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和建议之一：转变作风，提振精神和用好既有软实力

　　广东改革开发已进入第二个三十年的开局之年。这一年，经济危机幽灵在全球游荡。《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发布，令人振聋发聩，血脉贲张，“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国家给了广东一把“尚方宝剑”。让广东有见识历史大变局之机遇，有施展大抱负之空间，实乃百年一遇的当务之急。

　　两个三十年的历史不可割断。三十年前是死里求生的穷则思变，三十年后是由富变强的跨步转型。两个三十年的开局、际遇、契机、惊人的相似。汪洋书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文化软实力的崛起”。点醒了改革开放之要义，凝炼辉煌崛起之精粹，预示未来发展之支点，一语中的，悠远深长。文化的征服，是持久的征服，最后的征服。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最近提出“文化安全”命题，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文化，立意高远，颇值深思。

　　三十年前的前辈先贤，精英大众的精神气质需要总结探究；信心、使命感需要传承；勇气和智慧需要发扬光大。

　　三十年积淀的陋习、弊端、瓶颈，会损害广东既有的软实力，需要调适校正剔除；未来发展的艰难险阻，需要百折不挠的披荆斩棘。

　　一、广东文化软实力的支点

　　历史发现广东，选择广东；广东适应历史、创造历史，也推动历史。广东是一个永不谢幕的改革舞台和变革经典。

　　从历史远因看，葡萄牙对中国首次贸易，选择澳门；英国人在长江口打仗，签订《南京条约》，却选择香港作为殖民地；清代的四口通商，却只有广州十三行的“一口通商”搞得风生水起；推翻帝制，反击欧洲侵略者、鸦片战争，近代史上“金三枪”都是在珠江口打响。

　　珠江口是中国千年不变的大门，此言不虚。珠江口带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千年未有之奇业”，虽是李鸿章评价十三行说的，也乃是实情。

　　从现实近因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三个国策伟论，都选择广东发布，也决非偶然。三代领导人选择广东托起的“三个春天”，给中国带来緑树婆娑、繁花似锦和满园春色。从历史、地缘、人文、经济看，中国现代化在岭南登陆，属历史必然，别无选择。及至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文化软实力，承传这一传统和新的生成，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丰实的支撑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广东文化的软实力的四个观念支撑群

　　观念支撑、精神状态、工作作风都是文化软实力题中应有之义。

　　1.靠真话过日子

　　“靠真话过日子”所涵盖的公信力，是改革开放的心理基建。

　　真话是决策的底线和真理的基础，惟有面对真实，才有可能寻求建设的共识，任何一种文化概莫能外。无真话即无真理；无真相的决策，宛如沙滩上的高楼大厦，无论怎样的壮观雄伟，小小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倾倒。“反右”，我们窜改了真话；“大跃进”以讲假话大话为荣；“文革”以生产假话制造假话为己任。一个虚假比真实更理直气壮的社会，中国现代化这部汽车，自然步履蹒跚、一再踉跄、乃至不救。

　　广东的改革开放能够成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起步，就是从精英到草根大众，都看到了真相，讲了真话。

　　邓小平的沉思。1976年，邓小平在广州菜市场，当他看到“黄叶菜也在卖”，看到上百人排长龙等几斤猪肉；当他听到了“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的荒谬言论，1978年他在东北三省的“北方讲话”中，石破天惊地讲了真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

　　这是广州城市真实写照。催化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他调侃道：“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运筹帷幄，谋篇布局，早已了然于心。

　　万里的痛哭。也是1976年，安徽省委书记、后任国家领导人的万里，访问安徽淮北两户农家。一户老头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十七八岁，都没裤子穿。另一户的两个小孩竟藏在煮饭大锅里靠煮饭后的余热取暖。万里目瞪口呆，流了两次眼泪，万里一回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

　　这是安徽农村真实写照。

　　彭德怀的怒斥。把时针拨后十年，彭德怀在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工地，也碰到一户人家，三个女人只有一条裤子下不了床的事，彭德怀怒斥当地一个干部：“如果我们当官的先富起来，而不去管那些穷人，这就违背了当年我们革命的宗旨，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我们就要垮台的。”

　　这是四川工人生活写照。

　　吴南生的感慨。2008年7月，笔者应邀往吴南生家聊天，吴老80多岁高龄，红光满面，步履矫健，记忆力超好。年幼时故乡情景历历在目。他十四岁参加革命的目的，也是希望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大家能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之初，吴南生说：“可现在，比我们小时候还穷呵，如果有哪个电影厂要拍国民党黑闇统治的镜头，就说来汕头取景”发了与彭德怀同样的感慨。

　　当谷牧带领庞大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欧洲回来就说：“我们在沉睡的状况，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

　　而广东民间流行语则有“不要让人民恐惧”、“我势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之说。

　　邓小平的惊愕，万里的痛哭，彭德怀的怒斥，吴南生的感慨，谷牧的提醒说了真话，展露真相，道出了当年中国环境的危如累卵、非改革开放不可的历史现场，在那个时代，说这样的话，或云开日出，或前途未卜，或慷慨成仁，需要胆识和大义，需要承担高风险的代价和付出。

　　如果真话的紫丁香凋谢，弥天大谎的罂粟花必然盛开。

　　三十年后，回溯往事，咀嚼真话，这正是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光明所在。在《深圳九章》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著名评论家胡平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中国哪个地方领导干部形象最鲜明，好像也就是在广东。书里面出现了习仲勋、袁庚、厉有为同志，包括现在的汪洋书记，看了非常感动，他们的讲话没有套话，套话是没有效果的，比如汪洋书记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这是这本书的一种风格”。

　　索尔仁琴尼写过一篇《莫要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他引用俄罗斯的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面对谎言，俯首帖耳；面对正义，谗言亵渎；苏联的解体，正是背叛了一切文化都絶不可能违背的神圣的共同底线——要靠真话过日子，谎言成为国家的悲哀和灾难，不幸被索氏所言中。这个典型案例，成为人类典型的教训。而中国改革开放，正在基于“靠真话过日子”，带来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繁荣。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三十年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陋习。顽固坚硬，不易改变。因为“暧昧利益”，不想提供真实。因为要保存面子，以获得别人认知，而模糊了真实。因为思想被贪婪占据，要满足个人钱权私欲，而制造谎言，亵渎真实。因为要应付上级、应付舆论、应付监督，而巧言令色，稀释真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保守主义、小团体主义、应付敷衍、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小富则安都很有市场。

　　2.要养民敬畏之心，羞耻之心

　　“敬畏”、“羞耻”支撑着良知、正义、公平的价值杠杆。

　　没有敬畏心、羞耻心，就没有良知、公平和正义，对自然则破坏生态，践踏环境；对法律就胡作非为，杀人越货；对批评，则自我催眠，自我蒙蔽；对封闭锁国，则要付出民生凋敝、经济停滞，陷入天惩神怒之境地。因此之故，顾炎武说：“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卡莱尔说：“羞耻之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价值观的差异，即一个社会的强大、进步、文明与否，不是看他品格上的亢奋、狂呼、粗野，而是看他的理性、审慎、谦恭；不是对自然的吞噬、砍伐、鄙薄，而是保护、协调、尊重。不是对历史有敬畏，就会任意审父弑父。对强权的献媚、敬畏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只有敬畏、尊重弱者才是更加文明的社会。

　　当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几年就上去了，但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

　　当袁庚说：“当我坐在小汽车里时，对迎面而来的自行车，会认为他挡道；当我骑自行车时，对迎面而来按喇叭的小汽车时，会认为他在摆架子”。

　　广东民间流行语，深圳人说的：“想做就去做”，“无功就是过”，“我要赚钱也让你得到”，“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权利”，顺德农民说“面子是别人给的，要经常打扫、美容。”

　　思维逃不出语言的半径。这些话犹如强心针电击器，让我们听来，惊栗骇然。这种强烈的痛感刺激和持久的文化反思，对历史保持一种持续的敬畏、清醒的纪念，为内化为复兴不竭的精神动力，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熠熠光芒。

　　上面的话，都见于公开出版物，30年后的今天，有的人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历史的真相，后来的许多文章，在引用这些话语时，遮遮掩掩，掐头去尾，弱化它的震撼力，对冲它的穿透力。

　　习仲勋的命意点穴之处在“体制”二字，这不正是目前我们在热议和力求破局的难题吗？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篇》（第六册绪论，人民出版社P189）论述到：西方有一句成语说：“英国舰队的速度，决定其中最慢的船”“沿海地区如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是不是可以撇开内陆地区先行快跑呢？不行，因为在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把地区管住了，使沿海和内陆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内陆拖住了沿海的后腿”。“统一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中国沾统一的光，有时也吃统一的亏。上面所说的拖后腿的情况，就是吃亏的一个例子。”与习仲勋说的异曲同工。

　　认识现实的险恶，突破体制的羁绊，广东的“先行”，特区的兴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引导，实践创新，有了对国家落后的敬畏羞耻，对理想被异化的敬畏羞耻，才有这三十年的春色满园。

　　我们喜欢狂呼，鄙薄反省；崇尚亢奋，忌讳理性；热中强暴，亵渎敬畏，这是一种跛脚的精神，一种偏颇的品格。

　　养民之耻，养民之敬畏，养民之忧患，正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一个毫无敬畏心羞耻心的人谈使命、正义、文明，无异元稹所说：“放鹤在深水，买鱼在高枝。”

　　民意无法监督，则懈怠官员长存，敬畏心丧失，则造就官员变质。

　　谁是“老板”掌握进退赏罚之权，就讨好谁。梦想通过关系或好运不劳而获，而不愿意通过踏踏实实工作的努力。舍去正义，无所顾忌，为机构、编制、经费、罚款权、审批权、部门利益，“行政许可”而不顾全局，或“打我山前过，留下买路钱”，或哭穷敛财，或雁过拔毛。舍去道德、伦理规范，为所欲为，妄自尊大而不感到耻辱。凡此种种，都是与当前宏大使命不相适应的精神状况，需要整肃的作风弊端。

　　3.倡导冒险、奋进

　　广东文化软实力中，有一种破釜沉舟、敢拚敢搏、不患得患失、不缩头缩尾的冒险精神、奉献精神。

　　对广东的偷渡外逃，习仲勋与文富祥（宝安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书）有一段精彩对话。

　　当文富祥陈述香港的繁荣与优势是导致外逃因由时，习仲勋百感交集，严声问到：“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交了没有？”

　　文富祥答：“我家三代贫农，我土改时就出来了，公余粮年年超额完成。”

　　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外逃采取的办法都是围堵、搜捕、管制、结果是越堵越多，越抓越旺，外逃方式别出心裁，花样繁多。但习仲勋化解了文富祥的“顶撞”，明确不主张把外逃者当犯人，对于改革开放提出了不要打退堂鼓，不要怕犯错误，不要怕否定自己，不要出风头的“四不”原则，改革开放春天，让习仲勋孕育生成一种深情厚谊的“深圳情结”。

　　广东省委在改革开放之初，开过一个别开生面的高层决策会，派谁到北京去游说，为广东减免一个亿的税收，结果决定派出“口才好”的王全国三上北京“舌战”100多位部级领导。还有一个庄世平，深感中国的法制匮乏，封闭锁国，他对《特区条例》的初稿怒发冲冠，慷慨陈词：“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条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我和港澳代表将投弃权票。”原广州市长的黎子流曾说：“得就得，唔得返顺德”。（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回顺德老家）

　　广东民间流行语：“清谈误国，实干兴邦。”顶着风险迎难而上，大义凛然，不顾得失。正是对文化弊端的一种反叛，对中国固有国情惰性的一种改革。他们创造历史，历史记住了他们。

　　4.少些“俯卧撑”

　　“俯卧撑”是网上语言。凡是对权利的不安全感或者对于官方说法的存疑，皆以“俯卧撑”称之。改革初期，为深圳特区与蛇口的面积地盘，袁庚和梁湘在赵紫阳面前吵了起来，即为典型一例。改革的深入，势必接触到利益的格局调适，利益倾向的重组，局部利益的守望，这就特别需要诚信、直率、宽容和奉献，需要培植和巩固公众对权力的诚信。少些“俯卧撑”，多些诚信度。

　　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辜朝明在他的《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论道：“中国政府需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即便能够”，但对“公众来说，也需要时间来对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信赖，从而改变他们的储蓄习惯，即使如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纳税人也会对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这就说明中国所面临对这个问题的艰巨程度”。

　　这位被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长劳伦斯·H·蕯默斯评论为：“不管赞同与否，任何关于美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都必须参考辜朝明的观点”的著作，他所提出的“保障信赖”，给予我们深刻启示。此次广东高校“先行试点”的社保体制改革，涟漪不断，笔者在参加省人大会议期间就餐时代表们闲谈中，感觉有三种情绪，引人思考，一个是对广东屡当“先行”“试点”，啧有烦言，认为先行者吃亏，房子住得比外省差，工资也比外省低，外界关注度越高，上面对广东的约束力也越强，同样的事，在外省便无问题，而广东则势必小心翼翼，夹着尾巴过日子。二是老一辈教授的保障处境，殃及年青学子，使他们对未来前途充满惆怅，议论着趁年青时赶紧捞一把，“堤内损失堤外补”，“未来损失现在补”，因此之故，教学科研必然受到影响，而在社保——教育——人才形成一种隐性恶性循环。三是此次社保试点也把知识分子分为三个层面，去年提前退的是“起义”，今年以后退的是“收编”，再将来可能只有“俘虏”的份了。改革深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保障信赖”云云，是一个综合工程，并非一个省的部门能够解决的。

　　每个细节都不可忽略，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此之谓也。

 　　（黄树森）
　　200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