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我国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稳定就业形势,就是稳定大局,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去年美国爆发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对我国影响很大,造成很多出口企业与相关企业破产,最终涉及到个人的生活——失业。温家宝总理2008年12月20日在北航大学与百名大学生座谈时强调,政府最担心的是两件事,这两件事情都跟就业有关,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二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有了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购买力,也就有了内需,就业问题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必须着力解决,以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就业形势严峻
2009年将是我国就业形势极为严峻的一年,据人保部2008年12月23日称,2009年至少有2400万人待就业,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人,加上历届没有就业人员超过700万毕业生;因下岗失业导致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已超过10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失地农民工已无法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预计春节过后他们还将集中进城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除了农民工就业问题,新增就业人口基本上一年就有1000多万。据我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预测,今年大学生的失业率将超过12%。如果加上隐性失业和农民工返乡待业,估计失业率要超过20%,这与我们一般确保的失业率4%高出5倍。这么高的失业率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罕见的,令人震惊。在大多数国家,失业率超过10%就非常危险,有可能诱发大规模抗议和骚乱,有的国家甚至引发政治危机与政权的更替。
金融危机已冲击实体经济,且对我国影响正在加剧,沿海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停产、倒闭,广东2008年11月份企业倒闭有15000多家,比上月翻了一番,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必然增加就业压力;即使我国2009年经济增长能保持8%的增速,在已有1700多万人要求就业(其中包括700多万大学毕业生和1000多万返乡农民工)加上一年新增加就业人口1000多万,总共2700多万就业人口,也只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下岗或失业人员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大学毕业生的不断增加,返乡农民工的剧增,这两大“主流”的汇集,形成就业高峰,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不但不会扩大,反而呈现减少趋势。一旦因就业困难,失业率攀高,导致个人生存危机,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
去年我国有77.5万应聘者(其中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録取比例仅为57∶1,这比我们一般要求的録取比例4∶1高出14倍之多,因而引发上海大学毕业生提出“零工资”上岗和“没名分”的低薪入职者。广州前一阵爆出1500名硕士生竞聘“猪肉佬”,可见其竞争激烈程度之甚。
二、失业率与GDP的比较
在谈经济发展时,人们讨论较多的总是GDP,却很少谈失业率。其实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失业率是与GDP分量等同的指标,从影响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甚至更为重要。在西方国家,“失业率”为什么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充分就业”为什么是西方国家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四大要素中的首要因素?为何他们的政策总是围遶降低失业率这一目标展开?因为这些国家比我们更早地进入消费型社会,我们的消费率仅仅是他们的一半左右,他们更明白其中的关键:要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而保证就业是最重要的手段。因为没有就业,也就失去消费能力与需求。
实际上,如果经济指标有虚、实之分的话,那么,GDP是虚的,失业率是实的,因为如果分配失效,GDP增长的成果有可能不被大众所拥有,这时即使再怎么紧盯GDP数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种增长就是“无效增长”。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刺激经济,“保就业”是根本的,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民生,而就业是民生之本。提“保就业”比提“保经济”更科学,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方向——努力建立“经济成果为大多数人共享”的社会形态,正因为这样,当前国家、省级财政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必须以较大的比例投入民生事业,起码要占据投资总量的一半或者更大,方能解决当前民众十分渴望解决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抓住了民生这个主要矛盾,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以人为本,就是以民生为本,这是决策者应作出的最大抉择。
三、几点建议
1.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
我们提出之所以要发展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个问题上,中小企业为我国提供了大约75%城镇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进城农民工。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新增加值的70%以上由中小企业创造,它们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和税利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0%和40%(有的地区超过70%)。可以看出,中小企业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是一个有功之“臣”。
当前,正是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时期,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实现,对繁荣经济、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何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
(1)切实缓解融资难问题。一是金融机构要落实已出台的金融支持政策,在总量和增量指标上,应该单列中小企业信贷指标,尤其要促进小企业信贷投入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二是简化中小企业贷款程序,降低贷款门槛,下放审批权项,缩短审批时间。三是要坚持有保有压、结构调整、坚持风险可控,重点落实符合产业升级和环保政策、基本面好、产品和技术受欢迎、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哪怕临时出现亏损、资金链断裂,银行都可以给予提供贷款。但银行不能“救差”、“救乱”。四是对暂时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成长性较好、讲信用的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适当放宽还贷时间。
(2)积极稳妥地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要研究探索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体,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和村镇银行试点工作,引导民间资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3)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采取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债券、集合债券、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和信托产品等形式直接融资。
(4)全面清理涉企收费项目。为了使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帮助企业全面实行收费项目管理制度,清理核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并通过媒体、网络定期公布收费目録,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5)财政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我们不仅要在政策上扫清中小企业前进道路上的拦路石,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还要引导中小企业尽快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这就必须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财政必须拨出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高、新、特、优”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项目,重点扶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贷款贴息和补助。
(6)应给予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是应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动、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二是鼓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在自愿互利的条件下进行联系和合作。三是支持个体户中的能人承包、租赁国有小型企业。四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现代信息业、服务业和物流业等,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结构和层次。
2.最大限度地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
从长远来看,要摆脱农民工就业的困境,政府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培训方式:
(1)各级政府(以地级市为主)要承担当地农民工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可以考虑省级财政出一部分,市级财政出一部分,究竟双方比例多少,要视各地财政收入状况而定,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财政预算方面要单独列项,专款专用,不能挪用,并以立法形式实施。
(2)要多渠道地筹集培训经费。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人士、单位、企业和团体大力支持筹集培训经费,对于有突出贡献的法人与个人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相关优惠政策和待遇,政府有关部门应适时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建立相应配套的激励制度。
(3)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着力开办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整合职业技术教育资源,建议把县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中专和县电大、进修学校之类的相关学校,整合成上档次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根据市场需求,采用定向培训、委托培训等形式,拓宽就业门路,打造品牌专业、特色专业,扩大社会影响,增加招生吸引力。
(4)统筹规划农村劳动力资源。为了适应现代化大农业的需要,根据大农业农、林、牧、渔四大门类的分工与合作,对不同门类劳动力需求状况,开办各种为现代大农业和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培训。
(5)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是要按政策和标准,不拘一格选拨优秀人才。二是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改善教师居住环境。教师的待遇要高于同级公务人员的待遇水平,并给予合理的财政补贴。三是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动员本市、本县籍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回本县任教。四是按需求选拨优秀教师脱产进修,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和水平,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3.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劳动者在开始创业时,往往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资金欠缺,财政应对创业谋生经费不足的劳动者给予补助和贷款贴息,给予减免创业期的经营所得税收的优惠,提供创业有关信息,银行要给予信贷政策倾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让农民的土地流转起来,把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要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破坏土地耕作条件的前提下,其农作物种植、水产养殖、农业科学实验设施、畜禽饲养等应视为农业用途,不应干涉。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地看待“18亿亩耕地红线”,让农民在政策感召下,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鼓励大学生到农村支教
发展教育,农村是关键。在当前城乡贫富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为了缩小城乡贫富收入差距,摆脱穷人经济上的贫困,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大学毕业生应该心怀祖国,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国家财政应大力给予资金支持,建议对选择在边远和农村地区按规定工作一段时间的毕业生免除其大学期间的学费,政府并为他们偿还上学期间的贷款,每月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让他们更加安心地从事农村支教。
5.节约行政开支,倡导“廉价”政府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在正常情况下,每年节省行政经费1%,把节省下来的钱主要用于民生——比如教育、医保等项目的开支。
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唯有政府,才有能力以低于市场交易成本龢民间机构的管理成本的方式,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廉价”,才有“政府”。如果政府的行政成本高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政府就不可能有存在的必要,人们会自己理会自己。
如何节约行政开支,构建“廉价”政府?
(1)政府的职能说到底是为人民服务,是服务型政府,不是以权谋私。为此,当前要解决群众怨声最大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用车”问题;改革行政体制,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紧缩编制;减少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等等。我们就会节约更多的财政资金,以应对时下国家面临的燃眉之急。今年财政十分困难,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更应该历行节约,精打细算,渡过难关。东莞市已将市财政全额供给单位的公用经费支出控制在年初预算的95%以内,同时要求严格控制会议和各种庆典经费支出,规定2009年不再单独安排市级预算单位出国出访专项经费。
(2)以立法形式建立“浪费问责制”。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相应建立“浪费问责制”,我们常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从来没有人因浪费而被问责或问罪,这也是各种公务浪费有恃无恐、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公务浪费与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背道而驰,既浪费了资金,又腐蚀了干部,失掉民心。只有将资源节约责任纳入行政管理目标责任制,才能变“无责浪费”为“浪费问责”。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消费时像是花自己的钱那样心疼,从而精打细算,历行节约,树立勤俭持“家”的良好美德。
(3)实行预算制度公开化,进一步细化预算。坚持收支两条线,财政应在源头上切断某些官员腐败的资金来源渠道,并让政府在公开透明中接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6.防范未然,做足准备
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这段时期,将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就业”问题,正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就业争夺战”。“大学生”和“农民工”是两大就业群体,对“大学生”来说,就业不仅仅关系到出路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因为教育是社会底层向“上”、向“外”流动的主渠道。对社会底层人群而言,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絶望。如果大批普通家庭发现对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资换来的是“毕业就失业”的结果,不仅仅对子女是重大打击,同时连同其父母亲也受到身心的伤害,“双重”打击汇在一起,影响社会和谐深度就更大了。
对“农民工”来说,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特别是“80后”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期望值比其父辈高,忍耐力却比父辈低,留在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据重庆市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不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经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荡在城市,问题就十分严重,需要特别警惕群体闹事。
当前群体事件的特点是:某一个矛盾问题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线,往往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由偶然性较大的小事而迅速爆发为群体事件,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煽风点火,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要提高预见性和敏感性,倘若有相当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他们有可能群体联合,形成学生潮,如果与返乡农民工串通一气,城乡结合,形成合壁,其破坏力、影响力将是特别强烈,其社会动荡的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近年来群体性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即“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与过去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动辄打砸抢烧不同,诉求者通过“非爆力的方式”——静坐、示游、网络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利益,要求政府给予解决。
2008年发生的几起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后遗症不能小视,有可能推动当前“就业难”矛盾的提前爆发,今年可能成为群体事件高发年,这一切都要有所防范和准备。一个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市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的3天后,市委书记和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全程直播。我们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了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政府各级部门要明确各岗位的工作责任和法律责任,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重点是保障就业,保障稳定,保障增长。要有创新思维,完善机制,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对策。若处理得当,同样有可能成为创造社会和谐的新契机,化“危”为机。
(吴厚德)
200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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