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也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客家文学的自觉。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题中之义，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环节。它也脱离不开这么一个载体，即特定的某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批作家与理论家。而这在过去，哪怕是十多年前，这个论题的提出，至少还是不够成熟的，且缺少必要的文学材料作为充足的论据。但今天显然已经不同了，我们不仅有了大量的明确标识以“客家”的文学、影视、戏剧等作品，而且也有了不少专题研究客家文学的专著与众多的学术论文。一般而言，“文学的自觉”是从文学理论的方面提出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认识的深化，这一特定语显然已经涵盖了整个的文学，包括创作与理论。因此，客家文学的自觉，无疑囊括了创作与理论这两个方面。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汉族的一个独特民系，它的形成、发展与其千年迁徙的开拓历史是分不开的。著名作家谭元亨先生曾专门论述过客家“民系意识的自觉”问题，认为其自觉发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便是整个中华民族积弱的宋末，由此激发起汉民族义士的自尊，从而催生了汉民族中独特的、形而上的客家民系——这是第一个历史时期；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复兴，人类不仅摆脱“人的依附”，而且相对减弱了对“物的依附”之际，其生存进入小康社会，作为民系意识的再度自觉也愈加凸现——这是第二个历史时期。〔1〕

　　显然，这两个历史时期有着截然的不同。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甚至受屈辱的情况下，自尊是为了存在，自觉则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行为。因此，这个时期民系意识的自觉，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生存问题，远不可能上升到审美的高度。所以，也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即便 在文学中有所表现，那也是一种正名，为了生存而挣扎、而呼号！

　　因此，作为客家文学的自觉，只可能发生在第二个历史时期，也就是客家民系意识再度自觉之际，二者是相呼应乃至同步的，并相得益彰。文学不再依附于人或物，有了自身的独立性与自由度，这才可能得到审美的提升，有着出色的表现。

　　　二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的自觉”本题上来。鲁迅所谈到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是基于这么一个历史状态：在这之前，汉代的文学只是宫廷的点缀，汉代的文学家，本身就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文学名篇，大都是歌功颂德之作，无非是升平盛世、娱愉帝王的应制小品，文学与经术尚未分家，甚至连“文以载道”也只是在狭隘的御制的意义上。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已，礼教束缚松懈，文学形式获得了解放——这与人的感性生命得到解放是相一致的，文学不再成为庙堂的贡品，而有了自身美的追求，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不再成为什么的依附。于是，成熟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加上美学系统的建构，成为了文学的自觉的强有力的支撑。

　　很显然，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当中，不仅仅因“文以载道”的传统，还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伦理中心主义的束缚，别说文学的自觉，连民系意识的自觉也没有。1998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客家魂》〔2〕、《客家圣典》与《客家人》的研讨会上，客籍老将军李欣说，“文革”时，客家人别说认同作为一个民系了，就是连自己是客家人也不敢说，生怕被扣上“山头主义”的帽子，要被打“土围子”。〔3〕（P193）而当时的客籍作家更不可能在作品中去表现这么一个民系，去体现客家精神。我们可以列举一系列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客籍作家，如碧野、白危等，且不说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一批客籍作家了。

　　正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们才有了第一部客家文学的开山之作《沙河坝风情》，〔4〕这是老作家白危的绝笔，他还来不及见到此书的出版便与世长辞了。这部著作动笔于1979年，改定于1984年，出版于1987年。但出版时并未引起关注，且印数相当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重新发现”。无疑，作为白危本人，这种客家文学的自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超前的。但是，作为客家这个群体的自觉却还没有到来，他个人的努力当然不曾白费，没有他的超前，是不足以形成整个群体的自觉的。这与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与我们摒弃了“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是分不开的，也是与整个的文学大气候相一致的。在人们仍沉湎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之际，白危已触及到了一个民系的文学或地域文化的文学，可谓筚路蓝缕，他个人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三

　　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文化小说也一度勃发。不过，由于盲目追随国外艺术界由唯美向文化的转换，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一度走进了误区，所谓的“文化小说”变得低俗、萎琐、苍白，甚至不堪入目，以为展示民间的粗野、迷信乃至卑微便是“文化”，这与后来的文化反思是不可以类比的。

　　寻根文学与地域文学当是紧密相连的，不少研究专著则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而客家文学则很难简单地归入地域文学之中，客家人散布于南方10多个省，甚至有重返到北方若干个省的，与其说是大区域文学，还不如说是非区域文学。因此，在寻根文学初期，也就是地域文化小说风行之际，客家文学少有出色表现，尚处于蛰伏阶段，则是不难理解的。也只有寻根文学向高层次发展，客家文学才有可能呼之欲出。正如有人所说的，“寻根创作思潮既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横断面，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横断面。特别是审父寻根与多元寻根所表现出的思想，其客观性、深刻性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是前所未有的。最为称道的是，寻根文学兼具了古与今、南与北、城与乡、此岸与彼岸、灵与肉、东与西的一些信息，完全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第一文学”。〔5〕（P107）这“第一文学”无疑已暗示了“文学的自觉”。而引文中提到的审父寻根与多元寻根，则已经包含了客家文学脱颖而出的信息。

　　可以说，正是寻根文学推动了文化反思，而文化反思又反过来促成了文学的自觉，提升了寻根文学的品位。“反思”与“审父”，都是对我们民族家国同构之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圣外王”的深刻反省。其之文化关怀，乍一看是一种文化守成，可它在走向传统、走向民间的同时，也同样在走向世界，这便是一种自觉的表现了。关于这点，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倒是说得相当明晰。他认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6〕换句话说，正是文化的反思，搭起了文化自觉的这一桥梁，对过去的“自知之明”正是为了未来的立足与定位，进而论之，则是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参与未来、参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从而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促进，实现“双赢”，扼制文化冲突造成的可能的惨剧。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无疑是一个警示〔7〕，但同时，文化的交融同样不可避免，意识到这些，便是文化自觉——既坚持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也不拒绝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多元文化兴起，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表现。一些国家歧视华人的条款也正是这时废除的。世界客属大会，正是在这之前及之后，共举行了10多届会议，从大洋彼岸到海峡两岸，一次比一次的规模都要大。与此同时，潮人大会也在世界各地举办。民系文化自觉在多元文化思潮中得到滋育与推动。

　　这样，文学的自觉也就水到渠成了。

　　寻根文学发展到相应的阶段，即前面所述的“多元寻根”，与多元文化是相通的。这一来，民系文化也就可以登堂入室了。因为这毕竟是多元中的一元。客家人的寻根热，也就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兴起，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人文景象。而这时，标识以《客家魂》三部曲、《潮人》〔8〕等鸿篇巨制，则应运而生。

　　　四

　　何谓“文学的自觉”，前文虽略加分析，并在“第一文学”中得到暗示，其实，要简单地加以概括，当是摆脱了伦理、功利的束缚，开始有意识地以审美的眼光来对待自己的文学实践，也就是黑格尔说的“用艺术方式来表现主体个人的特性”，具有非功利性与纯精神性。在这个意义上，当新时期文学踏进“文学的自觉”之际，则应是“抒情的艺术诗”。而非“伤痕”或“当代英雄”类的小说了。而堪称其自觉的“第一步”，无疑是寻根文学——当然，它一只脚在门槛里，而后一只脚还留在门槛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寻根文学的最大印记，当在精神上。

　　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认同“美即形式”，但是，审美的确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的，这无可否认。因此，寻求形式上的突破与多样化，也是文学自觉上的表现。而首先与寻根文学相衔接的，人们自然会想到人物史、家庭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追根溯源，实际上是叩问自己，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除开“根”与“源”，恐怕没有别的方面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而执意专写客家名人传记的张永和，一位归侨客籍作家，应该说是较早拥有这一自觉意识的。他的客家名人传记已经写了好几百万字，耳熟能详的有《胡文虎传》、《科拉松•阿基诺传》、《李光耀传》等，〔9〕横跨20世纪80、90年代。这位1941年出生于印尼的客家人，归国后长期在闽西当伐木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创作，坚持个人主体精神，独辟蹊径，趟开了自己的一条路子，这也是客家人特立卓行的独立精神所至。

　　正是从客家名人传记开始，到了1990年代中叶，以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推出谭元亨先生的力作《客家魂》为标志，客家文学扬起了自己的旗帜。《客家魂》是客家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标识，1997年《客家魂》三部曲全书在北京问世，社会反响极大。为此，1998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名家云集，著名文学理论家蔡葵对此一语中的：“作品不只是写家族，主要是探索这个民系的精神核心……民系作为小说描写是未有过的，过去参加讨论会的是纯小说，没有讨论类似的‘客家魂’这样一个话题。……禁区也打破了，如这部小说的自传色彩家族题材，过去都是犯忌的，……这部小说意义远远超过自传体……但小说不是自传作品，也非家族作品，民系作为题材出现，只有新时期以来才有可能。”整个研讨会，对《客家魂》的“文学激情、历史厚重、哲理追求”所构成的“独特的艺术风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议论的话题也相当广泛，焦点有：1.从传记体向民系小说的演进；2.从家族小说向民系精神核心的深入；3.独特的艺术风味与品格的形成；4.厚重的文化品味的学者小说与健全的理性精神的介入，等等。诚如著名评论家雷达在评价《客家魂》时所说，这个三部曲“对当代文学的精神格局、文化层面、思想观念上都有新的贡献”，写出了“不断上升的民族魂。”〔10〕（P252-257）

　　直到今天，对《客家魂》的研讨还在进一步深入。它的意义，已远不止在客家文学上，而蔓延到整个当代文学的精神格局与文化层面上了。毕竟，客家文学应该在中国文学中有一席之地，也应在世界文学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形式与体裁上，客家文学已经呈现出五彩斑斓、气象万千的格局了。以《客家魂》部分章节改编的12集电视连续剧《客家女》在中央电视台向海内外热播，还有如《嫂娘》、《乡音》等影视作品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客家人》、《中国客家人》等中、短篇影视专题片的先后出现……即从传记、长篇小说到影视戏剧作品。可以说，客家文学已经遍及了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迎来了它的“精神气候”。与此同时，客家的文化史、文学史〔11〕也相继问世，其“文学的自觉”，无论从创作上，还是理论上，均已蔚为壮观了。

　　　五

　　文学的自觉，更在于审美观的形成，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在当今缤纷多彩的文学世界里，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审美观，不同的文学，也有其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那么，当客家文学走向自觉之际，它又会形成怎样独特的、不容易混淆于其他文学（包括区域文学）不同的审美景观呢？巴赫金曾就审美说过如下一段话：“要科学地理解审美的独特性，理解审美同认识和伦理的关系，认识审美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应用范围，只有系统性哲学和它的方法才能胜任……审美要得出真实和准确的自我界定，需要它同人类文化统一整体中的其他领域的相互界定。”〔12〕（P255）

　　客家文化的宝藏十分丰富，文学创作必须在精神史方面进行深入拓展，这就需要作家必须借助于文、史、哲这样一个文化统一整体中的不同领域来进行整合文学作品。可以说，客家文学从一开始走向自觉时所呈示的审美特征，便与客家研究系统中的田野调查、谱牒发掘、源流考证等密切相联，呈现出其自身的色彩，不拘泥而旷达，不琐碎而大气，不低俗而高雅，没有老夫子式的迂腐，更不为潮流所左右。无疑，作为精神史的一部分，客家文学本身就是高扬的、超然的，如同一个人的智力每每在生理成熟后仍继续向前发展一样。同样，如置身于整个文学系统中，客家文学也有其独特的魅力，鲜明的审美特征。关于这一点，谭元亨先生曾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客家文学》〔13〕中，借助分析外国作家写客家的作品，提出客家文学的大气、创世纪与女性神话等客家文学的审美特征。

　　所谓大气，谭元亨先生指出，客家文学每每有大气磅礴的史诗架构。《夏威夷》〔14〕一书就很大气地描写了客家人在海外的艰辛开拓历史与精神。客籍作家张永和所写的历史传记，也是每每抓住传主在历史转折关头，挽狂澜于既倒的壮举处下笔，气贯长虹。《客家魂》的“千年纵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的架构，已经为不少评论文章及研究专著所称道。近日有客家新生代所着的《台湾海峡》，〔15〕其横跨的时空，宏观的把握，也都引人瞩目。总之，客家文学的这种大气，当是植根于其千年迁徙、万里长旋的漂泊史、奋斗史与生存史当中。这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及一个民系的历史，是如何深深地影响着其精神面貌，尤其是其文学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期待更大气的客家文学，作品横空出世，为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星空，添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所谓创世纪，主要是指“创世纪”式主题的开拓。《夏威夷》写的是一个筚路蓝缕、艰难开垦与创业的这样一个带有“创世纪”意味的故事。而这与南洋千百年来流传的民谚“客家开埠”无疑是相吻合的。这种“创世纪”的开拓观，被作者视为“客家人意识”，可见，这位外国作家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

　　但客家人的开拓又何止是在物质文明上呢？在精神层面上，客家人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谭元亨先生洋洋150万字的《客家魂》所抒写的，正是这种精神史诗的开拓。郭氏家族上千年来，独锺情于教育，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民系遗训，坚守惟余下语言的这一文化边界，特别在20世纪前半叶，神州板荡、生民涂炭的巨大动乱中，客家人仍矢志不移，致力于振兴教育，并为之献身，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精神的开拓，精神文明的锻造，每每比物质的“创世纪”要艰辛上十倍、百倍，要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可他们却一往无前、死不旋踵、义无反顾……文学，当为他们大书特书，以照青史、以昭后人。

　　所谓女性神话，是说客家女人那种“称情直往”、“情义千金”的大仁大勇。客家山歌中，关于“藤与树”的唱词，可以说是爱情的千古绝唱。而客家人的爱情，也同样爱得石破天惊、轰轰烈烈……。《客家魂》中，郭启兴与远晴、石箩的爱情，就让人在肝肠寸断之后，仍令人肃然起敬。石箩在毁了郭启兴之容后，又为郭启兴生了一个儿子，以还远晴“一个一模一样的启兴”，这不是传奇，不是寓言，而是血泪渗透了的爱情。同样，杨双渔与郭启慧的爱情，仅仅“一夜情”却又是终身之不渝，又有谁不为之动容呢？《客家女》中，作为母亲冲进两方子弹飞渡的中间地带，声声呼唤“儿子”，更是令人扼腕。他们爱得真诚，爱的热烈，爱得天崩地裂。同样，在北村的《周渔的喊叫》〔16〕等一系列中篇中，对爱情的描写也可谓淋漓尽致，对现代爱情的探索，更是发人深思。人们不难发现，在客家文学中，女性的光彩照人尤为鲜明突出。这与千百年来客家女性本身业已建树起来的形象是完全一致的。客家人作为“情种”，敢爱敢为，体现的当是人类至贵的情愫。

　　当然，客家文学的审美特征远不止些。我们只是归纳其有共性的三大特征。至于其他，如艺术上的标新立异与传统的恪守等，当别篇讨论。

　　　六

　　文学的自觉，理所当然应该包括自由个性的发展，也就是流派的出现，个人风格的多姿多彩。很明白，一旦作品 的审美性升华到第一位，不再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用以“载道”之际，成为评价的主要标准，那么，作品的审美品位就成为了作家的个性人格。换句话说，作家的个性化，也就成了审美趣味、审美风格的重中之重。

　　当然，一位作家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绝非易事。一位客家文学的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示出独一无二的艺术特征或审美风格，同样是难上加难的，但是， 这却是客家文学之自觉的必然。有人说，自己写了不少作品，写的都是客地背景，而且很早了，为什么不可以算作这种自觉呢？不说别人，单讲李金发、张资平，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有相当地位的。李金发整理过客家山歌，张资平早期不少作品中，也写了不少客地风情。但是，李金发却被视为象征派诗人，张资平则成了海派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不能代表客家文学的自觉，这恐怕不会引起太多的异议吧。那么，那些同样以客地背景写了不少小说的人，从其作品的内容来看，恐怕列入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之类更为恰当一些。不是什么文学作品都可以支撑起客家文学的自觉的，这不仅有民系文化意识的自觉，也有作家个人的文学自觉才行——哪怕你打上客家的标签，也无济于事。

　　广东是第一客家大省，理应在客家文学自觉上走在前面。我们已经从单个的自觉走向了群体的自觉，但对于文学的自觉而言，则还有一个主体的自觉，这才可能有力地打破“文以载道”或相类的观念对文学艺术的精神桎梏，这便是对个性化的呼唤，对流派的呼唤。

　　平心而论，流派与风格，每每是自然形成的，刻意而为，只能是适得其反。作为一个形而上的民系，一个不仅在时空而且在精神上飘扬的族群的文学，它有理由比其他民系更容易走向自觉，更快形成自己不同的流派与风格。事实上，像《客家魂》与《周渔的喊叫》等作品，不仅仅是两代客籍作家不同年代的作品，在审美风格上亦已各有千秋，各自也都有了相应的影响范围，不过，这仅仅是流派形成的初象而已，后来的走向未可论定。

　　客家文学的自觉，自有辉煌之路可走。这是可以预期的。小康社会，与民系意识的再度自觉是相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深信，随着民系意识的文化自觉，客家文学的自觉将推出更为灿烂的篇章。

　　注　释：

　　〔1〕谭元亨：小康社会与民系意识的自觉，载于《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

　　〔2〕谭元亨.客家魂：三卷本［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3〕谭元亨、黄鹤.客家文化审美导论［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4〕白危.沙河坝风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金岱.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6〕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J］.读书，1997（10）：3-9.

　　〔7〕［美］塞缪尔•亨廷顿着.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8〕郭启宏.潮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9〕分别为花城出版社1993年、1995年出版。

　　〔10〕谭元亨，客家文化审美导论［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11〕代表作有：谭元亨：《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海天出版社1997年；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台湾爱华出版社1998年。

　　〔12〕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3〕谭元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客家文学.嘉应大学学报（哲社版）［J］.1999（2）：114-118.

　　〔14〕［美］A•米切纳着.卢佩文译.夏威夷［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15〕白村.台湾海峡［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16〕白村.周渔的喊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