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查清初康熙至干隆年间一百三十多年，现存仅不满十种木鱼书。初大惑不解。后深思珠江三角洲半壁，曾饱受明末清初被战火的大屠杀和二十多年之迁海磨难。新安（包括香港）、东莞、顺德、番禺、香山（包括澳门）、新会六县百姓，被清军驱逐杀戮，乡人背井离乡，家人流散失所，生灵十死九伤；千年根生土长之经济、农林牧富渔，百业荡然无存；万年岭南文化，顷刻星散，富庶之乡村邑镇，顿时尽变狼嚎鬼哭空城。直至干隆年间，上述六县经济才元气稍缓，苏醒转活，初复生机。史料展阅，知其劫难涉及珠三角近百姓氏上溯十代的宗亲戚友，一时哀郁，黯伤无言。

　　一　禁海、迁界的摧残

　　广东大珠三角是南明各政权积极扺抗清兵之所和绍武帝、永历帝内斗之地。顺治七年（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攻破广州城，施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数万平民脑浆涂地。此其一。

　　不久，顺冶初年，郑成功占金厦诸岛，威震沿海，掠地资取粮饷。顺冶十三年（1656年）年清廷“海禁令”下，闽粤民多勾结援之，收效甚微。十八年（1661年），清廷为断絶沿海对郑氏之接济，八月下“海禁令”云：（引《清世祖实録》卷四，顺治十八年辛丑八月己未之谕部勅令。）

　　

　　“谕户部：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迫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至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存生民……” 

　　

　　此令使广东全部渔民（多为蛋民）断絶生计，又实为珠三角各县全体百姓由海岸向内缩迁（五十里）之先声。

　　康熙元年三月初迁实施，涉虎门、新安、番禺（包括今天香港、宝安、东莞）“民初不知，兵至驱逐，携妻挈子……哭声震天，死亡甚众。为迁界之始。”（参考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一防省志初迁条。）

　　再迁。

　　

　　“康熙三年甲辰，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于是龙眼都、小榄、古镇、黄圃诸乡皆徙。督迁兵士恣俘掠，知县姚启圣力争之，乃稍戢。初，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番左冀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勤兵长运埔，按名令民自碣曰“木龙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引《广东文物》卷六，页408：麦应荣《广州五县迁海事略》。）

　　

　　说白了，是官兵先计诱藏匿之百姓出山，然后在蚁民被杀戮前，命自刻墓碑，上刻：“木龙冢”，（意即“甲辰之坟”）。民非死于迁徙，则死于官兵。

　　再看二段当时、当地、当事人讲述迁界内外百姓生死之惨况：

　　

　　“……插旗定界，拆房屋，驱黎民迁归。界内设墩台、凿界梗、置兵禁守、杜民出入。越界者解官处死，归界者粮空絶生；祖孙相承之世业一旦摈之而猿啼生死；世守之墓宅一朝舍之而鹤唳。家家宿露，在鸠形尚有余粟，再移之后，曾几晏然。……”（《香港新界跃头温氏族谱·温焕泰之移村记》，转引萧国健《清初迁海前后香港之社会变迁》页110。台湾商务
印书馆，岫庐文库。1987年。）

　　 “……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岁弃三干余万之赋；且地迁矣，又在重兵以守，筑墩楼，树椿栅，岁必修茸，所费不赀，钱量工力，悉出闾阎。其迁者已苦仳离，未迁者又愁科派，民之所存，尚能十之三四乎……”（引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

　　

　　逼迁官兵如匪，百姓狼奔豕突，携老挈幼，慌失惊恐。仅随带少量细软和救命之粮。数百年所建宗祠、村居、产业……，连根拔起，弃如草芥；遗下颓垣败瓦之残村空城，鬼哭狼嚎。昨天富庶繁荣之经济和文化，荡然无存。

　　上述广东珠江三角洲人民所遭受二十多年“禁海”与“迁界”之惨剧，因郑氏在台湾降清，终止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其重兵禁守，防止百姓越界所筑之篱棘关障，始完全撤消，拆除。

　　二　在曲折中前行

　　据作者所能看到研究木鱼的国内外文献，所知有木鱼书版本实物，确证是明代—清·干隆的木鱼书不满十种：（近年或有新发现，本书作者不知者，不计在内）

　　

　　（1)明版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圣约翰学院《花笺记》残本。并无钟氏评语。

　　（2) 明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清康熙五十二年静净斋藏版《第八才子花笺》。实际为钟映雪静净斋藏板，家刻本。有康熙五十二年 （1787) 龙溪朱光曾序 

　　（3)《绣像花笺》六卷，（打铜街)广城胜源堂藏板，清干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封面有“干隆辛卯春镌”，“广州胜源堂梓刻”。 

　　（4) 《二荷花史》康熙年间家刻本（钟映雪评点过的《二荷花史》，疑是静净斋家刻本）。

　　（5)《第八才子花笺记》六卷，莞城明秀堂藏板，清干隆间刻本。有《芸香报主》，后加《瑶仙问觋》，《回话勾魂》、《表诉情由》、《衷情苦别》四段曲词。 

　　（6) 干隆四十一年（1778），莞城华翰堂《紫竹观音出世》。  

　　（7) 干隆戊戌四十三（1704）年莞城进盛堂藏版《新选万宿梁萧》。

　　（8)东莞华翰堂干隆五十八（1793）年刻本《新订九才子二荷花史》

　　（9)《西番锦帛》干隆五十六（1791）年。

　　

　　按：上面九种：《花笺记》五个版本，实质一种；《二荷花史》实质也是一种；《紫竹观音出世》一种；《新选万宿梁萧》一种；《西番锦帛》一种，实际仅五种。寥寥无几，实在萧条。

　　木鱼说唱历经禁海迁界多重劫难，仅是珠三角人民灾难之九牛一毛，皮之不存，毛岂附焉。这就是今天所存明末至康干年间的木鱼书为什么这样稀少的主要原因。直至干隆、嘉庆年间，所受摧毁的六县经济文化，才元气稍舒，苏醒转活，初现生机。我们也相应地看到嘉庆年间的木鱼书数量有所增加。但仅是稍为复兴而已，今天所见亦不是太多。

　　若单就干隆间一种宗教木鱼书与四种人情世俗的题材比重1∶5而言，恰好反映了木鱼书已渡过了最初依赖佛教题材，藉助宗教渠道站稳脚跟的形成阶段。宗教题材终于从数量的优势地位，逐步回归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让位于社会和历史无限丰富的题材，而且成为日后木鱼发展的一个总趋势。

　　正因干隆年间世俗人情木鱼书的传播，在农村中下层，特别是妇女阶层，造成冲击正统文化道德，收拢人心的的效果。有个别统治者已敏感到这种新型七字说唱的离经叛道，对封建道德伦理威胁严重性。例如《顺德县志》记载：

　　

　　先是有“摸鱼歌者，岭外人谓之南音，大率七字成文，词多淫亵。”每逢赛会迎神时，“往往妇女群出聚现。干隆十年时，顺德县知县王之正（午塘)责其事于保甲，令就地各召父老训诫事束之。”“之正就俗所尚，仿其体自编《孝》、《弟》、《忠》、《信》四词，日给斗米，令瞽者循途唱之，和以弦索。”（以上引之俱见咸丰《顺德县志》列传一。）

　　

　　这种以“日给斗米”雇人仿木鱼书曲体，宣传孔孟之道的官方势力与珠江三角洲人民爱戴传唱的《花笺记》和《万宿梁萧》的民心之间，作不自量力的抗衡。除了把木鱼变成索然无趣的儒家伦理宣传外，只能成为木鱼史上一个笑柄。

　　就粤地外来说唱因素而言，在木鱼形成期的孕育中曾经作为不可或缺的营养：宝卷、词话、弹词、淘真等姊妹曲种的外影响并没有减弱，或者可以说，唯到了木鱼的成长期，方能显出各自的重要作用和本色。

　　首先是七言诗赞体和弦索伴奏过门的主要格局已经稳固下来了。七言韵唱附以极少量的散说，并以三弦和琵琶伴奏，演员多是盲人，这显然分别从淘真和弹词化出，继承先秦瞽蒙而来。个人休闲时，使用木鱼击节吟诵，或边走边敲木鱼，唱诵（为之走唱），则显示出佛曲和宝卷的情缘未了。

　　其次是词话、弹词和小说的文学叙事性使木鱼以短调（踏歌时调)中分化出“数百千言”的长调（长篇木鱼)。这种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载“日某记、某记者”的歌体是一种广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叙事歌体。这种崭新的曲艺由于故事生动曲折，格调委婉柔和，悦耳曼节长声，散板吟唱；善于开展叙事和刻划人物，尽管演出时多为“竟日始毕一记”（即：要一天才能演唱完毕），但面世后，直令岭南的城乡集市和庙观瓦肆的听众“感泣沾襟”，大受欢迎。

　　“适时择令，岁时节目演出”是当时木鱼的一个特点，也是弱点。这种商业化水平低下的天生弱点（如无固定演出场所，无固定听众，演员多是盲人等)，作为岭南曲艺之母，遗传给后来衍化的龙舟、南音、板眼和粤讴，却始终没有超越这种限制，始终不如江浙弹词那样具有长盛不衰的市场生命力。

　　如明代南海籍诗人邝露就在上元节元宵之夜看见在万众欢庆的百艺中有家乡的说唱技艺“琵琶弹木鱼”。亦有如观音诞和佛家的浴佛节（洗太子)众多“妇女聚会”的节日，倩“瞽师唱乞”。歌本是从宝卷经下层文人修改编、撰移植到木鱼，除个别文人单独创作外，最先从宝卷转化为木鱼的，多是带有宗教和劝善性质如《观音出世》和《观音化银》之类，再进一步增添人情方面“日某记、某记者”的内容。

　　节日斗歌也是当时木鱼歌大显身手的机会。

　　“歌伯斗歌，皆着鸭舌巾，驼绒服，立行凳上，东唱西和，西嘲东解，语必双关，词兼雅俗。大约取晋人《读曲》十之三，东粤《摸鱼歌》十之四，其余三分则为《竹枝》调出。观者不远百里，持瑰弄物为床头。”（见《广东新语》）

　　屈大均这段话道出了“木鱼歌”（摸鱼歌)已成熟独立。“以十之四”在竞争中胜出。“观者不远百里”，点出了精神需求的市场已经出现；而“节日斗歌”又表明瞭木鱼歌与历史上的民歌营养、血肉渊源上的基因关系。    

　　神韵派的诗人渔洋山人王士祯，生于明末，清初为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奉命告祭南海，写下了《南海集》。其中有两首竹枝词，涉及木鱼歌。録一首：

　　

　　潮来濠泮接江波，      鱼藻门边争绮锣。

　　      两苹画栏红照水，      蜑船争唱木鱼歌。

　　                 

　　渔洋山人在广州西濠口（或濠畔街)之涌旁和珠江边的柳阴下亲临过“船争唱木鱼歌”的场面，又观赏过“队队龙舟出浪中”，“潮来濠畔接江波”的龙舟竞渡。江晚时分花艇中像“杜鹃”一样的歌声，唱出“别离无限思”的愁绪，令这位北方诗人领会到羊城粤地的多彩多姿的风俗和木鱼歌的地方风味。

　　以木鱼歌在国内的流传范围论：伦敦英国博物馆东方图书部在咸丰六年五月八日（1856年6月10日)入藏该馆的“考文堂藏舨”，卷一为“二酉斋花笺文章”的《绣像第八才子书》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所藏的“文畲堂藏版”，卷一为“二酉斋花笺文章”的《绣像第八才子笺注》（1832年后入藏)，均发现这两部《花笺记》部分页心鱼尾下刻“芥子园”的堂号记识，这是广东木鱼书（《花笺记》)刊刻和流传的地理范围的一个突破。这样一个即使在广东广府地方读书人中，亦十分著名的金陵刻书堂号—芥子园，便把木鱼书这种珠江文化一下子辐射到长江文化集散之地南京，便把充满广府方言的《花笺记》和专写“奇情”的风流才子李渔，包括他创建的书坊堂号“芥子园”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把《花笺记》作为一个重要的岭南文化因素，添加到江浙文人品书读曲的才子聚会圈子之中和江浙出版堂号圈子的文化系统之中。历史上出现由一本名著而引起经济发达的两大区域的文化和文字之交流，不是絶无仅有，但《花笺记》在江浙流传，无疑是一件在考据和研究上具有广阔空间，令人十分兴奋的事情。

　　其实，由此得出“金陵芥子园刊刻、出版过广东木鱼书《花笺记》，这样的结论，也絶不是孤证。无独有偶，上述两例“芥子园”藏版卷一“二酉斋花笺文章”的“二酉斋”，就是又一个证据。考“二酉斋”，也是南京清代一间书商的堂号，虽未查见有小说出版，但曾在1786年（干隆五十一年)刊刻过严蔚辑存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等书籍。

　　再是，内行人只需看看上述版藏《花笺记》正文之前精美的绣像绘图，整体的刻工、印刷水平，不能不确认为芥子园的优良刻印工艺传统。《花笺记》版本专家梁培炽亦承认：英国博物馆藏本（芥子园版)“全书刻工字迹清楚秀丽”；英国亚洲学会版本（芥子园版)“字迹极清楚，刻工亦佳”。

　　广东第一个曲艺品种木鱼书在明代形成，对岭南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在这外地文化和本地文化创造性合力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从《花笺记》和《二荷花史》来看，若干文学艺术修养水平较高的地方文人，从木鱼书最初成长阶段，就参与“歌本”的创作，他们对木鱼书的体裁、韵律、句式的组合和整个体式都作出了成功的尝试和贡献：丰富了以当地民歌、民謡为基础的檏素的艺术风格，提高了木鱼书的艺术品格，形成了《花笺记》和《二荷花史》为首的木鱼书风格流派——“清丽派”。当然，我们不否认清丽派的开山之作与现代的木鱼体式尽有不合之处。如以陈卓莹先生五十年代所总结的木鱼体式为准绳（包括起式、正文、收式、上下句阴平阳平之押韵等等规则和音律)来检验《二荷》和《花笺》，那么，连续之上句，阴阳之错韵，起式、收式之不规范，不难随篇可见，直令人以为是外江曲种和江浙评弹。

　　现在我们所知木鱼的体式和音韵规律，是清代中后期左右固定下来的（当然后来有所发展)，如果拿来匡正明代后期最初形成的木鱼歌，就等于要求刚刚出世的木鱼书不需要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这种过分的要求和苛刻的评价标准，显然是不符合曲艺品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观，更谈不上对木鱼书早期作充分细致的阶段学术分析。

　　总之，作为木鱼书脱离了形成期进入成长期的标志，我认为有下列几点。

　　一、长篇叙事作品有家刻与坊刻两种方式的出现。按理，长篇叙事木鱼书数量不会太少，可惜仅知明—干隆的名篇仅《花笺》和《二荷》，莞城造盛堂的《新选万宿梁萧》等五种  此外就是一种钟氏提到，知其名而不知内容的《四美联床》了。

　　二、是出现了社会上公认的木鱼优秀作品，形成瞭风格婉丽清新的清丽派。以《花笺》、《二荷》为开山的清丽派，日后又有所继承和发展，如《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木鱼书改编本。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民间说唱创作的一个优秀成果。

　　三、继《七才子书琵琶记》（毛声山父子)之后，《花笺》和《二荷》向天下宣告，桑间渔唱之木鱼，敢以“八大才子书”与“七才子书”同登大雅之堂。日后又脱离金圣叹系统，独立另起炉灶，由一排至十一，显示出木鱼书序到对峙诗词正统主流文化的信心和勇气，草根文化卓立不群，高傲不屈的姿态。

　　四、承继李卓吾、金圣叹民间评点小说之风，有木鱼书批评家如朱曾光、钟雪映等人研究和评点岭南优秀木鱼书《花笺》、《二荷》，开创了木鱼书的文学批评和木鱼书才子系统，引起了金陵文人和出版商的重视，有助于木鱼书流传扩至大江南北。

　　明清之际，天命舛然。广东说唱木鱼依然在曲折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