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木鱼句式和唱词韵律

　　木鱼就它的唱词而言，是富有地方民歌性和适合叙事的粤调韵文。说它富有民歌性，是因为它几乎不用伴奏，除了音乐过门外，唱木鱼就是纯粹依木鱼的曲调，跨年累月来演唱的长篇故事。顽强地保持徒歌清唱的原始民间性，这是延续了几百年木鱼说唱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推论，木鱼从宗教说唱宝卷脱胎而又无法把宝卷音乐中的南北曲带到广东粤地消化；音乐上只能从广东珠三角的咸水歌和其它民歌吸取营养，从而进化成为一种清唱的粤调叙事歌，直至清代中期才派生出极富音乐表现性的南音与粤讴。

　　说木鱼的唱词是适合于叙事的粤调和木鱼音律。下面介绍正文的构成和押韵以及一些特殊句式：

　　〔一〕木鱼的基本句是由一个四三顿结构组成的的七字句格，间中可以压缩为三字句，到六字句；或扩充至八字句、九字句，以至十二三字句。

　　〔二〕基本句式：即一个上句和一个下句合成一个基本段式。上句最尾一字押仄声（可不入韵）；下句最尾一字押平声韵。

　　〔三〕较正规的木鱼唱词是由二个基本段式（称为上阕和下阕）联成一组正文，若干个正文联合可以结成一个通常是一韵到底的文本段落。木鱼的叙事和抒情的就是由一组组不断延续的正文和正文的变态（收式、起式）所组成。

　　正文的上阕下句最尾一字必须押阴平，下阕下句最尾一字必须押阳平。综合说正文有四句，第一、三句尾押仄声，第二、四句押平声，但第二句是阴平（尾字落音在尺 3），第四句是阳平（尾字落音在合 5）。

　　可以这样说：无论正文句子的字数和句数，因观众、内容产生何种变化，有一条是几百年不变的，那就是正文的最后一句必须押阳平，尾字音落5。这一条取消了，那就根本不是广州话粤调说唱了。

　　从几百年的木鱼的韵脚历史看，曲艺之间的竞争促使珠三角的木鱼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不是押平声韵的宽松，而是适应广府方言的听众，更趋于精审，如平声韵更细分，更富于音乐性。

　　下面试以佛山专业艺人梁浩成所唱的木鱼《观音出世》的开卷为例：

　　1. 天官赐福人昌盛，（上句，仄声）  上阕

　　2.  显达荣华大贵兴，（下句，阴平）           正

　　3.  金玉满堂多吉兴，（上句，仄声） 下阕      文

　　4 . 买卖兴隆百样成。（下句，阳平）（5）

　　〔四〕木鱼还有好些特殊的句式，这里介绍常用二三种。

　　〈1〉起式：起式是一种三、三六字句格。它往往用于始唱和唱词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引起注意， “起式”只有一句或两句。

　　△一句的起式，就是把正文首句改为三、三六字句格即可。

　　例如，再举梁浩成演唱的《观音出世》：

　　齐贺喜（仄),到门庭，（起式，改为三、三句格）

　　老少平安亦无忧。（阴平）

　　银树开花添锦绣，（仄）

　　众君多赚好似细水流。（阳平）（5）

　　△二句起式，是把整个四句正文压缩为上和下两句，上句尾必须押阴平，下句必须押阳平（尾字落音5）。如《玉葵宝扇》：

　　

　　忙举步，入心窗，（阴平）

　　兄阿做乜嘢日后窗前来扣门。（阳平）（5）

　　

　　〈2〉 收式是指在正文下阕的上句和下句之间，插入一个或两三个短句，用于段落转换的段尾或回目结束之尾，以增强结束感。例如《陈世美三官堂》：

　　

　　下阕

　　要怜妻子扼孤老（上句 仄）

　　休辜负，      （插入三字短句一， 仄）

　　尔父母虽忙故， （插入六字短句二，仄）

　　回归同捧一金炉。（下句　阳平）（5）

　　

　　仅就木鱼（非木鱼系统）而言，从早期的木鱼说唱，无论从句格、句式、正文和音律都不大规范，连续几个上句或下句，或几个仄声，是常见的。清中叶，广府本地和外地的曲艺品种趋多，在相互竞争的情形下，木鱼的音乐性相对加强，音律趋于规范和文本统一化，是发展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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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木鱼学者论木鱼

　　众所周知，木鱼歌的起源和形成是粤调说唱文学史学术上最重要的一个未解之谜。虽然，时至今日，有证据断定：木鱼作为岭南民间“最有势力的”说唱文学，跨越了明清两代，经历了七百多年的路程，但是，自1927年郑振铎先生发现了明版《花笺记》，发表了对中国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破天荒地把岭南木鱼歌纳入与中国正统雅文学“对立”的俗文学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这个“起源之谜”就一直困扰着俗文学史家和众多的岭南说唱研究者。前贤乃后学之师，下面将四位先贤有关木鱼起源和形成的论述作一一梳耙。

　　〔一〕 郑振铎

　　令学者世人第一次注意木鱼书和花笺记是郑先生。第一次把木鱼书归入文学史纳入弹词类是郑先生。

　　1938年中国第一本《中国俗文学史》问世，这是郑振铎先生以先进的文学意识和观念对中国文学资源全视角和全方位的进行初步清理和重塑。这本郑氏划时代的开山之作把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木鱼书正式归入“弹词”一章论述，幷介绍了流传广府粤语方言地区著名的《花笺记》和《二荷花史》。其中对广府城乡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的闲适心理与木鱼书读者阶层关系分析，虽语涉几句，却大有独到之处，但全章未见有关木鱼起源的的解释。郑氏功绩本书第一部分已多有张扬，这里从略

　　〔二〕符公望

　　二十世纪四十年中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华南粤中游击区和香港报刊文艺战线上，活跃着一位以创作木鱼方言说唱的进步作家符公望〔1911一一1977〕，他不但以广州方言粤调创作出《中国第二大堤》、《二婶絶粮》等，“既是动人心魂唱歌本，又是情真意美的叙事诗”〔李门、杨梵《符公望作品集》序〕，而且鋭意探求在新的社会形势和条件下，粤调方言说唱如何更好地适应环境，推陈出新。

　　1948年10月，符公望在香港《方言文学》〔第一辑〕发表了《龙舟与南音》，也是作者生平唯一论述的有关粤调说唱学术性的文字。作者以自身创作方言歌的体会和请教木鱼老艺人的心得，详细分析了木鱼的两种歌体——龙舟和南音的唱法、用韵的异同，而且还论及了木鱼歌的起源。公望说：

　　“关于这类唱书的起源，有些人说是来自元曲，有些说是脱胎于唐朝的《霓裳羽衣舞》曲，也有些人说是地方土曲。前面两种说法，恐怕跟士大夫不肯承认猿猴是先人，硬拉名门贵胄做祖宗的说法，是一种附会的说法。照我们看来，可能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外边先有跟这类形式差不多的唱书，到了唱本跟着中国文化的南移，搬到了广东以后，就渐渐改为今天这种形式和口语；另外一个可能是在广州话的劳动节奏先有这类唱书的胚子，后来吸收了外来的民间形式，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据几个外省的朋友的意见，外省没有太相象的形式〔指下面谈的格式〕，可是有一点使我怀疑的，广东这许多民间形式，都没有发展象这类唱书的丰富成熟。它的文化根源和发展的历史都应该深厚久这一些。它的前身，可能是文化发展较早的产物。然而在木刻本〔指木刻板唱本——本书注〕里又找不出足够的证明。在一般人和民间艺人又说不出附会以外的话；但照一般民间歌调的发展，不同语系的地方，直接流传是很难的，也该先有胚调，因此还是觉得第二个看法可能性多些”

　　公望还指出：“这类唱书一直发展到某个时候，〔从木刻本看来，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但查不出年代〕。这类单纯檏素的唱书，就分开两条道路发展：一种是仍然跟着口语发展，句子的字数不一定，简单地用一面小锣和一面小鼓敲打着唱的——今天平民化的“龙舟”；另外是脱离了口语，变成了文绉绉的，在形式上逐渐接近“七言古风”，充满了旧诗词“吐属”的味道，唱的时候加上了筝或胡琴，在丁板上限制得相当死板，情调变得优闲和萎靡的另一种唱书——今天士大夫化的“南音”。

　　公望上面关于木鱼“这类唱书的起源”的论述，给于我们相当有益的启发。

　　首先公望先生否定了粤调说唱起源自元代北曲和唐朝《霓裳羽衣舞曲》的两种说法，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粤调木鱼体系中的木鱼歌、龙舟、南音和粤讴等四种歌体，都是属于说唱音乐中的板腔体，非曲牌体，那么这四种粤调歌体定然与北方说唱“诸宫调”和元曲宫调无音乐上搬用的瓜葛。《霓裳羽衣舞曲》是唐玄宗创作的，属于燕乐的大型舞蹈伴奏联曲，而且与印度的《婆罗门曲》音乐关系颇深，看来两者悬殊甚远，实与广府粤调说唱之歌体风牛马不相及。其次，归纳公望有关“起源”论述，实际是描述了一个粤调说唱的起源模式：

　　公望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但凭着本身多年的创作粤方言说唱的经验与热情，对南音和龙舟这类木鱼“唱书的起源”，有时却能作出某些“天才的猜测”。

　　〔三〕谭正璧

　　谭正璧，中国说唱文学文献家。是国内唯一在权威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发表对木鱼歌起源作长篇论述〔《释“木鱼歌”》〕的说唱史家前辈，也是国内以专著形式发表广府粤调木鱼书目録的第一人。谭先生备受生活艰辛的折磨，数十年孜孜不倦地对说唱文献的收集和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和以一个非粤籍人士而去研究广州话方言粤调歌体，其学术难度和所需学术品格，直令粤人学者深感无为和汗颜，其钦佩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1980年12月，中国古典文学权威的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几乎是破天荒的发表了谭氏所写十多万字的长篇论文《释木鱼歌》。现在看来，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进取精神对“雅文学”学术的一种反悖。可能是全文分七节太长，只发表了五节，余下第六节“木鱼歌的作者与出版者”和第七节“木鱼歌的演唱”在二年后出版的专著《木鱼歌、潮州歌叙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北京〕中补齐。

　　谭氏认为：木鱼歌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来源怎样？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然后又指出：“总结过去所说，大约不外乎三种。一说是来源歌仙刘三姐。”分析后潭氏举出了民族学家徐石松的一段话：“以一女子〔刘三姐〕为两广民謡、粤讴、木鱼歌、龙舟歌、采茶歌的远祖，她的历史竟是这样的不明，真是可惜。”然后谭氏断定：“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第二说以为木鱼来自于北方之“子弟书”，以贾天慈在《试论子弟书之沿革》一文中的错误说法为典型：

　　“当时由于清兵分赴外地驻防等原因，此种曲艺〔指子弟书〕，遂先后随之传播到广东、江苏各地；各地又以不同曲艺形式别创乐调。经研究考证：木鱼、开篇、津子弟书、清音子弟书等，均源于子弟书，与北京子弟书同源异流，仅不为世人所熟知而已。”

　　谭氏批驳道：“这话是很不确切的，因为“木鱼”的产生远在清朝开国之前，这时旗人没有入关，子弟书还没有在关内流传。”谭氏接着举出李汉枢在《粤调说唱民歌沿革》的话做注脚：“旗人到粤后，这种子弟书渐有传出，以后索性有人改编成粤话曲本辗转传钞。干隆间，广州状元坊书肆开始发卖。”

　　无独有偶，谭氏不同意外来说唱曲调来了广东就直接变成“木鱼”的说法，认为不同方言语系“直接发展是很难的”。即使有外来说唱间接的影响，也必须先有粤境地方上的方言调胚为基础，倾向上面符公望的“木鱼起源模式”。 

　　谭氏指出：“总之，说木鱼〔不论长短〕源于子弟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它只是影响木鱼，曾经改编过木鱼而已。

　　第三说认为：木鱼就是“蛋歌”。谭氏基本认可。理由有三：一、“蛋歌”就是蛋族人唱的民歌；二、不会单独来源于蛋族人的民歌，应该来自粤地各族人民的民歌；三、从这些最少两句，最多四句的民歌逐渐发展而成“木鱼”，这之间的变化过程已不可有能像考查由古謡谚发展成七言古诗如《连昌宫词》、《琵琶行》中间的过程那样，有根有据地胪列出来。并断定：根据一般诗歌的历史发展来推测这种民间说唱文学应从当地的基础上发展至“木鱼”，它的过程，一定有轨迹可寻。

　　最后，谭氏总结有关“木鱼”三种说法：前后二说〔第一与第三〕没有矛盾中间一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能成立。幷且，在论及最早期的“木鱼书”《花笺记》和《二荷花史》受到外省各种说唱影响，笼统举出了“弹词、鼓词、宝卷、小说、杂剧、传奇等”六种因素，不过，却没有展开详细分析。

　　谭氏最后对木鱼起源作出总结：木鱼歌“最先它是从地区的民歌民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了外地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而更丰腴、壮大，而它的“演变过程”确是“错综复杂”的。

　　〔四〕梁培炽

　　梁培炽先生是研究岭南音乐文学和华文教育的美籍华人学者，祖籍广东开平，以粤调说唱文学研究的建树而知名于世。现任旧金山国立大学亚美研究系客座教授，金巴仑中学副校长，广州粤剧粤曲学会名誉顾问。

　　梁氏的开创性研究的贡献，可以说是为后学打开了研究木鱼〔包括木鱼文献学〕艰难而厚重的学术大门。是时国内若干有志木鱼者正处苦学无门而仿徨，当他们看到了从外传入的梁先生的研究书籍，其学子五内之情，非外人可知。他在研究启蒙意义上的三本著作，奠定了梁氏在岭南音乐文学上不可逾越的地位。

　　1978年梁氏第一本研究粤调说唱体系的“先锋之作”《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録与研究》问世。其中“前言”有一段生动的叙述，很能说明此书出版的背景、机遇和缘由：

　　

　　“帝国主义式的文化侵略很遗憾地依然存在，但这一次，这种侵略除了使香港获益，更使对中国民间民学有兴趣的人也得到益处。一班法国学者正筹算安排搬运香港的木鱼书返巴黎之际，亚洲研究中心刚好能及时阻遏这一次文化土的剿袭。一连几个星期，由学生组成的队伍四出网罗搜猎香港大街小巷的书店，终于收罗了全球在这文体最重要的搜集之一。这一次收集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原有的收藏合并起来，可以说是对此类文学研究的主要根基——况且更可以在香港本土上做研究。

　　同时巧合地，亚洲研究中心侥幸的有一位对此说唱文学有兴趣的研究学者——梁培炽先生〔他同时任教于九龙华仁书院〕——在中心担任研究工作。”

　　

　　上面这个带有多少“火药味”的“前言”，作者们显然是深感中国敦煌文献曾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夺而流失的内痛，在法国人欲收购木鱼书前一个行动上的“文化自卫”。当然，今天已成为木鱼史上的一段佳话。摄其梁氏《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録和研究》有关“木鱼起源和形成”的内容，可分为：〔一〕由明清民国一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五六百年间，粤调说唱可资参考的历史文献和研究状况。〔二〕梁氏本人的学术见解。梁氏首先注意到明清时期记载粤歌的历史文献，如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粤风》、吴淇的《粤风续九》、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等所记载的民歌。之后，梁氏在下面的一段话对历史上记载木鱼歌和唱本的文献的空白表示一定程度的悲观与无可奈何：

　　

　　“所以由明而清，对于木鱼歌及其唱本鱼书，竟无什么着録；若要说对其研究，这又该从何说起呢？即或在个另的文人笔记中〔指《粤风》〕偶有提及摸鱼歌或沐浴歌，也仅此寥寥数言而已，这既未解决了木鱼书的渊源沿革及其发展与内容，也未能给我们学下有关木鱼歌及其唱本的一斑可靠的记録。这摸鱼歌与沐浴歌，只是给我们留在研究木鱼歌中的纷纭辩讼罢了。”

　　

　　这里，梁氏指出了研究早期木鱼的两条极其重要线索：摸鱼歌与沐浴歌。

　　

　　“民国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刊物《民俗周刊》，发表了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风俗物品研究室，所藏风俗器物目録。其中列举了木鱼书之类的唱本二百五十多种。”梁氏指出：这虽是可喜的成绩，但这个一九一八年北大发起的民俗收集与研究的运动，“也只是着眼于客家山歌和一些粤歌謡收集罢了，对于粤调木鱼歌及唱本，仍然还是未有足够的注意和重视，或至少还是未有人对它作过一点较有系统的或比较全面的搜集和研究。”

　　

　　从1927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梁氏认为，虽然郑氏在巴黎发现四十二种木鱼书和明版木鱼《花笺记》和在《中国俗文学史》作过热情的推介以及马益坚写过一篇《从木鱼书所得印象种种》，“但很可惜，都未为文学家所注意，也仅此昙花一现而己，此后三数十年又是销声匿迹了。”

　　梁氏注意到1946年到1949年〔实际上是在地下中共的领导下〕“在香港的广东文艺家，在广东方言文艺创作中，由原通俗文艺座谈会这一自由组合，发展到方言文艺研究组，且还使其隶属于当年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研究部之下的有组织团体，从事于广东方言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当年香港的《正报》、《华商报》及其他一些报刊，都经常登出有关的创作和研究的专文。”梁氏承认：“这对于推动广东方言的文艺创作和研究方面，都曾起相当大的作用。”这里梁氏遗留了一个重要的人物符公望和他的论文《龙舟与南音》在梁氏下一本书《南音与粤讴》才纠正这个重大的疏忽。

　　梁氏对香港这个时期的方言文艺创作和讨论评论说：究竟“这在木鱼歌及其唱本的研究上，仍然还是未曾作过较有系统的或全面的研究。”然后，极有感触地说道：“在中国学术界中，也仍然还未曾对它投以一瞥的青睐。”

　　对于大陆解放以后的研究，梁氏列举了四本书目：冯明之的《中国民间文学讲话》、许复琴先生的《广东民间文学研究》、 子匡与朱介凡二氏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简又文先生的《广东民间文学》，认为上述都对木鱼及其唱本，有过若干论述，“无疑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当梁氏查阅五六十年代的大陆出版众多的文学史时，发觉只有一本仅提及“广东的木鱼书”几个字而已，其他连木鱼书影子也难以寻觅。对比外国木鱼学者〔美、英、日等国〕对收集木鱼书，研究、整理木鱼书目録的巨大热情，梁氏不得不再次感叹：

　　

　　在香港只不过是开个演唱会，内中有粤调木鱼，唱唱罢了；“在中国学术论坛上，似乎是知音难觅。”就木鱼的学术命运而言，“木鱼歌啊，于今还是一个薄命阿娇。”

　　

　　十年学术一翻新，1988年8月，梁氏第二本“经典”之作《南音与粤讴》，由旧金山州立大学民族学院亚美研究学系出版，并以其文献勾沉之详实、对南音与粤讴两个木鱼品种分析之深入、论点论据之坚实、社会民俗历史气氛之真确，摆在已经形成“国际木鱼学界”学人的眼前，不但比上一本《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録及研究》的学术品位更进一步，而且在短短百年〔包括国际〕木鱼学术史上无愧前人，具有学术上的界碑意义。

　　梁氏关于木鱼歌的产生和形成的观点，较集中在此书的“导言”篇，现按说唱木鱼起源所需的各种复杂的人文因素和营养成分述于下:

　　第一， 关于木鱼的来源，梁氏十分明确的指出是从唐变文、宋宝卷而来：“粤调说唱文学中的木鱼歌，它是由俗讲变文演变出来的作品。佛教化的宝卷，是它的生身阿母。”〔引“导言”〕

　　第二、梁氏具体点出由俗讲到木鱼歌演出之间的中介过度的形式是莲花落：“木鱼歌这种歌调的体例，是由佛教的俗讲而演唱为“莲花落”，终成为宣卷形式，最后才与地方民歌完全结合，几经变化，而竟成为一种粤调文学体例的专称。”〔引“导言”〕

　　第三、梁氏明确木鱼的孕育期为宋末明初，而且孕育地为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但是并无列出根据：“大概在宋末明初，已在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等粤境之内成长起来了。到了明末，已极为成熟而光辉璀灿了。《花笺记》为其中代表者。”，据梁氏自注：“详见笔者另文：《木鱼歌之研究》”。〔引“导言”〕

　　我们多方寻找，仍未找到这本《木鱼歌之研究》的著作，似为未发表，这里暂且不论。《花笺记》，我以为只能代表高人雅士在早期参与创作的“阳春白雪”，日后自成一派，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木鱼书的“下里巴人”。明代木鱼书创作的情况，我们并不明瞭。

　　第四、梁氏进一步论述了广东木鱼歌，这种在宋末明初逐步成型粤调说唱体栽的各种社会和宗教因素：

　　

　　“广东地处南疆的边远之区，真是“山高皇帝远”，加以佛徒姑子的策动，宣教俗进，盛极于时，而和尚姑子，下乡化缘，颇为活跃。再加以宋末中原的动乱，与广东北部南雄珠玑巷的民族大迁移，这就使粤调说唱歌体，在岭南沃野地区，更加迅速而普遍地成长起来。到明末清初的木鱼书《花笺记》一出，已把粤调说唱歌体木鱼歌，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是迄今我们所见梁氏著作对木鱼起源最为详细的论述，其论断：孕育期时限为“宋末明初”；其流入契机为此时的人口迁徙；其渠道为宗教传播，比符公望和谭正璧先生二君的假设，朝正确方向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所遗憾的只是一个天才设想的框架蓝图，缺少一个历史各阶段承传发生过程和严格和完整学术意义上的论证过程，更没有基础支撑和历史细节，显得空洞。这里非贬低梁氏其着其人，试观百年木鱼学术史，严格说，大起步在最近之几十年之间，有学者愿费大力写出著作，本身就是一件学识、功力、博大、无私俱全之事，而且治木鱼史之难，素有文献分散，跨多学科又冷僻的特殊性，如同治红学一般，似易实难。即使是一个天才学者，无须也实难在木鱼学上全面建树，只要在某一二个方面实例上，向解决问题的方向实实在在的推进，也是在木鱼史学上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