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渊,男,硕士,传播美学专业,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是人类动态的传递信息、观念和感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沟通的社会性活动，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思说过：“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作为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传播与文化有着先天的联系。正如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所说，文化的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传播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与传播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传播促成文化的整合、增殖、积淀、分层、变迁和“均质化”，形成各个主要的文明圈，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画上鲜明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传播者对受传者的文化意义，同时还体现在传播媒介及传播过程之中。尤其是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伴随着信息量的急剧增加，传播活动的产业化，传播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程度和速度都呈现加速现象。一方面，大众传播正在有力的冲击不同文化的边界，加速全球化的进程；反过来，不同的文化又以其本身特征影响着传播的形态与效果，从而表现出各文化的传播特色。中国的文化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对中国的传播当然有着特殊的影响。而客家文化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发展或变异，它与现代传播之间的衔接，自也有其特别之处。

　　美国学者海尔特•霍夫斯泰德在1967年至1973年间，从IBM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的雇员中收集到116000多份问卷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国家分布在北美、南美、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包含了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阿拉伯等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分析不同文化的差异，可以从四种维度入手：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对不确定性的强回避倾向和弱回避倾向。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维度来看看中国传统的文化及客家文化特征对传播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集权统治的后遗症

　　对于不同的文化来说，权力差距小的文化认为社会上的不平等应缩小，所有的人都应当相互依赖等。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则认为世上存在不平等的秩序，人们的地位的高低由该秩序保护。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集权统治传统，完善精密的封建社会制度。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远远大于西方，任何场合下都极其讲究名分和等级，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明白了名分，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等级伦理高于其它一切，社会伦理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自觉服从这一角色的安排和制约，自觉接受社会权力的落差，并且主动维护它。显然，在这种专制环境下的交流，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这种等级观念的存在，也使得“言论自由”从来都未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激起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封建社会缺乏对“民权”和“国民”的认识，也缺乏对建立在个人平等之上的个人言论自由的真正赞同。大众传播意味着人与人的平等，获得同等的知情权，拥有同等的思考空间，这与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它注定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和禁止。因此，在中国的社会中，也就很难萌发出像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类似的传播交流方式。

　　施拉姆在其传播学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里面，把传播的发展概括成两个不同的方向。在西方国家，首先是集权主义时期，然后是自由主义时期，再发展到社会责任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受政府的控制越来越少，而其影响力和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而在“共产主义国家”，报刊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把集权主义发展到另外一个更高的阶段，媒体已经完全被政府控制，成为极权统治的工具。在这本书中，施拉姆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意指苏联，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新闻传播业套用的是苏联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国专制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在集权主义模式的路上走得更远，媒体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人民日报》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就被读者斥为“国会纵火案”，抛开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文化传统在背后所起的作用。即使是在当前的传播业中，这种等级观念的束缚仍然严重存在，尤其在党报体系中。而受到这种思想操纵的传播观念，在很多时候，成为中国信息流通渠道不通畅的最主要原因。

　　客家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演绎而来的，当然有传统文化的印记。但同时，客家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自身独特的一面。例如太平天国，这场被西方称为“客家人的革命”，首先是其对西方宗教的接受与改革。被视为西方伦理精神的发端的基督教，同样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产生影响。与太平天国之前的会党组织如天地会、洪门等相比，太平天国作为会党的联系、传播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从其早期的男女平等观，到晚期《资政新篇》中所倡导的现代邮政等，在在说明与传统文化相比，客家文化更能兼容现代传播。传播的发展对于民众的素质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客家人之所以能发挥那么重大的作用，与此是分不开的。

　　个人——集体的附庸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上，中国的文化明显是偏于后者的。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家族据血缘的远近亲疏形成一张张网络，被缚于其间的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家族的责任、义务，在由家族网扩展成的社会和国家大网络中更是如此。重重密织的宗法网络维系着传统社会的超稳固形态，在这其中，能看到的只有权威的作用，集体的利益，个人只是集体的附庸，个体的分量就像尘埃一样，轻微得压根感觉不到。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的传播，当然也没有考虑到个体的需要。在传播的功能中，只有教化功能被关注，而信息交流作用和交互性则被忽略，信息流通的渠道只有下行，广大受众只有被动接受，缺乏必要的知情权。这种模式下的传播，信息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进而会影响到传播媒介的可信度，甚至传播效果会适得其反。

　　2003年十月，几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福冈县因为无法打工赚到足够的钱，竟铤而走险抢劫钱财，慌乱中杀了一家四口。此事在日本媒体予以大篇幅报道，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一落千丈。然而，此事在中国媒体却被淡化处理。当一年后，中国驻日大使王毅与驻日中国企业经营者座谈，特别强调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这样一个客观报道竟然在网络上引起一些“愤青”的攻击，认为王毅大使是在长他人之威风。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风波就更加典型了，由于媒体被管制，不能及时将疫情通报给大众，给了谣传四处流传的机会，结果导致民众恐慌情绪失控，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对疫情的控制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严重影响了大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信心，时至今日尚余波未了。

　　在这些事件中，媒体往往成为指责的对象，而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决定下，中国的传播模式长期都是一种信息由上而下的单向流通状态，而缺乏建立完善的反馈和互动模式。受众，从某种程度而言，只是接受和实施政策的工具和手段，传播效果被忽视了。而这，正是中国传播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

　　客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个人与集体上，同样偏向于后者，尤其是其聚族而居的模式，演绎出土楼、围龙屋这样的物质符号，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客家文化又有其漂泊、迁徙的基因，客地的男人如不外出闯世界，“混出个人样来”，是不会为这样的集体所认可的。所以，他们漂洋过海，开拓垦殖，每每又带有强烈的人人奋斗色彩。

　　客家文化的这种漂泊性，决定了客家文化对信息的可信度，对个人信用的重视。客家人在过去的职业“信客”，以及经济活动“侨批”，便是建立在对个人高度的信任上。信客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职业。过去邮政网没有普及，民间信邮又不能使用快捷的驿铺传递，所以要靠信客这种特殊的职业者去做这种事。他们所要传递的信邮不但有书面的书信，还有口信，其中包括很多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而这种职业的收入并不高。以此为业的人，其信誉是非常重要的。侨批，是由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由于直接涉及到金钱的诱惑，对于传递人的信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显然，要防止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问题，只靠道德说教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套信用体系的限制，而其中，作为信息传递者的个人，并不是淹没在集体主义中的微尘，正是靠着个人的发挥，信息的传播才能顺利进行。从这点来看，客家文化不再是纯粹的集体主义，个人的分量已经有所增强了。

　　文化的女性气质与泛道德化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一维度测定的是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中主导价值观男性化的程度。男性气质一般被描述为勇敢、进取、自信、竞争甚至进攻性，而女性气质一般认为善良、友好、柔顺、服从及养育的天性。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中，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人生价值的第一取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显然不鼓励冒险、竞争及攻击的思想，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更多的女性气质，是一种道德至上的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意识浸入文化的各个层面，对各种文化要素有指导作用和重大影响。在社会生活方面，道德至上表现为政治道德化、法律道德化，而这些在给中国社会整体面貌抹上一层温情的色彩的同时，也是专制主义滋生的温床。而专制主义下的泛道德主义，压抑了个人的正当权利，同时导致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思维方向。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这样说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色：“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表现在传播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树典型了。从影视节目中的英雄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等，到新闻报道中的学习榜样，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蒋筑英、新世纪前夕的李向群等，所有的形象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像真人，它们的共同点是高大光辉，十全十美，只有好的事迹，不好的表现被完全剔除，整体形象乾瘪，完全没有感召的力量，甚至引导受众往相反的方向去联想。而在某个时期的新闻报道中，甚至风行过“合理想像”，例如描写上甘岭战斗英雄黄继光的那篇著名通讯，里面有大量黄继光在生死关头的心理描写。作为一篇新闻报道，这正是一个不遵守客观的反面典型，然而这篇文章还曾经被选为小学语文课本教材，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子。

　　与传统文化的女性气质不同的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它的开拓性。几百年来，流传于南洋的谚语“客人开埠”正是这种开拓精神的概括。客家民系是一个迁徙的民系，每到一处，都面临着怎样在新环境下生存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男性气质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无论怎样的蛮荒之地，荆天棘地，虫蛇出没，客家人都能凭双手化腐朽为神奇，开辟出一方新天地来。客家人，包括客家女人在内，都渗透有敢作敢为敢担责任的冒险意识与进取精神。且不说客家男人闯南洋的普遍性，客家女性在男人闯南洋或外出后，便承担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健妇把犁”在客家人来说是很平常的，这与传统社会的女子“话莫高声，笑莫露齿”，困守深闺截然不同，与强调中庸之道，讲究过犹不及亦不一样，否则，第一位女将军李贞也就不会出在客家人里。

　　在中国文化陷入理学的泛道德化僵局，整个国家沦入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可悲境况时，客家人却在东南亚开天辟地，客家文化传播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局面，这与客家文化的开拓性是密不可分的。

　　压倒了一切的稳定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稳定与统一是压倒一切的。从三代至清末，中国社会的政治架构虽然不断经历着内部调整，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由外来征服者造成的“断裂”。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超稳定的政治架构，产生了田园牧歌的中国农耕文化。中国文化延绵至今而未曾中断，这与它对不确定性的强回避倾向有关。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就是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环境所感到的威胁的程度。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压力和不安，对此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要求人们安居乐土，稳定安宁，这样就形成了安于现状、保守稳重、迟缓恋家、惧怕竞争等思想，因此中华民族倾向于回避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中，冒险、标新立异并不受到鼓励，一切以稳定为先。统治阶级认为对社会稳定有影响的信息，就不进行传播，甚至对大众有权而且应该瞭解的信息，也进行压制，这种情况在中国，是自古皆然。即使到了现代，信息的传播，还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中国能收到香港电视节目的地区，一旦其新闻节目中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领域，整个电视信号就会马上中断。互联网上也有许多网站被ISP屏蔽而无法浏览，而对于某些方面的言论，网络警察也监视得非常严密，甚至影响到了民众的正常交流与获取信息的权利。

　　当然，国家安全和稳定，是所有国家都关心的头等大事，西方国家亦不例外。但对于信息传播如何控制，控制程度如何，却随着这个国家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文化对于稳定的极度追求和对不确定性的强回避倾向，是中国的传播偏重教化与引导，有效信息量少的深层原因。

　　相对来说，对于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客家文化比传统文化要弱很多。这并不是说客家人对自己文化传统不够重视，相反，客家人对于自己的传统的继承观念非常强烈。客家民系最初开始于五胡乱华时期大规模的汉族南迁避祸，当时大多是名门望族的整族迁徙。这些客家初民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豪感，极力保持这种传统，故客家人有云“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但是迁徙所要面对的险恶环境，使得客家人无法回避不确定性。从一开始，他们便没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只有在漂泊中求生存，求发展。长期经受这种环境的考验后，客家文化对于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已经与长期处于安稳的农耕状态下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了。虽然还是重视“祖宗言”，但客家人绝不会为了祖宗所言而向环境妥协，绝不会死守稳定，回避挑战，这使得客家文化充满进取性。伴随着对稳定性追求的下降，是客家文化中冒险精神的上升，对现存秩序的疑问与挑战。这种状况有利于信息传播的通畅，进而大大提升了客家文化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程度。在推翻中国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客家人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客家文化对不确定性的弱回避倾向是息息相关的。

　　以上从四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客家文化特征对传播的影响。事实上，这四个维度是一体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构成文化的独特面貌。这个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传播，而同时，传播也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反过来影响文化。二者到底谁影响谁大一点，这恐怕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本来传播与文化就是一体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精髓值得发扬，但对现代意义的传播，亦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客家文化根本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是由于客家这个民系的特殊境遇而发展出许多自己的特征。本文无意去比较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优劣问题，但在客家文化的这些特征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许多有利于现代传播的变化，这一点是传统文化无法做到的。认清楚不利的方面，对于日后加以改进，似乎不无小补。

　　参考文献：　　

　　〔1〕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黄鹤：《中国传统文化释要》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3〕谭元亨：《中国文化史观》，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谭元亨：《从“人文秀区”到“世界客都”》，岭南文史，2004年增刊梅州文化专号。

　　〔5〕夏青：《论中国新闻传播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6〕彭兰：《网络与跨文化传播初探》，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7〕铁翠香，徐啸寒：《中西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体现》，广告与发行，2003年第1期。

　　〔8〕李念：《在传播全球化语境中报道中国和世界》，新闻记者，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