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千万人听木鱼书

　　抗日战争前后，广州和香港出版木鱼书之书肆业务走入低谷。以文堂和醉经堂这两间在木鱼出版史颇有名气的百年老店堂号，亦逐一关门歇业，晚清时，木鱼书销售两广和东南亚及美州华埠，生意兴隆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大陆解放，大地重光。木鱼书是否得到历史新生的机会呢？主要是看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具体的文艺政策。答案也不是完全是否定的，事在人为。著名的粤曲平喉演唱家李少芳曾在她的《李少芳从艺録》中，谈到过她在五十年代初，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长期演唱过长篇木鱼歌：

　　

　　“……我到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一个国家干部，并被委任为电文艺部粤乐组主任。……我效仿当时的形式（指抗战胜利后电台播放粤曲和小说倾倒了大批粤曲迷和听古迷——笔者注），在广播的黄金时间（中午和晚饭时间），开辟了电台长篇木鱼书《陈世美》的说唱广播，结果到播我这个节目的时间，全市几平所有的店铺，家庭收音机，都在收听这个节目。其盛况有如当年广州收听李我的现代小说《梦断残霄》一样，全市到处都是我的声音，收听率压倒了其他电台节目。听众的欢迎和受落，对演员是最大的鼓励，于是我继读播放《梁山伯》、《孔雀东南飞》都收到同样的效果。

　　在推介传统说唱方面，解放后我是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可惜，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项节目被取消了，到现在还未恢复，殊为可惜。……。”

　　

　　案，上述《李少芳从艺録》中所提到李我，原是中山医学院的学生，后因讲古出名，抗战后成为专业广州电台广播剧的播音员。他当年风靡省港的广播小说《梦断残霄》是一本描写国民党间谍打入敌伪的抗日的书。文革后重新出版。李我的成名作是「天空小说」系列广播剧，特色在于他一人包办广播剧中所有角色。此外，广播剧没有剧本，只有寥寥数十字大纲，由李我即席演绎。著名剧集有《黑天堂》、《欲艳》等著名剧集。五十年代初到香港继续广播剧的生涯。

　　李少芳（1920—1998）粤曲演唱家。女，广东南海人。其父是戏班乐师，母亲是失明艺人。从小受到粤剧粤曲的熏陶。十五岁从艺，1938年从广州赴香港，有缘认识小明星。此后，数年间师从小明星学艺，对星腔艺术有独特的造诣，继承和发展了“星腔”的唱腔的歌唱方法、技巧。其演唱有“三絶”：发音准确、节奏稳健、吐字清楚，是广东粤曲名伶把木鱼唱腔推向专业水平并实践推广的笫一人。

　　1959年至1983年在广州音乐专科学校（1980年改广州音乐专科学院）教授粤曲唱功专业课。1995年秋，其録制的唱片《孔雀东南飞》荣获中国唱片公司粤曲金唱片奬。

　　李少芳一生演唱的粤曲近百首之多，较有影响的除《孔雀东南飞》外，还有《河清有日》、《愁红》、《一曲魂销》、《苏武牧羊》、《桃花处处开》、《长恨歌》、《杏花春雨江南》、《飘雪芳草》、《星韵长存》、《宝玉怨婚》、《罗岗香雪》等。其唱腔艺术以行腔自如，韵味淳厚，深沉委婉，韵律铿锵。善于刻画和抒发不同曲目中的人物情景，以情带声，达到声情并茂的境界。李少芳曾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

　　不少七十多岁的老广州人，向笔者谈起忆及当时电台连播最后的三套木鱼长编和她的首本名曲《罗岗香雪》，犹赞口不絶，唏嘘不巳。

　　李少芳在电台连播三个长篇木鱼，当然是广东曲艺史上历史的空前的盛举，我衷心的希望，千万不是永远的絶后和絶唱。只要有适合和善待传统民间说唱的文艺政策，就可以延缓衰老，使枯木逢春，铁树开花。

　　二　木鱼书流通机制二个环节的衰亡

　　〈一〉  木鱼书马岗刻板大本营的衰亡

　　我省木鱼书的刻板大多集中在顺德马岗，从马岗刻板的全盛和衰落可以窥见木鱼书高峰和消亡。

　　马岗，顺德一小村。可是在中国印刷的刻板史上，犹以女子刻工出大名，可惜罕有记载。张之洞主广东的时代，有一个学富五车待候补的江苏江阴人金武祥，得到了起用，调任广东赤溪直隶厅同知。金武祥原名金则仁，字溎生，号粟香，别署水月主人。1841年出生，1925年去世。在清末民初以诗才和七絶闻名于世。由于半生科举不遂，最后以纳贡捐班出身。据说张之洞也赏识他的学识，留他在广东为官。赤溪是今天台山县的赤溪镇一带，当时划为直属省总督府的直隶厅。他为官清廉，专心学问，于是才有下面一段关于顺德马岗刻书的的罕有记载。

　　金武祥《粟香随笔》（见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金武祥着《溎生随笔》（原名《粟香随笔》）。）载：

　　

　　“书板之多，以江西、广东两省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岗。”

　　

　　咸丰《顺德县志》载；

　　

　　“今马冈镂刻书板，几遍艺林。刻书之事，马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其余女工雕镂，故价廉而行远。”

　　

　　同治年间的游粤文人张心泰也说过：“岭南妇女，多不缠足……最奇者，广东顺德县剞劂手民，多系十余岁稚女，价廉工速，惟讹字太多耳。”

　　《顺德县志》又载：

　　

　　“当叮苏州书贾往往携书入粤，售于书肆。得值后，则携稿往马岗刻板。刻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江南，以江纸印刷分售海内，见者以为苏板矣。”

　　

　　马岗刻工之名，今可偶见一二。嘉庆刻《诗经小学》，序末有“顺德胡垣表写样、冯裕祥镌字”，清末佛山刻《声律启蒙》，卷首题“顺邑马岗李应掌承刊”。此外，咸丰间广州味经堂书坊重镌《圣谕像解》20卷，卷终题“马岗冯学镌堂刊”数字。宣统间广州福芸楼书局刻《重校四书备补注附考》，卷三有“顺邑马岗冯积厚堂承刻”数字。马岗乡村人至今保存本村冯耀祥承刻的《三字经》（见右照片）。

　　于此可见，广州虽为书坊集中之地，工匠众多，但由于价廉和工艺较好亦往往将书板交顺德马岗工匠刊刻。1934年广东省立编印局为补刻板本，去马岗访查雕刻工匠，因当时顺德蚕丝衰落，农村破产，多数村家（兼以刻板为副业)不能在乡立足，或另图别业，或觅食地方，雕工一途，仅得三十余人。盛极一时的马岗雕板印书业，至此烟消云散了。 

　　从上世纪末到近年，在保护非物质遗产之风的吹拂下，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和记者，来到顺德县马岗乡，却一次次地大失所望。虽仅剩下一把刀、一张雕板台和一个93岁的刻工彭梢老人（俗称三件宝），也聊胜于无。以往我们自己自命无产者，还要文化无产，一次又一次不尊重文化，一次又一次欲与过去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告别，划清界线，把民族和祖宗留下的，地方上自豪的文化遗产丢掉，现在也只能接受教训和尝到苦果子了。

　　九十三岁当年的刻工彭娟说：

　　

　　那时候，那些专做刻书生意的老板从广州、佛山拿到制作书籍的木板后，便带回马岗。随后按不同书的规格切开，裁成合适的大小。然后请专门的人将书用毛笔写到板上，即底字；再由一个负责做大字的师傅按照底字来挑。师傅只挑字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由女工负责。女工可以带回去做，做好后有专人负责检查，检查通过了，就拿到佛山印刷装订成册。 

　　又说：“村里大部分人都会刻，尤其是我姑姑他们那辈人。”彭娟说，刻书一个很赚钱的行当，尤其是她姑姑那一代大部分都是以此为生。“但我没刻多久，刻书业就衰落了。”

　　

　　按推算，彭娟是1928年左右开始学习刻板的 但是，没刻多久，“刻书业就衰落了”。这个衰落应是指1934年广东省立编印局为补刻板本，去马岗访查雕刻工匠之事，来访之时，顺德蚕农大多破产，村农以刻板为副业，已难以在村生存立足，便四散各处，另图别业。全村几百人刻板，渐以萎缩至几十人，奄奄一息。所以，彭娟参与刻板之年数，短不少于六年；多不过八年十年。因此说彭娟见证马岗刻书全盛，时间上那是不可能的。马乡刻书的全盛时间应在道光至同治年间。1906年始引入西方新的印刷方式，马岗才渐以下坡，一蹶不起。上述所讲的赤溪同知金武祥，他才会目睹马岗刻书全盛的景象。

　　据创办中国出版最多木鱼书的五桂堂后人徐允燮先生谓：

　　

　　“木鱼书之刻板，都是拿到顺德县马岗乡人处刻的，那里的村民对刻板都是很内行和专长的。甚至连牧童都刻得很好。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即使在大树下乘凉时可以刻。牧童在牧牛时都可以带在身边，忙里偷闲地在刻。以前未有电板时，所有的书板通胜（通书、日历），都是交给那里村的人去刻的。”（同②，转引梁焙炽《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録与研究》247页。）

　　

　　他的父亲徐应溪说：

　　

　　“那时印书，都是用木板刻字，然后涂上墨水，再用一块四方纸，在上面铺下，用手刷扫印，则印出来那一张纸，便变成双边的两面了。四书、五经、字格、请帖，都是这样印出来的。”②

　　           〈二〉  木鱼书出版中心五桂堂的落幕

　　1972年，在香港，世界上出版木鱼书历史最长，有百多年历史的著名出版社五桂堂，终因生意不景，正式结业，世上的木鱼书再无专业书店出版，将成为“历史化石”，走完了最后的行程。下面根据五桂堂创始人之一徐学源的孙子徐应溪的回忆和其他提供的一些资料记述如下：

　　五桂堂是清光绪中叶徐氏家族与林氏、毕氏的合股家业，创始人是花县人徐学源和其堂弟徐学成，后来又有邻乡鱼中潭村的林贵和毕襄参加。林贵原是一个书坊负责印务的工人，而毕襄又是一书坊的掌柜，两人也早有意开书坊。于是四人一拍即合，开办了五桂堂。徐学源的孙子徐应溪说：

　　

　　“当时的资本集合，一共是六百两白银，共分六股，每股一百两。毕襄占一股，林贵占一股，祖叔学成占两股。余二股，学成要其堂兄做一股，又要其已出嫁且颇富的大姊做一股。这样便集得了员本六百两银，作为开办之资本。”

　　

　　五桂堂书肆开办之初，坐落在广州西关城墙旁第七甫闸口第一间铺位，印务庞杂；专印木鱼书、通书、日历、南音、龙舟、曲本、旧小说等通俗书籍，渐而刻些四书五经和小学教科书，但读者决不是中上人家，业务走的是中下层路子。

　　民国后，资本充足，由于那时市场销量很大，便以六百两银买了二台日本手摇印刷机。刻本放印机上，转一转便印出两面的十页。1915年，五桂堂书局生意蒸蒸日上，香港需求日升，便在香港开设五桂分局（没有堂字），初设在香港岛荷李活道，即文武庙左边第四间铺位，总局仍设在广州。

　　当时广州总局和香港分局生意最好是劝善书，为妇女们所锺爱。木鱼书也有大量中下读者，亦加以大量刻印和翻印。教科书的销路，由于民国后中小学生的数量的增加，教科书的销路也直线上升。此时，香港分局再无法应付业务的不断扩大，搬之到荷里活72号（旧皇仁书院，今警察宿舍）。

　　五桂堂在开张时徐学成仼总司理（总经理）兼管责财务：毕襄为副司理；林贵被委任为香港分局司理。十年后，林贵提出撤回股份，回乡买牛务农。于是香港分局业务便无人主持。徐学成主长请乡下徐学源（六分之一合股人）的大儿子来港代替林贵任司理。大儿子徐耀先在乡任国民学校校长，也不愿来应邀来港。但力荐其二弟徐应河（天汉）担任司理一职。

　　徐应河虽然当时二十多岁，年纪轻轻，但颇有生意头脑。到港后任经理一职后，即整顿印刷工场，又扩展海外业务。在他主持下，通胜和旧小说销路大增，而传统的木鱼书、龙舟歌、南音、粤讴等唱本，生意直上，其他同类的出版商无可企及，成为行业的领头羊，犹其木鱼书远销安南，暹罗、新加坡、及东南亚，美洲，一切有华人之地方。以至成为全东南亚，全世界印刷木鱼书的大本营和中心。如省港两地市民人看见虎标就叫万金油；听到五桂堂就想起木鱼书。可惜徐应河在港大展鸿图不足四五年，在1937年6月辞世，年仅29岁。

　　在徐应河因重病回花县乡下疗养期间，其兄徐应溪来港暂代他二弟之职。说是暂代，是因为徐应溪原先在他父亲的国民学校担任教务和庶务的繁重工作，无法久留。再是抗日战争爆发，又要回乡下主持大儿子婚事，只好离港。嗣后，再委派徐学成的儿子徐佩鸾来港任司理主持店务。抗战爆发后，以文堂及醉经堂在市面金融混乱，军票横行的状况下，无法正常维持。这两间书店的主持人曾先后派人到香港与五桂堂商洽，欲将全部的木鱼书木刻板和电板卖给五桂堂。最后，五桂堂从以文堂和醉经堂处先后购入约港币重万元或八仟元价值不等的刻板。结果，以文堂和醉经堂在抗战期间先后停业，而五桂堂却因集三家的木刻板合在一家，种类充足而渡过难关，继续营业。抗战胜利后，徐应溪亦回港仍任司库。

　　大陆政权的易手，因使五桂堂业务面临搬迁香港，被迫收缩的局面，其所藏的木刻板和电板，曾有小部分运来香港，大部分却散失了。1950年后，香港所藏的木鱼书刻板或电板，都先后翻印过，所不同只是加上了彩色封面。

　　由时代的变迂，唱木鱼的人越来越少，“加上业务上的各种因素”，香港五桂堂书局1972年7月1日正式结束。百年老店所藏的书板和电板，包括大量们木鱼书、龙舟歌、南音、粤讴等曲本的木刻板，因无地存放，也让人搬走，弃置了。（本节关于五桂堂情况，主要是根据梁培炽于1974年11月20日访问徐应溪老先生録音整理成文（见梁焙炽着《香港大字所藏木鱼书叙汞与研究》253页）。）

　　木鱼书的衰亡不仅是一个曲艺品种或一个木鱼曲系的先后衰亡（包据木鱼、龙舟、南音、粤讴），而是一个时代的深刻更替。五桂堂的倒闭——“皮之不存”，而微不足道，自生自灭之“毛”——木鱼书，“焉能附哉”。这个潜在的致命内部危机实际上从光绪初就悄悄开始了。敏感的读者从五桂堂徐氏家族各人的回忆，就可以知道，五桂堂没有靠新的木鱼书创作者去发展出版业务，而是以收购以文堂和醉经堂或其他各店的旧木鱼刻板来扩大业务。这就说明在五桂堂开业之时，社会上大型长篇的木鱼创作已经走下坡。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由干政治形势的刺激，产生过一些政治木鱼、政治粤讴，政治龙舟。有过一些短篇优秀作品，但政冶高潮过去，群众政冶热情消褪后，木鱼系统内四个曲艺品种的下坡颓势，有增无减，仍在继续。木鱼说唱的灭亡不是一二个缺陷的问题，而是从创作——枯竭，出版——不继，演出——自封、保守，受众——流失、萎缩，营运——不灵，无法进入文化主流圈的商业运作的五个环节，从内容到形式不可逆转的全面和全方位消亡。这是木鱼整个生态系统状况不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文化生态大系统而无法生存的问题。有些人提出要恢复木鱼的说唱演出，是不现实也是不明智的。而有些同志提出要把木鱼研究纳入学术研究的主流，保护木鱼文献，加强研究底层大众的精神史，这才是现实和功德无量的事情。

　　三　最后的絶唱

　　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大陆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在政治因素的刺激下，木鱼、龙舟创作在农村一度活跃，木鱼个人长篇创作有十种左右，（如陈卓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但也未见有历久不衰之作品问世。

　　南音因有粤曲名星时有演唱，便堂皇之进入了城市固定的曲艺茶座，成为国营曲艺团的节目。而说唱木鱼，只有少数盲艺人在农村和小城镇坚持，不离不弃。龙舟却在它的故乡佛山顺德县生根，环境好时，蓬勃发展，运动来了，又会潜隐于坊间，以待来日。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期是顺德龙舟最辉煌的时期。以1958年计，顺德全县的龙舟小组共16个，非正式的数以百计。大复龙舟宁；桂州龙舟祺；杏坛龙舟会，勒流龙舟文都是当世唱龙舟的街知巷闻好手。至今老人还津津乐道地谈起他们演唱的传统龙舟曲目：《武松打虎》、《三国演义》、《自梳女自叹》；还有自创的现代曲目：《送子参军》、《除三害》、《银桥月下写情书》……琳琅满目。

　　文化大革命，文艺百花凋零，木鱼书一箱箱被焚毁，木鱼系统各式说唱一销声匿迹。

　　文化革命后大陆进入开放改革的时代，珠江三角洲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除了极少数研究曲艺史的人外，人们早已忘记了木鱼，木鱼说唱也似乎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艺术的生命力有着不可想象的顽强。想不到1989年佛山石湾街道塘头显岗村有位六十多岁的木鱼职业演唱家梁浩成老人，每月多天晚上，在村广场演唱古老的木鱼唱本，人山人海围听，老人从二月唱到九月，乐此不倦。

　　梁浩成（1935—2006），木鱼艺人中山小榄人，居佛山禅城区石湾街道塘头显岗村。自幼被梁氏夫妇从中山小榄镇买回佛山；因病延医而失明。8岁拜花县木鱼失明艺人李达基为师。学会唱龙舟、南音和《背解红罗》、《粉妆楼》、《碧容探监》、《观音出世》《五虎平南》等几十套木鱼曲目，以及旧社会一个盲人傍身之技——看风水和占卜算卦。

　　几年后，师艺学成，回到佛山显岗，不久，养父母相继去世。浩成只好长年漂流南海、番禺、顺德、花县等地，靠驱鬼、占卜和卖唱为生。1955年，梁浩成进入佛山市民政综合厂工作。娶盲人陈瑞爱为妻，组织家庭。1986年51岁的梁浩成，晚年得子。生活有了儿子的笑声。1980年代末，民间唱木鱼在中老年人中复兴，梁浩成重操旧业。每年农历3月和7月的观音诞，各地农村请他去演唱《观音出世》等木鱼曲目。顺德、禅城、南海、三水、四会，各地庙会、祠堂来请他唱木鱼的都得排队预约。有时一唱就是八九个晚上。最忙时梁浩成还请了一辆专用摩托车，载他四乡演唱木鱼。浩成平生引自为荣的是佛山群众艺术馆为其録音，挣足“面子”。多次希望政府能给一份“证书”，证明他曾为“公家”出过一分力。可惜，荣誉证书到达时，佛山民间最后一个职业木鱼艺人，在2006年12月8日，己含笑归西，终年七十一岁。

　　又有广州罗丽芳老人在佛山竟能一口气唱出《玉葵宝扇》、《夜送寒衣》、《孟丽君》等七八部传统木鱼。在令人感到十分惊讶之余，又感到这恐怕是木鱼的“广陵散”，木鱼之絶唱了。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被人尊称为“伍伯”，一生喜欢唱木鱼的伍尚炽，在1992年，透过亚美艺术中心的引荐，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国家传统奬”，以80高龄前往白宫领奬，不仅毫不怯场，还编了一首木鱼歌，把自己比喻成80岁受周文王招贤的姜太公，上京去见皇上。 

　　中新网10月16日电： 曾获美国“国家传统奬”并在老布什总统面前演唱广东台山木鱼民歌的民间艺术家伍尚炽，7日在纽约家中过世，亨年九十二岁。

　　木鱼歌这个台山传统，随着台山移民的老去，也将慢慢在纽约絶响。听众仅能在美国出版伍尚炽10年前留下的録音CD，让后人鉴赏岭南台山的有声木鱼文化。 

　　1910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伍尚炽，在台山种了一辈子田，也唱了一辈子木鱼歌。木鱼歌是台山乡民的传统艺术，上工下工、婚庆喜宴时，都要唱歌。 

　　伍尚炽是在1980年来纽约投靠女儿，住在老人之家，仍然是每天歌声不断。1987年他被推荐人无意中发现，这个在哥伦布公园唱歌的老人家。推荐人经过2年的研究，为老人制作了一卷20分钟的纪録片，请了民族音乐学者来研究台山木鱼，又帮他申请“国家传统奬”，最终在200位角逐者中脱颖而出。1993年，华裔资助人请伍伯到録音室，留下20多个小时难得的木鱼演唱纪録，并计划在近期内出版成1小时的CD。不久伍伯去世。 

　　在13日的公祭礼上，一张録好的木鱼CD，放入棺木内，和伍伯一起长眠。平心而论，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台山老移民会唱木鱼歌，但是质与量都不及伍伯。而新生下一代，很少有人瞭解这一传统，更别说继承。随着台山移民的老去，木鱼歌在世界恐怕迟早也要成为絶响。 

　　一个沉淀着巨大历史内容和历史意识以及浸含着丰富人民精神的艺术种类和说唱系统，在它消亡之前，必然会把自身宝贵的精华移到高一级的种类和系统中去，继而重新放出自身的光彩。

　　《花笺记》和木鱼书在清代不仅为珠江丙岸人民所熟知，而且曾扬名在江南，著名戏剧家李渔经营的坊间堂号芥子园，也曾出版过《花笺记》，就是最好的证明；它甚至跨过黄河而达京津，影响那里子弟书。前贤不是尽说淘真，弹词……影响木鱼书：如今却反说木鱼“游”过黄河去北京。

　　请看下面一位子弟书专家对木鱼书和花笺记的评价：

　　

　　“这里（指上面引《花笺记》一段瑶仙思念梁郎的七言韵体）的语言颇有境界，优美藴籍，与子弟书中许多女姓月夜抒情时的文词非常接近，大段的心理描写，情景交融的长段描写都是以前的说唱艺术中几乎找不到的，而与子弟书相类。从这些例子上看，子弟书和木鱼书可谓是‘君心似我心’，极似出于一脉。”

　　“有理由相信，南音木鱼书对子弟书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许多学者谈到木鱼书时，都提到后来子弟书文词对它的影响，但作者坚信，先是木鱼书文词影响了子弟书，而后在清中叶之后，子弟书文书才影响了木鱼书，（子弟书许多唱词被木鱼书改编）。”（同②，见崔藴华着《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第18页。）

　　

　　综上所述，子弟书之渊源，可画表如下：

　　子弟书②

　　这个“子弟书之渊源表”是北方人民给于木鱼书最大的最恰当的评价。

　　既然木鱼之消亡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木鱼之再生还有没有可能呢?有。近百年以来，木鱼确实以另一艺术形式活在人间。

　　茂名地区有一种名为傀（当地读作鬼)仔戏的，其唱腔叫“花笺调”，所唱为木鱼《花笺记》之曲文，其曲调稍加变通即可唱其他故事。它的曲调大致相同，演出时唱词则随故事而变。这一地方独脚小戏种，主要流行在茂名南部，旁及吴川、高州、化州、电白。

　　木鱼小史七百年，花开花落舞蹁跹。

　　写到最后一笔，内心好象随伴着木鱼之诞生、成长、昌盛、衰老直至消亡的过程，唏嘘不已。若以盲人瞽师的历史计算，已历经三四千年，更令人有沧海桑田之叹，感慨万分。无论木鱼的血肉溶进了粤剧，是否凤凰涅盘；无论木鱼借地方傀仔戏花笺调之躯体是否获得新生；无论木鱼《花笺记》是否返老还童，重新变为地方民歌，而我们面对的是曲艺史上最伟大的人文木鱼宝库里上万种木鱼书。

　　本书杀青之前，友人来电告诉我：2007年初，江苏戏文博客网刊登了一个《花笺记》改编剧本，不知淮剧还是昆曲；还传来剧本和剧照。打开电脑看后，我陷入了沉思：

　　尽管文学史上木鱼书的学术话语权还远未到来；尽管木鱼书和木鱼史的研究还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尽管人们还未有意识到这种研究关系到岭南大地人民精神史极其重要的一部，我和从事木鱼研究的佛山同事们，心甘情切，临危受命，愿付绵薄之力。而《花笺记》和木鱼书作为岭南人民精神史和文学资源的一部分，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载入世界文化研究和交流的史册，永世长存。而我作者本人仅是有幸作为无边茫茫的木鱼处女地第二批拓荒者而已。

　　概念史讨论：

　　△木鱼史概念史分析的三组系列概念：

　　第一组：①先秦神话“鲸与浦牢”相博，鱼形发声概念。→②桐木与鱼形结合，成为木鱼形体鸣器，形成词干“木鱼”的民间实用阶段。→③汉晋至现在法器木鱼阶段。→④明代民间乐器阶段。→⑤明代岭南木鱼歌说唱伴奏阶段。→⑥明代以“木鱼”冠名“木鱼歌”阶段。→⑦清代以“木鱼”冠名“木鱼书”阶段。→⑧“木鱼歌”和“木鱼书”概念解构和消亡阶段。

　　第二组：①“尚书”出现之“瞽△”。→②商周“神瞽”。→③西周盲人礼仪乐团之“瞽蒙”（瞽史、瞽人）。→④秦汉时被俳优、乐府乐师代替，论落民间下层之“瞽者”（瞽翁……）。→⑤当代盲人唱曲者之消亡。

　　第三组：①越人歌△→②咸水歌→③沐浴歌△④模鱼歌△→⑤木鱼歌△→⑥木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