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1948-），男，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一

　　《客家研究文丛》第二辑的三部历史人物传记终于出版了，组稿与写作中的种种甘苦，也都算有了回应，这就不需要说什么了。但这毕竟是对一种文体——传记的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创作与探索，内中当有不少经验与规律可寻，理应作出总结，引起思考，为日后的传记写作作参照。

　　这次三部传记，当首推《戊戌变法一志士——刘光第评传》。无论从治学的严谨，行文的规范，乃至史识上的过人见地，这在当今的传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一如杨应彬在序中所说的，作者“利用授课之余，努力钻研刘光第的著作，参阅有关资料，并两次入川，来到刘光第的故乡——富顺县进行采访。”从而花了好几年功夫，不顾患重病，坚持完成了这部可以称得上“无一字无来历”的刘光第评传，不独精神可佳，且为日后写传者立一典范。我几番上丘铸昌教授家中约稿、谈稿、催稿，有时实在是不忍心——为赶此稿，得了糖尿病，天天上医院打针，可我还在逼他尽快完稿。他倾注在这部书稿上的心血，实在是太多了，“十年磨一剑”，不仅仅是毅力，也有功力与膂力，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如果说，刘光第评传，是史家治史，重考证、重出处，以事实服人，讲究细部的周密，那么，另外两部，邓演达的评传与曾生的战斗生涯，则呈示出各自不同的治学与写作风格。

　　邓演达评传，由于传主特殊的历史遭际与历史地位，更多赋予的是哲理的思考，对已有的传统文化予以反思。笔墨概略，而哲思跳脱，重在人物的思想轨迹而非行为的轨迹，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传记路子吧。

　　而曾生的战斗生涯，由于传主与今天几乎是相衔接的，时代、环境都很近，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也能充分展开。写情，则淋漓尽致；写事，更可曲折变化；二者，一般引人入胜，催人泪下。

　　事实上，我们从三部传记中，都可以看出各自鲜明的个性。

　　刘光第评传，哪怕是写家世，作者对族谱的真伪、正误，都下了很大功夫查证，如关于七世祖还是十七世祖佥宪公刘隆，他并未按刘光第本人的叙述而重新作了判断。又如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第是自动投案，还是缇骑上门提拿，他也经过反复的考证，认准是后者。书中，不仅这些细部如此细致，包括与张之洞的交往、传主思想的转变，他都有相当深入的分析，决不人云亦云……总而言之，虽说时代久远，史料散逸，但作者仍坚持严谨的治史精神，使得人物的行为、思想脉络，都理得非常清晰，令人信服，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便站立在你的面前了。

　　邓演达所在的时代，比刘光第近，可他的命运，与刘光第可谓异曲同工，两人在被杀之前，都以为还有审讯、定罪过程，当权的独裁者不敢贸然下手，可他们都太天真了。如果说，刘光第传是偏重于史实的验证，那邓演达传则是立足于发掘人物本身的思想，以及人物命运背后所揭示出来的历史哲理，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思考，对民主、自由的思考，对市场经济、文化传统的思考，并特地辟有“历史群落”的一章，打破传记的窠臼，宕开一笔，专门写与传主志同道合的一群仁人志士，使整部作品的色彩更加丰富，思想更为饱满，给读者的启迪也更为深远。

　　至于曾生，几乎可算得上是同时代人，因此，作者称得上身同感受，在情上可能更为注重。例如，在写到曾生父亲在海外的遭遇，尤其是节庆突然因不堪回首当年而中风去世，令人心碎；而在写到曾生的爱情经历，一波三折，逃婚、被囚、出洋……极具传奇性，又催人泪下；当写到与日寇周旋，大战、小战，或胜、或败，也就更为惊险、曲折，不仅令人扼腕，且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作者在写这个人物中，显然更重文学性，重情感效应，所以才放得开，写得活。毕竟，时代太近，环境更是熟悉。

　　这一来，三部作品的风格，当可各以一字而概括：

　　刘光第评传，旨在“实”，史实上。

　　邓演达评传，重在“思”，哲思上。

　　而曾生的呢，贵在“情”，情感上。

　　史实、哲思、情感，各有所长，但也还是相互渗透的，任何一部，除一个方面突出外，另两个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互相之间，只是比较而言。

　　不过，这也提供了传记写作的不同路子，文无定法，当在量体裁衣，我以为，这多少是取决于传主本身的各种材料，史实材料、情感材料及思想材料，当然，也与作者本人历来的艺术风格相关。

　　可以说，这提供了传记的三种写法。

　　那么，我们不妨深入下去，尽管写法各有不同，但作为传记这一文体，其本身也有共性，即共同的原则及相应的规律，当可在这三部作品中体现出来。

　　　二

　　根据三部传记所揭示出来的共同规律，我以为，传记创作中，当有三大原则务必要严格遵守的。这三大原则，便是知人——人，即所写的对象，也就是传主；还有实事——这里讲的是实事求是，要重史实，不可妄加揣测，胡编乱造还美其名曰“合理想像”；最后一条，则是史识，其实，这也是“求是”，即作者的历史观问题。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笔下一切也都会走样，自然也失去了作品的征信了。

　　我们一条一条来讲。

　　第一，知人，如何认识你所写的传主，这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人，则总是复杂的，处于变化之中，不那么好把握，尤其是传记，一般都是记录人的一生，其间变化就更复杂了。

　　例如刘光第，作者并不讳言，传主“早期对程朱理学顶礼膜拜”，“维新守旧咸得其主”，被人视为“调和新旧之见”，相当幼稚，但唯其复杂，甚至动摇，更见他后来慷慨就义之不易。而邓演达，早期也一直对蒋介石抱幻想，甚至认为蒋介石不敢杀他。及至曾生，刚组建一支抗日游击队，却首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造成重大损失……等等，作者并不为尊者讳。也就是史家的“秉笔直书”，这就需要“知人”了。

　　知人中，又有言与行的问题。

　　口中说的与实际做的，更要重实际做的，不轻信“口供”。这是知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少崭露头角的人物，没几天便沉没了，当初，不是叫得最响的么？这在我们，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采访对象，切切不要为假像所迷惑，要有一个深度的把握，切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

　　当然，写传记，有的人物早已不在世了，没有面对面作判断机会，怎么办？

　　我们不妨同时读写人的传记作品，有的材料似很多，写得也很多，可读下来，除开乾巴巴几条概念外，你无法得到这位传主的真实面目或形象，比读档案更加枯燥无味。

　　而有的，却寥寥几笔，不仅把人写活了；读完后，仍余音绕梁，久久让你不能平静。也就是说，你已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地震撼了，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这样的作品，才真正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品位的。

　　无疑，这样的作品，作者不仅投入大量的劳动，对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作了认真的分析与思考，而且投入了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融合了进去。这样，作者不仅把握住了人物，更进入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当中，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亲历其境，同呼吸，共命运了。

　　要做到这一点，功力固然是一方面，关键是作者对人物的理解，能否引起共鸣。如果作者与人物都产生不了共鸣，又怎么能打动读者呢？

　　这三部传记，作者可以说是对人物有了深刻的瞭解，真正做到“知人”的。

　　第二，实事，也说是强调史实的真伪，要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不仅仅对人物即传主负责，当然，这二者是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如果说知人是第一步，真正理解了你写的传主，那么，对他的行为、对他经历的历史事件，也就应当有更充分的瞭解了。

　　这一条上，刘光第的评传，是做得最为突出的。作者对刘光第的一生，寸寸节节，每一个转折，都有可信的史实来证明，有争议之处，他更旁征博引，拿出自己认定是准确的事实，例如刘光第与张之洞的关系，并以此纠正后人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对刘光第的诟病。前边称该传“无一字无来历”绝非溢美之词。这本身就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历史事件永远是扑朔迷离的，厕所于其间的人物，也会“当局者迷”。而同一历史史件，在不同历史学家及作家笔下，也会各具不同的面孔，甚至截然相反。当然，我并不是说历史事件无真实可信，而是惊心于某位20世纪的大人物所称的：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真可谓成者王侯败者寇。而我们笔下这几位传主，在历史上只能是失败者，刘光第菜市口给砍了头，邓演达在麒麟门被秘密枪杀，曾生在“文革”中身陷秦城，九死一生。他们不能为或不可能完全为自己写历史，而我们作为后人，如何拨开历史的云雾，还事件的本来面目呢？这的确勉为其难了。因此，如何去芜存精，如何鞭辟入里，如何实事求是，这些要求，相对而言则是很苛刻了的。

　　但是，实事，对史实的征信程度，无论多难，都是不可以推诿的。这本身也包含了作者的历史良知在内，作者的艺术人格在内。

　　而这，便已进到了史识层次上。

　　第三，便就是史识了。史识，是一部作品的“火眼金睛”，没有正确的史识，对你笔下的事件与人物，就不可能有透彻的理解与认识，你也就不可能写深它、写活它、把握住其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与地位。在今天，应该说，则是众多文学作者亟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在若干写得还很出色的作品中，其史识是相当糟糕的，要不，就是按以往的政治教科书去图解历史；要不，便又回到了过去陈腐的历史循环论或“气数史观”上，还自命为新潮与“富有勇气”等等，这其实是令人悲哀的。尤其是长篇作品，缺乏史识，则是致命伤。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部不断解放、追求自由的交响曲，任何的作茧自缚，都是对真正历史精神的歪曲与阉割，所谓的“苏联梦”中的集体农庄神话是如此，今日“美国梦”中金钱万能的神话也是如此，这一梦与神话，均是对自由精神的误导与遮蔽，人们惟有从一个个这样的梦中走出来，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轨迹——历史。无疑，邓演达之死，也正是对这种自由精神的追求，他清醒地看到了蒋家王朝的历史蜕变，大声疾呼对极权专制的反抗。同样，邓演达之前，刘光第等六君子之死，当是20世纪中国所激扬起的自由精神的前奏，他要冲决的黎明前的黑暗，比邓演达所面对的还要浓重，那可是已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他，也不可能有邓演达一般的清醒，他只是用鲜血昭示给后人。至于曾生，在面临民族危亡之际，他这位海外学子，毅然投笔从戎，不仅仅有自小受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熏陶，更有在海外拓宽了的视野，增长了的见识。这三位，一位是变法维新的先驱，一位是民主革命的彗星，一位是民族救亡的勇将，各占有历史不同的一席之地。三位传主下来，也给读者一个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把握，而这，史识便在其中了。我们讲历史唯物论，而过去却每每陷于机械唯物论或主观唯心论，非此即彼，总是好走极端，如今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却每每露出旧史观的粗大尾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部传记的史识，有着相当的警示作用。

　　知人、实事与史识这三大原则，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个基本点是不会有动摇的。

　　　三

　　上边，我们谈了三部传记各自的特色，以及三部传记共同揭示的作为这一文体的基本原则，但这只是作为传记体共性而言，而这是作为客家名人的传记，那么，作为客家名人的出现，这三部传记又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历史解释呢？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只是一般地解释了英雄产生的大背景，没有人民，没有历史之全然，是不可能有英雄的。但是，为何这两个世纪，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都出在这样一个蛰伏千年的民系上？这却不是几句话或某种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

　　斯人已矣，来者相继。跋涉过历史的崇山峻岭，后来者可有先行者的坚忍不拔、光彩照人么？假如我们未能够破解这么个历史之谜的话。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当首先从这个民系的大汉民族意识上破译。

　　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口号“斩尽清妖”，还是辛亥革命中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疑都反映出客家人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这是不可以苛求于历史的。事实上，孙中山等一批有远见的革命领袖，也在后来逐步摒弃了“种姓革命”的口号，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尤其是革命成功后，更不见有对前朝政府的统治民族有什么歧视或打击。

　　但是，作为客家人的脱颖而出，无论如何，还是与汉民族意识分不开的。

　　远的，元兵南下，文天祥在客家地区组织顽强的抵抗，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中原一带；一如刘光第在《先大父家传》中所称，客家人是“忠于宋，耻仕元”。近的，明亡之际，清兵入关，可谓长驱直入，一直扫荡江南，可以说，在中原遭遇的抵抗，远远不及东南沿海。著名的民族英雄、客家人郭维经，在清军大举入赣之际，他率南明军同清军大战于赣州——南安一线，八千部属，血战赣州城下。最后城破，无一投降，郭维经也在嵯峨寺自焚身亡。

　　清兵入广东，其反抗也是空前的。乃至今日，粤东仍有“拜太阳”的习俗，日子是三月十九日，即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节的日子——这显然是为汉王朝而祈祷，一直延续下来，作为一种无声的感召！

　　为何元兵、清军，均在客属地遭到殊死的反抗呢？

　　客家人，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中土乃是他们古老的家园。纵然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到了东南沿海，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不忘自己是整个华夏古国的主人。虽名为客，可身与心，却永远以主人自居。更何况汉族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更是这片土地上文明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始终有着中原的忧国伤时之慨、慷慨悲歌之勇，以天下为己任，每每北望中原，拔剑击筑，龙吟虎啸不已。

　　而古老的汉民族文化，更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毕竟，中原是孔子所称的“杀伐之地”，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的严酷，这个民族与生俱来与忧患相伴，危机感无时不刻在提醒着其精英之士。而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厚重文化，本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捍卫它、保存它并丰富它，怎可以毁灭在落后、野蛮的异族手下——清兵入关，南方人口锐减3000多万，几乎算得上是一次种族灭绝，作为汉民族中一支民系，客家人能不为光复昔日的伟业而奋起么？

　　他们背负的历史太光荣也太沉重了！

　　无论汉民族文化到了宋明二朝，已经怎样老气横秋、甚至成了自我虐杀，遭到汉民族中有识之士如李贽、黄宗羲、戴震、龚自珍等尖锐的批判，但正是这种批判，更意味着汉文化所具有的更新、再创能力。而这，比落后，蒙昧的游牧部族的文化，毕竟要有底蕴、有生气也厚重得多。一个古老的文明，当穿越“死亡之门”，来个凤凰涅盘，重任在肩呀！

　　这便是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一个谜底。汉民族历史文化自觉的负载者，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焉得不揭竿而起，一举冲天？

　　而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本身也在滋养着忧患意识，最大的学校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身曾有过的失败。失败，是最好的学校。当欧洲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出来，“文艺复兴”中回头去学习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不正是从其败灭中汲取到无尽的营养么？而客家人被迫远别中原，几乎亡国亡种的遗恨，不一般教他们从中得到无尽的教益么？

　　历史总是这么写的，胜利者每每目空一切，固步自封，从而不思进取，反胜为败；而失败者总是能卧薪尝胆，汲取教训，从而发愤图强，转败为胜——他们失败中得到的，比在胜利中得到的更多，“挨了打之后，懂得了学好”——这是人之常情。

　　正因为迁徙、流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客家人蒙受失败的耻辱，所以，作为这个群体的领袖人物，如本辑中的刘光第、邓演达、曾生，其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就比一般人更强。有危机感，方会敏锐、独具慧眼；有忧患意识，方能时刻警醒，引前车为鉴——而这些，则是客家名人脱颖而出的根本要素，同时，也形成了他们巨大的人格力量，并由此产生号召力，以在危难关头，把握住历史之舵，穿越“死亡之门”！这正是流亡者成功的秘诀，天生的秘诀，也是他们智慧与力量的宝库。试想一下，犹太人之所以成功，不也是因为这个么？是无时不刻不在的危机感，“沉船意识”，激活了他们生存智慧，他们才如此及时地抓住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机会，无论是经商，还是科学研究，抑或政治角斗……

　　流亡者，不在沉沦中奋起，便在沉沦中寂灭，多少流亡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没，销声匿迹，有的，只能在考古中才被重新发现，可大多数，就永远不为人所知，堕入冥冥深处，可独余下犹太人。在东方，更余下了客家人，注定要为人类辉煌而燃起更旺的文明圣火！

　　我以为，这当是破译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二个谜底：作为流亡者的特有的历史身份而激发出的潜质。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谜底。

　　这个谜底，可以从洪仁玕《资政新编》中找到。

　　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在初期聚义失败时逃往香港。四年之后，辗转迂回，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到达了天京，临危授命，主持几经内讧已面临败灭的太平天国大政。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他发表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巨著《资政新编》。

　　时至今日，仍有人叹息他“太超前”了。

　　因为，在这部巨著中，他提出，要“以资为政”，把这作为“立国之本”。一打开书，便有：“治国必是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这比同时甚至稍后于他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变器不变道”走出更远！

　　他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现代社会的构想——兴车马、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开发各类矿产，兴邮产、兴各省新闻官、兴省郡县钱国谷库、兴市镇公司、施行工商水陆关税法、兴土民公会……这均是切实可行的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具体措施，却又颇具战略意义。

　　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研究当时西方的先进政制之后制订的。

　　在总旨上，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命题，允许“富民”从事工商业经营与矿业开发，从事近代的金融业，从而达到“与番人并雄”、“奋为中地倡”的目的。

　　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同时，也不赞同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

　　他远远超出后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主学习西方的立法制度，否则，不是以改造一个软弱落后的中国。他认识到：“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对几千年君权神授的“人治”、封建极权专制，对礼法名教、旧仪习俗，也统统予以挑战，要建立全新的人文观念。

　　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启蒙主义者容闳，当年亦寄望于太平天国，并亲自上天京考察，他是这么说的：“天假此役（即太平天国），使全国人民，皆从梦中警觉。”

　　关于洪仁玕的政纲，我们还可以作更多的研究分析，洪仁玕自己也早已说了：“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

　　他没有在香港白呆几年——正是这几年中，他在已被英国强行割走的香港，对当时先进的西方政制，下了很大的功夫钻研，颇有心得，《资政新编》绝非凭空而来的。及至以“洪秀全第二”自称的孙中山，也毫不讳言，宣称他的革命思想是来自于香港的。

　　对《资政新编》的进步意义，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可惜，洪仁玕抵达天京太晚了，无法实施他的宏图大略，尤其是清王朝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联手，把太平天国置于血泊之中。

　　千古遗恨！

　　否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提早很多——当年，清兵入关，仅在江南一带，便杀了3000万人，比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屠杀200万印第安人还甚。而更令人扼腕的是，中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尤其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扬——本来，如黄宗羲等一批思想家们，早在明末便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力地批判了君主制，君“为天下之害”，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经济思想，以及设“学校”——即议会议政等一系列措施。

　　直到200年后，维新派起而反对封建专制，作为主帅之一的梁启超还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明亡，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使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发生断裂；太平天国被扼杀，这再度踏上现代进程的历史，又一次发生了断裂——中国几百年懦弱、落后、挨打，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所以，以汉民族意识为重心作为南方这几次革命的历史动因，正是客家人在近代崛起的深层沉积所形成的。

　　而客家人抵达南方，较早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发生接触，力求尽快摆脱中国落后积弱的状况——这在洪仁玕、刘光第、孙中山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应该说，这便是第三个谜底，客家人较早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有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

　　当然，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也较早接受了启蒙思想及西方的先进文化，可他们当中，虽然不乏锐意创新者，包括飞行之父冯如、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众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可是，从名人构成的成份，以及名人数量之多，却怎么也不如客家人，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谜呢？

　　应该说，在这点上，客家人仍带有北方士族的忧患意识，尤其是慷慨悲歌的义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当中，出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要比大商人、大实业家要多。而后者，由于缺乏“北人”的忧患意识与重义轻利的观念，所以涉足的领域便大相迥异了。

　　谜底到此，也许已可知十之八九了。

　　首先，是汉民族意识；

　　而后，是流亡中激发出来的自强不息；

　　尤其是来到东南沿海之后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敏锐。

　　然而，如果光有汉民族忧患意识、慷慨悲歌的义气，而没有与先进文化的接触，那么，也就会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出不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便成不了叱咤风云的领袖或名人的，不可能顺应时代的大潮——关于这一点，近代史上已有了不少悲剧的证明，包括义和团等震惊一时的反抗。

　　同样，如果只有对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敏感，而没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慨当以慷的义气，那么，也很难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气候，毕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似西方那样迅速崛起，并且主动地去争取到说话的权利，所以，即便在广东，不少商人到头来也不得不“捐官”，而即使戴了个红顶花翎，还是低官一等。为何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在其他领域也有若干领先的人物，但在整体上，尤其是团结、组织革命力量上，却远远不如客家人那么有凝聚力。换句话说，光有敏感而无义的凝聚，同样是难以成气候的。

　　所以，二者不可或缺，缺一，则难以成就近代中国的伟业！

　　客家人在近代中国的成功，客家名人的爆炸效应，应该说，都是东方这片土地上才独有，具有东方的中国的特色！

　　满清王朝的短视，恰恰在于，它只看到汉民族文化优于他们的游牧文化，从而不愿再洞开国门，去看到正在上升并后来居上的西方先进文化，由此造成了中国在那一百多年的“盛世”中固步自封，大大落后于西方与世界，这才造成了本可以与世界同步的泱泱大国倒退的历史悲剧。

　　而作为汉民族文化的负载者——客家人，一方面，他不愿接受一种更落后的文化的奴役，另一方面，出于自强与挣脱奴役的本能，他更期盼找到更有力的武器，去求得再生与崛起。本身，高文化素质，也就决定了他们去迎接更先进文化的到来，并从挫败中汲取教训，在蛰伏中崛起。

　　　四

　　这三部传记，可以说正是从上述三个“谜底”，以及“两个结合”上，揭示了客家民系在近代崛起的最根本的历史动因——无论是刘光第、邓演达，还是曾生，他们的民族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身上的民系特征——流亡中强化的忧患意识，也同样鲜明，而接受外来先进文化上的敏锐，更是共同的：三个“谜底”均可从他们身上找到。

　　同样，汉民族的内聚力加上外来文化的先进性之“两结合”，也在这三位传主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这三部传记唤起人们对客家人，尤其是作为客家人的三位传主的思考与激赏，可以说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并且赋予更为深刻的启迪。

　　我想，这正是三部客家名人传记最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