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畲族的族源问题，解放前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解放前有“武陵蛮”和越族（山越）后裔两种主要意见。解放后除上述两种观点继续深入外，又出现“南蛮”说、“徐夷”说、“东夷”说和“闽族”说等等。倡“武陵蛮”论者，有的认为畲族和瑶族同源；有的认为畲族是瑶族的一支；有的认为苗、瑶、畲三族同源。“徐夷说”认为“可能是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南蛮说”、“闽族说”大都认为是当地土著族后裔。总之，关于畲族来源主要还是“外来说”和“土著说”两种意见，它们之间的看法也不一样。从已发表的有关畲族族源的文章看，不论那一种观点，大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至迟在唐宋时期，畲族的先民——“蛮僚”已活动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见，对于唐、宋时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蛮僚”，其先民又是谁？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先民是什么民族？它们同“蛮僚”的关系如何？这些重要问题在诸多文章中都缺乏论述，因而使得对畲族族源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我是赞同畲族是越人后裔的观点，拙作《畲族族源初探》、《关于畲族来源问题》已谈些意见。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再谈一点看法，妥否，请识者斧正。

　　一、六朝时期已有畲族先民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活动的记载

　　畲族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等五省八十多个县、市，人口为三十六万八千余人（1982年）。现在畲族的分布区与历史上的聚居区不同，据瞭解，浙江的畲族是从福建迁去的，闽东地区畲族相传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赣东畲族是从福建的汀漳地区迁去；安徽的畲族是从浙江迁去。这些省的畲族大都是明清时代迁来的。可见畲族变成一个“大散小聚”的散居民族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上它们是聚居在闽、粤、赣交界地区。

　　畲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发展的民族，其族称是沿用史书上“畲民”的名称。“畲民”一词最早见于南宋福建莆田人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其文曰：“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1］并指出漳州的畲民与蛮、瑶、黎、蛋等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记载：“（咸淳五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郡聚剽劫”［2］。潮州所称“輋民”，与漳州出现的“畲民”，均同样指今之畲族。从而可见，直至南宋时期，福建的漳州，广东的潮州和江西的赣州，即闽、粤、赣三省交界这一广袤地域里还是畲族的聚居区。

　　 “畲民”名称虽然最早见于南宋，但并不等于畲族也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其来久矣”，说明它有一段长久发展的历史。从文献记载，闽、粤、赣交界这一地区在“畲民”名称之前还出现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名称，诸如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记载：“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音寨），家桴筏者，与华语不通。”［3］《资治通鉴》云：“（唐昭宗乾宁元年）是岁，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黄连洞在汀州宁化县南，今潭飞磜即其地），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永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4］嘉庆《云霄厅志》亦曰：“高宗总章二年（西元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5］。《福建通志》引《丁氏古谱》说，六朝以来，九龙江两岸“尽属蛮僚”［6］。《漳州府志》亦云：“先是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7］不论是“居洞砦”、“洞蛮”或“蛮僚”等名称，都是指“畲民”的先民，这一点在学术上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很显然，宋代出现的“畲民”，其先民已可追溯到六朝时期的“蛮僚”，这是有史可据的。但是一些持畲族是瑶族一支，抑是畲族自“武陵蛮”地区迁来的说法却忽视这一史实，他们认为是隋唐时期才从外省迁入福建的。如1962年《杭州大学学报》发表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一文就认为：畲族是出于“唐宋时代住在五岭东端的‘徭人’，而远源于汉晋时代的‘五溪蛮’”；“徭人的一支，约在唐初进入粤、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唐宋时，‘蛮’、徭混称，所谓‘蛮’或‘洞蛮’，实即徭人，也就是畲民的祖先”。1980年广东《学术研究》第4期发表《关于粤北瑶族的来源问题》一文也认为：“迁入广东的瑶族约在唐初，另一支又沿江东迁入潮州和福建泉州等地，并在这些地区‘暴动’……史书所谓雷、蓝等姓‘洞蛮’，实际就是瑶族。可见唐初瑶族已发展到潮州地区和福建的泉州等地”。1959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瑶族历史探源》也持畲族是瑶族的一支，并主张应该把畲族的历史合并人瑶族的历史，这样“方能够把他们（指瑶族——笔者注）整个民族的面貌叙述得更完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一文亦说：“从史籍记载来看，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在古代畲、瑶是相通的……把畲、瑶两族相提并论，甚至把畲族当作瑶族看待，足证两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可能他们原是一种人，后来分散成两部分，在南岭山脉的被称为瑶，在南岭山脉东部的被称为畲。”“可以断定的是，畲族可能不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而是‘起于荆湖之区’，从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南迁，他们至少有一部分在广东停留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大概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已遍布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是在这些主张畲族是从外地迁入的文章中，都缺乏论据，大都是带有推论性的，尤其是主张以瑶族的历史来旁证畲族历史更是如此，因而他们所述的观点就难以令人信服。

　　不论持畲族为瑶人一支，或者畲族来自“武陵蛮”论者，都承认了隋唐时代（或唐初）粤、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已有畲民活动这一史实。但是唐代(实际上六朝时已存在)这些畲族先民是本地土著人后裔或者是从外地迁入，由于看法不同，即形成了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知道，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首先它们有共同地域，史书上明确记载六朝直至唐宋畲族的先民“蛮僚”已是聚居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拙作《关于畲族来源问题》已就这一地区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并结合畲族族谱、口碑传说论证，认为福建漳汀地区“在唐以前均未见有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势力进入的记载，可以说它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唐代出现的畲民祖先‘蛮僚’是早已居住在这里的土著民越人后裔，不可能是从‘武陵蛮’地区迁人的。”为说明这一问题，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考察汉人迁入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历史。秦汉以前闽、粤、赣三省均是“百越”的居住地。秦汉统一全国之后，先后在这些省区设郡县统治，从都城至边远地区逐步扩大，汉人也随之陆续迁入与“越人杂处”。粤东的潮州，汉代属南海郡之揭阳县，晋安帝义熙九年，于此立义安郡及海阳县。隋开皇十年罢郡省海阳县，乃于郡廨置义安县，以属循州。十一年，于义安县立潮州，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大业六年罢州为义安郡，武德四年复为潮州，管辖海阳、潮阳、程乡三县。

　　江西的虔州，孙权嘉禾五年，分庐陵立南部都尉，理雩都，晋武帝太康三年罢都尉，立为南康郡，至永和五年移理赣。隋开皇九年平陈，罢南康郡为虔州。大业三年罢虔州，复为南康郡。武德五年，再复置虔州，领赣、南康、信丰、大庚、雩都、虔化、安远等七县。吉州本秦庐陵，属九江郡。隋开皇中改庐陵为吉州，有吉水，因以名焉。领庐陵、安福、永新、太和、新淦五县。

　　福建的漳州，本泉州地，垂拱二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州为名。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改移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领龙溪、漳浦、龙岩三县。汀州，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吏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

　　中央封建王朝在这三省交界区直接设置封建郡县的时间，大都在隋唐时期，比起这三省中心地区设县都要晚，原因之一是这些地区都为山区边远地，经济和文化都比较不发达，也是汉族统治者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以福建为例，汉以前是闽越国统治的地盘，自汉武帝统一闽越之后，汉族统治阶级采用军事、政治手段开始统治福建，设置郡县，进行移民。福建郡县设置先从闽北、闽东，进而闽南、闽西逐步扩大，汉人入闽时间和路线与州郡设置略同。漳、汀设治最晚。郡县设治反映了封建王朝统治势力的拓殖和汉人的移迁，这是同时并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当地土著人。比如漳州设治目的，陈元光在向唐王朝《请建州郡表》上书中说得很清楚。唐初，唐王朝为了“靖边方”，派遣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领一百二十三员，“出镇绥安”（今漳浦），由于遭到当地“蛮僚”反抗，又“奏请益兵”，唐王朝又派陈政兄长及母亲“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8］。这是第一次唐朝统治者在漳州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陈政死后，陈元光袭父职“代领其众”。陈元光被畲族首领蓝奉高“刃伤而卒”后，其子珦“代理州事”。唐代陈氏祖孙三代及其统率将士大部分落籍漳州，故今该地陈氏家族奉陈元光为“开漳圣王”。陈元光上书请在闽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当时设置漳州，其辖属不仅限于今福建龙溪地区，还包括了广东的潮州和赣南地区。所以陈元光设治目的就是为了统治这一带的少数民族“蛮僚”，强化唐王朝的统治。漳州设治后，唐王朝统治力量加强了，又从各地方移民入汀州，设置汀州，整个闽西南纳入唐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唐王朝确立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畲族先民从此沦入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元一统志》记载：“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旅罕至。惟以耕凿为业，故无甚贫甚富之家。蚕业不宜，丝棉罕得，惟从麻绩为业。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窍，四境椎髻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9］。汀州设治最晚，又得从其他一些地方强迫移民迁入，原因除了该地区处于高山险阻外，也与这里纯属少数民族聚居地有关。这是历代统治阶级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一种贯用手段——“移民实边”政策。清杨澜《临汀汇考》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10］可见，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汉人是后来迁入的，其原住民是“本土之苗裔”，即当时被称为“蛮僚”的少数民族，现在所称的畲族。

　　其次，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蛮僚”的活动历史考察，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六朝至隋唐时期这地区就是“蛮僚”居住区外，唐初唐王朝军队首次进驻这地区与土著民发生武装斗争，其活动范围也是在这个地域内。当时唐军一进入，双方斗争就开始，“高宗总章二年，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虽然带领大批唐军，但是在广大畲族先民的奋击下屡遭失败，“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王朝又派其家族领来大批援军，但始终挽救不了败局。仪凤二年（西元677年），广东潮州陈谦会同畲族起义军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等人，率领当地群众攻陷潮阳，唐军“守帅不能制”，陈元光亲自出马镇压了这次起义。事过三十来年，由雷万兴、苗自成的儿子和蓝奉高等人领导的起义军又集结潮州，并向岳山挺进，同陈元光军队对垒，经过多年剧烈的战斗，西元711年蓝奉高领军直追陈元光至绥安，陈元光被刺伤而死。蓝奉高后来被陈元光的儿子陈珦所杀。但是畲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唐末昭宗乾宁元年（西元894年），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从唐初至唐末，畲族人民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可以想像，作为一个民族，能具有这样强大的反抗力量，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安定生息和繁荣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原来他们就是这地区的主人，所以当唐王朝军队一进入，企图对他们实行统治，才能一触即发，发起这样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唐王朝军队刚进入漳州，先屯兵于九龙江以东，不敢直达闽、粤这一交界地区，“先是泉潮之间，蛮僚出没无常，戍卒阻九龙江之险，插柳为营，江东溪海交流，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相持”［11］。唐军只能“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游绥安处结筏，从间道袭击走之，遂移屯江之西”［12］。唐兵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九龙江以西这一广大地区是“蛮僚出没无常”之地的缘故。

　　此外，在一些史书上也记载了畲族先民在唐代设郡之前已经生活在漳汀地区，如《云霄厅志》云，该县五通庙“石柱镌有盘、蓝、雷氏字样，盘、蓝、雷氏系陈玉钤（即陈元光——引者）所征蛮僚。”［13］顿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唐初陈元光所镇压的汀漳一带的“蛮僚”，以盘、蓝、雷为姓，信仰盘瓠。［14］《云霄厅志》还记载了该地有个最古的庙——五通庙和古塔——西林塔，都是在“未开郡之先，蛮人所建”［15］。

　　漳州、潮州地方史书均载，自唐代汉文化才开始在这些地区传播，漳州自陈元光请建州县后，才使该地区由原来是“苗人（应即畲民——笔者注）散处之乡”，逐渐改变为“民僚杂处”之地。陈元光才会被后来汉人誉为“开漳圣王”。潮州也是“自韩文公守潮，人始知学”。可见在唐代以前，这一地区是“蛮僚的聚居地区”。

　　从上所述，畲族先民在漳汀设郡之前，已经居住在这一地区，决不是隋唐时期才从外地迁入的。

　　二、畲族保存的族谱和口碑传说都认为始祖最早活动在漳潮地区

　　现在畲族主要居住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和浙南的温州、丽水地区，历史上的聚居区与现在的分布区已经明显不同。但是，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迁徙，他们并没有忘记祖先是从潮州和漳汀地区迁来的历史。畲族没有文字，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除有族谱的记载外，还往往通过诗歌、传说等民间文学形式，口头传授，世代相传下来，构成其民族历史来源的一部史诗。山歌是畲族最有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学，畲族人民虽然文化程度很低，但对起山歌来，却朗朗上口，对答如流，还能背诵长篇历史史诗。保留在畲族人民当中的史诗首推“盘瓠王歌”，广为流传，被誉为畲族人民的“传家宝”。“盘瓠王歌”又称“高皇歌”、“麟豹王歌”和“盘古歌”等，它是一篇七言的历史叙事诗歌，歌词长达三百多行（七言一句为一行）。根据1959年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文艺小组搜集整理的“盘瓠王歌”，其内容分回忆、出征、成亲、隐居、打猎殉身、迁居、搬福建、搬浙江和尾声共九节，节节衔接紧凑，气势贯通。每节叙述一件事，主题思想突出，内容丰富，它反映了畲族的起源、迁徙、经济生活、政治斗争、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节至第三节主要记述畲族始祖的不平凡经历，其主要内容是讲高辛帝时，番王入侵，帝出榜求贤，谓谁能平番，愿将三公主许配给他。龙麒卸榜领旨，直奔番国，服侍番王三年。一日乘番王酒醉，衔其头回归献给高辛帝。公主认为君无戏言，即与龙麒结婚。婚后生三男一女，皇帝赐姓，取孩子出生时，“长子用盘装”，故姓盘；“次子放在篮子里”，赐姓蓝；“三子正响雷”，赐姓雷；一女嫁给钟智琛。这便是畲族相传始祖龙麒和盘、蓝、雷、钟四个姓氏的来由。我们搜集到一面畲族祭祖时用的布旗，墨书“代天征番，招有功为驸马”十个大字，就是反映他们祖先的光荣历史。“盘瓠王歌”通篇记叙他们的祖先是聚居在广东潮州凤凰山，诗曰：“住在潮州山林深”，“祖公葬地是广东”，“凤凰山上去葬埋”，等等。现在迁居宁德和浙南地区的畲族人民追述他们的历史无不认为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族谱是这样记载，歌谣也是这样唱的。第六节“迁居”，叙述畲民祖先由广东潮州向福建迁徙的原因是因为“人多田少难做吃”，“三姓搬出凤凰山”。第七节“搬福建”曰：“兴化古田住长久，三姓开基在西乡，西乡难住三姓子，又搬罗源过连江。”这里所谓“开基在西乡”，应是指广东的潮州或福建的漳汀一带。迁徙福建后，又由于“开着地差没作食，开着田好官来争”；“奈因官差难作食，思量再搬住浙江”。畲族从潮州或漳汀地区向闽东、浙南等地迁徙的原因是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所造成，并不是像有些地方志记载，并为一些人所接受的是由于畲族“居无定所”，是出自他们“好迁徙”的民俗习性。

　　广东潮州凤凰山是各地畲族普遍相传的发祥地，并载入族谱、歌谣和口碑传说中，为畲族群众广为流传。浙江畲族流传的祖先传说曾有这样的说法：相传广东潮州附近有座凤凰山，山形像凤凰，周围三百六十里，山高三千六百尺。山上有个金银坑，坑内住着一只金凤凰。有一天金凤凰吃了一颗白玛瑙，三天不能飞，第四天生下个凤凰蛋，从蛋里滚出一个胖娃娃。娃娃诞生后，百鸟抚养他，取名阿郎。有一日，阿郎在山上巧逢东海龙王大女儿爱莲，彼此相爱结了婚。共居三年，生下三个孩子，取姓蓝、雷、钟三姓。孩子长大后，又同爱莲母亲的外甥女成亲。经过他们世代辛勤劳动，凤凰山名气愈来愈大，引起官府的贪馋。官府派人要来征税，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地是阿郎全家开，瓜是阿郎全家栽，牛羊是阿郎全家养，凤凰山的家园是阿郎全家亲手建，你们凭什么理由要我们缴纳那么多钱粮。”同官府展开多次斗争，最后祖公祖母均为保护本民族利益而死去［16］。浙江松阳县《雷氏宗谱》记载：“前朝上祖是广东潮州海洋（阳）县会稽山居住”。《平昌蓝氏宗谱》亦载：“我祖世居潮州。阅年二百余岁，历传数十代”。

　　潮州确有一座凤凰山，很早就有名气。唐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图志》就有记载，位于潮州辖属的海阳县北一百四十里。松阳《雷氏族谱》所载海阳县的会稽山应是凤凰山之误。现在凤凰山仍是广东畲族的主要聚居地，当地畲族中还保留一些有关祖先历史的传说。凤凰山区的碗窑、石古坪和李公坑等地畲族尚保存有记载祖先历史的《祖图》。山犁村畲族《祖图》碑文有“皇恩赐葬盘王之墓”。石古坪畲族《祖图》有南山祖墓”题字。雷厝山畲族《祖图》碑文写着“盘王之墓”。又据凤南畲族干部说：“凤凰山上相传有一座坟墓，中间有一块碑，上写有‘皇敕盘王墓’，两旁有石旗杆，中间仅能容一条牛通过。”万峰山农场一位老人说，他童年放牛时还亲眼见过此墓。碗窑畲族称他们自己为“凤凰自家人”。石古坪有句谚语：“没有饶平县，先有石古坪”。凤凰山区畲族保留这些传说和记载在其他畲族地区少见。凤凰山是起自黄岗（今饶平县）延经潮安、丰顺，是一座横跨数百里的大山脉。从畲族保留的祖先传说和族谱记载，都表明他们的祖先是凤凰山区最早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畲族是一个善于盘诗对歌的民族，这已为大家所熟悉。1982年访问潮州时，发现当地人还把唱山歌称为“逗（斗）輋歌”（輋与畲同，系广东俗字）。为什么潮州把唱山歌与畲族名称联系在一起呢？这是否与当地古代土著民族有关？后来承李国俊同志提供的一篇泰国华侨肖遥天之作，题为《潮音戏的起源与沿革》，作者从潮音戏起源考证了畲族是潮州最早的土著民族。他说：“潮州的土著，陆为畲民，水为蛋民。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调，而蛋歌却是最原始与它有影响的东西。畲歌、蛋歌是最纯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今日的潮州民谣，犹有概称作畲歌的。当外来各种戏剧未入潮境之前，关童戏所唱的尽是畲歌和蛋歌。当诸戏接踵而至，潮音戏萌蘖之际，所唱的戏曲，仍多畲歌。周硕勋辑《潮州府志》和陈坤的《岭南杂事诗钞》都有记载。今日潮音戏尚有畲歌的成分存在，如《桃花搭渡》的桃花姊和渡伯斗畲歌全段，及喜剧中穿插的丑角打浑那种‘扣子’调，都是畲歌的形式。”分析畲歌是潮歌的主流，这应该是有历史原因的。“逗輋歌”这一名称长期存在，同潮音戏来源于土著畲歌应是有联系的。这为我们探讨畲族最早聚居潮州，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又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

　　龙溪地区民间普遍崇奉陈元光为“开漳圣王”，每年“圣王公节”都被当地居民视为重要的祭祀节日。但是住在漳浦湖西、赤岭两地蓝姓居民则不同，不祭“圣王公”，他们认为陈元光是镇压他们祖先的罪人。还有这里蓝姓妇女结婚时要穿白衣服，这也是与其他地区不同。据说当时陈元光率唐军入漳州，皇帝曾下令其军队要长期住下，可同当地土人结婚。他们对皇帝的命令不敢违抗，而要同他们结婚又不愿意，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即结婚时允许新娘穿白衣服，以表示对死去祖先的怀念，此俗一直沿袭至今。该地区蓝姓居民1984年已恢复畲族民族成份。从这个习俗的存在也反映他们的祖先是当地的土著民。

　　从畲族的迁徙情况考察，现在分布在闽东和浙南等地的畲族，除普遍相传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外，在族谱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倡“武陵蛮”论者认为，根据族谱记述，“畲族传说中的大哥姓盘，留在广东，而现在广东姓盘的很多是瑶族，瑶族中也有蓝、雷姓氏。这说明畲、瑶两族早期是在一起的，是畲、瑶同源的又一证。”我们认为这样的推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畲族相传盘姓为大哥是有这种说法，《云霄厅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均记载陈元光镇压的“蛮僚”中有盘姓人，可见早在唐代漳、潮地区就有盘姓畲族。现在畲族中为什么没有盘姓，而在族谱中又为什么普遍记述姓盘的“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呢？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盘姓畲族“不知去向”，并不说明他们是从广东盘姓瑶族中迁入，或是“畲、瑶两族早期长期住在一起的，是畲、瑶同源的又一例证”。相反地，即反映他们由漳、汀地区向两广地区迁徙的可能性。王审知是偕兄王潮从河南光州固始率兵南下，由“寻阳、赣水，取汀州，自称刺史，入漳州”［17］。他们南下的路线是经过江西南部进入福建的汀州和漳州。前面说过，赣南和汀、漳地区是当时畲族的聚居区，故王氏入闽，汀、漳地区，一部分畲族被征调参与王审知军队攻打福州，则是完全可能的。《资治通鉴》记载：唐昭宗景福元年（西元892年），“王潮以弟彦复为都统，弟王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18］。这里所说的“滨海蛮夷”，有可能就是指畲族。同时可以看出，帮助王审知攻打福州的“兵船”肯定是从当时漳州所属的海路出发的。因此，“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这只船无疑也是从这地区出发的，他们被风漂走，没有到达福州、连江。被风漂走的盘姓这只船只能被刮入邻近的广东或广西地区去。如此推论可信，漳、汀地区的盘姓畲族是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迁入的。

　　畲族现在无盘姓，两广地区则有许多盘姓瑶族。瑶族中的盘姓中是否有些与畲族中被“漂出”的盘姓有关呢？因无更多资料作证还不敢断言。傅衣凌教授在《闽俗异闻录（续）》中，对族谱的这一记载也曾提到：“这是说畲族系从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这一说法，虽有待考证，但亦可备一说。”［19］联系到瑶族的来源，近人徐松石研究了瑶族《评皇券牒》，1938年提出瑶族是古代东瓯、闽越分化出来，自东向西迁徙而后蔓延于祖国的中南和西南各省区。［20］有的同志根据瑶族的口碑传说和文献记载也认为，“不要轻率否定粤北和广西的另一支（指盘瑶）是从会稽和南京十宝店迁来的可能性”［21］，因而由此把畲族说成是瑶族的一支，或者认为畲、瑶两族早期在广东居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抑是武陵蛮南迁，分布在岭南西部为瑶族，岭南东部为畲族等各种说法，都是值得研究的。

　　畲族从闽、粤、赣交界地区向西迁入广西，这在畲族的族谱中也屡有记载，福建宁德际头雷姓畲族保存的一幅清道光三十九年用白布墨书的《原序》写着：“粤稽自武骑候传及三十六世，缘秦始皇失道，天下纷争，忠勇王三十九世孙盘、蓝、雷、钟同迁于广西栖避秦乱。越楚平王五年元月接封敕赐照身图付与忠勇王子孙及钟姓者共数千户口，散行广西东路一派而往。”宁德县雷东乡畲族《祖图附正主盘瓠王封侯》亦载：“秦始皇无道，天下大乱事，盘瓠王三十四世孙盘明率蓝、雷、钟三族迁于广西思恩府武橼县焦山畲地，栖避秦歹。”泉州《畲族族谱》亦云：“任其三姓子孙，欲望广南西路而去，开山为业。”从这些族谱记载畲族曾往广西迁徙，联系到盘王碧一船从漳州被风漂走的事。反映了畲族往西迁徙的历史应该有可信之处。至于把迁徙时间说在秦代，这是不可能的。见于史书记载，明代确有一部分畲族被征调入广西的事。《明史》曾载：“（嘉靖六年）时卢苏等虽据府叛，佯听抚，遣人……执知府吴期荣、守备指挥门祖荫等……都御史姚镆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缓其谋……调湖广永、保士兵，江西汀、赣畲兵，俱会于南宁，并力进剿”［22］。这部分被征调入广西的畲兵，有可能留在广西，故今广西相传有畲族。

　　福建畲族除有向广西迁徙的记述，也有向广东地区迁移的说法。1984年5月，我们在调查漳浦赤岭蓝姓居民时，发现该地曾保留一块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冬立的《重修祖庙碑记》曰：“……始祖庆福公由霞美利迁于兹，初而披荆抽棘，胥原筑室，迨后本支繁衍，至嘉靖末年始考卜龟，正建奉先之祠……”蓝庆福相传为赤岭蓝姓始祖，是从蓝角（即霞美，今属龙海县）迁来。当时有庆福、庆禄、庆寿三兄弟，据说庆福迁赤岭，庆禄居原地，庆寿迁广东大埔。广东饶平县蓝姓有的是从大埔迁去的，他们曾来赤岭认祖。闽、粤、赣交界地区从现在地理观念出发分属三个省，但从地理位置来说却是连成一片，故在这块地区间相互迁徙则更是经常存在的，广东大埔、饶平蓝姓畲族有由漳浦迁去的；宁德地区畲族相传从潮州迁来；潮州凤凰山畲族有的说是从汀州迁去的，就是一例。

　　从上所述，畲族的迁徙情况，不论是族谱记载，抑是诗歌传说，或是碑刻史籍等等，都载明闽、粤、赣交界地区是畲族历史上的聚居地。

　　三、畲族应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越人的后裔

　　六朝至隋唐时期，史书都以“蛮僚”、“洞蛮”来称呼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畲族先民。那么这些被称为“蛮僚”的先民是谁？这是探讨畲族来源的又一个关键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去考察六朝以前这一地区的民族历史。

　　汉代以前，广东和江西、福建都是百越民族聚居区。汉武帝统一南越和闽越之后，随着历代王朝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先后在这些地区设置封建郡县，汉族的封建统治才逐渐在这些地区实现，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在闽、粤、赣交界这一边远地区，实现汉族封建统治就更晚。上面谈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设置郡县大都在隋唐时期，这与该地区是一片大山区，交通闭塞，同时历来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有关系的。从设置郡县到完全控制这一地区还有一个过程，以漳州为例，唐初虽已设州治，但是至南宋时，尚有一部分畲族地区未纳入封建王朝的统治范围，《漳州谕畲》云：“汀赣贼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宋）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自漳趋潮，截赣寇余党……距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洞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23］可见，至宋代，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尤其是在山区，王朝统治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与这里长期居住着少数民族，而汉族及其统治者又都是从外地迁入有密切关系。

　　从历史上考察，唐宋以前，闽、粤、赣交界的这一广大地区，从来不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争夺的地区，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民族的大迁徙。早期汉人被迁入这一地区，除军队外，大都是迫于统治阶级的压力，如汀州设郡时，就从广东、福州等地迁入汉人二千多户。大量汉民族迁入这块地区是在唐宋及其以后，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迁入人数的逐渐增加，原来的土著民除一部分被迫外迁外，大部分则被汉族同化，这就是现在这一地区畲族人数反而最少的历史原因。

　　根据考古资料证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早在汉代以前已有人类居住，印纹陶遗址普遍在各个县均有发现。印纹陶文化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它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流行于商周，衰落于战国秦汉。创造印纹陶文化的主人就是古越人，这是已为广大考古工作者所公认的事实。从而证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原始先住民是属于古越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现在南方有不少少数民族同古代百越关系极其密切，如《隋书·南蛮传》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蜑、曰儴、曰俚、曰僚、曰竾，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但是越人分布甚广，支系又多，如果仅把“蛮僚”说是古越人的后裔，族属问题还只解决一半。上述资料已清楚表明畲族历史上很早就聚居在闽、粤、赣交界这一地区，所以畲族先民只能同这一地区的越人关系最为密切。

　　史书上记载的越人或“百越”都是泛称，在百越分布的不同地区曾出现不同的名称，如勾吴、于越、闽越、南越等等，这些不同族称同该地原始先住民有关，所以在印纹陶这个共同文化特征中，则表现出某些差异。李伯谦在《我国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曾把百越各地出土的印纹陶加以比较研究，把它分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和粤东闽南区等七个区，这七个区与秦汉时代出现的百越几个分支大致吻合。其中，“粤东闽南区”即包括福建九龙江以南和广东东江流域的滨海地区，相当于今闽、粤、赣交界地区。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说明这一地区很早以来就有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文献记载又提供一条线索，即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摇为东海王、赵佗为南越王。高祖十一年又下诏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可见南海王织所属地域明显与闽越和南越不同，据全祖望和潘莳考证，认为南海王织封地即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考古和文献所提供的这些资料，并非是偶然巧合。由此，畲族先民与南海王织这一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畲族就是古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吴炳奎最近发表的《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畲族历史》一文，就把广东梅州市和梅县各地出土类同的这批遗物判断是属于“畲族的先民”。关于这个问题，拙作《关于畲族来源问题》已论及过，这里不再赘述。

　　近年来，主张畲族源自越族说的文章增多了，傅衣凌教授最近发表的《闽俗异闻录》一文，根据福鼎《蓝氏族谱》的“畲”字义和石碑禁文，又重申四十年前《福建畲姓考》观点，主张“福建的畲，系越之遗胤，山居为畲，水居为蛋。”赵日和《闽音辩踪》一文认为：“今日福建的畲族就是春秋时越王勾践或三国时山越的后裔，也就是汉衣冠入闽后遁逃于篁竹之中的越人的子孙。畲亦作輋，音同字异，是指山坡上筑巢而居的那一部分越人。”陈元煦同志提出畲族的先民是福建土著的“古闽人”。主张“闽”和“越”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的土著，畲族的先民，浙江是越族的摇篮，福建的越族是战国晚期楚败浙江越国后，其子孙分水陆两路入闽，成为福建的一个客族。关于闽和越的问题，我认为“闽”是“越”早期名称，闽就是越。“闽”在史书中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民》的“七闽”，当时“闽”并不是专门指福建。《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闽在海中，三天子鄣在闽西海北。”郭璞注曰：“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又《海内东经》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余暨县属会稽，今浙江肖山县。”郦道元《水经注》亦云：“浙江又东注于海，故《山海经》曰：浙江在闽西北，入海。”根据《山海经》、《水经注>这些地理书籍释的“闽”，“闽”的地望至少包括了今浙江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闽”有个解释，曰：“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闽”是指东南越族名称。司马贞《索隐》释吴太伯奔荆蛮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蒙文通《越史丛考》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这些记载和考证，把“闽”同“越”联系起来，闽就是指东南越，这样的解释是可信的。《汉书》记载：“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24］。史书也明白记载汉初被封于闽、粤、赣交界地的南海王也是越族的后代。

　　否定畲族与越族之间渊源关系的文章，往往是以畲族与越族的经济生活特点和习俗、图腾信仰不同为理由，现就这些问题再补充一些看法。

　　首先从经济生活特点来说，主张畲族不是源自越族，认为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25］，“陆事寡而水事众”［26］，“食水产……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27］。这些特点与中原诸族不同，确是越人的文化特征之一。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记载大都是指居处在江浙吴越滨海地区的越人。《越绝书》曾记载越人生活特点是“水行山处”，有滨海靠渔业为生的，也有居山以农业为生的各种越人。《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在百越分布的我国东南地区，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供舟楫之便和吃海产的自然条件，但是仍有大量居住在丘陵山区地带生活的，有居山居水之分的越人。唐代刘禹锡指出福建的少数民族就有“居洞砦”与“家桴筏者”，即山居和水居两种。“闽有负海之饶”，但也并不是福建人全部从事海上生活。故历来史家大都主张越的后裔有山居和水居两种，这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能以滨海地区越人经济生活去说明百越地区所有的越人都是如此。唐宋时期畲族经济生活也有居山居水差别，闽、粤、赣交界地区是一片山区，山区面积比沿海平原占地的比例要大，故唐代畲族先民“蛮僚”的经济生活“可耕乃火田之余……所事者搜狩为生”［28］。所谓火田，即“刀耕火种”之田，“凡畲，惟种黍稷，皆火耨”［29］。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经济来源不同，生活特点便不一样，故不能以此去区别其族属的不同。

　　其次，否定畲族与越族的关系，认为畲、越习俗不同，越人“断发文身”，畲民则没有这方面记载。其实习俗不同，也是与经济生活的特点有关。“越有百种”、“各有种姓”，有“百越”之称，故各族的生活特点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族，居山居水也有不一样。史书记载“断发文身”，大都是指居住在沿海和岛屿地区的越人，“断发”即短发，利于水上生活或行舟。《逸周书·王会解》曰：“越沤（瓯），翦发文身。”《战国策·赵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谏伐闽越言：“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在吴越和闽越的沿海地区盛行“翦发”，或称“断发”，即短发的发式。

　　南越地区越人发式则与此不同，《史记》、《汉书》之《陆贾传》均记载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后，自称“蛮夷大长”，“椎髻箕踞”从越俗。这与《史记·吴世家》记载周太伯、仲雍奔荆吴，顺应当地“文身断发”习俗明显不同。《淮南子·原道训》言：“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被发”应是指长发，与“断发”、“椎髻”又不同。故百越民族各地发式不尽相同。畲族祖先的发式不是“短发”或“长发”，而是与南越同。陈元光《请建州县表》曾谈到唐代漳州地区“蛮僚”的发式是“椎髻”，“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潮州地区妇女也是“椎髻”，“郡以东其地曰白笼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谓之‘不老’……州之旧俗，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结之遗风……妇女敞衣青……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淆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潮阳旧俗，蛮 居多，自韩文公守潮……人始知学。”［30］

　　“文身”，即在身体不同部位刺上不同的花纹，各民族传说也不一样。史载文身是为了下海“避蛟龙之害”。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高山族过去尚有“文身”的遗俗。“文身”的民族不仅“百越”有，在印尼南洋许多民族均有“文身”习俗，故不能认为“文身”为百越民族独有；同样也不能以不“文身”就认为不属越族，其道理一样，故此，不能以未见畲族祖先“文身”的记载，而否定它与越人的渊源关系。

　　持畲族不是越人后裔说还有一个理由，即畲、越两族的图腾信仰不同，一个是崇奉盘瓠；一个是拜蛇，二者不可能同源。图腾崇拜是属于一种原始宗教，相同的图腾信仰，固然表现了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和文化特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一个要素，但是目前对于“百越”地区有几种图腾信仰还没法搞清楚，盘瓠图腾信仰最早起源于哪个民族，以及它们分布的范围，学者的意见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轻易否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论据也是不充足的。

　　畲民信仰盘瓠（自称龙麒），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至于“百越”的图腾信仰，举出的例子往往只有拜蛇。所谓越人“拜蛇”，只见《说文》“蛇种”一例。“蛇种”，即指蛇图腾。如按此记载不误，拜蛇图腾的越人充其量也仅指东南越这部分，至于南越、南海以及西瓯路越等地区的越人图腾就无从知道。近来有人根据传说认为浙江于越是拜“鸟图腾”，广东南越有“五羊衔谷”传说，又有“羊图腾”的说法，故把越人的图腾信仰均说是拜蛇的，尚欠全面；如进一步则以蛇图腾来否定畲、越关系，其论据就更不充分和可靠了。

　　畲族崇奉盘瓠信仰，它不仅反映在畲族的口碑传说、山歌和族谱中，有的还绘成有图像的《祖图》；雕刻头像的“祖杖”，还有特殊的供奉和祭祀仪式。从史书记载上看，畲族图腾信仰“由来已久”，它同“畲民”名称同时出现在文献上。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中已经提到：“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明代王阳明征剿南赣畲民时，畲族起义军首领还曾利用《祖图》来号召本族群众，“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风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31］“盘护孙者”或“盘皇子孙”与“始祖盘瓠”，字面有别，意思应是一样的。可见，畲民信仰盘瓠不是迁移至闽东和浙南时才有的，而是早在隋唐以前已经流传于闽、粤、赣交界这一地区，是畲族先民世代相传下来的。只是由于我们对百越地区各支系的图腾信仰还不清楚，南海王国这一支应与闽越、南越不同，南海这一支古代图腾信仰还不清楚，所以这个问题暂时尚为一个缺环。

　　持畲族“武陵蛮”说者，大都依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范晔把笃信盘瓠的民族均说是“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故后人均把信仰此图腾的民族的源头都集中在长沙，都认为是“武陵蛮”后裔。其实，盘瓠传说并不是出自范晔之笔。范是南朝人，在他之前，已出现这一传说记载，如晋干宝《晋纪》、《搜神记》，郭璞《玄中记》以及更早的《风俗通义》、《山海经》等。《山海经》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为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是为狗封之国也”［32］。《搜神记》所记内容最为详细，其分布范围有“今梁汉、巴蜀、长沙、庐江郡夷是也。”范晔《后汉书·南蛮传》是采集诸家之言。李贤注中已指出盘瓠传说是来自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因此把信仰盘瓠的民族及其来源均局限在武陵地区，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湃、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冉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地。”［33］

　　古代氐人也传为盘瓠之后。从现代民族中，除畲、瑶、苗等族外，海南岛的黎族，高山族的泰耶都有以盘瓠为祖先的传说。据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认为，信仰盘瓠图腾的民族，就国内来说，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桂、湘、滇，南至越南东京北部，西至缅甸之景东，而止怒江东岸，还可包括台湾和海南二个岛屿。梁任昉《述异记》云：“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旧志》两广峒蛮多相传盘瓠之后，或认为盘古云。”因此，关于盘瓠图腾信仰的起源、传播和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不论是文献记载或是畲族保存的族谱、歌谣和口碑传说，大都反映畲民祖先活动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构成它们形成民族的要素之一，有一个共同的地域。从这个地区原先的民族历史考察，它的原住民则属越人，因而推断畲民来源于该地区古越人并非臆测。

　　注释：

　　［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2］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

　　［3］《刘宾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

　　［4］《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

　　［5］嘉庆《云霄厅志》（民国版）卷一一，“唐宦绩·陈政”条。

　　［6］道光《福建通志》卷八五，“关隘”。

　　［7］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古迹”。

　　［8］《云霄厅志》卷一一，“唐宦绩·陈政条”。

　　［9］《元一统志》卷八，《汀州路·风俗形势》。

　　［10］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畲民》。

　　［11］《漳州府志》卷四○，“古迹”。

　　［12］《云霄厅志》卷一一，唐宦绩丁儒条。

　　［13］［15］《云霄厅志》卷一六，“名迹”。

　　［1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

　　［16］《民间文学》1957年第9号。

　　［17］《新唐书·王潮传》卷一九○。

　　［18］《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19］《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第1页。

　　［20］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第14章，第134页。

　　［21］韩肇明：《浅论粤北瑶族历史中的若干问题》，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

　　［22］《明史·广西土司二》卷三一八。

　　［23］《宋史·许应龙传》卷四一九。

　　［24］《汉书·高帝纪》卷一。

　　［25］《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卷八。

　　［26］《淮南子·原道训》卷一。

　　［27］《博物志》卷三。

　　［28］《云霄厅志》卷一七，《陈元光请建州县表》。

　　［29］《云霄厅志》卷一六，火田。

　　［30］《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风俗形胜》。

　　［31］《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别录二·奏疏》，《横水桶冈捷音疏》。

　　［32］《山海经·海内北经》卷一二。

　　［33］《三国志·魏志》卷三○。

　　（蒋炳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