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广东发现、识读的佛教文物最为珍贵的有以下几件：

　　罗定重新发现龙龛岩唐摩岩石刻《龙龛道场铭并序》

　　龙龛古道场在广东省罗定县县城东南二十公里，离广海北线公路数百米处。传说有老龙脱骨于洞中，故取名龙龛。唐武德四年(621年)，永宁县令陈普光始建道场，距今已有1381年。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冠军大将军陈集原为道场撰写《龙龛道场铭并序》，镌刻在岩洞北壁。该摩岩石刻宽11米，高08米，距离地面25米。铭文共41行，每行字数从二十余字至三十余字不等。全文总共1238字。内有武则天新制文字十余个。石刻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字迹尚清楚，除三两个字漫漶外，余皆可辨。记述佛教在当地传播情况，是岭南罕有之唐代石刻瑰宝。

　　《龙龛道场铭并序》历史上曾被收入《全唐文》和《广东文征》中。但当地历史上被视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至近代几至湮没，故过去拓本甚少，更难得善本。对石刻内容考证和深入研究者尚属阙如。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很多文化人疏散到罗定，吴天任先生在辛亥革命元老黄文白先生和教育名宿陈墨樵先生帮助下，不仅得到前人注録和拓本，而且亲自倚梯攀高，对铭文逐字校勘，并进行深入研究，并就访碑一事写成专文在当时《罗定日报》上发表。1954年，吴撰写的《龙龛道场铭考》在马来亚大学《东方学报》上发表，旋即引起学术界注意。1955年，香港又将吴天任发表在《东方学报》的文章抽印，作为专著再行出版。改革开放后，各地重视编撰地方志，开展对地方史的研究及史料的发掘订正工作。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在进行文物普查时亦非常重视。省、市有关学者专家对《龙龛道场铭》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认为《龙龛道场铭》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保留文字最多的摩崖石刻，堪称岭南第一唐刻。1990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综合研究成果编撰成《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一书，由香港三昧出版社出版(1993年)。

　　潮州开元寺石经幢称尊胜经幢

　　位于开元寺大雄宝殿月台前东侧，高约415米，座基周径约515米，幢身八面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其字迹清晰者，书法遒劲，端整锋利，可见唐人书法一斑，弥觉可珍。幢身上下部分，有佛像、护法神、蟠龙等。由于年代久远，字、像均漫漶模糊。据光绪《海阳县志·卷三十·金石略一》考证，认为此幢为唐开元年间(721—741年)之物。

　　尊胜经幢八面均刻咒文文字。

　　咒文应从第一面第四行“加句灵验佛顶……”读起，其第一行“愿闻启请皆降临……”系咒文尾回响偈，不可先读。由于幢身八面，所刻咒文系右旋排列，故第一面与第八面相接。因而咒头与咒尾之偈语又同刻于第一面，故读法易混淆，须善辨之。

　　饶宗颐教授对经幢悉心研究后认为：“开元寺此幢采不空译文，惟于粤中经幢信为最古而可贵之鸿宝。”研究成果见饶宗颐《潮州开元寺志》序。

　　南华寺发现元朝八思巴文宣纸书写的圣旨

　　南华寺发现的元朝八思巴文圣旨共两份，均残缺。

　　八思巴文圣旨之一　残长157米，宽053米，尾部残缺，译文如下：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宣慰司、廉访司官员们、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们、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和曲律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给广东道韶州路六祖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生前所建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所属□□路勉普戒院、广州路枣树巷南华戒院、杭州路南华禅寺等寺院的福心弘辩慈济大师德衍长老收执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铺马、只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人畜、园林、碾磨，店舍(下缺)。

　　八思巴文圣旨之二　残长137米，宽053米，尾部残缺，译文如下：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宣慰司、廉访司官员们、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们、官员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完者笃皇帝和曲律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给□□路何遇祖居士之意所建圆觉寺的和尚们收执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铺马、只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的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解典库、浴池、船筏、(残缺)。和尚们也不得依仗圣旨去做无理的事，如做，他们岂不怕?(下缺)。

　　上两份八思巴文圣旨，均系宣纸墨书，用黄绫镶裱。因年代久远，纸质已变灰黄。八思巴文圣旨全长385厘米，文字共58行，上钤朱红御宝五方。印文为“御歬(古“前”字)之宝”四字。此文物存放寺内历时久远。自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西藏僧人锁南领占巴藏卜以来，粤地再无人识此文字者。因此之故，后人在重新裱制时，把它裁裱错了。这两份八思巴文圣旨，这次识读时，发现被误裱为宽55厘米，长385厘米，共58行的整幅。实际上八思巴文圣旨应是两份，而不是一份。第一份是从左起首行开始至第30行。第二份应从第3l行至第58行。即从第30行至第3l行间误接了。而且第二份圣旨中间也被拼接错了，即第3l行至第4l行为一段，第42行至第58行为另一段，应将第3l行至第4l行这段接于第58行末尾，才能通读。再者，由于无人识得八思巴文，所以清两广总督张之洞对该两份圣旨所做的题记位置亦错了。张之洞在观赏过该文物后，题道“署南韶连道林君贺同自韶州南华寺向主僧索观此四卷邮寄广府见示题岁月而归之。光绪己丑(1899年)十月，无竞居士张之洞记”。这段题记写在了圣旨“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的前头，而不像题记者习惯做的那样，将题记题在圣旨的末尾。尔后民国初年的李根源将军等观赏者也跟着张之洞，把图章盖在这张圣旨的前头。

　　改革开放后，广东中山大学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文物、民族语言的学者会同南华寺主管人员，对该圣旨进行了考证并译出全文。确认该圣旨为中国内地发现的惟一的元代八思巴文圣旨原件。

　　南华寺藏元朝藏文护寺免差敕书(帝师法旨)和汉文译文

　　护寺免差敕书(上：藏文　榜书　下：藏文　行书)

　　均为纸本。原件长104厘米，宽43厘米，译本长224厘米，宽41厘米。全文如下：

　　皇帝圣旨。帝师公哥罗竹坚参巴藏卜法旨，敕谕文武官、僧俗军民使臣人等，韶州府南华禅寺、广州府南华戒院住坐弘圆慈济大师弟长老，敬顺天道，照依比先圣旨，本寺所有差役人夫吃食等项，尽皆蠲免，亦不许往来诸色人等住坐搅扰。此寺原有佃户、财物、田地、河水、水磨、资畜等项，不许故意生事侵占搅扰。着他自在修行，因此赐与护敕，敢有违者，奏知朝廷，治罪不饶。本寺僧众倚敕势力，不许违法。大都大寺内蛇儿年正月三十日。

　　该护寺免差敕书系纸质墨书，用黄绫镶。现已变灰黄。藏文并汉语译文宽41厘米，全长328厘米。该文物是帝师公哥罗竹坚参巴藏卜的法旨。此件文物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藏文的长脚榜书(官方文件的书写文体)现为宽4l厘米，长104厘米。上钤朱红帝师印一方，105厘米见方，印文为八思巴字，汉译为“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第二部分是锁南领占用藏文行书的抄文，宽4l厘米，长90厘米。藏文题记共三行为宽41厘米，长18厘米。第三部分为明代天顺八年锁南领占巴藏卜的汉语译文。其中榜文部分在裱制时被完全裁裱错了。藏文榜书是从左至右横书的，该法旨应从上到下共十二行。即右边六行在上，左边六行在下的，而现在看到的是中间断开和被误横裱了，这样竖幅便成了横幅，且前后倒置，无法通读。明末修的《曹溪通志》载：“元延佑五年赐护寺免差。”注云：“此敕本为梵书，(明)天顺间西藏有梵僧来译之。”译藏文文物附有明天顺八年五月十五日西藏僧人锁南领占巴藏卜翻译的汉文。可知天顺八年后，相当长时间岭南无人识其为藏文，故《曹溪通志》称其为梵书，而不是说它是藏文或吐蕃文。此后五百多年岭南亦无识者。另查延佑五年(1138年)戊午是“马儿年”不是“蛇儿年”，延佑四年丁巳才是蛇年，即该法旨应是1317年物。这次京广两地专家识译八思巴文文物时，一并予以考证。以上两种文物的研究成果见杨鹤书撰《广东南华寺发现八思巴字藏文重要文物》(《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这批文物的发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1.这些文物为全国惟一或广东惟一的文物，因而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广东乃至全国佛教文物的重大发现。如八思巴文圣旨原件即是。

　　2.唐刻《龙龛岩道场铭并序》的发现，证明佛教在粤西已有悠久的历史，这对研究佛教在粤西的传播，及惠能是粤西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3.开元寺陀罗尼经幢的考证研究，对瞭解唐代密宗在潮汕和广东地区的传播有重要意义。

　　4.八思巴文圣旨的发现，对研究元代较平等的宗教政策等有重要意义。

　　5.八思巴文圣旨、藏文帝师法旨的发现，对研究元代佛教的寺庙经济等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大远等主编：《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香港三昧出版社1993年版。

　　2.释慧原编纂：《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上册，1992年版。

　　3.杨鹤书：《广东南华寺发现八思巴字藏文重要文物》，《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原载《岭南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