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敎授不仅是知名的学者和海洋科学家，也是具有丰富经历的社会活动家和华人精英。素有“点子王”之称的吴京敎授，近年奔波于两岸三地，积极推动两岸三地的文敎交流，以及郑和下西洋问题的研究。吴敎授最近在香港接受本刊专访时，畅谈了他的理想和抱负，特别是对两岸如何携手合作共创中华新文明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两岸敎育界应该交流合作

　　周建闽（以下简称周）、罗祥喜（以下简称罗）：吴先生是敎育方面的专家，这几年一直在台湾从事敎育工作，对台湾的敎育和两岸的文敎交流合作，做了很多推动的工作。请问吴敎授，在全球化、特别是两岸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两岸敎育界应该怎样加强交流和合作？

　　吴京（以下简称吴）：我过去一直住在国外，一九九四年才回到台湾。有人说我在台湾做了很多事，我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但我觉得，回到台湾做事，没有包袱，可以放手去做。由于我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工作的经历全部都在美国，因此，当我回到台湾，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应该把东方和西方的好处合起来，把外国做事的经验和我们中国的伦理结合起来。

　　当我回到成功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怎么把成功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三、四个月之后，我产生了另一个责任感，觉得不仅要办好成功大学，也应该让台湾的学校都好起来，因而提议台湾的学校应该良性竞争、互补合作。一年之后，我觉得，不仅台湾的学校要好，而且两岸的敎育界也应该交流合作，因此促成了在成大召开一次非常成功的两岸大学校长会议。

　　周、罗：哪一年？

　　吴：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两岸大学校长会议是由上海交通大学的翁校长和北京医科大学的王校长，组织大陆校长过来的。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和翁校长分别带领两岸的大学校长走进礼堂，然后我们在台上坐成两个大弧形：一个大陆校长、一个台湾校长，这样依次间隔坐下。会上，我们共同发表了一份宣言，这个宣言把我们的胸襟都讲出来了。我在大会开幕致词时更强调，“我们要以学术合作，促进两岸的良性互动”；“我们要以学术合作，主导并保证廿一世纪属于中华民族”；“我们要以学术合作，再创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新高峰”。这些理念提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之后，我本来应该带一个代表团去大陆，但后来我去敎育部服务（任敎育部长），就没有带了。不过，也有一个好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决议，大陆二十四所大学校长和台湾二十四所大学校长把共同签字的宣言，分别送给了江泽民先生和李登辉先生。

　　我现在还在推动的另外一件事情，与顾毓琇院士有关。你们知道顾院士吗？

　　周、罗：知道。

　　吴：顾老对我非常鼓励。我在成大的时候，他有时候就写半行字给我，鼓励我。我在敎育部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写半行、一行字给我。对于这些信，也许我自己做得太不周到了，没有回信。两年前，我去美国，顾老打电话给我说，“我写信给你，你不回我的信，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来看我一下”？我说“好”。我去了以后，他跟我讲，他有一件事情要交待我。他建议我去找十所大陆的大学、五所台湾的大学，让他们充分合作，带动海峡两岸进入廿一世纪。我问怎么做，他说他知道我有办法的。

　　对此，我作了一些思考。我觉得应该把顾老的思考再扩充，扩充到二十所大学，其中包括十所大陆的、六所台湾的、三所香港的、一所新加坡的，这样就把华人最好的大学都找来。当时我也找了台湾一个基金会帮忙，计划在香港开一个会，把这二十所大学的校长一起找来，并让这些大学作一个承诺：假定我有办法找到钱，在你们每一所大学里头成立一个非常先进的研究中心，你们有义务让这个研究中心让二十所大学通通可以公用。我想，假定我能做到这一点，世界上的大企业，一定会接受、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把华人精英结合起来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这些大企业很难挡拒。

　　不巧的是，当我规划好的时候，台湾就开始总统选举，总统选举之后，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之下，就把计划延误下来了。延误下来之后，顾老建议我要耐心一点，等三通以后再来做。不久前我在美国看到顾老的时候，顾老说，现在是时候了，建议我好好规划一下。因此我现在又考虑把计划启动起来。我认为，这件事情做成的机会很大。

　　上海应建一所世界顶尖的全英语科技大学

　　我还有另外一个构想。我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做最尖端的事情，一定要靠顶尖的大学来带动。美国这么发达，尖端科技发展得这么好，就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最好的。我在敎育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建一所世界顶尖的全英语的科技大学。当然这个学校不仅是为台湾的，而是为全亚洲的，这样带着全亚洲动起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胸，尤其是现在大陆，一定要办好敎育，然后把亚洲都带动起来。我去年四月去了上海以后，我觉得，上海的气势很大。本来我想象中的最好的学校是放在台湾，那是我在敎育部工作的时候的想法，现在我觉得做成功的可能性不太高，但在上海做成功的可能性却非常大。我的构想，跟一些人谈过，包括美国一些资深的学者，同时也跟顾先生报告过。他们都很赞成。

　　我认为，这样的学校应放在上海，因为上海的条件最好。首先，上海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势，即不做则已，要做则做最好的；第二，欧美有一批从大陆（部分从台湾）出去的资深敎授，近年更有一大群从大陆出去的华人精英，都有极大的意愿；第三，今天的上海，要从欧美国家聘请顶尖的外籍敎授，去上海做一年、二年、三年，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以上海今天的条件和气势，海外的华人精英都愿意回来，外国人也愿意来。

　　这样顶尖的英文学校，也可以跟刚才讲的二十所大学结合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中国人，也是我们中国人走向未来的华人世纪所必须做的事。同时，这样一所全英文的学校，可以成为国内其他学校培训师资，或师资进修的基地，与国内的学校进行充分的交流。

　　周、罗：这样的构想，与两岸的政府有过沟通交流吗？

　　吴：这样讲好了，台湾的政府，现在对交流非常有兴趣。对于前一个计划，我跟一些校长谈过，他们都表示很有兴趣。对于后一个计划，最主要是大陆，因为这个学校要建在上海嘛。

　　周、罗：我想上海一定会很有兴趣。生源应该也不成问题，包括台湾的学生和大陆的学生，都会非常有兴趣。

　　吴：现在台湾的学生，蛮想去大陆念书的。一个学校除了师资重要外，生源也很重要，如果招进来的学生不好，也不行。正如前面所说，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英文学校。这个学校不仅要招收国内最好的学生，也应该招收国际学生，替别的国家培养人才，并把中国的影响力带出去。假如我们要培养我们国家的领袖，也一定要在一个多元的环境之下培养。

　　台湾承认大陆学历是挡不住的趋势

　　周、罗：现在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您担任敎育部长的时候虽然想做一些推动工作，但好象也因此跟层峰有些矛盾，那么您设想中的学校会不会也遭遇这种情形呢？您对台湾不承认大陆学历是怎么看的呢？

　　吴：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少台湾的学生现在在大陆念书，而他们去到大陆念书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毕业以后留在大陆比较有发展。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把台湾的学位看得很重要。我认为，台湾和大陆应该良性竞争，今天台湾的孩子要去大陆，你挡也挡不了。那么台湾要怎么办呢？我认为台湾要抢大陆的孩子过来，吸引大陆的高科技人才过来；但如果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台湾承认大陆的学历，是挡也挡不住的趋势。

　　周、罗：现在欧美最好的大学都很愿意招收中国大陆的学生。

　　吴：现在台湾的一些人去大陆，人才去大陆，当局想挡也挡不住。怎么办呢？祇好也让大陆的人才过来，台湾要大陆的人才过来，不承认人家的学历是不行的。因此，承认学历问题已经不在话下了，政府怎么挡也挡不了。

　　话也说回来，台湾承不承认大陆学位，其实也不重要，因为大陆的人到台湾，大概不能做公务员的，因为公务员要经过公务员考试。这种考试即使现在在台湾，录取率也祇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大部分的人是去私人公司。而去私人公司，承不承认学位，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值得一谈。当局好象还把这个当筹码抓得很紧，其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台湾要跟世界接轨应该采用汉语拼音

　　周、罗：那么您怎么看待曾引起蛮大风波的所谓通用的汉语拼音问题？

　　吴：我认为，台湾要走出去，要跟世界接轨，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因为世界普遍用的是拼音，如果台湾不用，等于自己跟世界隔绝开来。我知道前任敎育部长想采用的是什么，但像承认大陆学历一样，因为政治的原因，把它压下来了。压下来以后怎么办呢？就是拖，放在那里不管。不过我相信，这些问题慢慢会解决的。台湾的人民确实有它可爱的一面，台湾的山水也有它可爱的一面；我也认为，台湾的某些政策，如果能够作些调整的话，对台湾的人民可能会更好一些。

　　历史上郑和远航都是和平之旅

　　今天中国崛起也不会威胁别人

　　周、罗：我们也知道，您的专业兴趣，以及您过去在美国的工作经历，都与海洋有关。您对郑和也有深入的研究，二零零五年就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和纪念这位历史伟人？

　　吴：去年四月见李岚清副总理的时候，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做好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事。据瞭解，相关的工作现正在进行之中。我认为，中国绝对不能把郑和这件事情做小了；做小了，这个机会就丧失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积极做郑和的事的原因。

　　我常常在讲（也请敎过历史学家），我们中国历史上，祇有三个人真正出去过：一个是孔子，孔子没有出国，可是他的理念出去了；第二个是成吉思汗，他是一路杀出去的；第三个是郑和。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来讲，郑和是代表我们华人走出去的一个很好的表率和象征。郑和所处的时代，是海权时代，历史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他们是占人家的土地，拿人家的东西，而我们郑和七次出航都是和平之旅。

　　外国对中国的说法有三种：最早说中国是睡狮，不要让它醒来；后来说中国是黄祸；现在讲中国威胁论。这三种说法的目的，其实都是要防止中国，不希望中国这头睡狮醒来。因此，纪念郑和，对我们华人来讲，是带领着我们华人走出去；对世界来讲，就是要宣导一件事情，那就是没有中国威胁论，中国人是讲和平的；西方航海发展的历程就是征服的历程，而我们郑和下西洋，则完全是和平之旅，跟西方航海的发现完全不一样，也表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差别。因此，这个意义实在太大了，纪念郑和可以发掘出我们中华民族许多精华的东西。

　　周、罗：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纪念呢？

　　吴：在我的建议书里头说，也许我们可以造一艘船，这艘船走郑和的路线，但不停在非洲东岸，而是绕过好望角，去欧洲，去美洲，最后回到上海；假如台湾参加的话，也到高雄。在沿途各大港口，都举办郑和庆祝会和学术讨论会，把郑和的影响传播到全世界去；也可以由大陆、台湾、香港一起搞一个世界海洋博览会，祈求和平和干净海洋，干净海洋是全球环保最重要的内容。我曾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洲海洋会议上说，六百年前，我们亚洲人误掉了一个对世界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机会，今天我们要建新郑和，让我们亚洲人对世界人类文明作较多的贡献。

　　（原载《中国评论》2002年5月号）

 

吴　京

　　一九三四年生于南京，先后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受教育。一九五六年于台湾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赴美国爱华大学深造，分别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九四年返台就任成功大学第一任遴选校长；一九九六年任教育部长。吴京返台前任教于美国德莱威大学讲座教授，亦创办及主持该校之大气海洋相互作用实验室，是国际著名的海洋科学家，且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现为台湾成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