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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万长:两岸应在适当的政治基础上进行经济整合


  萧万长是台湾从政经历最为丰富和完整的本土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财经专长及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深受各界肯定。政党轮替之后,台湾朝野许多人士都希望萧万长继续发挥财经专长,而萧万长则明确表示,他无意再从政,但愿以退休及在野之身,就台湾的经济发展及两岸的经贸正常开展, 为两岸人民的和平与共荣贡献一己之力。去年,他更提出“两岸共同市场”构想,成立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担任董事长,并率工商界人士访问大陆。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钱其琛副总理发表江八点七周年重要谈话之际,萧先生接受本刊专访时,就两岸加入WTO之后的台湾经济发展、两岸经贸互动、如何化解两岸僵局等问题,发表极具意义的看法。

  台湾经济的出路何在

  罗祥喜(以下简称罗):萧先生是台湾非常资深和难得的财经人才,对两岸关系也非常瞭解。台湾政党轮替之后,您虽然不在位了,是个在野之身,但仍非常关心台湾的经济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今天能够采访到您,真是非常荣幸。下面,能不能请您先就当前台湾经济的问题及出路,谈谈自己的看法?

  萧万长(以下简称萧):台湾的经济有相当雄厚的基础与活力,所以基本面还算不差,不过台湾经济发展型态大约十至十五年就有一次转型。上一次转型是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年。转型成功之后,在九零年代有十年的荣景。当时转型背景是这样:一九八六年以后台湾及国际的情势变化,台湾经济面临很严峻考验,那时候正好是台湾对中国大陆政策的转变,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转口贸易合法化,给台湾经济的转型找到了一个出路。台湾劳力密集的传统产业就很快移往大陆,而因天安门事件陷入困境的中国大陆,也因台商大量去投资,造成了双赢、互利的效应。九零年代台商继续去大陆投资发展。而台湾本身亦很顺利成功地转型到技术密集、高科技的产业。这个高新产业出来以后,美国新经济的发展给台湾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造就了整个九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荣景。

  从二○○○年开始,台湾经济在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陷入逐渐衰退的时候,陷入了困境。而台湾内部又适逢政党轮替,给民众、企业一种不确定的感觉,造成信心的动摇。这样内外夹攻的结果,使台湾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负成长。各界都关切台湾经济未来的发展。

  台湾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去年一年是台湾经济的调适期,现在调适期已经渡过,台湾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过去一年多来,台湾在政治上的一大冲击是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没有执政经验的民进党,施政上出现许多瑕疵,例如停建核四等。民进党已慢慢得到敎训,步伐日益稳健。朝野之间的争执对抗,也让民众相当反感,所以去年底的立委选举,民众做了决定,再给陈水扁总统、民进党一次机会,要其负完全的责任,搞好经济。民进党赢得选举,但以后不能再把施政的缺失归咎于在野党扯后腿。

  在国际上,美国经济慢慢复苏有利于台湾经济复苏,台湾的股票证券市场,从去年十二月一日选举到现在(一月二十四日),不到两个月,已经回升了差不多两千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说明大家对经济恢复信心。而股市的回升,资本市场的活络,对投资、消费,都有立即的正面效应。所以我认为,台湾经济最暗淡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台湾经济的当务之急

  虽然如此,台湾经济的基本面并未明显转变。经济衰退带来的一些问题,譬如失业率提高、民间投资的降低或显着负成长,以及通货紧缩现象,都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要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进行金融改革,健全金融体质,提升投资意愿;二是要使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常化。

  这两个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得好,台湾的经济就能很快顺利地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中心来带动制造业的经济结构。

  罗:服务业现在已超过六成。   

  萧:现在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达GDP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六十三,但台湾过去是硬体的服务业,现在需要进入一个以高附加价值为中心的软体服务业。今后转型大概是两个方向:一方面是研究、发展、创新。生产、制造不一定要在台湾,很多外国大企业,像荷兰的飞利浦公司,生产、制造大概都不在荷兰,但荷兰总部用的人还是相当的多。那些人都是在做研究、创新,及全球策划。台湾制造业现在要尽快朝这个方向发展。虽然台湾中小企业比例很高,但都有它专精的地方,也都应朝这条路走。

  此外,服务业扮演着为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角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服务业,制造业就没办法提升。台湾应该成为一个运筹营运或运筹管理中心,就像现在香港的角色一样,它的腹地、市场在中国大陆,向中国大陆提供金融、专业、法律、会计、营造、航运、运输等方面的服务。台湾若扮演这样的角色,也可以提升大陆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两岸经贸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也因此看好台湾经济的前景。

  罗:但关键还要看两岸关系能不能改善。

  萧:对,所以我刚刚讲,台湾既要变成研发创新的中心,又要成为运筹管理中心,简单地说,就是我六年前所提的亚太营运中心。要变成亚太营运中心,当务之急是要健全金融体系,完全跟国际最先进的金融体系接轨;第二个是两岸关系,两岸经贸关系要正常化。

  两岸应“资源共享经济共荣”

  罗:从您前面所讲,不难看出您先后提出“亚太营运中心”和“两岸共同市场”的基本背景。那么,您如何看待近一年来各界人士对“两岸共同市场”构想的议论、评论?您当初的构想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萧:基本上,我去年三月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构想,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是一种比较前瞻性的思维,因此不会期待很短时间内实现,欧洲今年启用的共同货币“欧元”,也是经过五十年来的演变、发展。因此,当初我在规划的时候就强调“两岸共同市场”,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要分阶段来推动。

  第一个阶段,我是希望配合两岸入世,能够把两岸关系正常化,正常化以后,接下来就有很多的产业分工,还有经济合作的计划,就可以更细腻的来规划、推动。而这样推动的结果,就会很自然形成自由贸易区(FTA)。形成自由贸易区以后,两岸所有的经贸往来在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秉持区域合作精神才会逐渐一体化。从经贸正常化走上“资源共享、经济共荣”的一体化以后,就会慢慢形成共同市场,这才是两岸人民最大的福祉。

  以我长期从事经贸前瞻性思考的经验,国际潮流的趋势发展,在两岸加入WTO之后,我感觉这个工作值得加倍的来努力推动,因为两岸在WTO的规范之下,会有更大的动力来使两岸的经贸交流更密切,所以这是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契机。对此,我很高兴地看到对岸的江泽民先生也这样讲,台湾的陈水扁也有这样的表示。也就是说,两岸的最高领导都有这样的看法。我现在希望看到两岸不单是讲,而且要做,我也很愿意来积极的帮助推动。

  两岸应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罗: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北京提出来,希望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得到北京的积极回应。大陆学者还提出,应该将澳门,以后还要将台湾纳入,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而据我所知,在您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构想中,第二阶段也是自由贸易区。您能不能就此谈些看法,以及台湾应该怎么办?

  萧:自由贸易区是我的两岸共同市场构想里面的一个阶段。老实讲,早在十年前有人提大中华经济圈的时候,我当时是经济部长,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我不愿意用大中华的字眼,因为不论是当时两岸的政经环境,抑或国际的政经环境,都并不完全成熟,且大中华的用语,我认为会让外国产生若干排斥,并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大家都在讲区域整合,自由贸易区(FTA)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北美、东南亚,都有,所以现在讲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问题,人家比较不会有政治性的警觉和敏感。因此,我的看法是:既然两岸都可以加入WTO,两岸都很愿意在WTO的规范之下来做全球的布局,两岸为什么不能来探讨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呢?

  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罗:正如您所说,两岸共同市场必须建立在一个两岸都能够接受的政治基础之上,也就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但是,现在民进党政府不承认有九二共识,两岸的僵局也就卡在这个地方。这个“结”要如何“解”?

  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两岸的经贸关系,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作基础。以我过去长期在政府服务的经验,我瞭解任何问题不能仅有学者般的理论探讨。老实讲,学者可以关起门来讨论问题,但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要让理念能够实现,就需要有现实的政治考量。虽然两岸经贸关系这么密切,两岸经济的统合也有必要,甚至对于成立一个包括台港澳及中国大陆的中华自由贸易区,我也乐观其成。但就两岸关系来说,不能不作一些政治现实的考量,这个政治现实的考量就是,必须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基础。两岸有了一个基础以后,可以再把政治的争议搁置起来,然后再来推动两岸经济的整合,再由经济的双赢回馈纾缓政治的僵局,政治与经济相辅相成,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

  我同意两岸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于“一个中国”的“结”怎么“解”。既然这是一个“结”,就需要把它“解”开,现在两岸问题的症结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结”不解开的话,前面提到的一些好的构想,恐怕就很难推动。而在短期之内如果因为这个原因不能推动的话,会错失很多机会,损及两岸民众的福祉,是很可惜的。中国大陆加入WTO以后,这几年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要调整。老实讲,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如果能形塑一个和平的外在环境,并且能够把台湾、香港的力量再结合起来,大陆的结构调整就会有多一股力量,使这种调整更加顺利。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段时间很重要。对台湾亦复如此。我刚刚讲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布局,也一样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也就是说,这是相辅相成和互补互利的事情。因此,应该尽快把两岸的“结”“解”开。

  两岸的“结”如何“解”

  不过,我也知道,如果双方不能正视国际的潮流与人民的需求,本诸务实的态度,要解这个“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两岸在政治上现在真的是互信不足。因此,对于政治问题,两岸可能要有一个相当的默契和谅解。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中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瞭解到,一中问题不要祇在形式上、在文字上与符号上一再强调,而应该重视其实质性的内涵,重视如何实践一中。中国大陆的目的应该是,不使台湾(在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千万不要在口头上一再强调一中,但作法上却使台湾民心渐行渐远。

  对于“九二共识”问题,我认为九二香港会谈的历史事实是有的,因为有九二年的香港会谈,才会有九三年辜汪在新加坡的会谈。不过九二年到底是怎么样的共识,至今不仅在两岸,连台湾内部仍各说各话。北京方面说,九二年就是有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而国民党政府说当时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一中各表。而民进党新政府则主张说,如果有共识,那祇能说把政治的争议先搁置起来,要恢复对话、交流的九二精神。所以大家的说法都不同。不过我要说明一点,这个问题除了应该看九二年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一方面我觉得,两岸在九二年想必有一种默契和谅解,有这个默契和谅解才会有九三年的辜汪会谈,这个事实是一定有的。至于这个默契、谅解是什么,现在辜汪两位当事人都还在,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好好再对一下嘛。假如能这样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何况两岸的当事人,辜先生、汪先生现在都还在现职上。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因此,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意思(诚意)要谈,假如我们真的有很多问题要谈,那就坐下来谈,如果在谈的过程中碰到对立的“一中”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弄清楚九二会谈的共识与默契到底是什么。在政党轮替以前,在我们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大陆从来不提有“九二共识”,“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到了二千年政党轮替以后,是国民党为了解决九二会谈的基础究竟是大陆方面所强调的“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或是台湾方面一贯强调的“一中各表”,才提出用“九二共识”。如今“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在两岸与台湾内部已沦为高度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反而“以辞害意”扭曲了其应有的内涵与精神。然后对岸才提出来有“九二共识”,并将其界定为坚持一中的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词,这个名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精神,而这个精神是什么呢?也即九二两岸到底有没有一个默契,有没有谅解?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默契,什么样的谅解?如果大家都不清楚的话,就让两位当事人坐下来弄清楚。弄清楚了以后,就作为一个基础,恢复对话。这样,问题就可能好解决。

  事实上,面对国际的潮流趋势发展,与两岸人民的殷切盼望,两岸双方不仅要在两会以往既有的基础上(包括九二香港会谈、九三新加坡辜汪会谈、九八上海辜江会晤),更要跳出历史巢臼,务实就攸关两岸和平稳定与人民权益事项,积极展开对话协商。

  罗: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萧:对。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我还需要说的一点是,双方如果都认为两岸的确有需要从经济的问题先来合作,或者是统合,那我们就赶快找一个两边可以谈这个问题的政治基础,而这个政治基础就是两会自九二年会谈以来的既有基础,加上国际社会暨两岸民众莫不殷切两岸尽快进行对话协商,以创造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两岸新局。

  在台湾,对传统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一般民众支持比例并不高,从各单位所做的民调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们也反对这种可能危害台湾安全与发展的主张。但陈水扁先生上任以后,强调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下,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已经是试图改变民进党基本敎义的台独观点,相较于以往的台独万岁诉求,至少在我看来是比较放心一点。台湾现在所有的制度都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制度,而中华民国的主权,依现行宪法,在法理上还包括中国大陆,这跟大陆的主张应该是没有相违背。

  此外,台湾处理与大陆关系的法律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定出来的,也明订大陆地区为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这一套的法律规范,都是现在的政府不敢推翻的。现在的政府是民进党政府,它一直说要维护中华民国法律体制,我们在野的,也绝对要监督它不能够违背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在文字上太推敲,而要看方向,看实践,我认为陈水扁先生不是越走越远,而是越走越近。

  我认为,如果大陆坚持要把九二共识弄清楚,那就把它弄清楚吧。我承认纵使有九二共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十年来,整个的两岸政经情势有很大的变化,台湾这边民主化的结果,连执政党都轮替了。从陈水扁总统依宪法最基本的就职谈话来看,加上他后来几次谈话,强调一中问题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法律来处理。我认为,北京应该朝这个方向作一个解读。这样,他就会越走越近。

  而如果是越走越近的话,大陆就不需要太担心了。大陆也不可能很急的要解决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争议。就是说,短是五十多年,即一九四九年之后,长的话是四百年啊,我们的先祖从福建、广东移居到台湾来了以后,就开始了历史问题。

  台湾人民在感情上,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没有错,到台湾各地去看看,风俗习惯完全跟大陆一样;台湾人拜的神,不是妈祖,就是关公,通通都跟大陆一样。台湾人拜神非常虔诚,选举的时候所有候选人都要到庙里去拜,否则会被认为跟他们没有同样的信仰而不支持他。也就是说,两岸同文同种,在文化、历史方面有好多东西是相同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同的,台湾已演变成民主、自由、人权,这个政治价值,跟大陆有很大的分别,这也是事实。

  两岸从经济开始整合和平统一水到渠成

  罗:您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构想,主张两岸先从经济互动开始,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整合。这在表面上或者从形式上看,跟陈水扁提出的“统合论”有相似之处,您是怎么看的?

  萧:我不知道陈水扁的“统合论”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帮他解释。但我觉得,两岸关系是政治冷,经济热;官方冷,民间热。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两岸统一的话,就应该让热的部分一直热下去,热到最后就结合起来了,这是自然的结合。相反,如果让冷的部分继续冷下去,将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分。

  也就是说,如果要促进两岸的合,应该从经济开始合,因为经济热,政治冷,所以从热的先跑,经济先合起来,也即从经济统合开始。而在经济统合以后,我相信,政治上就不会有敌意,就会有融合,到这个时候,和平统一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我是主张两岸先从经济的统合做起。至于陈水扁为何会提统合论,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也不是抄我的,也没有问过我;我的想法(理念)也没有跟他沟通过,我也不需要事先跟他讲。但是我觉得,陈水扁总统“统合论”的主张,是健康的,是正面的,是有利的,是积极的。

  台湾的主流民意

  罗:您觉得民进党政府及台湾的工商界是怎么评价您的主张的?

  萧:我觉得,台湾的工商界是非常赞同我的看法的。即使是一些有非常强烈的台湾本土意识、台湾主体观念的媒体,老实讲,都没有办法驳斥我的看法。他们顶多感到不高兴,不报导我的消息而已。

  至于政府的看法,我就不敢讲,但是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理由对我的主张持反对的意见。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把握呢?因为台湾的政治越来越步入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以民意为依归的政治。而任何政府的政策若违背民意,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要下台。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在做反对党的时候,强烈要求台独,但当它成为执政党以后,这些人就马上改口,明显变得比较温和,提出的是一个绝对不具挑衅性的、温和、稳健、理性的两岸政策。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必须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如果硬要讲一些违背多数民意的话,等于是政治自杀。我相信,我这个讲法,是主流民意的讲法;我的主张是主流民意的主张。台湾需要和平,需要繁荣,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两岸关系。而经贸的正常化,两岸推动建立共同市场,是符合这个目标的,也是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的。

  构筑两岸经贸合作的桥梁

  罗: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成立近一年来的运作情况如何?下一步的努力目标是什么?您个人以后打算如何来促进或推动两岸的经贸互动?

  萧:首先,我们基金会的成立,跟政府、政治无关,我们也没有要求政府任何的补助,也没有接触。我们也没有政党的色彩,我虽然还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但也没有要国民党的任何支持,跟其他政党更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纯粹是一个民间中立的、非常客观的小型智库,为一个非常宏观的目标,大家共同来努力。

  第二,我很感激的是,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成立,在台湾经济非常差的时候,募款很困难的时候,仍有这么多企业,而且都是台湾顶尖的企业,热情地捐款。他们都是主动捐,不是我向他们募的,后来还有一些人要捐,我说已经额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他们都有跟我同样的理想,同样的理念,即我们两岸之间要和平,要共荣,要互惠,要交融。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第三个,基金会成立前,我曾经到海外去,比如到美国、东南亚、欧洲,去接触、拜访,好多国外的华人,以及外国的智库,都很认同我的构想,给我很多鼓励,并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退休后,作为志业来推动的工作。

  第四个,我知道,两岸关系因为一中问题没办法解决,一直僵持在那里,以致那些经贸的、双赢的策略也没办法做。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祇能先做些研究的工作。我们也正在筹办一个精英论坛,请一些大陆人士来,就两岸经贸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很愿意跟大陆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进行交流、沟通,架起一座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的桥梁。今后我会花些精力在这方面。

  中国要扬眉吐气首先要壮大经济

  我自己对两岸经贸,是抱着期待和期许的。期许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两岸人民现在最期盼的是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中国实在是穷了太久了,中国以前被外国人欺负得太久了。中国人要想抬头挺胸、扬眉吐气,就要发展经济,要壮大起来。

  中国大陆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大陆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可是中国人口太多,人均八百多美元的国民所得还很低,不要说人家已经到了三万多美元,即使跟台湾的一万三千美元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走这一条路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不能打仗!祇有和平、发展,目标才能达到。中国人到了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扬眉吐气。

  台湾这边亦复如此,虽然现在人均所得已达一万三千多美元,全世界排名第十九位,但台湾是一个规模小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基本上是很脆弱的,是浅碟式的:多一点就满了,少一点就乾了。这样的经济体,需要的是跟中国大陆结合起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两个经济体,可以互补,可以互利,可以双赢,可以共荣。这是台湾的期望。我相信这也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很有帮助。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跟台湾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跟台湾建立起在经济上的互动、合作,可以加速中国大陆的发展壮大,台湾亦会水涨船高。中华民族的振兴,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时候才会觉得中国人确实值得人家尊重,值得骄傲。

  继续关心台湾和两岸关系,但不愿太多介入岛内政治

  罗:您是一位很难得的财经人才,有不少传言或报道称,台湾新政府曾有意重用您。当然这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朝野关系及国民党内的一些问题,有些争议,您有时候也因此好像有些委屈。在这方面,您能否谈些看法?

  萧:我没有委屈。对于现在台湾的政治生态,基本上我是没有兴趣的。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祇是外界不一定会同意我的定位,认为太消极一点,或者是认为我这个人祇有独善其身,为何不能兼善天下。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个观点是,要淡薄名利,不求权位,因为这条路我都曾走过,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呢?没必要嘛。

  但是,国家栽培我,人民对我有这么高的期待,要我过完全退休隐居的生活,完全不问世事,也是做不到的。我现在还是很关心台湾的。我觉得关心台湾有很多方式,而我的方式是,不在政府的体制内,这是我的期许,但愿意以一个在野之身,以一个平民的身份,继续关心台湾,做对台湾人民和两岸关系有益的事情,包括推动两岸经贸的共同市场。至于台湾岛内的政治,我不愿意介入太多。

  有机会愿再访大陆

  罗:您有心致力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以后跟大陆、港澳有很多交流,现在身份比较方便,去年也去过大陆,现在有没有计划再到大陆作一些更直接的沟通、交流?

  萧:如果有机会,香港我愿意常去;至于去大陆,现在还没有计划。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的。因为现在政府有一个规定,做过政务官三年之内如果要去,要经过政府核准,我现在三年还没有到,要去的话须向现在的政府申请,而且外界也那么敏感。我去过一次,媒体那么多报导,我觉得对我去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如果再去,我希望能够静静的让我看,不要那么多媒体跟踪。我不是怕媒体,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不是那种政治人物,不需要太多的曝光。

  罗:我也觉得,到一个地方,如果能够很平和地观察、探讨、交流是最好的。

  萧:对。好多事情,像两岸这种关系,有些是可以对外讲,比如说经贸的东西,可以尽量的来讨论,让两岸的人民尽量知道这个资讯。但有些事情,老实讲,如果太早曝光是没有帮助的,私下先务实进行沟通、讨论可能比较有意义。所以我期待着有机会的时候再考虑(去大陆)。

  新财经阁员与两岸关系

  罗:再问一个相关的问题,即现在新的内阁人事基本上都定下来了,您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对未来台湾经济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萧:我觉得有几点可能是比较有利的。首先,现在台湾内部的政局比较安定,阿扁政府应该就会有所作为,而他想有所作为的话,顾虑就会少些,那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是比较正面的。

  其次,这些拚经济的财经阁员,有一个特色,就是多数是从企业界出来的,而企业界出来的人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务实,比较不会空谈理论和讲意识形态。我看这对两岸经贸关系,会比较容易推动。

  其三,当然是我的观察了,两岸关系会在去年八月经发会共识的原则、范围之内,来积极加速推动,但也没法超过这个范围。要超过这个范围,就需要更高层次的两岸对话。而两岸对话的时机和方式,现在都还不明朗。

  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当然可以,也是台湾人民乐意见到的。不过我的看法是,如果能够比较积极一点,会更好些。两岸在政治上的僵持、争执而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可以先从经贸的互动着手,台湾去年经发会所达成的那些共识,比如台湾如果开放陆资来台、让大陆观光客来台,大陆那边应该稍为有所回应,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原载《中国评论》2002年3月号)

 

萧万长

一九三九年生于台湾嘉义农家,祖籍福建南靖;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及外交研究所毕业;是台湾从政经历最为丰富和完整的政治人物之一;曾先后担任台湾经济部国贸局长、经济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委员、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曾代表台湾参加美台贸易谈判、APEC领袖高峰会议等;现为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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