言，或许应更名为《客家人三部曲》更符实际。或许，身为客家人的钟先生，不是第一个以客家族群为创作题材的台湾作家，不过，他是第一个把客家人数代人的历史与生活经验，完整展现于台湾小说舞台的作家。这点应无疑义。”〔17〕

　　第二代小说家中，最能表现客家精神的是李乔先生。

　　他的大河小说《寒夜三部曲》，是台湾长篇小说到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最能代表台湾客家人的精神面貌。按照李乔自己的解说，这三部小说，“《寒夜》写的是土地的故事；《荒村》写的是台湾人民抵抗不义强权的故事；《孤灯》写的是回归故乡与大地合一的故事”〔18〕。笔者发觉其中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客家人与土地之间的爱恨关系”。李先生演讲时提到“土地是人的根本依赖，而土地也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他也在《寒夜》序里提到“这部书是想藉番子林穷僻山野中的一群‘鳟鱼’，描绘生命的姿彩掘示奇妙的历程”〔19〕。笔者以为这里所说的“鳟鱼”与序章中花了许多笔墨描绘的“神秘的鱼”，都是指不畏艰难险阻，渡海来台拓荒的客家先民。这部近百万字的大河小说，把客家人的生命观，特别是土地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生代小说家中，宋泽来、吴锦发与庄华堂的作品，也以不同的面向描绘客家人的精神面貌。宋泽来的小说虽然没有入选《客家台湾文学选》〔20〕，然而他轰动一时的《打牛湳村》系列小说，被评论家推为“挣脱了一般乡土文学的意识局限，突破了那因习惯性的感觉和瞭解所形成的刻不容缓的平面的农村印象”〔21〕。他虽然没有在此系列小说里标示客家族群，可是“打牛湳村”就在他老家附近，书中所创作的笙仔、贵仔等人物，都充分展现客家人的性格。

　　吴锦发与庄华堂都有多篇小说，承接钟肇政、李乔以来客籍作家“人与土地”的主题，不过他们笔下的客家农村，已经是70年代台湾农村步向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吴锦发第二本小说集《静默的河川》中多篇小说，堪称为“以小说来演绎美浓地方史”，后来的中长篇小说《春秋茶室》、《秋菊》都是属于客家人“成长小说”。同样的，比吴锦发晚一个世代出现文坛的庄华堂，于80年代末叶以两篇农民小说《祭典》、《土地公庙》分获文学大奖〔22〕。当时还没有体悟自己是客家人，不自觉间竟以福佬话文来写有关客家农村的小说，而误认为是描写“嘉南平原闽南族群”的小说。后来受了钟肇政、李乔的影响，1992年发表的《族谱》，和吴锦发的《祠堂》为钟老选入《客家台湾文学选》，这两篇小说都以客家人敬天法祖的表征“祠堂、族谱”来探讨传统客家受到现代冲击的影响，描绘老、新两种不同世代的客家人风貌。

　　3.部分使用客家语汇、谚语、歌谣的展现

　　语言是每个族群最重要的文化资产，也是文化传承的表征。不同族群的作家，依赖他们独特的母语，才能充分彰显他们族群文化的特色，而语言是作家创作的媒介物，跟作家及其作品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检视客家文学，客家词汇的使用也是一项指标。

　　钟理和许多小说，使用大量的客家语汇，使他的作品充满浓厚的客家味道。他曾自剖“我初写作时一边执笔在手，一边在心中用日文打好底稿，再把这些底稿译成国文，然后方始用笔写在稿纸上。”〔23〕。其实这样的经验，是光复前后许多台湾作家的共同历程，文学史上称呼这批作家为“跨越语言障碍的时代作家”，由于思考语言的改变，加上不熟悉中文写作，致使战后许多作家停笔创作，造成台湾文学的重大损失。

　　钟怡彦在她的硕士论文《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里，读尽阿公理和先生的作品，整理出他的语言特色，发现钟理和“客语一直是他的思考语言，而日文、北京话则是工具语言，因此随着时空的改变，工具语言也随之改变，但思考语言始终不曾改变。所以，日文文法对钟理和的影响到后期已经淡薄，只有客家话一直存在，甚至后期有意识的运用，成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24〕

　　笔者发现，理和先生是最常运用客家词汇于作品小说家。

　　在此，笔者依据钟怡彦硕士论文《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整理钟理和小说《笠山农场》与《烟楼》里的客家词汇，制表列出如下：

　　篇名　笠山农场　烟　　楼

　　词汇　号次　原文　释义　原文　释义

　　1　邻舍　邻居　麻油酒　妇人产后吃的酒

　　2　家官家娘　公公婆婆　蕃薯签　蕃薯切细条晒成干

　　3　驳驳子　破布子的别称　衍子　屋顶上的横木

　　4　对面鸟　破布子的别称　砖坪　堆放砖头的小广场

　　5　红龟饭　糯米做的红龟糕　驶牛车　驾驶牛车

　　6　那拔　番石榴　过定　客语指订婚的专用语

　　7　上庄　专指美浓地区　好光景　泛指美好的事物

　　8　伙（伙）房　客家人的院落　卖朗朗　卖杂货的小贩

　　9　伯公　客家人称土地公　跳圆圈　儿童游戏的一种玩法

　　此外，钟理和也在多篇小说里，适时的使用客家俗语俗谚。高雄县文化局出版的《钟理和全集》里，便首度公开了他平日所搜集的资料“这些资料为他收集的谚语与歌谣，共有山歌两百二十首，谚语四百一十一则，童女十八首，此外在日记中亦有谚谣的收录，这是他平日的家庭作业”〔25〕。我们来看他们如何在创作里使用这些客家俗谚：

　　篇名　原文　释义

　　大武山

　　之歌　在嗜好方面，“嫖”之一道，虽然祖上传下有“男人戒赌不戒嫖”的家规　从前客家人认为，赌会使人倾家荡产，而男人会“嫖”是正常的

　　安灶　阿振嫂十分高兴，接口应道：“日大千斤。夜大八百！”　农谚的吉祥话，比喻猪很会大

　　旱　正月一过，平妹又重新生出希望，“月头看初三，月尾看十八。”她说。　客家先民的气象谚语，认为每月初三、十八这天下雨，以后就有雨，不至乾旱。

　　笠山

　　农场　“老了才学唱戏，算了！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好。”　比喻为时已晚的意思。

　　雨　这才叫翻石打脑呢，你要管人家的事，人家倒问起你要钱来了。　意思是热心要帮忙别人，却被反咬一口。

　　笠山

　　农场　冯国干盯住主人的面孔：“头风水，二屋场，这是马虎不得的……。”　客家人对于风水观的谚语，表示盖房子第一重要的是风水，第二重要的是房子的位置。

　　以上罗列这些，我们可知理和先生的作品，在字里行间散发浓厚的客家味，其实是良有以也。除了客家俗谚使用之外，他也是善用“客家歌谣”的小说家。在传统的客家社会，山歌采茶是客家人重要的娱乐技艺，不管是平常的农事工作，或者是在庙会庆典场合，经常可以听到那高亢悠扬的客家山歌戏曲。

　　在此我们试举例，来检视钟理和如何把客家歌谣，运用于他的作品里：

　　然而年轻的生命像流水，一时也堵截不住，那愉快的山歌，却由别的，完全不为人所理会的人嘴里悠扬的流出了。

　　阿妹生来圆叮当，好比天上圆月光

　　阿哥好比小星子，夜夜相随到天光

　　“好哇——贵和，有你的！”

　　即刻，叫好的声音，震动了山谷，于是一阵富有传染力的轻快的蠢动，由贵和开头，像浪潮一样从这个角落一直滚向那个角落。〔26〕

　　（接下来是一场精彩的博山歌，先是男声阿康的回应）

　　久闻笠山寺有灵，无双何必问观音

　　笠山人人有双对，何独阿哥自家眠〔27〕

　　这段客家男女青年拼山歌的场面，男女工人隔着山岭，以高扬的山歌，一来一往对答互唱，带动了整个气氛，是小说中最精彩最动人的段落。钟怡彦在《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中有精辟的分析〔28〕。

　　钟肇政也是善于在小说里巧妙运用山歌，推展情节酝酿气氛的好手。我们来看他的《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其中精彩的描写：

　　这时远远传来牛车的咿唔声。那令人牙龈发痒的声响尖锐地划破了凝滞在茶园上的空气。那是陆家满房的牛车，到乳姑山上载了柴回来……

　　阿哥来到茶园边　想要问妹难开言

　　想起自家无钱银　婚姻二字怎得圆

　　是那个驶牛车的阿云古在挑战要拼山歌了。声音很亮，是有了机会便忍不住要露一手的歌喉。

　　“秋菊，你得回他呀！”阿岱有点乐开了的样子。

　　“我不会。”她还是低头摘个没停。

　　“唉呀，你这人，真怪……石连叔母！”他只好回头喊“得叫个人回呀！”石连叔母却用歌声回答他了。

　　阿哥真心就来连　小妹唔嫌哥没钱

　　只要两人情义好　三餐食粥也甘愿〔29〕

　　《沉沦》里这一段文字，描绘清末日本起山前一年，客家人在北部茶山的情景，对照前例《笠山农场》的日治末期，南部美浓山区的客家山村情景，同样是描写客家男女于工作之中的山歌互达，南北二钟可谓是“南北辉映”。钟肇政在《沉沦》里有一段客家富农大族，在清末日据之间的时期，客家族长做大生日的精彩描写：

　　晚上第一出戏是“捧茶”。在乡间，这也是最叫座最有号召力的戏。它并没有故事，而且还是旦角的独角戏。意思是戏里的花旦要向观众们敬茶，喝下茶，应该在茶杯里放进一件东西表示谢意，叫做“碛杯底”……那个富翁家里有个人在喝了茶之后，碛了一个竹叶包好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一块在泥沙上滚过的人粪……在这使人窒息的可怕静寂当中，阿坤旦终于不慌不忙的唱了，唱出了一支被认为是千古绝响的山歌：

　　谁人拿屎搅泥沙　唔系我叔就我爷

　　怨得风水做唔对　出个子孙打采茶〔30〕

　　这段文字除了表现传统客家农村的民俗技艺之外，也适度运用客家话文的词汇，例如“碛杯底”，以“唔系”表示“不是”以“爷”表示“父亲”，此外小说里还有“食三餐的”、“真打拼”、“茶郎”、“转回去”等词汇，以及人与物的客家称谓如“满叔公”、“蛤蟆”、“五谷爷”，都能适度地呈现客家人的特殊风味。

　　第二、三代小说家的作品里，比较少见引用客家歌谣的情况，依笔者的阅读经验，只有偶尔在李乔、吴锦发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属于北部客的庄华堂，由于多年来一直以业余身份，担任剧团的编导工作，所以他的长篇小说《吴大老》也可看到有关山歌采茶戏的运用：

　　今天演出的是经过改良的剧种，光是戏台上的角色就有八个之多，整出戏看起来不仅热闹有趣，还增加了不少新奇的把戏。

　　一送茶郎出门庭　茶郎爱走就起身

　　茶郎走了有双对　丢个阿妹打单身

　　墙仔没有看过采茶戏，客家话也不灵通，所以戏文究竟是如何，唱词是什么，他都不甚瞭解……他甚至没有看出来，那个体态婀娜多姿，歌喉清亮的旦角，原来是一个男扮女妆的干旦。那高亢的歌声又传了过来……

　　二送茶郎天井边　一阵乌云遮暗天

　　庇佑晴天落大雨　留着茶郎歇夜添〔31〕

　　《吴大老》以台南县白河地区为场景，写清代嘉南平原福佬客的故事。此外，笔者还有一篇《五城堡满叔公太的丧礼》，也是以福佬客为描写对象，主场景设于台湾心脏的埔里盆地。由于笔者常年从事台湾各地的福佬客田调工作，所以这篇小说大量使用俗语谚语，不过已经不是客家母语了：

　　“汝看，爱风神啦，乌龟假大爷，叫恁后生驶彼台进口车，结果咧——”老妈说起话来，又是尖酸刻薄。“毋是我爱念，汝喔——宄川几支毛看现现啦！”

　　我不忍心看到老爸太难堪，赶紧给他解围。“妈——人讲好话一句，歹话也是一句，你也给老爸一点面子。”

　　“面子？好啦……”老妈瞪了老爸一眼，声喉降低了一些：“我煞不知影恁父仔子裤带结相连。”〔32〕

　　大致来说，客籍小说家的“客家小说”，在不同世代的演进间，逐渐产生变化，从战后第一代的钟理和、钟肇政、郑焕，到第二代的李乔、钟铁民，他们的作品里的“客家质素”，还保留相当多的客家传统，可是第三代之后，这样的传统质素越来越少，甚至于如宋泽莱、雪眸、陌上尘等人的作品里，几乎完全不见了。至于吴锦发与庄华堂两人，虽然还努力维持是项传统，不过这个传统已产生质变，而他们关心的议题，也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转移了焦点。是故，吴锦发于80年代中叶之后，写下《燕鸣的街道》系列多篇有关都市原住民的小说，后来更成为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主要催生者，庄华堂停笔多年之后复出，开始转移目标，除了写下几篇有关福佬客的小说之外，继则关心清代台湾开发史的议题，他们的创作，跟前几代的小说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至于更年轻一代的小说创作者，将更难见到有客家味的小说了。

　　四、小说家笔下的故乡与土地认同

　　写作，是作家心灵的活动，而发表的作品，就是他们心灵活动的轨迹。

　　提笔创作，是透过作家心里一股神秘的力量所驱使，这股力量来源，往往因人而异，我们观察80年来的台湾新文学发展，发现许多本土作家，特别是写实主义的作家，他们对所处的时代环境，常表现出有话要说的企图。

　　资深评论家齐邦媛在《千年之泪》中曾言“在中国悠久的人文传统中，世世代代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都不曾在颠沛流离或富贵荣华中停笔。每一个时代都留下它的声音，声音的强弱也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痛苦和喜悦。”〔33〕

　　自日治时期以来，台湾作家因为台湾特殊的环境与历史变迁，他们的作品最能呼应齐先生的看法——对客籍作家来说，更是其中佼佼者。

　　以吴浊流先生为例，他的许多作品，例如1936年第一篇发表的小说《水月》，写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梦想如泡沫般消逝”。1956年写作的《狡猿》，藉一个客家村庄里以巫师为业的男子，在日治社会底层生活中挣扎，做日本人奴才而“摸到了一套达到荣华富贵的捷径”〔34〕。都能反应出作家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民众的生活与心声。

　　钟理和先生是另一个典型，他的小说以客家农民生活为主要素材，他一生惟一完成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以家乡美浓山村农业拓垦生活为素材，获得中华文艺奖金会二奖。《贫贱夫妻》、《复活》、《野茫茫》等短篇小说，则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颇富自传色彩，让读者“看到那个充满愚昧的时代里，怀抱理智与爱心的灵魂”面对人生的试练是“始终不失信心与平和而无怨尤的生活态度”〔35〕。

　　吴氏“正直刚烈”，钟氏“质朴敦厚”，因为性格上显着不同，他们的作品也有明显的差别。吴浊流是新竹县新埔人，他的作品主要处理的是“在殖民地统治下台湾人的命运，以及普罗大众扭曲或不屈的灵魂”，所以他的小说背景，不一定有明显的“故乡”场景。钟理和是屏东县美浓人，由于本身是农民，虽然曾因同姓婚姻而有几年的“祖国经验”，但是大部份作品都以生长的故乡——美浓为场景，特别是从北京回来之后，于1950—1952年陆续所写的《故乡》四部，忠实的反映“巨变后的农村面貌，还有观察到的那令人心惊神伤、属于人性的毁坏〔36〕。我们来看看钟理和笔下的故乡：

　　※《故乡之一》《竹头庄》：

　　眼前一望无际的田垄，全都种着稻子。田里干无滴水，而此时正是不能缺水的时候。一尺来高的稻子，全都气息奄奄，毫无生气；稻叶瘫垂着，萎黄中透着白痕，表明稻子正在受病。叶尖是苍褐色的，甚至是焦黑，都像茶叶似的卷皱着。干风飒飒地吹着，这些稻子便连互天际的掀起一片苍黄，望上去，就像漫无边际的野火。在稻田上面，炫耀的阳光闪烁而摇曳，仿佛一道金色的流霞。天空恍如一块烙透了的铁板，中间悬着一轮毒辣的火球，灰糊糊地，正放出十足火力在燃烧着大地。〔37〕

　　※《故乡之三》〈阿煌叔〉：

　　小径在排空矗立的深幽的竹林里，曲折迂回。一个人走在里面，颇觉阴森迫人。走完竹林便有几丘长方形的梯田，下临乾涸的，河道宽阔的甲河。由这里，便看得见田垄那端，在芜杂的灌木丛间露出屋檐的茅寮。这该是阿煌叔的家了。走近寮边，便有一股屎尿经过阳光蒸晒的浓烈臭味，迎面扑来。一大群金蝇，嗡地飞了起来；像一朵云。我俯视地下，原来是堆屎。再向四下里看看，这却使我大吃一惊：满地有一堆一堆的黑迹。人走上前去，便由这些黑迹飞起一群一群的金蝇，现出了黄色的东西来。全是屎！有很多是已晒得只剩下滓渣了……〔38〕

　　这是战后初期的1950年代，钟理和从“祖国”回来，他眼里所见到的故乡的残破、贫困景象，令人不忍卒睹。而大地丰饶的美浓平原，那些素朴勤俭的农民却是“几天来我所听和所见的所有事情：阿昌的困难，德昌伯的悲哀，柄文的诈欺、丈母的牢骚，烧山人的愚蠢……”，虽然这些都是“极其自然的错误”，然而（我）还是对故乡抱持这样的期望：“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会被修正过来，生活会重新带起它的优美、谐调与理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之后，当我们睁开眼睛来时，世界是那样的美丽可爱。”〔39〕

　　钟氏对故乡的爱与期许，读来真挚动人呀！

　　稍晚于吴、钟两氏的钟肇政，是战后台湾客籍小说家中的典型。钟先生是桃园县龙潭人，他有许多中短篇小说，诸如《鲁冰花》、《大坝》、《大圳》、《溢洪道》无不取材于自己生长的故乡。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圳旁人家》以妻子张九妹的娘家——龙潭乡北境的客家山村三坑为主场景；扛鼎大作《台湾人三部曲》中的首部《沉沦》，则以故居地龙潭乡九座寮为主场景；第二部《沧暝行》也以九座寮为中心，因农运发展而扩展到隔壁乡镇的杨梅、中坜等地；第三部《插天山之歌》，主要场景以大溪郡辖的大溪街、龙潭庄以及当时的番地〔40〕为演出舞台，多方刻画当时客家人的山区生活风貌。龙潭庄是典型的客家庄，传统客家移民主要来自嘉应州，移民来台之后的前几代，庄民大致是维持原来原乡的产业生活，平原地区种植水稻，浅山丘陵地则遍植茶树，《沉沦》前半部，以及《插天山之歌》里有相当精彩而细致的描写：

　　※关于龙潭地区的茶园风光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春茶刚开始采摘的时候，傍晚时分，我照例收集了摘下的茶菁，装成两大包，用脚踏车载到镇上的一家茶厂出售。碰巧这一晚茶厂做“起工”，由于我是这家茶厂的大主顾，所以给老板强拖硬拉地请进去喝了几杯酒……月已快圆——那正是春季里特有的月色，仿佛有枝轻灵的画笔，给月亮上淡淡地扫了一抹，看去，显得大大的，黄橙橙的，格外地逗人遐思。暖洋洋的微风，带上阵阵浮香徐徐吹拂脸上——那是一种春夜里所独有的香味，茶和各种花的香味，与泥土、新叶的芳香交织在一起形成的。〔41〕

　　※关于木料搬运与拖木马的精细描绘

　　志骧总算第一次见识到了。原来这叫木马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撬子，是没有轮的。而它也只能行驶在木马路上。木马路是这些做料子的人们做的，在山坡上，每隔一尺半左右，便有一根约一寸半的木头横着半埋在地面，形成一道枕木道路，让那没有轮子的木马滑过去。为了使木马顺利滑行，木马头部通常还吊着一个铁皮罐子，盛有滑油，行驶时由拖者用一端绑着一块破布的油棍沾油，涂在木马路上。〔42〕

　　※山区做料工的场景

　　把山场里的树木砍倒，然后去枝，截成适当的长短，再锯开，砍树和锯树，主要都是用锯子。那锯子大得使志骧着实吃了一惊，单人锯，宽大约有一尺多，长约两尺不到，头大尾小，尾部再加一短柄，双人锯宽五六寸，长有四五尺模样。这一类做料子的锯子，志骧从未看到过。当然，砍树有时要用到斧头，不过只限杂木，杉与桧、紫檀等，为了免去树料的耗损，通常是不用斧头的。〔43〕

　　《插天山之歌》背景几乎都在大溪郡的番地。我想钟老如此安排，除了小说中的主要家族——陆家——即是他自己的长乐钟家〔44〕，在北台湾族裔繁衍之地以外，和钟老成长阶段的生活阅历息息相关。

　　大溪镇莲座山旁的小庄下坎，是钟氏来台祖奠基之地，附近内栅庄的国小，是其尊翁曾经执教之地，至于《插天山之歌》里一再提到的八结与水流东〔45〕两个地名，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初期，钟老念淡水中学，他的一个妹妹寄读当地的小学，父亲因为便于就近照顾，因而校长把他拉到当地教书，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回到八结，所以大溪是他的第二故乡。

　　年轻时代拥有这些生活经历，所以钟老撰写《台湾人三部曲》时能够驾轻就熟。而钟老笔下的故乡，一再展现美丽动人的山光水色，丰饶大地上农人的勤奋努力，以及人在土地上的赤热又动人的爱情故事。年龄比钟老小九岁的李乔，他的作品也一样展现对故乡土地的挚忱与爱恋，彭瑞金说他是“对人间怀有大爱的作家”，我们可以从他的《寒夜三部曲》得到充分的印证。

　　《寒夜》第一部的时空背景设于清末的苗栗丘陵，故事从彭阿强一家十几个丁口，在隘勇刘阿汉两人的的护送下，开始深入内山的拓荒之旅——从公馆的石围墙出发，然后经大湖、社寮角、吊颈树逐渐深入内山番界：

　　过了“盲仔潭”，上了陡坡就是“屯兵营”。这里屯驻着五十多个配有枪枝的隘勇，是大湖地段，最深入山地的武力据点，阿陵和阿汉曾经在这里驻扎三个月；以后就调到目前最吃紧的南湖地区了。

　　“屯兵营”起到蕃仔林，实际上并没有道路，只是沿着河床，左拐右弯，拣那浅滩或借助于麻竹筒搭便桥，渡过湍急部分，勉勉强强攀援跋涉而已。

　　这是一段考验体力和耐力的路……彭家一家人特有的沉着和勇气表现出来了。在四周快要全黑时分，他们终于走出河床，攀爬一段不算长的陡坡，来到蕃仔林。〔46〕

　　这群拓荒者来到番子林贫瘠的山村，除了婴儿幼子之外，无分男女都投入艰辛的拓垦事业。由于当地位于泰雅族番社附近，时常要担心原住民出草，加上山坡地开垦不易，当他们好不容易开辟一片山田，种下了蕃薯，勉强在饥饿的状态下度日，又面临令人无法抗拒的天灾：

　　下午，又是日头花的天气，日头带晕，日光疲软而潮湿，远山近林，浮在特明的微黄氤氲里。庄子里，地上、树上、空中，全是黄色的大蚂蚁，他们匆匆忙忙的，跌跌撞撞的……不知他们为何要离家出走，要走到何方？

　　还有茅草盖的屋顶上，也出现了一线一线的白蚁群，他们也倾巢出动……在伯公庙下边水田上空，每家禾埕上空，起初是三两只黄色或红色蜻蜓在飞翔，不久之后，蜻蜓愈聚愈多，最后远看过去，半空中竟然全是蜻蜓……

　　这个下午……全庄一片静寂，连孩子群都销声匿迹。〔47〕

　　这是台风来袭的前兆，李乔几乎花了整个章节，深刻的描绘这群山中垦民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们的恐惧与无奈。吴锦发曾在一场座谈会里说“用很大的篇幅，把番子林的台风，描写得非常细腻而生动，像台风前的感觉，来时的狂虐，写得实在出色。”〔48〕当然，彭家人的灾难还不止是这样，他们血汗开拓的土地，居然是外地大地主先前向官方申请垦照——忙了几年，田地突然变成别人的，让他们再度沦为佃农，要向官方缴大租，还要向地主缴小租。接着日本人占领台湾，彭家子弟有的参与抗日而死伤，而地主又利用与新的统治者的势力，向他们巧取豪夺，致使他们：

　　番仔林的居民，不但永无出头的一天，而且越陷越深，越勤奋却是越贫穷。有些人又打算放弃山园“逃走”，但是到了决定关头，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血汗开辟的田园。最老资格的苏阿锦，交不出利息，听说官厅又要来测量“官有地”，一急之下，居然偷偷搞一条麻绳，到社寮角山冈上，准备在“吊颈树”上谋求解脱。结果，幸运地，也是不幸地——麻绳太短，又年老力衰，爬不上那棵巨大的树干，终于被人给救了下来……。

　　李乔曾经自承《寒夜三部曲 》是“生平最重要的一本书”。这部百万字的大河小说，真正写作的时间是1977年7月，到1980年8月完成〔49〕，也就是说，这部百万字大作，而且是45岁的壮盛之年，只花三年多就完成，他的抱负是“要把自己最热爱的，或最熟悉的，或和自己生命史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写成作品；希望在这样一部作品里，阐释自己的生命观、历史观等。”〔50〕在这里，我们看到李先生的才气、抱负以及客家人那种硬颈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同是客籍的评论家彭瑞金，在李乔“寒夜三部曲”讨论会认为“李乔的作品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就是土地。李乔写这东西是用生命来写的，所以他把这两种东西都融合在一起，母亲和土地合而为一”。〔51〕吴锦发也认为“李乔三部曲里的三代人，对土地的依恋完全一贯，但认识得非常清楚。总是在坚持土地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苦难”〔52〕。然后他笔下番子林那一群山夫农民，面对着源源不绝的天灾人祸，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对土地的爱恋与坚持。

　　继李乔之后的黄娟、林伯燕、钟铁民等人，黄娟女士与李乔同龄，是笔者隔壁乡杨梅的客家人，因为常年在海外，所以她的小说以“台美文学”为主，9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故乡来的亲人》，钟肇政认为“将两个不同时空下的台湾人纠合起来，观察台湾内部的变迁，通篇洋溢着故土的挚情与关怀，时代感跃然纸上”〔53〕。最近的长篇力作《杨梅三部曲》则在异乡漂泊多年之后，重新把观照拉回到自己生长的土地，回忆追索自己的童年足迹，并透过实地访查，写出光复前后数十年来不断变化的“故乡”——证明海外漂泊的游子，最后还是回归故乡的土地。

　　钟铁民接续父亲农民文学的传统，他的大部分小说、散文，都在描绘滋养父祖三代人的美浓故土，笔端像父亲一样流露出对土地与农民的礼赞，以他的短篇小说《烟田》为例：

　　铁皮车轮，在高低不平的石土路上叩着，发出隆隆的呻吟，弯过山嘴，眼底是个宽阔的山谷平原。放眼望去，尽是一片绿油油的烟田，弯弯曲曲的绿秀溪纵贯全谷。河床上裸露的巨大圆石，和两岸的芦苇、矮树、点缀了烟田的单调，这片美好的田园……西面的山头，浸浴在耀眼的阳光下，山坡下的相思树，正随风翻起阵阵树浪，谷地却处在山的阴影中。摘烟叶的人们全淹没在绿色的烟海里，只见一顶顶的草笠在表面浮动着。〔54〕

　　《烟田》小说集是他26到28岁之间的创作，此后，他连续写了不少有关当代教育问题的小说，收录于《余春雄的春天》短篇集里，到了进入42岁的中年，写下《约克夏的黄昏》，他笔锋一转，以一头种猪的自由，以喻讽手笔写活了约克夏种猪的兴衰史：

　　作为一只公猪，我这一生确曾风光过一段日子。那时头家业务进展得十分顺利，在他的经营下，我们成员增加了，有几只与我一样，都是坐过大海轮飘洋过海从欧洲英国或瑞典来的……光我一个，最多时一天出动四次，头家更是整天跑个不停。照料我们日常生活的是头家娘，也是一个身材高壮的女人，据说与头家原是田邻，从小便是青梅竹马的交情。或许是早婚的关系，她十七岁就嫁给头家，十八岁就当妈妈……我喜欢看她的笑脸，听她的脚步声。过去，每当她端着塑胶盒，在我的食糟里敲一个鸡蛋给我加餐时，我就立刻明白，又有勤务要出。〔55〕

　　这篇《约克夏的黄昏》为评论家林瑞明誉为“是一篇笑中带泪的作品，技巧纯熟，内容丰盛，是钟铁民农村生活经验的代表作”〔56〕。从这里可以观察，钟先生关怀的乡土已逐渐从农民生活甘苦，扩展到教育以及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到了90年代初年，因为美浓水库兴建，挺身而出担任“美浓爱乡协进会”理事长，领导一向素朴的乡民，为故乡人的生命与文化传承而战。笔者发现，从钟理和、钟肇政到李乔，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对土地的认同是一致的，而对土地认同也是对故乡认同，对故乡的大爱。到钟铁民之后，新一代客籍作家对于“故乡”与“土地”的观察与书写，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1978年宋泽莱的新农民小说《打牛村》，以关心并掘发官商勾结下的农村巨变，获得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1979年钟延豪《高潭村人物志》，以故乡几个父老的眼睛，看传统客家人文的变迁，得时报文学奖小说优等奖，1985年吴锦发的政治小说《叛国》得吴浊流文学奖小说正奖，1987年再以中篇小说《春秋茶室》，以涉及山地女孩卖春问题的个人成长史，得联合文学中篇小说奖。1988年庄华堂《祭典》写老农阿坤伯不惜杀老牛当作神明祭典，走上农运抗议街头，1989年再以《土地公庙》写阿坤伯夫妇，因为不满二次土改的官商勾结，誓死捍卫土地的过程，分得耕莘、中央日报小说首奖。

　　从中生代的多篇得奖小说，我们发现，这批已入中年的小说创作者，分从不同面向检视台湾农村的新问题，并且展延他们更广的视角，关怀原住民、客家、政治经济变动的诸多议题，符合叶石涛先生于90年代初提出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新局面。

　　五、在“故乡”与“原乡”之间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钟理和先生过世之后，以钟肇政、柴松林为首的艺文、社会人士，发起在笠山成立“钟理和纪念馆”，同时由张永祥编剧，李行导演，由当红影星秦汉、林凤娇主演，拍摄理和先生的传记电影“原乡人”。

　　钟理和长子，违背父亲遗训而承接台湾农民小说的钟铁民先生，认为当年李行导演取“原乡人”这个片名是：“第一，‘原乡人’这个片名是先父小说中的篇名，第二，所谓原乡是台湾客家人指广东我们客家人迁出的地方，‘转原乡’指回祖居地去，甚至把残废也隐称作‘转原乡’。用‘原乡人’作者之片名，我想象征的意义十分清楚了。”〔57〕在那个时代，作为“原乡人”作者之后，铁民先生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从理和先生的遗着以及钟氏父子的言行思想来观察，所谓“原乡”究竟是什么意涵，可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理和先生因为“与台妹同姓婚姻受阻，只身渡海到东北渖阳，入满州自动车学校”〔58〕，两年后的26岁回台，随于1940年8月“带领台妹搭乘‘马尼拉丸号’由高雄启程，经基隆、日本门司、朝鲜下关到釜山，换乘火车随日本移民潮前往中国东北”〔59〕。

　　由此可知，当年钟理和成为“原乡人”，不是真的向往祖国，而是“同姓婚姻受阻”，才随“日本移民潮”到东北。铁民先生告诉笔者当时他父亲会选择去东北，语言是重要因素，因为当时东北在日本关东军的占领下，而理和先生会讲“北京话”与“日本话”。理和先生在东北与北京，前后住了七年，最后还是回到台湾，没有成为真正的“原乡人”。他在东北时代，的确写了《夹竹桃》、《生与死》、《门》、《白薯的悲哀》等作品，并于1945年在北平出版《夹竹桃》，成为他生前唯一出版的书，其中“三篇以北平为背景，一篇以故乡为背景”，回台之后僻居美浓尖山“不久即陷入贫病交迫的现实困境，却丝毫无损其笔耕的决心和热情”〔60〕。在贫病交迫之中，创作许多以美浓为背景的小说、散文、杂文与日记，这些回台之后的作品，几乎都没有以大陆的原乡为背景。

　　作为钟氏生前从来没有谋面的挚友，钟肇政先生也是这样。他的《台湾人三部曲》以台湾沦日史为经纬，以北台湾大溪郡辖的大溪街、龙潭庄与番地为演出舞台，串演客家人陆家——其实是钟老自己的钟家几代人在台湾的故事。首部《沉沦》以台湾沦陷前的清末为始，以陆家第三至五代人在龙潭台地的拓垦，以及陆家子孙参与日本侵台的乙未战争为主轴。二部《沧螟行》的时空设定于日治中期的桃园台地，以陆家第六代的知识分子陆维梁为代表，并以农民抗官的中坜事件为核心。三部《插天山之歌》则设定于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最后两年，以陆家第七代子孙——从东京回台的抗日知识分子陆志酿为代表，故事主轴是主人翁在大溪郡番地——插天山区的逃亡生涯。

　　钟老在《沉沦》第三节，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说明陆家从原乡渡海来台，如何在台湾打拼、奠基的经过——开头就是“陆家的来台祖荣邦公打从原乡广东长乐县只身渡海来到台湾”。陆家人之所以能繁荣发达是因为“靠勤俭两字起家的”〔61〕。及至后来宗族繁衍，族裔如何迁徙到九座寮另建基业，此陆家人如何慎重的选择屋场建立祖祠——陆家的第二代“一个叫天贵，另一个叫天送。这两个虽然都没有读书，但倒很聪慧，老大天贵尤其能干……他看中了邻近的九座寮庄，在那里买下了将近两百甲的大片荒地”〔62〕。当时八十高龄的荣邦公，相当喜欢这个屋场的风水：“放眼看去，对面耸立着中央山脉的连峰，层层迭迭，苍翠欲滴。最高的是大雪山，近些的是李栋山、鸟嘴山等巍峨崇岭。而最重要的是最前面的那座山，山顶为笔架型，名为笔架山。主屋正好是正面朝着这座笔架山的。他们想念这座山会为他们陆家带来许多的文人墨士，子子孙孙书香不断。”〔63〕

　　这几段文字有些琐碎而嫌啰嗦，然而钟先生还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大肆介绍这支族裔生了几个儿子几个孙子，并不厌其烦地列出前四代宗族系谱，以及这些族裔在龙潭台地的产业变迁，并且又花了许多笔墨，夹叙信海公参与科举考试的复杂过程，以及后代子孙如何秉持家训来“晴耕雨读”。

　　钟先生并没有在小说里特别标举陆家是“客家人”，可是在不同世代的陆家人身上，再三地出现“陆家来台祖荣邦公从原乡广东长乐县只身渡海来台”的文字，是否就可以说明钟先生的祖国意识，甚至据以认定他是“原乡意识”？

　　其实“祖述原乡”是海外客家人不忘本的共象。“屋场风水”则是传统客家人建屋特别注重的。“祖祠”与“族谱”是客家人维系宗法制度的象征和基石。“晴耕雨读”是早期客家人参与科举考试以出人头地的古风，这点在嘉应州地区尤其浓厚，台湾南部客家重镇美浓，也保有这种客家古风，这点只能说明，老一代——特别是清代渡海来台的老祖宗们，因为“离乡背井”自然而生“怀念原乡”的心理常态，跟1949年因逃难来台的两百万中国军民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惟一不同的是，现在的台湾人，台湾作家心里的故乡是台湾，而还有许多新住民，以及那从党政军退下来的外省作家们，他们心里的故乡，还在中国大陆而已。

　　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里，后面写到太平洋战争末期，蕃仔林的青年，被日军征调到南洋做军夫，留在故土的老弱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在漫漫寒夜，“现在，只剩下阿汉婆的诵经梵音，雨夕风晨，依然是清晰坚韧，悠悠袅袅，从未间断，和‘鹞婆嘴’上偶而飘下来的哭声，成为蕃仔林人经常萦回耳边的音响。”〔64〕而在南洋离乡背井的征夫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在热带丛林里漫无目标地奔逃，心里却念念不忘故乡。明基在异乡的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心里这样呢喃：“我怎么忍心相信现在这些已过去你出示这块鹞婆嘴上采下的石头你阿华是真正在我左右了月色真好风好凉只是只是这真会是鹞婆嘴上采下来我给你纪念的石头吗……”〔65〕等到蕃仔林的精神支柱——灯妹七十多岁的阿汉婆弥留之际，“老妈妈的双眼，好像微微睁了一下，然后缓缓闭上。老妈妈的脖子缓缓往前一倾，软了下来；蓦然又一挺，之后往右边一侧，耳聒子给斜压在肩膀上……嗯，好香。是一阵香气。很浓。刘家每一份子都嗅到吧。”〔66〕

　　就在这当儿，远在北吕宋平原上，一阵骤雨之后“满天的乌云如破巢的油篓蜂，忿怒的疾走乱飞”，刘明基早已体透支力，机械性的挪动着，一不小心落入小洼地里，“他正要挣扎着要爬起来。突然，那种虚肿半阖的眼皮霍地睁了开来。因为……嗯，香……他又嗅到一缕幽幽细细的香气。这不是第一次嗅到。这不是陌生的香气。……‘香啊……香……这亲爱的体香……’”〔67〕。明基心里一直惦记着自己答应老阿妈的话：“阿基一定会好端端的回来！”，因为浪迹海外忍受折磨之后，明基终于理解“阿妈，就是台湾，就是故乡，就是蕃子林；蕃子林，故乡，台湾，也是一种阿妈”〔68〕。

　　在这段文字里，李乔以家乡/异乡的小石头的连结，明示男女的相思情爱，而“鹞婆嘴上飘下的哭声”象征着台湾苦难大地上人的呐喊，然而苦难终将过去，孤灯虽然暗淡，但它永不熄灭。而孤灯也象征母亲——台湾故乡的召唤。阿妈死时身体的香气，还在千里之外明基闻到了——那熟悉的香，是阿妈的体香，也是台湾土地的芳香——明基念念不忘故乡，而李乔更是日夜悬挂，那是他坎坷岁月里永远无法磨灭的梦魇呀！

　　在孤灯明灭之际，李乔以傲人的才气，感人肺腑的文笔，特别是他对土地深沉的爱，为寒夜里永不熄灭的孤灯，勾勒出美妙而撼人的终结，尤其是把母亲——女人的身体与大地合而为一，让意境提升到抒情诗的境界，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登峰造极的杰作。

　　两钟以降，包括第二代作家的李乔、林伯燕、钟铁民，第三代的宋泽莱、钟延豪、雪眸、吴锦发这群在80年代大放异彩的小说家，早已摒弃中国大陆的“原乡意识”，他们心里以及笔下的故乡，就是生养他们的土地——台湾。

　　六、结论

　　从日治时期发轫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台湾小说作家人才辈出，虽然历经外来政权打压与社会经济剧变，可是许多人还是坚持以他们的笔，为生养他们的土地，写下许多动人而足以流传后世的篇章。他们的作品，持续以写实主义的笔触，忠实反映台湾各阶层民众艰辛贫困的生活，有血有泪有苦有乐的悲欢岁月。

　　客籍作家无论质量，都在台湾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表现于小说方面。本文就战后台湾文学，论列自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以降的客籍小说作家。我们发现，他们的笔端常常眷恋着他们生长的地方——自己的故乡。客籍小说家的作品，也再三触及“客家”和“土地”两个主题，展现客家人特殊的风采与生活样貌，展现他们对土地浓浓的依恋与关怀。

　　第一代客籍小说家钟理和、钟肇政的作品，大量以他们故乡为背景，他们以厚实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他们熟悉的故土，老一代客家人——特别是农民生活的诸多样貌，展现客家人特殊的精神。他们适度地使用客家词汇，加上俗话谚语的使用，客家歌谣的穿插，使他们笔下散发浓厚的客家风情。第二代作家李乔、钟铁民作品，也有不少以故乡人、故乡物为背景的题材，他们笔下创作的人物，成为客家人的典型。大致来说，小说作品里的客家风味，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产生变化，到宋泽莱、雪眸、吴锦发之后，客家的质素越来越少，而新一代的作家的作品中，这样的特质可能要消逝无踪了。

　　虽然土地滋养人类，可是在台湾，土地却是人痛苦的根源。客籍小说家笔下的土地，往往就是他们的故乡，描绘故乡风土是常见的情形。钟理和从祖国大陆回来，眼见故乡的残破凋零，僻居美浓笠山，在贫病之中不改其志，以各种不同形式，写下许多美丽动人的篇章。钟肇政长居龙潭，年少时代住过大溪内山，他有许多作品，重复描绘以龙潭为中心，扩及到大溪、角板山地区的农民生活，甚至写下多篇“河坝系列”的小说。李乔是台湾土地之子，他的《寒夜三部曲》是以生命来描绘生养他的土地，展现他对土地的深情与爱恋，他的“寒夜孤灯”甚且达到抒情史诗的境界，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客籍小说家自钟铁民以降，中生代作家对土地的书写，开始展开质变。因为社会与政经变迁，他们的作品开始探讨台湾农村新生的问题，并把视角扩展到政治、弱势族群等各种领域，把台湾文学推向“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新境。

　　从钟理和回台之后的创作，以及钟肇政大河小说里对“原乡意识”的解析，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丰饶大地与素朴人民，一直都是植根于台湾本土，所谓“原乡意识”，只存在于老一代客家人遥不可及的梦里——他们心目中与笔下的故乡，很清楚就是台湾这片土地。因而他们的笔下的作品，不时流露出同一种基调——那是他们对土地的爱恋与乡愁。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持续地关注脚下不断变貌的土地，关注祖先曾经流下的血汗与走过的足迹，关注我们客家族群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然而自20世纪末叶以来，这样的关怀是越来越少了。此刻，我们客家文学的传承发生了重大的问题——它几乎是传不下去了。是故，笔者发表本文的目的，除了重新检视先行代客籍作家累积的成果之外，更希望提醒后进者认清方向加紧脚步，促进客家文学的发展。

　　

　　注　释：

　　〔1〕司马先生是笔者最早的业师，笔者初入耕莘参加小说组，他是导师，第二期我担任小说组长，他还是小说组导师。

　　〔2〕司马中原《狂风沙》后记。

　　〔3〕齐邦媛《千年之泪》自序，P02

　　〔4〕叶石涛《我的客家经验》，发表于《台湾文艺杂志》105期，P145-146

　　〔5〕黄子尧《阅读台湾客家文艺作家们》目次，P1-6

　　〔6〕彭瑞金《从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学的发展》，见黄恒秋编《客家台湾文学论》，P31

　　〔7〕钟肇政编《客家台湾文学选》序P1-2

　　〔8〕同上注，P3

　　〔9〕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P25

　　〔10〕同上注，P104

　　〔11〕林瑞明《扎根泥土掌握人性》见台湾作家全集《钟铁民集》P9

　　〔12〕南部客家人，把高雄县美浓、六龟一带的客家人，相对于南方的屏东县六堆地区的下庄，称为上庄客。

　　〔13〕叶石涛《钟理和评介》见台湾作家全集《钟理和集》P255

　　〔14〕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P37

　　〔15〕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二部《插天山之歌》，P502

　　〔16〕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三部《沧暝行》，P1045

　　〔17〕庄华堂《客家传统山村生活显影——从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看内山客家人的产业与生活》发表于2003.10.19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

　　〔18〕李乔《寒夜三部曲　概要》，见钟肇政编《客家台湾文学选》第一册P262-268

　　〔19〕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一部，序，P2

　　〔20〕可能是主编钟老疏忽了，以为他是福佬作家。其实他原名廖伟浚，是云林县二仑乡的客家族裔，十余年前笔者曾到他的故居地，访问他叔叔，说的是诏安客家话，经我们田调得知，西螺、二仑一带的廖家，是属于“活廖死张”的双廖家族，都是诏安客族裔。

　　〔21〕施淑《大悲咒——宋泽莱集序》，见台湾作家全集《宋泽莱集》，P11

　　〔22〕《祭曲》得耕莘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土地公庙》得中央日报短篇小说首奖。两篇都以“阿坤伯”为核心人物，描写桃园台地客家农村的故事。

　　〔23〕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P79。彰化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24〕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P79。彰化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25〕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P98。彰化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26〕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P79。又见《钟理和全集4》之《哩　笠山农场》P87

　　〔27〕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P79。又见《钟理和全集4》之《哩　笠山农场》P88

　　〔28〕见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P102-117

　　〔29〕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P68-69

　　〔30〕同上注，P135-136。前面是小戏上演前的场景，后面是这句小戏背后的故事。“碛”是“压”的意思。“侅”客语“是”的意思。

　　〔31〕庄华堂《吴大老》P36-37

　　〔32〕庄华堂《五城堡满叔公太的丧礼》，见《山林与土地的永赞》第三届南投县文学匀作品集P170

　　〔33〕齐邦媛《千年之泪》，P03；原发表于1985.1.31中央日报，文艺评论版。

　　〔34〕叶石涛《吴浊流论》，见台湾作家全集《吴浊流集》，P280

　　〔35〕彭瑞金《以文学与生命做见证》，见台湾作家全集《钟理和集》P11

　　〔36〕钟怡彦《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彰话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P27

　　〔37〕钟理和《故乡之三》《阿煌叔》见钟肇政编《客家台湾文学选》上册P51

　　〔38〕钟理和《故乡之三》《阿煌叔》见《客家台湾文学选》上册P85-86

　　〔39〕钟理和《故乡之三》《阿煌叔》《客家台湾文学选》上册P93

　　〔40〕大正九年台湾地方制度大变格，台湾地区分为五州三厅，大溪郡隶于新竹州下，辖有今大溪镇、龙潭乡及番地—今角板山乡。

　　〔41〕钟肇政《残照》

　　〔42〕钟肇政《台湾三部曲》第三部《插天山之歌》，P867

　　〔43〕钟肇政《台湾三部曲》第三部《插天山之歌》，P866

　　〔44〕钟家来台祖钟朝香公，来自于嘉应州长乐县，即今之五华县。

　　〔45〕两个都在大溪镇山区，八结即今百吉，水流东即今角板山乡三民。

　　〔46〕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一部，P24-25

　　〔47〕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一部，P248

　　〔48〕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P270（李乔“寒夜三部曲”讨论会）

　　〔49〕同上注

　　〔50〕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一部，序P01

　　〔51〕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P258-259（李乔“寒夜三部曲”讨论会）

　　〔52〕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P264（李乔“寒夜三部曲”讨论会）

　　〔53〕钟肇政编《客家台湾文学选》上册P269

　　〔54〕彭瑞金编台湾作家全集《钟铁民集》P23-24

　　〔55〕彭瑞金编台湾作家全集《钟铁民集》P219

　　〔56〕林瑞明《扎根泥土掌握人性》见台湾作家全集《钟铁民集》P13

　　〔57〕钟铁民《原乡人及其他》，见钟肇政《原乡人——作家钟理和的故事》P209

　　〔58〕彭瑞金编台湾作家全集《钟理和集》P266（钟理和生平写作年表）

　　〔59〕同前注

　　〔60〕彭瑞金《以文学为生命作见证—》见彭瑞金编台湾作家全集《钟理和集》P10

　　〔61〕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三部《沉沦》P34-35

　　〔62〕同上注，P36

　　〔63〕同上注，P37

　　〔64〕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P5

　　〔65〕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P485

　　〔66〕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P510

　　〔67〕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P511

　　〔68〕李乔《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P513

　　

　　参考书目：

　　1.彭瑞金编　《台湾作家全集》——《吴浊流集》　1991　前卫出版社

　　2.彭瑞金编　《台湾作家全集》——《钟理和集》　1991　前卫出版社

　　3.彭瑞金编　《台湾作家全集》——《郑焕集》　1991　前卫出版社

　　4.林瑞明编　《台湾作家全集》——《李乔集》　1993　前卫出版社

　　5.林瑞明编　《台湾作家全集》——《黄娟集》　1993　前卫出版社

　　6.林瑞明编　《台湾作家全集》——《钟铁民集》　1993　前卫出版社

　　7.施淑　高天生　《台湾作家全集》——《宋泽莱集》　1992　前卫出版社

　　8.施淑　高天生　《台湾作家全集》——《钟延豪集》　1992　前卫出版社

　　9.施淑　高天生　《台湾作家全集》——《吴锦发集》　1992　前卫出版社

　　10.钟肇政　《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　1980　远景出版社

　　11.钟肇政　《台湾人三部曲》第二部《插天山之歌》　1980　远景出版社

　　12.钟肇政　《台湾人三部曲》第三部《沧螟行》　1980　远景出版社

　　13.李乔　《寒夜三部曲》第一部《寒夜》　1991　远景出版社

　　14.李乔　《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　1991　远景出版社

　　15.李乔　《寒夜三部曲》第三部《孤灯》　1991　远景出版社

　　16.钟肇政　《原乡人——作家钟理和的故事》　1980　钟理和文教基金会

　　17.白先勇　《台北人》　晨钟出版社

　　18.宋泽莱　《打牛湳村》　1978　远景出版社

　　19.司马中原　《狂风沙》　后天冠出版社

　　20.司马中原　《路客与刀客》　后天冠出版社

　　21.黄娟　《故乡来的亲人》　1996　前卫出版社

　　22.齐邦媛　《千年之泪》　1990　尔亚出版社

　　23.叶石涛　《台湾文学史纲》　1991　文学界

　　24.叶石涛　《台湾乡土作家论集》　1981　远景出版社

　　25.黄子尧　《阅读台湾客家文艺作家们》　2000　台北市客协

　　26.黄恒秋编　《客家台湾文学论》　1993　爱华出版社

　　27.钟肇政编　《客家台湾文学选》1、2册　1997　新地出版社

　　28.彭瑞金　《瞄准台湾作家》　1992　派色文化

　　29.林瑞明　《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　1996　允晨文化

　　30.庄华堂　《吴大老》　1999

　　31.庄华堂　《土地公庙》　1990　联经出版公司

　　32.钟怡彦　《钟理和文学语言研究》　1992　彰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33.庄华堂　《客家传统山村生活显影——2003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从钟肇政“台湾然三部曲”看内山客家人的产业与生活》　2003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

　　34.钟肇政文学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集　2003　清大台湾文学研究所

　　35.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讨论会　1982　台湾文艺75期

　　36.李乔“寒夜三部曲”讨论会　1982　文学界第四集

　　37.叶石涛　《我的客家经验》　《台湾文艺杂志》105期

38.《山林与土地的咏赞》第三届南投县文学奖作品集　2001　南投县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