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国时，佛教便传入广州。据记载，东吴孙亮时(约公元255年)，外国僧人支疆梁至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东吴孙皓时(约公元270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来到广州，并翻译了佛经《十二游经》一卷。此后，西天竺梵僧迦摩罗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到了广州，建立三归、王仁二寺传授佛教。〔1〕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和形成佛教文化的交流则在六朝时期。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事迹如下：

　　一、昙摩耶舍和光孝寺

　　昙摩耶舍是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人，于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至广州〔2〕。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传》云：

　　“昙摩耶舍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晋明，谘受佛法，耶舍为谈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入长安。时姚兴僭号，甚崇佛法，既至，深加礼遇。会有沙门昙摩掘多来入关中……因共译《舍利佛》、《阿毗昙》……秦弘始九年(公元407年)，初书梵书文，至十六年(公元414年)，翻译方竟，凡二十二卷……从南游江陵……大弘禅法……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

　　顾光《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云：

　　昙摩耶舍尊者，罽宾国三藏法师也。东晋安帝隆安间，来游震旦，至广州止此。时地为虞翻旧苑，尊者乃创建大殿五间，名曰王园寺。随于此寺，奉敕译经，有武当沙门慧严笔授。

　　《光孝寺志》所谓的“奉敕译经”，大概是指在长安奉后秦国姚兴之诏，译《舍利佛阿毗昙》经，而非指《毗婆沙律》与《差摩经》。因为《出三藏记集经序》云：“会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昙摩耶舍导义学来游，于是诏令传译。秦弘始九年，合书梵文，至十年寻应令出……十六年，经师渐闲，秦诏令自宣译，皇储亲管，理味言意兼了，复所向尽，然后笔受……至十七年迄”。〔3〕与《高僧传》说法一致，足可资证。

　　昙摩耶舍之后，印度僧人来广州传教的是刘宋时的求那罗跋陀。据《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载：

　　刘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飞锡至此，始创戒坛，制止道场……梁(齐)永明间，奉诏译《五百本经》、《伽毗利律》，师，西方东土皆号师为摩诃乘者，谓其通达大乘，游法性海也。法性之名始此。

　　他在光孝寺内曾建毗卢殿和戒坛(《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同书卷六《法系志》还说他在制旨寺(今光孝寺)“奉敕译经，后事无可查”。

　　前辈罗香林先生说，求那罗跋陀(Gumarabhatha)为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之误。〔4〕他引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传》云：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莫不赅博。后遇见《阿累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既有缘东方，乃随船泛海，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35年)，来至广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建康(今南京)，众僧俗共请出经，于只洹寺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出《胜鬘楞伽经》，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后至荆州，又出《无忧王》等经。前后所出凡百余卷，常令弟子法勇传译度语，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3年)复至建业，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卒，春秋七十有五。

　　罗先生据此所作论断，我们不敢苟同。第一，两人来广州的时间不同。求那罗跋陀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来广州，而求那跋陀罗于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到广州，先后相差15年；第二，两人在广州的事迹不同。求那罗跋陀曾在广州光孝寺内建立戒坛和毗卢殿，并在广州译经。而求那跋陀罗一到广州，即为宋文帝请到首都建业(南京)去了。后者所译的佛经都是长江沿岸译的；第三，求那罗跋陀“后事不可查”，而求那跋陀罗曾先后到过建业、丹阳、荆州等地译经，最后于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殁于建业，享年75岁；第四，梵文专家告诉我，“跋陀罗”与“罗跋陀”是印度两个不同的种姓。唯一相似的是都被称为“摩诃衍(那)”或“摩诃乘者”。“摩诃”为梵文Mahayana音译，大乘之意。佛教称“摩诃衍”或“摩诃乘者”，大乘法师之意，如同今天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可用以称呼具备这种资格的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都称为大乘法师是不足奇的。可知，求那罗跋陀和求那跋陀罗应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尽管这样，《高僧传》这条史料仍是很宝贵的。其价值就在于公元5世纪前期又有一印度僧人到广州，这是以往广州地方史料所不见的。而且，史料中首次确凿无疑地记载他是“随船泛海”“来至广州”的印度僧人。

　　二、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云：

　　初祖菩提达摩大师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于般若多罗尊者得法。尊者谓曰：“汝与诸既得通量，达摩者，通达之义也，宜名达摩。”因改今名……迨尊者顺世……遂嘱弟子密多罗往天竺传法，而躬至震旦，乃辞祖塔，别学侣，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萧梁普通七年，庚子年九月二十一日也。

　　菩提达摩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秋纔来到广州，在今广州第九甫登陆，并在其登陆地结草庵传教。后世广州人为纪念他，将其登陆地命名为“西来初地”。后至诃林(今光孝寺)传播禅法，在光孝寺大概住一段不大长的时间，留下了“达摩井”等古迹。当时，梁武帝崇信佛法，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使迎至金陵(今南京)，与语不契，祖遂渡江北上嵩山少林寺”。〔5〕后来其禅宗理论，又辗转南下传入广东，这是后话。

　　三、智药三藏与真谛

　　接着为梵僧智药三藏于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来粤，史乘记载他的事迹不多，只说他自西天竺携菩提树一株，航海到广州，将菩提树植于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戒坛前。后来广东的僧人又将菩提树繁殖并分别栽到其他有名的寺院中，成了广东禅林的象征。

　　继智药之后到广州的，是杰出的佛经翻译家、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家之一(其余三人为鸠摩罗什、玄奘和义净)的真谛。《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载：

　　陈武帝永定元年，西印度优禅尼国波罗未院三藏，陈言真谛，来游中国，至广州，刺史欧阳　，延居本寺。请译佛《阿毗昙》、《般若金刚经》、《无上依经》、《僧涩多律》、《(俱)舍经》、《佛性(论)》，共计四十部，皆沙门慧恺笔授。

　　关于他的贡献，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甚详：

　　波罗末陀，此云真谛，或云拘那罗陀，此言亲依。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群藏广部，罔不措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以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仍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闰八月，乃届京邑。(真)谛欲传翻经教，以侯景之乱，不果宣述……会(梁)元帝即位，乃止于金陵正观寺，翻《金光明经》，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七月，再还豫章，又止临安、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坏，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留之，遂停南越。便于前梁旧齿，重复所翻。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无心宁记。又泛小舶至梁安(化)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留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天嘉三年(公元562年)九月，发自梁安(化)，泛舶西行。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剌史欧阳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真)谛顾此业缘，西路无指，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薨没，世子(欧阳)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六月，谛厌世浮杂，遂入南海北山(今广州白云山)，将捐身命，道俗奔赴，伺卫防遏。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则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以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569年)正月十一日，遘疾迁化，时年七十有一。谛在梁陈二代，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箧，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两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箧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寺(今光孝寺)。

　　真谛在中国经历梁、陈两代共23年，历尽坎坷，译经不舍。于陈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居广州，几次想回西域，均不如愿。直至太建元年(公元569年)逝世，在粤亦有12年多(加公元546年初至南海和住韶关时间，则不止12年)。所译经典甚丰，有50多部。对中国和广东的佛教传布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四、外国高僧的贡献

　　以上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印度及其他国家一些著名僧人到广东广州的情况。他们的活动主要有：

　　一、建立寺庙。如西天竺僧人迦摩罗至广州建三归和王仁二寺传教，开外国僧人在广州建寺传教之先河。罽宾僧人昙摩耶舍创建制旨王园寺(今光孝寺)，后来求那罗跋陀在该寺建戒坛立制旨道场等，很快使光孝寺成为岭南首屈一指的大刹。还有智药三藏建宝林寺(韶关南华寺)和罗浮山宝积寺等。

　　二、传布佛教。上面提到的僧人都曾在广州传教。其中昙摩那舍到广州时已85高龄。他收徒传授佛法，有弟子85人，当中还有女尼。他们到广州传教的特点有三，其一，是着重宣扬佛教戒律。因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虽有一段时间，但从经典的完整和佛教徒的作风等都离印度正宗的佛教甚远。所以，他们来广州，主要是传授佛教戒律。如昙摩耶舍到光孝寺首先讲解《毗婆戒律》。而求那罗跋陀到光孝寺的第一件事是建立戒坛办理受戒事宜，以严肃戒律。其二，是培养佛教人材。这些外国僧人在广州培养了一批汉地的高僧。如昙摩耶舍的弟子慧严；真谛的弟子慧恺、宗恺、法准、慧忍、明勇、智敫等。其三，是按广东、广州习俗，以能为广东人接受的方式传教，使佛教日益“汉化”或“民族化”、“中国化”，而且择汉地群众可接受者传授。甚至简单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6〕从而达到通俗化，使一般群众都能接受。

　　三、大量翻译佛经，一种强大的文化类型的传布往往首先是通过大规模的翻译事业为其先导的。佛教也是这样，从公元3世纪初强梁娄至(真喜)来广州译《十二游经》起，迄于真缔，所译经典有几十部，结合罗香林先生统计主要有以下各种：

　　支强梁接译《法华三昧经》，强梁娄至(真喜)译《十二游经》一卷；昙摩耶舍译《差摩经》一卷；求那罗跋陀译《五百本经》一卷、《伽毗利律》若干卷；波罗末陀(真谛)译《摄大乘论》三卷、《摄大乘论释》十二卷、义疏八卷、《金刚般若经》一卷、《俱舍释论》二十二卷、《无相思尘论》一卷、《佛性论》四卷、《律二十二明瞭论》一卷、义疏五卷、《僧涩多律》若干卷、《无上依(处?)经》若干卷、《阿毗昙论》、《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十卷、《大涅盘经论》一卷、《广义法门经》若干卷、《唯识论》一卷、《中边分别论》二卷。〔7〕

　　从上述可知，当时译经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印度僧人为主，其目的主要是介绍佛教的教义于汉地，所以，经、律、论一齐翻译，即尽量的把佛经翻成汉本，这用文化人类学的话来说，是一种“文化接触”的手段。当时汉地佛教派别仍处于萌芽阶段，所以翻译内容选择不大。只鉴于中国南方佛教的现状，似在论和律方面，略多注意一点。其次，佛经翻译的时间延续很长。如果从孙亮时(公元255年)算起，至真谛逝世(公元569年)时止，就已长达300余年。到了唐代，这项工作还一直延绵下去。其三，是当时翻译工作，除得到个别皇室和官吏的支持外，多为私人自发的事业，零敲碎打地进行，条件异常艰苦，像真谛这样杰出的大师都弄到“将捐身命”要自杀的地步。但他们都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如果把佛经翻译，看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话，其分量之沉重，历史之绵长，都是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不可比拟的。当年的先生比诸近世的“先生”，不知要真诚多少倍，令人敬重多少倍。〔8〕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和平的使者，是不用钱请的教师；他们在东方文明两个主要国度——中国和印度之间拆除语言的藩篱，构筑文化交流渠道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1〕《简明广东史》第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

　　〔3〕《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十，《舍利弗阿毗昙序》第五。

　　〔4〕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中国书社1960年版，第35页。

　　〔5〕《光孝寺志》卷三，《建置志》。

　　〔6〕《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

　　〔7〕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第43-45页。

　　〔8〕因为近世的外国“先生”老打中国这个“学生”。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59页。

　　此文系参加《广东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原载《文史纵横》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