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唱治病 

　　茫茫长夜，孤影青灯，声声木鱼，阵阵心酸。

　　在人生艰难的夹缝中吟歌木鱼，成为了珠三角下层人民特别压迫深重的妇女（包括自梳女）这个弱势社群的一种延续精神的生命之光和自我疗救的生存方式。

　　木鱼是一种具有欣赏价值，有演唱，有伴奏的粤调曲艺，既有优美抒情的短篇；也有连听数月，一百几十回的叙事长篇。这种以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人声唱腔来阐释长篇的说唱，我们与读者不妨上升到世界说唱的高度〔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等〕中一个重要分支；也可换一种视角：作为“音乐语言化”和“语言音乐化”，说唱交替的音乐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

　　说唱木鱼最早期时是用一只小木鱼随走随唱，称为“走唱”。几十年前这种方式在广西还残留着原始状态。当然木鱼又可徒歌，后来有了音乐较强的琵琶过门，便开始才有伴奏和过门。伴奏乐器各地有不同，但均是弦索。除二胡是拉弦乐器外基本是弹拨乐器：三弦、筝、古琴、琵琶、月琴、洋琴、秦琴等。就此点说，弹词的“弹”是指伴奏的手法以弹拨发声为乐，而“词”则指其木鱼的文词。弦乐器伴奏说唱，增加了木鱼的音乐性和娱乐性，因而更具吸引力。弹拨乐为说唱伴奏对叙事有二点好处：一是弹音之点为音的象素之线描，二是弹拨时两音点之间足留空间，令人遐想，其美感叠生。

　　木鱼是什么？咦，为什么老是这样问，能不能倒过来问：古老的木鱼歌能满足当时人们什么需要呢 ？ 

　　近年异军突起以文学人类学为旗帜的叶舒宪先生回答过这类问题：如果文学活动对于他的生命——精神的生存状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文学究竟满足其那些高级需要呢？初步归纳可有如下五个方面:

　　1.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    

　　2.幻想补充的需要。    

　　3.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需要。

　　4.自我确证的需要。

　　5.自我陶醉的需要。

　　上述人类精神这五种需要就是文学治疗产生和形成的推动力。妇女和平民们通过对木鱼书演唱的聆听和阅读，满足了人群各自形形式式的精神需要——包括自我的治疗。

　　这互相交织、互相作用的五种个人内在需要的理论，构成了木鱼作为具有地方特点独特的精神治疗的生理、心理和生态依据，并为大文学观揭开新的一页。

　　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曾在人来人往的市场，目睹一位容貌极老的妇人坐在屋边的椅子上，旁边摆上一些香烛之类，大概是在售卖。但这个老妇人闭着眼睛，全身微微摇晃，口中轻轻唱念有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询问旁边一位卖生果的大姐：“这位大娘……？”“她在唱曲文，个把钟了，有点痴线”大姐答。我走近老妇人身边静听，是唱读短篇木鱼歌《丑妇游十殿》。大概是老妇的灵魂通过对十殿的冥想正在阎王府中观游，消解着自身经历中婆媳关系的历史重压，陶醉于自得其乐的“高峰体验”，对我视若无睹。这又使我想起了晋代嵇康在《琴赋》的一句话：“导养神气，宣和情志”。

　　二　《丑妇游十殿》治什么病

　　《丑妇游十殿》是一本劝善木鱼，叙述一个普通家庭中媳〔丑〕妇如何欺压婆婆，天庭得知大怒，罚媳〔丑〕妇押往地府。押观了十个阎罗殿的阴间惨烈报应后，诚惶诚恐，滋生孝心，遂有痛改之意，继被还魂阳间，一家团聚。

　　善书渗入说唱：北方有劝善宝卷，岭南有劝善木鱼山歌有劝善歌。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堪苦，善书再度兴起和翻印，并利用当地的各种民间说唱形式，以便流传。《丑妇游十殿》就在此背景中产生。

　　《丑妇游十殿》，查民国《古今善书大辞典》〔陕西商南贺箭村撰辑，1935年上海明善书局出版〕和其它善书目録所不録，可知已归入地方说唱之部。既为木鱼书，足见此曲本虽源出北方，但已地方化，早为岭南珠江三角洲粤调木鱼书所改编。估计，此书亦可从善书《十殿报应案》和《玉历钞传》转化而来。

　　《丑妇游十殿》版本很多，据笔者常见有二个版本：

　　一为创基出版社，一册二十页，铅印，或封面有题：〔新编木鱼〕。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日本天理图书馆、波多野氏均有藏。日本稻叶明子、金文京、渡边浩司三人共编着的《木鱼书目録——广东说唱文学研究》〔日本东京好文出版社〕均有着録。

　　二为广州华兴书局〔广州光复中路〕出版，一册四十八页，白报纸本。封面有绘图，题：《丑妇游十殿》。内每一页页边侧题：万恶化为良。封面封底均有广告，另有底页刊登书局目録，并题：本局专售剑侠小说曲本木鱼中西日历通胜，发行在广州光复中。为笔者所藏。上述两个版本大概在晚清至民国盛行。

　　暂且抛开宗教问题先不论，只要社会有异性婚姻组成的家庭存在，所带来婆媳关系的矛盾就会永远存在和发生，这是附属人类爱情永恒主题的一个能够严重影响主题的永恒副题。婆媳关系的紧张、会冲突会削弱和消蚀美满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安定感和幸福感，甚至产生家庭和谐关系的剧变，使夫妻忍痛分离，这在历史并不少见。至今我们只要一想到《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些陆游和唐婉悲痛的名句，心里就一阵阵地沉重不已。

　　《丑妇游十殿》是一本劝善木鱼书。从社会〔病态缺陷〕—人〔精神出路〕——艺木〔治疗功能〕，的大文学观看，无非包括有下列因素：

　　〔一〕 作者自身婆媳体验；

　　〔二〕 无数个听众和读者在自身有关婆媳关系的经验中，以及在阅读本木鱼书个案的共鸣中，促使故事的婆媳关系由恶向善转化（妥协）。

　　〔三〕 读者认同的〔他律—地狱律〕以超现实力量能够教育婆媳。

　　〔四〕 社会上的平均道德水平对婆媳关系的影响和当时〔木鱼书〕所能描述的理想的婆媳关系；

　　〔五〕当时社会法律惩罚机制和法律公正实现的程度；

　　〔六〕当时当地有关婆媳伦理的习惯法；

　　〔七〕无意识自我治疗的启动。即天下婆和媳看到《丑妇游十殿》能舒缓胸中郁闷，心中压抑得到释放，心境得到抒发的程度；长期因婆媳关系紧长，引起身体器官功能某种不正常，能恢复健康的程度。

　　这七个因素在文学而言，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人。是男权歧视妇女在婆媳关系上的折射。其他因素只是对婆媳和之间关系的各种背景或变形；或叙事藉助宗教变形，吸引灵魂逐渐步入练狱；或人类不甘后天的变形，天性追求和谐、理想和完美；或发挥人类〔文学〕自我治疗的功能；或社会只能提供某一阶段的现实关系，令人类在“社会关系总和”之中感到痛苦；在人文关怀中又看到希望……。这就是人类社会各阶段不断出现“慈善”、“劝善”，又终究受到人们赞扬的原因。

　　若从法律等级文化看，这又是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景象：女在夫家，先要从夫，且从翁姑。婆婆虽在公公权威之下，但却可统治这个最底层儿媳，敬事姑、翁、舅成为夫家的妇道的伦理文化和宗族社会的习惯法。然而，等级制是封建国家法律的核心，这就意味着婆媳之间无论发生何方对错的小纠纷，若婆婆出了问题，媳妇势必被刑〔罚〕。

　　下举清代所谓“儿媳有亏妇道”一例：

　　

　　“李许氏轮应供膳姑翁之期，因耕作事忙，一时忘记翁姑来家，待记起赶回家做菜，但备办不及，只得炒茄子一味与姑下饭。姑嫌菜不好，加以斥骂，许氏自知错误，往寻伊夫，另买荤菜。经伊翁埋怨伊姑贫嘴，致姑气忿，自尽。”〔引《刑案汇览》卷二十七〕

　　

　　上案李许氏并无错过，姑死的直接引起原因是伊翁，但李许氏还是被判以“流”刑〔明清时流放犯人二千一一五千里不等〕。这种对儿媳不敬姑翁的处罚，包括瞭如当时习惯法、民间法、宗族法，作为判案的强大背景。

　　上如李许氏，无论对其判何种刑罚，只能令这个本来美好的家庭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两个亲人、劳动力和幸福，这幅在法律血淋淋家庭伦理悲剧的图景，就是《丑妇游十殿》劝善的社会真实背景和趋向婆媳妥协背后的推动力。

　　因而劝善主张不采取现实外部惩罚〔如法律〕，而是通过伦理道德和超现实的神道和地府系统惩罚〔他律〕，使婆或媳内省——知错——向善，最后促成全家的和睦与平安、团圆。无疑，这是老百姓在身分性社会可以接受的“劝善”，也符合中华民族社会一般道德龢民间伦理生活小传统。

　　对劝善木鱼的研究有助于对深入地认识扬善抑恶，带有宗教色彩的另类木鱼，有助于揭示民族精神品格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的建设也有借鉴作用。最后说一句：在旧日社会，这付《丑妇游十殿》的心理之药，是一个药方两用。婆婆看了感到宽慰，但也忆起自己也曾有过为媳之时；媳看了知道人间有牢狱铁律，地下也有牛头马面，但也不希望熬成婆时，媳妇虐婆。现代读者当然不认同什么“阎罗十殿”．如观外星人之书。在那个承认神权的历史时代，只要婆媳妥协互相善处，精神上“游十殿”，也不失为治疗一法。

　　三　木鱼与中医

　　文学艺术和医学联合对人的生理和精神的全面的治疗，在世界上已经是常见和富有成果的学科新领域。在上述背景下通常所发生的文学（木鱼)与治疗的关系主要有二个主要指向：

　　⑴首先人是由物质的生理性和精神的社会性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的读者把木鱼当作陪伴其一生的精神伴侣和精神支柱。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读者转而在木鱼的文学世界中寻找。其过程核心是在其文学角色移情的过程中，无意识的自我实施整体性的神经协调和提高了生理活力的指数；另一方面又无意识的愉快地接受了文学艺术的精神洗礼——带有民族传统道德领引意义的人生关怀和终极关怀。其例子在木鱼书的核心读者层——自梳女，屡见不鲜。

　　一旦木鱼受众的接受意义治疗过程开始，木鱼的文学的阅读和木鱼的听唱的艺术活动，就如病人拿着自开的治疗药方到中药材店铺去执中药：游戏、补偿、发泄、避难、自我确证……受众的各种精神需要就在其中。

　　其次，在生理和病理的临床诊治中，辨证的医家把病者文艺生活（看木鱼书)纳入到病理和病症的临床综合分析之中。 近代著名中医温病学家潘名熊先生（1807—1886)就是其十分罕见的一位。

　　潘先生1807 年生，逝于1886年。少以儒入医，几十年间勤研中医各大名家，终归叶天士，是岭南推行叶学的大力者。潘氏由无师自通而誉满羊城，故开方断症絶少墨守常规。其医疗观念十分辩证。

　　今将潘氏所遗“郭廉访夫人木鱼咳嗽医案”，试述如下：

　　

　　常言，凡治病问其见症如何，问其致病之因如何，似较望、闻、问、切，重要得多。我曾碰过这样的医案：

　　郭廉访夫人，年约三十。丈夫郭廉访长年在京求官，事成后寄信回家，说要接夫人一同赴任。夫人得喜信后，忽患喑症（喑，发不出声)。咳多痰少，夜里每觉火升，喉舌微痛，而日间饮食则无碍。于是遍访名医，仍然不见好转。后来到我处诊治，我问郭夫人；

　　“你的病是否有咳嗽先，还是有发不出声音先?  （即称之为喑)”陪同的家人答，“声音喑哑先，其余毛病后来。”我又问，“起病那日，有多饮二杯吗?”夫人回答，“无，夜半起来看木鱼书，劳了神，明早便觉声音破哑。”我于是诊其脉博……开了详细药方。我对病者说：“据述病因与脉相对，吃我的药不到十帖，便会好起来。”……病者实际上仅用了四剂药，声音渐清而愈……。

　　潘医生的好友亦是医中道人茹坪说：“虽然临床有效，但药理似觉不通。请赐教?”我说：“这就要用以情来看药理了：郭氏夫妻离别多年，一旦知道相聚有期，那一个能够无感情呢?况且夜静独坐，更加容易激发情思。加上我们粤地的木鱼书，多写男女之个人的情怀，更以过去之情，激发未来之情，相火尤易妄动，脉象两尺动数。（龙相火，这处可能为肾火，肾阴亏虚，后致虚热)……泄之，又复疏通之。龙虽有风火雷，但潜伏不动，而安其位，肺能象铜发清音，守其常，那么，病者那有发不出响亮的声音，迅速治愈呢?”茹坪说：“善！善!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作医之道，亦当如是乎!”

　　          （参考潘名熊《评琴书屋医略》  卷三“咳嗽附案”)

　　

　　从上述医案看，潘氏医师在断病具有一般中医生所无法接受的辨证诊疗观。

　　一、  木鱼致病的精神活动路线图。

　　付情度理。把“情”引入病理和医理：知与夫聚会有期→情思始起→夜半看木鱼书→倍激男女情怀……（后泄之、通之）。

　　二、  症状路线图：

　　 症状→夜看木鱼书劳神→明早即觉失声→咳多痰少，夜晚每觉火升，喉舌喉痛，但日夜饮食无碍。

　　三、  脉象路线图

　　两尺动数有力→肾脉循喉绕舌→厥阳从子丑奔腾（子丑，即夜半子时和丑时舌喉夜痛。)

　　四、  病理路线图→我省之木鱼书多艳为男女之私→以过去之情，感未来之情→相火尤易妄动，（相火：一为肝火，即雷火；二为肾火，即龙火。含有肾阴亏虚所致的虚热。即郭夫人说夜里每觉火升。)

　　五、  五行路线图→龙火妄动上升→必凌烁肺金→金空则鸣，金实则无声（破声不能发声音)，羊角最灵动，能疏泄火邪之人络者。使雷火潜伏，能安其位，肺金清肃而守其常，而声破的症状那有不消失之道理。

　　治疗路线图：用地→以滋之；龟以→潜之；知、柏、丹、泽、苓、羚以→降之，→泄之，而复初→通之。

　　上述潘医生最有创造性者有二：

　　〈一〉付情度理，把文化人情引入医家的病理分析因素，把人不仅当作生理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将社会风俗和文艺活动的七情六欲与病理结合起来。拓宽了医家的视野，以人情与病理、心理综合的全面治疗。

　　〈二〉对木鱼书的评论有独特的创造性，把木鱼书概括为“且我粤地木鱼书多写男女之私，以过去之情，感未来之情，相火犹而妄动。”这三句话意义重大：

　　第一句话概括得相当准确。社会流传最广，最脍炙人口，如木鱼排名由一至十一的才子书，大多是关于男女追求幸福之私情的长篇木鱼书。

　　第二句：“以过去之情，感未来之情，”无意有意之间，点明瞭木鱼书，也点明文学都是抒发人之感情。在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中医师，实在比无数饱学之士高明得多。木鱼书所写所抒发当然是过去已发生之男女之感情，但就每一个读者从书中会感激起自己未来希望之情，这一点来说，不但把木鱼书所写之情和病（读）者本人的反应联系起来，而且把病（读）者感情的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而且对中国式的阅读学理论和读者反应学均有贡献，这方面有相当空间，后人宜再作深入评论。

　　第三句：“相火犹而妄动。”这处的相火非肝火（即雷火)，而是肾火（即龙火）。龙火上到肺，自然破声。从中医师专业眼光看，夜半不眠看木鱼书的人，多是天明后破声。可以判断多为龙火妄动而凌肺，肾阴亏虚而虚热。情感之亢奋，龙火自然从肾而升至肺、喉、舌，引起生理病变，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一幅从看木鱼书——精神变化——心理变化——至中医系统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病理变化，从木鱼书的文学阅读到心理、病理变化的中医术全息变化图。

　　我知道有些人会质疑：文学治病，古时有之？有，随手拈来两则：一是《七发》中的吴客以谈话为太子治病（见西汉枚乘《七发》。），为大家所熟知；二是杜甫以诗为人治病：有人得病，杜甫说我的诗可治，你就渎“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床”。病人读后，病情如旧，杜甫说那你就得看，“子璋骷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那人读后，病就好了。若上述《唐诗纪事》（见王中镛《唐诗纪事校笺》467页）所载实有其事，子美果真高手，汉代善医者用七段谈话，太子病才好转，杜甫仅次两次以诗施症，就立等见效。此等以赋和诗治病之事，无论真有与否，也说明古人亦明白其中道理。文学冶疗，实质是人情治人情，以人情心药治人情心病。文学，人情也，药石也。三者相克，相治，相转化，理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