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鱼歌为什么称“木鱼”？木鱼又为什么要与“歌”结合 ？那么，首先要追寻“木鱼”与“歌”的历史。

　　木鱼 ——前身是木雕鱼形鸣击器，后来演变成宗教法器木鱼，这就注定了寺院、道观与木鱼前世今生的不解之缘。

　　歌 ——前身是蛋民水歌（咸水歌）这也注定了广府珠水与木鱼歌绵绵不絶的养育恩情。

　　那么，我们就先从道教、佛教的法器木鱼说起，古老的木鱼却摇头说 ：难哪，——“不要问我从那里来”。

　　一　木鱼从道教中来

　　根据文献，道教使用木鱼作为诵经法器，早于佛教僧人。

　　唐五代时，有个士大夫王定保，他在一本称为《摭言》（《摭言》，又称《唐摭言》，15卷，唐代笔记小说集，详记唐代贡举制度，其中多为史志所未详。撰者五代王定保（870～940)，南昌（今属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进士及第,为容管巡官,后遭乱不能北返，入仕南汉。大有十三年 （940)，由宁远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笔记中写下了有关木鱼一段有趣的对话：

　　

　　有一个白衣（白衣 ：即俗家之人。因当时西域社会一般人多穿白衣。）问天竺长老云：“僧舍为什么都悬挂着木鱼？”答曰；“为了对众僧人警示。”白衣曰：“那警示又是为了什么因由？”长老不能答，白衣又去问悟卞法师。法师曰：“鱼是昼夜不闭眼的，要想修行到高道行，那就向鱼学习，因此纔到处悬挂木鱼。”

　　

　　上述对话中，身为五代时的长老和悟卞法师，为了掩饰对木鱼历史的无知，只好胡说一气。因为很久以来，几百年了，僧侣们实在弄不清，木鱼在道佛两教的渊源和历史，证示了三清像前和观音大士旁的声声木鱼，有意无意的布下了种种的历史疑案和迷雾，转化为千年轮逥，前世今生说不完的木鱼因缘故事。

　　历史文献上最早的木鱼，应是出于1988年出土的四川金堂县扬柳乡出土的汉代石棺画像，（见高文《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65页。）画像中显示悬着一“鱼”，据考，应是一种可以发声的打击鸣器。可以说汉代那时，民间已有使用鱼形鸣器的习俗。如果考虑到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同时出土的石棺画又多是神仙传说，那么，推断当地道教已经使用鱼形木鸣器或其他质料的鱼形鸣器也是较合符情理的事实。

　　次早是晋宋时的笔记小说，也反映道观和道士已有木制的鱼形鸣器。

　　《异苑》（《异苑》：志怪小说集。 南朝宋刘敬叔撰。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称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参军,元嘉三年为给事黄门郎,太始中卒。）卷七记载：有道士，姓蒋名道支，在岸边发现水中浮着有一木制的东西，便将它刻为鱼形，并在鱼肚内收藏记録道家符禄的纸条，于是常年带在身边。二十多年后之一天，忽然不见了。晚上梦见有人对他说：我到湘江去游玩，路过湘君庙被二妃留下，现在回来了，水边就可以见到我。蒋道支天亮到了岸边，看见打鱼人网到了一条鲤鱼，就买下来，剖开它，得到了先时所携带的符禄纸，方悟到是梦中人还给他的。过了一会儿，有五色气，直上入云。后来有人拜祭湘君庙，看见那个木鱼，还在二妃的侧边。这个故事说明瞭晋宋时，木鱼已被道教所用。

　　再是唐明皇开元十三年（725年），衢州建道观，挖地基，得一鱼形物，长三尺，形状似铁，又如青石，叩之甚响，不知怎样来称呼它，于是进贡给皇帝。玄宗遍问百官，都不知是什么。玄宗就命名为瑞鱼磬，下令把它悬挂在道教太微宫，非讲经和设斋大会不得使用。南宋的谢守灏也在《混元圣纪》（《混元圣纪》，全称《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宋谢守灏编，共九卷，收见于《道藏》，多是道教神仙传记。宋时，真宗崇道,封太上老君号：混元上德皇帝,书名由此而来。前有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陈傅良序,绍熙二年（1191)谢守灏进表。）卷八这本书中记下了上述这件事，不过，末了多了一句话：“宫观有木鱼自兹始也”。上面这三小典故都表明了道教先于佛教，在唐或唐之前使用木鱼的情况，比我们一般常识认为木鱼源于佛教略有不同。

　　道教中的道乐所用木鱼，名木鼓，圆形雕成鱼状，俗称鱼子，分为大小木鱼。小木鱼可握在手中敲打，大木鱼通常放在经案右边，以右手敲打。节奏要配合经韵念诵，字音要准确落在木鱼的点子上。道籍秘诠《无上秘要》（《无上秘要》列于《道藏·大平部》中，集诸天仙经文，威仪戒律，解范修道秘要众品，为道家秘诠宝典。）云：

　　

　　“木鱼清磬，振醒尘寰。”

　　

　　这个“振醒”并不需求强烈的起伏和冲击，而且强调节奏与生理的呼吸合一；融入柔和、诚虔的情感和进入身心放松，静若止水的悟道心理状态之中。

　　据元刊《全真正韵》乐谱已有木鱼和其他法器的合乐奏法，这大概是木鱼参加合乐较早的文献记载。全真教派一向主张三教合一，因此难于估计木鱼是不是从佛教合乐诵经中借用过来的。全真道人在诵经时，木鱼是规定必用之器。既可单独伴奏长篇经文的吟诵，也可与铛镲配合为特定的牌子，不歇地伴奏韵文。如施食科仪程式中所韵颂的《救苦经》（见于《道藏》。据说道教的上清灵宝天尊专为救苦天尊说了一部经，名为《太上洞玄灵宝救苦妙经》，即是道徒在晚坛功课中念诵的《救苦经》，亦俗称《木鱼经》。），众道徒以急板一字一音，单音颂念，气势奇持,又因仅以木鱼伴奏，气氛玄奇，道人多称为之《木鱼经》。

　　二　木鱼从佛教中来   

　　究竟道教还是佛教先使用木鱼呢？从上述看来，道教似乎占了上峰，但是未必。请看下面一则编号为“1051”的中国乐器组合形式録：

　　
“组合之乐器：笙、管、笛、云锣、鼓、铰子、引磬、木鱼、忤钟、手鼓、磬、铛。

　　乐器类属：吹3、打9、共计乐器12。

　　出处：五台山“青庙”乐队。注：汉（代）”（引唐朴林《中国乐器组合録》15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9月。）

　　

　　是否从汉代开始木鱼就作为法器参加了佛教法事仪轨的合奏呢？显然疑点甚多，还需要有进一步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链，不能今人说一句“汉代”就足以取信。

　　古代官方正史较早提到“木鱼”的是《隋书·高祖帝纪下》：

　　

　　开皇九年“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 

　　

　　显然，这是指一种信符和兵符。后来的《原始制作》虽称：“隋设木鱼，僧志林造”。不过，“僧志林”至今无考，却透露出和佛国有多少渊源的信息。

　　木鱼法器在佛教之起源，有各种超凡入圣的传说，若认真检索起来，有好几十则。下面一则是关于木鱼的起源，辗传变异，流传于印、中、日三国，藴含有各国民俗跨文化意味，而且又有趣的“鱼腹儿”故事（大意）：

　　

　　薄拘罗（Bakkula）生于古印度大陆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孩提时父亲续娶后母，视之为眼中钉，曾五次谋害于薄拘罗。有一次后母把他推入河中，被一条大鱼吞食了，恰好薄拘罗之父买到渔夫捕获的这条鱼。父亲拿刀剖鱼，薄拘罗在鱼腹内唱道：“愿父安详，勿令伤儿。”父亲便小心地剖开鱼腹，把孩子抱了出来。凡历种种磨难，薄拘罗便成了释迦牟尼的弟子，无病无灾，活到一百六十岁。

　　                        —— 引《付法藏因缘传》卷三 （见《付法藏因缘传》卷三。吉迦夜、北魏僧正昙曜共同译出，刘孝标笔授。）

　　

　　当上述这个南亚次大陆佛佑弟子的佛经故事，越过喜马拉阿山，来到中国，却选择与木鱼结因缘，成为了中国人关于木鱼起源传说的一部分。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应邀率30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广为传法。顺治十六年（1659年），日本皇室赐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地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规制悉照中国旧例，也取名“黄檗山万福寺”，隐元成为日本黄檗派的开山鼻祖。据说由于隐元在日本佛数中的地位和本人的推行，自始日本寺庙自始广用法器木鱼。不久，一则有关木鱼起源的中国佛家传说，在日本流行起来：

　　

　　玄奘大师自天竺归，途经蜀道时，巧遇一长者。此长者丧妻，有儿甫三岁，其后母恶之，趁长者出猎时，从楼上将孩儿掷入水中。长者哀其子故，为其设斋供僧。此时适遇玄奘大师到来，长者欢喜迎请第一座，然而玄奘大师却不食。并告诉长者：“我长途跋涉，非常疲劳，希望能得鱼肉吃之。”在场者闻言皆大惊，长者欲出买鱼，玄奘又嘱咐他：“一定要大鱼才好。”长者于是买回一条大鱼，才割开鱼腹，就见到自己的孩儿在鱼腹中啼哭：所没之儿啼在鱼腹中，长者大欣欢。玄奘大师说：“这是此儿夙世持不杀戒果教，所以现今虽被鱼吞，却得不死。”长者问：“如何报鱼恩？”玄奘大师告曰：“以木雕成鱼形，悬之于佛寺，于斋时击之，可以报鱼德。”即今之木鱼是也（故事据《禅林象器笺·呗器门》所引唐·玄奘《指归曲》。《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二十卷。日本临济宗无着道忠所编之禅宗辞典。收在《现代佛学大系》第六、七册；《禅宗全书》第九十六、九十七册。全书类聚禅林规矩、行事、机构、器物等用语、名目之起源、沿革以至现行（撰述当时）之意义，并列举典据，加以详释。所收内容广泛，解释详细，堪称佛学百科全书。）

　　

　　不过，上述玄奘鱼腹得儿的故事，并不载于玄奘的传记《慈恩传》。

　　孝行果真法力无边。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伦理辐射，不但改造了传入了中国的外来佛教，完成了本土化，玄奘又把印度“鱼腹儿”的传说与木鱼的起源合二为一，注入百姓孝敬父母的人之常情——中国普世道德。当然，法器木鱼之推广和起源之传说能飞渡扶桑民间，隐元大师自是功不可没。

　　既然佛教从印度传入，木鱼随佛法东传而到中国也很自然，所以，木鱼源于印度此一说，势力最大。

　　木鱼是古印度寺院的常用法器之一，其它法器还包括钟、鼓、板、磬。这五种法器被统称为“犍椎”，是梵语chanta的译音，又译作犍稚、犍地、犍槌等。原意为敲击各种法器的声音，又指这五种法器。

　　若说木鱼，在佛家法器中实有二种，名称有时也混淆不清。 一是悬挂起来做梆子用的木鱼，又称鱼梆、鱼梵、鱼鼓、鱼板、饭梆、粥鼓。 一是诵经时用的木鱼，又称鱼鼓。下引二则木鱼在寺院应用之规则：

　　

　　㈠“木鱼响，不得入堂，或令行者取钵，堂外坐。”（南宋·无量宗寿撰《日用轨范》，又称《人众日用》、《日用小清规》） 

　　㈡“木鱼，斋粥二时，长击二通；普请僧众长击一通；普请行者二通。”

　　（上引元代百丈山德辉禅师《敕修百丈清规·法器章》） 

　　

　　
唐代寺院有两种木鱼。一是长（形)木鱼，也称作“梆”，一般悬挂在斋堂、浴室及库堂前作为报时和集合众僧之用。唐人司图空有诗《上陌梯寺怀旧僧》云：

　　

　　“松日史鸣金，山风向木鱼。”

　　

　　即指这种长型木鱼（又称直鱼)。另一种木鱼“刻木为鱼形，空其中，敲之有声……今释氏赞梵呗用之”，谓之“团鱼”，唐人却称“鱼鼓”。雪蜂义存诗《咏鱼鼓颂》云：

　　

　　“可怜鱼鼓子，天生从地养，粥饭不能餐，空肚作声响。”  

　　

　　另一种是念经打击的法器小木鱼。

　　佛门各种法会仪式，都需用木鱼和其他法器。执持和打击木鱼有一定的程式。宋代的《禅门日诵》所载“七期念佛仪”能见其详：

　　

　　“接往生咒三遍，起佛偈，念佛，领众经行半支香，鸣磬一下接（木）鱼，举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念至香到。主七师高举佛一声，大众收佛回问，止静。……少顷，主七师鸣乎磬一下，悦众师接小（木）鱼至三通，主七师举起佛偈，念佛，规模同前。”

　　

　　木鱼在上述佛仪中能起到调整音节的作用。木鱼和其他法器的配合，完全像乐队的器乐合奏一样，极有规则。下面例举江苏苏州灵岩山寺早课中唱诵《香赞》的打击乐谱（打击乐谱见王景琳着《中国古代寺院生活》91-92页。）：（仅举一句)               

　　

　　宝鼎‖热‖名‖香｜0‖0｜0‖0｜                      

　　△　△　⊙

　　⑴“△”表示敲响大磬后即捺住，使之不发余音。

　　⑵“｜”“‖”表示吊钟（类似钲)，“鼎”字念诵后敲两下吊钟，“名”念时也敲两下，“香”字后“｜”表示一下。第一个“0”停一拍后二下；第二“0”停一拍后，表示一下

　　⑶“0”表示大鼓和木鱼。规定凡敲大鼓同时敲一下木鱼。    

　　⑷“⊙”表示大磬。

　　木鱼在佛教梵呗音乐小打击乐队合奏中，强调顿挫，节奏感更加鲜明奏中，起到强调顿挫，节奏感更加鲜明的作用，用以营造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在个人闭目诵经时，僧侣通过法器木鱼节奏的心理暗示，缓缓地进入独持的个人宗教精神世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地强调木鱼在寺院法器打击乐中的节奏性和音乐性，以及稍稍梳理一下法器木鱼的渊源历史，是为了下面论及“早期木鱼书形成的叙述方便，也是为了讲清作为法器之木鱼与珠江三角洲民謡结合的因与缘作一些铺垫。

　　说唱木鱼之为什么称木鱼，当然与法器木鱼有莫大的关系，而且与孕育时的宗教文化生态渊源非浅。早期的木鱼歌还有二个流行了几百年的别称：沐浴歌和摸鱼歌，也是一个谜。一个说唱新品种诞生时的冠名（还有别称），并非钦赐与官封，而是由当地干万受众的远识慧眼，依社会大众命名的潜规则无意而定。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冠名和记忆的背后，往往了隐藏着后来一群痴迷的学者花了几代人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一定追寻到的历史真相。

　　三　木鱼也思凡

　　从木鱼的实际用途来说，木鱼最先应是先民所用击鸣器之一种。他们在古代早就懂得利用击木共鸣的原理，以濡木撞钟击磬，从而与鱼发生的联想，这在历史上肯定比利用到道佛法器上为早。先秦有神话相传：大海中有鲸鱼和一种名为蒲牢的海兽，蒲牢素来怕鲸鱼，鲸击蒲牢，则蒲牢大叫，后来的人就在钟磬上雕蒲牢之形，并将撞木雕成鲸鱼的形状，以求声音宏亮。东汉·班固《东都赋》有“于是发鲸鱼，铿华钟”句，证明汉代仍流传雕木成鱼，击之发声的古代传说仍在流传。 

　　据《晋书·张华传》记载：  

　　

　　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张华取四川桐树之材雕成鱼形击鼓，石鼓果然大鸣，声闻数里。宋僧道诚独具慧眼，深知木鱼发声之根由，因而在他的著作《释氏要览》中独出一说，引述其源道：

　　“钟磬、石板、木板、木鱼、砧槌、有声能集众者，皆名犍椎。今寺院木鱼者，盖古人不可以木朴击之，故创鱼象也，又必取张华相（桐）鱼之名，或取鲸鱼一击，劳（蒲牢）为之大鸣也。” 

　　

　　上述记载了木鱼之二种起源：功用发声和或借鲸劳相博击。说明木鱼最初只是民间发声之用，并无宗教色彩。汉代道、佛同显后，才升入道观和佛堂。作为神圣法器，来源上也引入了出于印度寺院健椎之说。这种意义上的变化表明，木鱼概念内涵有过一次从民间到宗教殿堂的重要变化和转换。

　　木鱼也思凡 。

　　如果说木鱼未能乘唐代面向大众的“俗讲”之势（下面几章再论）冲破森严的寺院大门，那未，浸染了近代城市文化春天气息的宋代，木鱼已经尝试走出丛林的高墙。由于木鱼梆子传声远处的效果，跟钟磬一样，因而就不仅寺院，民间也会采用，元代描述宋事的《水浒传》第一回即有：   

　　

　　“梆子响时，谁敢不来？”

　　

　　当然，唐五代时，民间还没有这样的鱼梆。另外宋代于夜中报更鼓，也有采用鱼梆子的，北宋孟元老所着的《东京梦华録》也记载了一则以木鱼梆报晓的事：

　　

　　“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方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

　　

　　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南宋耐得翁着。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一卷。耐德翁系别号，姓赵，余无可考。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洛阳名园记》，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写成该书。），记载了南宋瓦肄众多技艺中有“说经”一门。是在勾栏中“演说佛书”的，说些什么，没有详说，想是其中会类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中三藏法师所吟诵七字韵句，以此敷衍佛界与人界关系中世俗的故事。不过，诗话演出的具体情形至今无法稽考，似乎消失了。但从生生不息说唱史的角度看，从南北朝至唐俗讲宗教说唱之一脉，不但有崛起的宝卷接续出场，也是为了另外一条俗文化的主脉：明代以城镇民歌和下层民间说唱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作好了外围的铺垫和呼应。

　　元末明初，战乱频仍，在宋金元饱受战火摧残的人们痛定思痛，从地上转向天上的宗教（包括各种民间教派），寻求精神上永恒的“乐土”。 据说宝卷在北宋已经有，相传出现较早的《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在北宋崇宁二年（1103）在武林（杭州）所作，不过，至今仍见有证据充分的考作。在此社会背景下，充满佛号诱惑力的宝卷，以特殊的社会功能异军突起，渐以文学化和世俗化的包装在民间说唱中争占一席之位。这是佛教文学自唐代俗讲由盛而衰，宋代“消隐”后，至明代再度的复兴。而法器木鱼为亦随着宝卷的宣演，走入人间的千家万户。

　　于是我们在兰陵笑笑生所着的《金瓶梅话词》这本长篇词话中，看到了多次描写明代在家庭宣演宝卷时，出现击木鱼用之说唱的场面。书中第三十九回又描写王姑子与大师父宣卷吃过茶食后：

　　

　　“月娘重新剔起灯，炷了香，两个姑子打动击子儿，又唱起来了。一边唱，一边敲木鱼和磬钟。”

　　

　　读者不但看到了边唱词话，边还要按节拍击木鱼，还闻到了伴奏的木鱼散发着多少佛国的气息。此时（明万历左右），在靠大海的广东珠江三角洲，木鱼早已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在珠三角农村城镇流行开来，这种岭南前所未见，颇具魅力的说唱新品种、新势力、新凤气，已经旋风般刮进了明代佛山第一家族霍氏的精神防御大门，这种之前毫不见经传，号称木鱼的下层说唱，以难以想象的诱惑力和触动心灵的话语，轻经煽开了佛山上层贵族霍氏“三五成群”大大小小姑子和少女的心扉，把儒家关于妇女的“三从四德”和大家“闺范”冲决得七零八落，以至霍氏族长对“木鱼邪调”轻而易举地传入豪门大族的重大事件，痛心疾首，并以此在《霍氏族谱》中铭下教训子女的箴言，作为后世霍氏家族心恶痛絶的警示。（本书下面另有专门章节分析论述）

　　与上面所述宝卷、木鱼流行同步的万历年间，社会上先后出现了两本记载世俗乐器“木鱼”的百科全书式类书。

　　第一本是《事物绀珠》（《事物绀珠》，四十一卷。 明黄一正编。一正字定父，扬州人。是编成于万历辛卯。《明史·艺文志》着録四十六卷。《四库全书提要》评：今考其目，自天文、地理至琐言、琐事，凡四十六目，非四十六卷也。所録典故，率割裂饾钉，又不着原书之名，是虽杜撰以盈卷帙亦莫得而稽矣。质量不高。），（明）黄一正编，四十一卷。一正字定父，扬州人。是编成于万历辛卯（1591）。内中在“音乐部·乐器类·木属”，记録了六种木制打击乐器：

　　

　　“柷、敔、拍板、柝、木鱼、乐句”，木鱼名下有释：“木刻鱼形，窍其中，击之”之句。

　　

　　第二本是王圻所撰《三才图会》（《三才图会》，为明朝人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録类书。于1607年完成编辑，并在1609年出版。又名《三才图说》，有万历本传世。所谓「三才」，是指即「天」、「地」、「人」，此书就是要说明这三界中的一切。 书成于明万历年间﹐共一百零八卷。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前三门为王圻所撰﹐时令以下十一门﹐为思义所撰﹐全书又经思义以十年之力加以详核﹐始成就绪。当中一些地图是改编自传教士带来的国外地图，所以《三才图会》被誉为明朝缯图类书的佼佼者。 ），百科全书图録式类书，编成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内中在“乐器类·木鱼”栏下释有：

　　

　　“刻木为鱼形，空其中，敲之有声。”

　　

　　这二本明代类书所记録木鱼的状况，相应地说明瞭木鱼作为明代社会的世俗乐器，早已流行多时。既具有为法器、宗教乐器的功能，参与“释氏赞、梵呗”的仪轨合乐，又备有世俗打击乐器的用途的二重性身分。果然，木鱼在世俗音乐中分工合奏的作用，明中期时有记载。据《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五“俗乐曲有所本”记载：

　　

　　“今有十样锦者。鼓、笛、螺、板、大小钹、钲之属，齐声振响。亦起近年，吴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旧。”

　　

　　上述《万历野获篇》所记载正德年间就流行的“十样锦”的七种乐器之外，那么究竟有没有木鱼呢？在清人叶梦珠的《阅世篇》有解释：

　　

　　“吴中新乐，弦索之外，又有十不间，俗讹十番，又曰十样锦。其器仅九：鼓、笛、木鱼、板、拔钹、小铙、大铙、大锣、铛锣，人各执一色，惟木鱼、板，以一人兼施二色”。

　　

　　既然木鱼是明清民俗音乐中组合的乐器，那么，记载亦渐多。清干隆时，木鱼又出现在十番鼓，1793年刊行，李平所着的《扬州画舫録》卷十一载有“十番鼓”合奏，佐以“木鱼、檀板”。

　　又说：

　　

　　“是乐不用小锣、金锣、铙钹、号筒，只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

　　

　　上述多项有力的证明：作为道佛法器的木鱼至少在明代前中就从寺院和道观已走向俗乐。戏剧性的是木鱼在明末在木鱼歌边走边敲边唱（走唱）的伴奏地位被琵琶所代替，清初时，又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中继续作为词素保留在木鱼歌的概念之中，（下面概念史讨论时再继续分析）。

　　古老的木鱼经在今天现代音乐中并非没有迥响，而且木鱼的佛韵梵音的交响乐在今日佛寺中惊天动地。请看2006年9月28日《大河网·大河报》为音乐家谭盾在河南嵩山举办《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所写的文章《撩起禅宗少林的神秘面》中的几段综述：

　　    音乐家谭盾介绍：

　　

　　    “我和少林寺、大相国寺的乐僧切磋中原古乐时，他们演奏了一首《菩提树》，用的乐器是木鱼和木筹，要知道木筹早已经失传了，只有这两座古寺才有，所以僧人的演奏把我震傻了。所以我在“禅宗大典”原有的四个乐章中增添了一个，就是现在的‘木乐·禅定’………”

　　

　　第二章

　　

　　“主乐器就是木鱼，木鱼是佛门法器，谭盾却把它变成了音乐。多声部的木鱼讲述着少林武僧成长的历程：顽皮的少年，修持的壮年，平和超脱的晚年，构成人生完整的经历，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在这一场中，你可以看到，传说中的牧羊女赶着羊群走来了，歌声打破木鱼的沉闷，给这片佛国净土带来人间的快乐。禅，于是有了世俗的美丽……”

　　“演出时，你会在木乐一章中看到，僧人和孩子拿着一千只木鱼在山中排成一线，演奏《木鱼歌》、《木鱼经》、《木鱼功》，逐一敲响木鱼，声音像是在流动。……”

　　

　　一千只木鱼声声的禅意变成了诗意，化成了现代人类又一个乌托邦的境界了。

　　概念史讨论：

　　［一］ 木鱼是本书所设定的木鱼概念史第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元概念，因为抽出了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什么木鱼说唱史。在木鱼发生学的时间轴上，这个概念的发育起始于先秦神话中有趣的描述：“鲸击蒲牢，则蒲牢大叫”，而“发鲸鱼，铿华钟”（东汉· 班固《东都赋》）。不啻是秦汉先民根据海洋鱼类相斗击的状况，作出“天人感应”式的诠释和领悟，从而制作鲸鱼鸣击器。因而，民用鱼形木质体鸣器，应为木鱼的概念第一个（也是第一阶段）所界定内涵的定义。

　　〔二〕根据上述史料，自从汉代道教产生，木鱼被道教所用，经过漫长的岁月直至今天，木鱼都是作为召集以及念经、宣卷、唱赞、合奏佛曲所使用的法器和乐器。于是木鱼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产生了第二个更迭性定义：法器木鱼。这个意义超凡，进入天国的宗教性定义，二千年来一成不变。若以千年作为时间计量单位，完全可以进入汉语词彚库中超稳定的词彚层，深刻为历史悠久代代相传民族的集体记忆。

　　〔三〕自汉代民间木鱼成为宗教法器，享受了香火千年，可是到了明代初中期，思凡的木鱼又分出替身走出了寺院、道观，分别指向了二个方向：一个是加入了世俗民乐合奏，成为纯粹的民间乐器；第二个方向是在元明之际，木鱼借道佛争取信众入俗之机，参与和广东首个叙事说唱的形成。终于走完了从民间——神堂——民间的一个回归过程。

　　这种参与的原始形态，以往还保留在广西玉林和钦州地区白话木鱼之唱诵状态之中：“连走边击，边击边诵（属“走唱”的曲艺形式）”（参见《中国民间歌曲集·广西卷·序言》）

　　〔四〕不久，木鱼在粤调说唱伴奏的位置，在明未被琵琶代替了。音乐性单调的木鱼无奈地半撤出了民间说唱，仍十分顽强地在木鱼节目中保留了（以《观音出世》为首的观音系列）一块宗教性飞地。幷且以强大的民族宗教记忆为支撑，以宗教标志——木鱼（名词），作为词根，与当地民“歌”结合，促成广东第一个说唱品种木鱼歌的诞生。

　　〔五〕木鱼作为独立的一个名词（概念），既可以作为词根，让其它词素粘附；又可以作为词素，去粘缀其它词根，产生一系列与木鱼相涉的新名词。于是木鱼（体鸣器）、木鱼（法器）、木鱼（世俗乐器），木鱼歌、木鱼书等一系列的木鱼概念，组成了本书木鱼概念史第一组概念。这五个概念分别代表木鱼概念史五个独特内涵的阶段，前二个概念（阶段）虽然同名（木鱼）却实异。民间功用和宗教性乃是它们根本区别。从说唱史的角度，又可以看作是木鱼前传的概念。后三个概念（阶段）在下面各章继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