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女，副教授， 主要从事审美文化学、客家文化研究）　

　　一、变革中的热情与创造：一个有关历史的考察

　　客家文学，或者说客家文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是时代风潮勃兴、民族命运转折的重要关头，越能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但是，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爱国文学或反思文学的传统有所不同的是，客家文学的兴盛，并不仅仅表现为内容上的忧国忧民和风格上的沉郁悲凉，而是在继承中原文化深沉的历史关怀的同时，更显出客家人乐观、浪漫、面向未来的内在气质。

　　独特的个性与特色，导致客家文学成为了地域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同时，它们又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围，在人类与民族共同的文学话语中占有了一席重要之地。应该说，这是客家文学的内在文化品格所决定的。这种多元文化品格可以概括为：自矜、坚韧、乐观，既坚守传统又自由放达，既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又在变化面前时有迷惑，但最终仍然义无反顾。这些源于客家人多年的文化传统积淀和虽多处于危厄、流徙之中却不断开拓进取的发展历程。

　　近现代以来，在国家、社会的急剧变幻与激荡中，客家文学以乐观浪漫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活的表现力而着称于文坛。黄遵宪、丘逢甲、郭沫若等胸怀国家民族的诗人，他们的诗篇虽饱含忧思，却并不显得步履沉重，而是或慷慨激昂或浪漫超卓。而现代派诗人李金发、现代市民小说发轫者张资平的一些作品，则既显出了客家人的侠骨柔情，又在中原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上，开出了新颖奇异的现代文学之花。尤其是客家文学中的情爱篇章，往往集浪漫主义的理想激情、象征主义的繁复内涵，以及原欲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都市与乡村的场域激变于一体，创造出了别有特色的爱情文学典范。

　　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中期，国家政治与地方治理都趋于了稳定。超稳定治理格局与全新的民族与地方政策，使得客家历史上的迁徙、械斗等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不再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阶级间的矛盾在很大层面上取代了民系、家族利益的纷争。可是，客家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也因之被遮蔽了，其延绵不断的历史传承出现断裂。不过，客家人的心灵史没有中断，客家文化的血脉深藏在其中。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传统的复苏，客家文化再次勃兴，客家文学也迸发出新的火花，燃起新的簇簇炬火。它们虽然没有像近现代时期的客家文学那样奔放炽烈，高立于时代的潮头，却更加丰富多彩，更多元化，展现出了新时期客家人的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延伸着这一民系精彩纷呈的文化史和心灵史。

　　尽管“客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或文学现象，被学界所注重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群体的客家文学已经以个体写作的方式，开始了近现代以来的客家文学传统的重生。虽然起初写作者相互之间还缺乏有意识的联系与交流，但是，灵犀相通、遥相呼应的客家文学风景线已经在闽西与岭南一带逐渐形成。以《沙河坝风情》〔1〕等一批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新时期客家文学复兴的滥觞之作。《沙河坝风情》以较为鲜明的客家意识，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中客家腹地的动荡生活，描绘了客家人对爱情的忠实与执着。这些作品多数为老一代作家完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客籍作家和擅长描写客乡生活的作家成长起来了，客家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其艺术手法、描述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进，但是主题与形式上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却没有变化——对爱情的歌颂，尤其是对女性的歌颂，始终是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被关注的重心，这与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爱情观念的独特传统，与客家女性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以下拟就一些个案对此加以分析。

　　二、奔跑与呼喊：客家文学爱情观的变革与表达

　　传统客家文学记录了多年来分离散聚中的客家人朴素而坚强的爱情故事，其中所表现的爱情观深深地浸润在客家文化传统的整体之中。在客家山歌中，这种爱情观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有学者说：“客家情歌，其出类拔萃之处，就在于其浓烈，火一样的爱情，以及火一般的为爱情而抗争的倾诉。大胆、泼辣、百无禁忌，敢作敢为。”〔2〕（P254-255）的确如此。

　　入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藤生树死缠到死,

　　树生藤死死也缠。

　　这是客家山歌中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一段。这歌声炽热、直率、真挚，对终极情怀的向往跃然而出，这就是客家人对爱情的朴拙、热烈而执着的表达。民间文学的力量往往是最坚韧、最悠长、最有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它们自然会深深影响文人化或者专业化了的现当代客家文学。在这样的文学谱系中，出现了北村这样的作家就不足为奇了。

　　北村196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7岁开始发表小说，着有小说集《周渔的火车》、《玛卓的爱情》、《聒噪者说》；长篇小说《施洗的河》与《老木的琴》等数百万字作品。在北村的小说中，爱情与宗教是永恒的主题。人们都知道他是当代著名先锋作家，却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亦是客籍作家；一些研究他的论著，十分关注他早年迷恋于文字与解构的游戏，以及在皈依基督教后作品题材倾向于神性主题的现象，却忽略了他生长于典型的客家文化扭转之中这一事实。北村虽然生为当代作家，刚跨进青年的门槛就受到都市生活环境的影响与改造，并经受了现当代文学大潮的洗礼，但他笔下的爱情却鲜明地呈现出客家文学中传统爱情观念的特点：对单纯、狂热、终极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对爱情中美好事物的义无反顾的歌颂。

　　可以说这些与北村身上的客家文化因子有着深刻的关联。尽管他小说中的基督教意象，比如上帝，比如乐园，比如蛇与光线，往往表现出爱情观的西方化的外现，但是其内在爱情文化观点及其精神意蕴，却依然扎根于客家文化的根基之中。对基督教的皈依，反映了北村对生活迷惘的追寻与思考，表现了他对外在精神力量的寻求，这是现代都市生活对一个生长于传统客家地区的才子的精神侵扰或影响。但是在内心中，那种传统的爱情观与审美观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放逐或异化。这一点，从北村小说中对爱情的表达、尤其是对女性的描写中，最能体现出来。

　　在北村还十分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旧文学的叛徒，一度留连于四度空间对五度空间（状态空间）的突入时所出现的景象，以探查突破精神大限的可能性，为‘我们死了为何还活着’这一自下而上悖论找到合法的理由。在先锋小说群体里，还没有一个人像北村这样痴迷于终极价值的追问。北村有什么理由痴迷终极价值而置现世生存于不顾呢？我相信写作的意义不在精神之外，现世生存在精神价值的支配之下。人心里怎样思量，他的行为就怎样。”〔3〕在放弃了曾经固守的对先锋形式的追求后，北村小说在执迷于对终极意义追求的同时，以什么为意向性的支撑呢？他选择了爱情，或者说，重点地，在爱情中选择了女性。尽管评论家们对客家文化基因给予北村的文学滋养没有去作更多的挖掘，但我们仍能从北村小说中的种种人物身上，看出这种基因显然已经内化于他的文学思维之中了。

　　这里主要以《周渔的火车》〔4〕为例，试析客家文化的爱情观念对北村爱情小说的影响。《周渔的火车》最初发表时名为《周渔的呼喊》。可以说，这两个名字都意味深长，都表现了在时代剧变与社会转型给客家传统社会带来极大冲击的当代语境下，青年们既渴望变革又无所适从的微妙心态。“呼喊”象征着对表达的渴望，而火车则是奔波不宁的隐喻。周渔的来回奔走，与社会的变动及转型不无相关，但她最终的宿命却是在周而复始中的迷失。周渔这个女性形象和以往北村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如果说玛卓代表着客家知识女性美好、诗性的一面，周渔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客家女性的勇敢、执着，和对待爱情虽然迷茫却义无反顾的一面。在孙周的电影《周渔的火车》中，主要角色从二女一男转换为一男一女，但这只是改变了叙述的视角，故事的主要角色却依然是周渔。

　　周渔为着她心中的爱情执坳而疯狂地奔走，而这爱情的指向是诗人陈清。陈清正如北村笔下的多数男青年，是一个如少年般纯净的男人，却不慎或者说不幸卷入了女人激情的陷阱中难以自拔，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奈与无能；但他所体会的却是传统道德和庸常情感所无法深入的痛苦。这样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作家对诗人超越尘世的终极理想的肯定，也是他对周渔的爱欲的浪漫与诗化——那种在客家山歌中似曾相识的奋不顾身和勇猛疯狂。人们常拿客家人与犹太人作类比，奇怪的是犹太人多迁徙，多出思想家，而客家人多迁徙，却多出诗人，这或许是由中华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总体氛围的差异所造成的吧。总之，从具体的才华发展方向和对世界的观照与把握之方式来看，在客家人中诗人是层出不穷的，民间流传的大量客家山歌，正表明客家人身上潜藏着丰富的诗歌因子。而在知识阶层，诗歌也成为了客家文人抒发胸臆的主要手段，这从黄遵宪、丘逢甲、郭沫若直到李金发等身上都能看到。北村小说中的诗人极多。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说：“北村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诗人。我说他们是诗人，并不一定他们曾经写过诗或正在写诗，而是有着诗性人格，心灵之弦在他们心中不可抑制地颤栗着。写诗的玛卓和超尘是诗人，用诗歌构造建筑的孔成是诗人，艺术家杜林是诗人，哲学家张生也是诗人。”〔5〕爱写诗人的北村自己也是诗人，他正是以诗人的悲悯情怀塑造了周渔这个浪漫诗化的女性形象。

　　北村塑造女性正与多年来客家文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暗合，即对客家女性的赞赏和颂扬：真挚、热烈、勇敢、干练、果断、怀有母性——这正是多少年来客家女性光芒闪烁的原因。这样的女性身影，可以在郭沫若雄浑壮烈的《女神》中见到，也可以在李金发丰富而浪漫的诗歌意象中见到。但是，与以往客家文学中与爱情相关联的女性不同，北村笔下的新时代女性超越了缱倦缠绵、多愁善感的惯常情感特征，展现出具有时代感的独特风姿。如果说现代文学中的客家女性是在传统道德的整体氛围中如突围般地表现了现代激情，那么在北村一代作家的笔下，在新旧价值观的激荡中寻求生命的价值，思考爱情的意义。她们虽然如周渔那样迷茫而不知所终，却再也不愿意停留在原地，宁可死亡而决不退缩。在《周渔的火车》中，火车成为了与诗人一样的符号，象征着周渔内心奔突而颠踬的那一面，虽然不停地游走，却总不曾远离原地，在两种爱与生活的挣扎中无所适从。可能是由于宗教皈依的原因，对死亡北村有着深厚的兴趣，并于其中寄托了他的某种姿态与追求习惯，因此主人公的死亡成为了作者自然的安排，成为剧中人注定的宿命。这也是北村作为先锋作家超越了客家传统文学风格的地方——不过，超越传统，在新事物中寻求生命的或社会的答案，这本身不也是客家文化中历久弥新的精神与思想的传统吗？

　　三、全景中的聚焦：时代大背景下客家文学中的爱情观

　　千年的迁徙与变革，导致了客家人的视野开阔与适应性的强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格局中产生的客家文学，当然会呈现出丰富绚烂的多元化趋向。如果说以北村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作家更执著于语言与形式的探询与试验，更加沉浸于对宗教、心灵的终极追问之中，更执著于对个体的心灵史及对爱与死的经验与思考，那么，另外一批作家，却以广阔的社会时代为背景，以博大深远的现实关怀之心，直接为社会改革与剧变的潮流秉笔而书，试图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文学主题，这个客家人多少年歌唱不已、生生不息、记载了一个民系的情愫与生命之歌的文学主题，在这样的作家笔下，自然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貌。不论是爱，是恨，是相聚，还是离别，每一个青年、每一段爱情都深深地镶嵌在这个世界现实之中，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波澜起伏。这两种文学歌颂的爱情，一个直达心灵的深处，一个紧贴广袤大地与变革时代，角度不同，风格也不同。下面以学者、作家谭元亨先生气势恢弘的《客家魂》三部曲〔6〕中所描述的爱情为例，探究客家文学中的爱情观的另外一个侧面。

　　北村多以先锋作家身份现身，在先锋的语言形式与宗教式终极追求的文学表达中，客家文化的影响主要以潜移默化方式存在于他的文学血脉之中，表现为一种平和延绵的文化滋养。谭元亨的小说则多直抒胸臆，以对母系文化最大的热情、对家乡变革最大的信心，对客家文学最自觉的总结与继承为基石，构建出了一个改革与转型时期的宏大的客家文学全景图。谭元亨的母亲是客家人，他从小便饱受客家文化的浸润。身为较北村等人年龄更大的一代作家，由于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变动与生活磨难，又由于大学学者的身份使其保持了对社会尤其是母系乡土的理性关注，谭元亨的小说气势宏大却决不浮浅，在他描绘的客家社会剧变的历史画卷中，种种爱情故事正是清新迷人的最亮色。

　　《客家魂》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描摹现当代客家历史变迁的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画卷。它以客家人永恒的迁徙、躁动与期翼为背景，聚集于客家人的生命延续、成长历程、出走求学、观望世界的过程。这是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变迁中的乡土社会自觉地探寻与追问现代性的过程。从郭玉祠到郭元戎，几代人经历了国家与社会的剧变，在前者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了社会与历史变迁的深刻烙印，看到了客家人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生命的波折升降时的人生态度，看到了时世更迭中客家人社群历经多年风雨的漂泊与扎根；在后者身上，我们则可看到新时期客家人通过自己的学习与奋斗，通过对自身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走出山地，走向世界，而最终重返内心世界的不凡历程。小说超越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打通了外部社会与内在心灵的界限，力图从宏观而入细微，全景式地展现客家人历史、生命与心灵史，寻求在千年不变的迁徙、劳作与血泪中顽强生长之生命的终极意义。而在这其间，爱情，尤其是爱情中的女性的伟大力量与炫目光芒，更成为贯通整个客家人心灵史的重要线索。

　　与传统文学中的女性世界不同，《客家魂》中的女性不再仅仅局限在闺房和灶头，其心灵不再仅仅能盛下爱情；这些女性的重要性被凸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在社会生活与内心世界中的地位始终是那么高大、坚强。谭元亨笔下的客家女性通常会有力地支撑着家庭乃至社会，她们的爱情多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爱情的光芒与力量，常与母性的伟大结合在一起，她们是伟大的爱人，也是伟大的母亲。这就是作者源自客家文化爱情观的独特审美视觉所带来的独特审美力量，它们使这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作品诗意盎然、大气坦荡。

　　《客家魂》三部曲的第二部名《客家女》，书名直截传达出作者对客家女性的赞美和颂扬。尽管整部小说显性的主人公是郭玉祠、郭元戎等男性，并以郭元戎为主线，但书中贯穿始终的却是郭氏家族一代代的女性。从祖辈传承下来的坚韧一直体现在这些客家女人的身上，无论是启慧、于远晴、萱龄还是石萝，都是这样的女性的代表。她们与传统观念中的女性不同，却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是她们的坚毅沉着、果敢忠诚，挽救了家族的命运，维系了家族的历史。《客家女》中的女性几乎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而为了坚守文化之根不惜奉献自身则显示了悲剧性的精神。但是，她们在悲剧性的生涯历史之中，却永远吟唱着一支支乐观的歌——以坚韧面对现实，以勇敢追求爱情，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鼓励和支持爱人，共同承担苦难，期盼共同事业的成功。其实，她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正如浓烈真挚的客家山歌所表达的情愫，有愤怼而少伤感，虽然涉及情感的终极苦难，却没有怨尤与退缩。特别是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执着坚守，昭示着客家民系尤其是客家女性从来就具有一种积极与乐观的人生态度。

　　作为学者，谭元亨本人在创作以外的学术著作中，对客家女性在客家爱情文学中的这种地位与其独特的文学形象就不少论述：“在这一切背景上，凸出的正是作为客家女性那种近乎神化了的品性：勤劳、贤惠、聪颖、无私、豁达、刚毅、万难不屈、孝悌、道德高尚，以及……母仪天下……也难为A•米切纳（世界客家文学名著《夏威夷》的作者）把这么多优良品质集中到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身上，这也可能感觉到这位世界著名作家对客家女性的一往情深。这已经不是他研究的结果了，而是作为文学所呼唤起来的一种人类至贵的情感，一种各民族共通的对真、善、美的由衷的爱与向往。”〔7〕正是这种学者与作家们对客家女性的共同体认，导致了客家文学传统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爱情观的形成。在《客家魂》这部小说中，“爱情—女性”主题作为非显性主题一直贯穿于情节的始终，它不一定是人生辉煌事业的顶峰，但一定是这些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时代变迁，而根基不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抱有一份永恒的坚韧与乐观——这也许就是客家文学中对爱情与女性热切关注的根本原因吧。

　　四、结语

　　本文从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出发，分别讨论了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客家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

　　《周渔的火车》描写的是走出客家世界、寻求内心生活的现代先锋作家笔下的客家人的爱情。这是一种关注神性与性灵的爱情文学，它的笔触探入到了人性深的地方，以沉思与追溯的方式，赢余了每一个个体爱情的心灵史。在北村的故事中，爱情是无畏的，迷狂的，超越的，是以死为归宿的理想化与悲剧性交融的一种激情。即使爱情无法成为抵达永恒的“上行之路”，作家仍然不倦地叙说着描摹着这“如死之坚强”的爱。应该说，他不是执著于爱的物层面，也并非仅仅以叙说爱情故事为旨归，他是在用永远陷于精神迷津的爱来探查人类心灵内部，来拷问生存的终极意义。然而，就是在这一个个惊世骇俗的爱情事件形态中，我们追索到了客家文化基因对不可避免者的潜在影响，触摸到了客家人千年爱情悲歌丝丝余脉的搏动。

　　《客家魂》这部抒写客家人生命史的煌煌巨著，字里行间透着“史识与诗情”的睿智和炽热，此中几代人的爱情纠葛惊心动魄、曲折离奇。正如谭元亨自己在评论客家人时所说的，他们是如此有别于被规范化或格式化的汉族其他民系，每每热情如火、自由放达、多姿多彩。的确，作家在小说中以激情式叙述和自白式倾诉的笔调，写出了客家人的“称情直往”、要爱就爱他个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特性，展现了为复归和持守民系、同时也是民族精神传统的客家人的爱之历程与理想。但是，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读到滚烫的情感传奇，而且透过这些爱情悲剧或可称爱情史诗，能够感到历史浪潮的起伏跌宕和时代风云的激荡，能够受到强烈的思想震撼。这些正表明作家关注客家民系，在时代大潮与其自身变革中对本民系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核心的探究与坚守。

　　尽管上述两部作品关注的内容完全不同，切入的视角也迥然相异，但是，它们却同样勾勒出了转型时期客家文化中的爱情观念——她是如此的古老又是何等的年轻：勇敢、热烈、执着、坚韧、虽九死犹不悔。

　　参考文献：

　　〔1〕白危.沙河坝风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谭元亨.客家圣典［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3〕谢有顺.北村：再度先锋的可能性［EB/OL］.http://wwwsinacomcn,新浪文化，2002-07-15.

　　〔4〕北村.周渔的火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佚名.深渊与天梯——北村小说中的终极性探寻［EB/OL］.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 19/25/38k，2002-11-20.

　　〔6〕谭元亨.客家魂［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7〕谭元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客家文学——兼论A•米切纳的《夏威夷》［J］.嘉应大学学报，1999（2）：1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