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腐败令人震惊

　　(一)不少高校领导干部倒在权钱交易上。今年，我国著名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发生了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案。近年来，仅在湖北地区就有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十几名高校领导干部倒在权钱交易上。

　　（二）大学办公司从中谋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对国内高校热衷于办公司、办企业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现在一些大学校长特别热衷于办公司赚钱，不少教授也整日忙于课题研究而不愿意上课，这些情形的存在背离了大学精神，纯属折腾”。

　　(三)大学是官场,领导自成“名师”。今年教师节，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100名获奬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90%，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行政职务为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等的就多达20位，占20%，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约占10%。大学已是官场，主导大学发展的不是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而是行政力量。行政力量主导的教育评奬、权授职称评审，就会促使部分教师去追逐权力，教师的榜样效应就会影响到学生，其后患无穷。教育评奬，领导自成“名师”，这与没有作出任何实质贡献的论文和成果中，领导署名第一作者，完全一回事。这与我们当初设立“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奬”的目的，是“鼓励教授上讲台，奬励长期在第一线教书育人的教师”是背道而驶。

　　(四)“权力文凭”交易日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批评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或束手无策，或工作方法简单生硬。此言一语道破了一些官员手中文凭的“含金量”与“含权量”之别，官员的文凭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早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被称之为“文凭腐败”。去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我们生产博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不少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甚至硕导、博导。近年来频频爆出学术不端的行为，其实在他的背后，学校陷媚于官场而颁发学位，是学术不端的一种，而且是从根本上的学术不端行为。因为高校学术审核、学位颁发是其最大的权力与尊严，这个都拿去交易，则是高校领导获得好处的极佳机会，因为在职博士学费不菲，三年下来，每位收取数万元是少不了的。

　　二、防范高校腐败的建议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点，真是切中时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朝说：“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民间流行的俗语说得好：“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

　　什么是德？德即道德，一般指人与人相处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从人才角度讲，人才人才，人在前，才在后，为人在先，为才在后。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少数人才特别是少数干部品德缺失现象十分突出。这些年来，我们清除出干部队伍中的那些贪官、恶官、色官，恐怕一概不缺“才”，但却是一概的缺“德”。怎么才算有德？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做人要有良心。良心就是个人对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一种认识，是个人辨别是非恶善的内在标准，是做人最起码应具备的东西，如果人才都缺乏良心，那这个社会离动乱和毁灭都不远了。二是为人要老实。这是指为人忠厚、诚信、规矩，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要求全党同志“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这个世界终归是老实人撑起来的。三是工作生活要遵纪守法。“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任何社会的道德如果没有严明的法律作最后支持和保障，就不可能得以普遍遵守。对于国家培养的人才，尤其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带头遵守和执行法律，而且还要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四是要倡导奉献。人的发展就是要逐步摆脱人的动物性局限，摆脱自私，超越自我，为他人和社会带来幸福与和平。作为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政治品德，坚定信念，执政为民，清正廉洁。

　　(二)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在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中，高校本身有副部、正厅等行政级别，无疑强化了学校领导官员意识，这就注定了校内的等级意识。而没有级别的教授、普通教师，更得服从与听命。高校政策的困境在于，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而行政领导做官、研究、教学、项目、奬项等等，一个也不少，简直就是特殊材料造就的超人。可见，集行政权与学术权于一身的高校领导，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

　　行政力量对大学的无限干预，对国家和个体都是一种潜在的危害，很可能把所有的大学办成一所清一色的“政治大学”。国家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官化的路径必然影响到大学生的多元化发展，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这是十分危险的。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应下定决心，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恢复高校是办学单位的本来面目。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女士曾说:“在大学里，除了给师生创造好的教育环境、学术环境，为师生服务外，也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没有权力命令教授干什么，学生干什么。”作为高校的领导干部，说到底，就是为教师服务，为培养人创造条件而已，没有其他特殊权力。

　　其实，真正的大学校长是个需要自我牺牲的职业，当上校长，就只能全心全意地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原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要放在一边，教学与研究带来的各种利益自然也要牺牲掉。

　　（三）探索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和教授委员会结构。大学理事会主要负责学校内包括征地、盖房、扩招、投资、人事安排等重大事宜，这些均由理事会决策。教授委员会下设教育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地进行教育标准、学术标准的制订、执行，以及对教师的教学与学术评价、学位授予等教育与学术事务，以确保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按教育与学术规律进行配置，而不是按行政权力高低配置。只有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才真正有开展高质量教育与学术的氛围。

　　(四)建立利益逥避机制。在我国现行的高校体制中，高校行政领导拥有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在教学中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支持，在各种教育评奬中，由于评价权、推荐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往往是捷足先登，领导当“名师”便可见一斑。为了遏制这种不正之风盛行，必须建立利益逥避机制，按不同岗位对高校教职工进行评价。在国外大学，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将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因为这涉及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配置的利益冲突，很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这是基本惯例，而我国则是空白。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12年里，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校长完全职业化，学校董事会只按校长职务的业绩对校长进行考核。这有利于校长一心投入学校管理，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到教学、科研，更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各种荣誉，头衔与既得利益。

　　(五)大学不准办公司或企业。在全民经商浪潮的冲击下，不少大学纷纷办起公司或企业，并美其名曰知识经济的再现。当大学热衷于办公司或企业时，本应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的教授们摇身一变成为老板，所带的学生也就成为打工仔，跟着导师谈生意、拉项目，却忘掉了学习和科研；而那些校长、院长则兼企业家之职，既要管理学校，又要经营公司，甚至以公司化理念来经营高校，把高校变成“准公司”，把逐利作为高校的追求目标，这与高校以育人为宗旨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在高校办的公司中，其资本投入也存在不明不白的情况，假如是以国家下拨经费来办公司，那就与挪用公款无甚区别。事实上，在不少高校腐败案中，已经暴露出了这个问题。大学应具有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其中技术成果的转化是大学社会服务功能中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大学要亲自办公司、办企业。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那是企业家的事，大学承担的只是转化，而不是产业化，产业化的过程应由企业去完成。在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大学的分工就是育人而不是办几个公司或企业，挣多少钱的问题。学校是事业单位，企业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生产经营单位，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不久，教育部已要求，类似“北大方正”，“清华同方”这种“学校名+企业名”的名称年底前从高校校办企业的标牌中彻底消失，校级领导也将在上半年从直属高校校办企业领导班子中全部撤出，应当说代表瞭高校不应直接办公司或企业的长远趋势。

    　（吴厚德）
　　2009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