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开煌教授，目前任教于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并为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为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的重要学者。本文清楚地陈述两岸六十年的的政治定位变迁，并从中探索北京用语与态度的变迁，且从政治学理与法律学理对两岸的政治定位提出分析。更重要的是，对于在面对两岸政治定位时，台北方面应有的思考与准备，作者提出了极为宏观与深刻的建言，值得朝野深思。基于本文之完整性，特以本文为本书的代结论。

　　政治定位问题浮现

　　两岸分治已逾60年。在1979年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前，并没有两岸关系，只有分别的大陆问题和台湾问题，1980年代初期大家还不警觉，然而1987年两岸交流开始，才真正带出了两岸关系这个新课题，在新的课题中，两岸相互政治定位的问题又是两岸关系真正得以长治久安，关系稳定的本质，所谓「政治定位」，应该是指在政治我们是如何看待对方，或是把对方看成什么，同时由此延伸出双方在政治上的关系。两岸定位到目前为止，确实已经有若干正式与非正式的建议。例如1991年中华民国的《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又如中共在1993年的白皮书中，提出「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的论点，但是两岸双方一方提出「现状定位」，一方回应「未来定位」，完全没有交集。其后的两岸关系在运作不断出现磨擦、曲折甚至以紧张、冲突，应该都与定位问题相关；对大陆而言，对「定位」问题并没有急迫感，因为北京在国际间自有定位，不必在两岸关系来证明自我身份，但是台湾在「定位」上的焦虑感则十分明显，因为台湾在两岸间的「定位」是国际定位的起点。定位问题就是名份问题，孔子时代就强调「正名」所谓「必也，正名乎」就是说名份是最重要的事，有了正确之名才能理顺所有的关系：相对应对、彼此权利义务等，因此「定位」问题就一直是两岸争执的主要议题。

　　政治接触、互动和对话的攻势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12月31日的「胡六点」讲话中，提出「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作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这里胡锦涛己经提出两岸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到了2009年5月「胡吴会」中提出新的「六点」时，在第一点就提出「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到了第五点又直接指出「两岸协商总体上还是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但双方要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准备、创造条件。双方可以先由初级形式开始接触，积累经验，以逐步破解难题」的呼吁，除此之外，2009年4月26日王毅在于南京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会晤时提出「经济为先，循序全面发展；互信为重，逐步破解难题」、「两个不存在（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存在过快或是过慢的问题，也不存在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问题）」。 同年6月中旬王毅访美时，强调两岸目前已在处理政治问题（如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WHA）。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两岸关系研讨会，大陆方面也是十分努力营造两岸必须进行政治接触，对话必要性的舆论。

　　2009年9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华府演讲时说时提出：两岸能正面对话，「中国」与台湾要探讨能为两岸带来更密切关系，以及更大稳定的「信心建立措施」，让美国受到鼓舞。接着9月30日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葛雷格森（Wallace C. Gregson）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演说时也表示，美国鼓励两岸「在适当的时间，用彼此同意的方式」，考虑在军事上善意互动 。

　　2009年11月台湾的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在台北举办「两岸关系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时，北京派出二十九人的代表团，由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担任团长，团中另有三位重量级人士：中共前驻法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共前驻英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退役陆军中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会长李际均。另有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洁勉、余克礼、黄嘉树、刘国琛等学者参与，除经济、文化两组之外，主要关怀的就是政治、综合（军事、外交、安全）两组的议题，台辨的发言人杨毅曾在记者中指出「这次研讨会是两岸学界一次民间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同时又是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新形势下，首次在岛内就双方关心的包括政治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自然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印象中中共官方特别针对两岸民问间所筹办的学术研讨活动，以往未尝给于如此之评价的。足见中共对台当局对此会之重视。而重视什么呢，个人以为一来模底，二来宣传，为了模底所以派出有经验的高层，为了宣传所以派出了名人，其目的在于掀起两岸政治接触的舆论热潮。以便改变台湾的拖延策略。

　　2009年11月15～18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在访问中国结束之际，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立了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的方向，声明中主动提到美欢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国还提到「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积极、稳定的关系」。加上美方在公报中只提「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没有提《台湾关系法》，使外界认为美国的天枰己经明显倾斜，所以台湾方面感受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事实上，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也到了考虑两岸进行政治接触的时期：

　　首先两岸经济议题己经进入自我运行的阶段，所谓「自我运行」是指两岸在利益的驱动下，己经具有自我开发议题，自我解决议题的能动性，而且如今所发觉的问题，也都己经是经济议题中涉及公权力的问题，例如两岸的MOU，ECFA等议题，是以政治接触不论名义为何，早己势在必行，不容忽视。

　　其次从台海地区的相关国家的利害而言，美国的态度己经明确地调整，特别从中美的第四份联合公报来看，美方以文字的形式明白无误地说明美国的立场，公报说「美方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而在日本方面，虽然，首相鸠山由纪夫自上任以来无论是其推动的「东亚共同体」概念还是借「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中，美日双方关系的「对等」，都是意在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则推动相对友善的政策。所以在对华关系上，历史问题引发关系恶化的可能性较小 ，而台湾问题自然是历史问题的一部份，相信日本新政府不会反对两岸的和解。

　　其三到目前为止各方的呼吁都还是只表对话、互动和接触，并没有使用「谈判」乙词，足见大家对两岸关系自身的复杂度是有所了解的，各方所作的规劝，就是循序「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接触、互动后对话、谈判。我们从「两岸关系一甲子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来看，相信中共己经运作先学者再智库，由智库而二轨，由二轨而一轨的政治接触到两岸谈判的路径，在过程上，则是由公开而秘密，由秘密而公开，由非正式而正式的方式推动两岸关系的政治接触、互动和谈判，以确定两岸关系之政治发展。但是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所以不论两岸官方任何形式的互动，都会涉及彼此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就是必须先说明「你是谁和我是谁」「你、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否则一切的互动就失去其基础。以往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本也是很有创意的构想，仍而就是没有考虑到实现「一国两制」的两岸政治关系应作何安排，所以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欠缺了实践的方法和推行的可能性。当然邓小平之所以忽视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问题，应与两岸关系近六十年的互斗很有相关。

　　六十年来「政治定位」之变化

　　我们如果从「政治定位」的角度来回顾两岸关系时，我们就会发现两岸关系经历了「清晰定位」到「争论定位」再到「冲突定位」，如今是「寻找定位」四个时期。简单地说，前卅年是谁来定位之争，后来则是相互定位之争，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两岸的斗争一直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斗争，从两岸关系的定位之争，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关系」之争。

　　(一)「清晰定位」时期

　　时间应该从1949~1978，定位的内容在台北看来，台北是中央政府面对大陆的叛乱集团，在北京看来，北京是中央政府面对台湾这个失败的叛逃集团。所以台北有「汉贼不两立」政策，北京有「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坚持。（见诸北京与外国的建交公报）在此一时期不论从台北或是从北京来看，对方都只是待消灭的对象，由于不存在非战争、非斗争的接触，所以根本也没有相互定位的必要，当时的定位是用以告知第三方的政治宣示；由于彼此的定位很清楚，所以相对政治目标、政策、作为都很清楚，双方不论是在顺境或是逆境都坚持此一定位。所以称之为「清晰定位」时期。

　　(二)「争论定位」时期

　　时间应该从1979~1999，在这一段时间有几件影响两岸关系的大事：一是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件宣告了北京当局的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当时提出此一政治号召时，北京当局应该只是从政治号召的角度，期待蒋经国的回应，并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和法律思考蕴含其中；但由于北京当局在该文件中，正式使用了「台湾当局」的字眼，从法律的意义来看，北京当局应该视蒋经国政府为未经北京当局正式承认，但可能给予承认的「政治团体」，或准交战团体，当然北京从未使用此一词汇，该文件说「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由此文件来看，若非北京当局视「台湾当局」具有一定的「公法人」身份，则双方就无法谈判；到了1981年叶剑英的谈话，反而改为没有法理顾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但在该文之第六条，叶剑英提出「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换言之，此时北京当局己注意到国共双方在「党」的立场可以「对等谈判」，在「政」的立场，则北京是中央，而台湾是地方，这是中共对台湾的「政治定位」的明示。但留下「党对党」的对等性，期待蒋经国的同意。然而此一定位，实际上动摇了蒋经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可能动摇台美之间风雨飘摇的关系，在当时当然不被蒋经国所接受，所以蒋经国的反应是「三不」，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台湾政治立场在这一部份一直是十分明确的。

　　在「定位」上，因为不接受北京的招安，所以也没有定位的急迫感，1987年底，蒋经国政府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定位」问题开始浮现，例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民众应如何称呼大陆的各级官员，就是问题；此一问题在蒋经国时期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八十年代末台湾经过重大的政治变迁之后，新的领导人掌权之后，就在蒋经国解除台湾地区戒严的基础上，进一步「终止动员戡乱」，回归中华民国宪法；但中共政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就涉及了台北如何定位北京的问题，以及中华民国如何解释自己的「一中」宪法法理的两个问题；当时台湾显然在法律层面无法解决此一复杂的政治难题，从而将两个问题都放置在政策思考之下去解决，最终出台《国家统一纲领》。把「一中」原则用现阶段原则不变，而内容各自解释的方式处理；至于对北京当局「定位」的问题，则由于暂时无解，只待采用模糊政策，即所谓「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的定位方式，为了体现「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的定位，因而有了「中介团体」的构想，之后依此政策的调整，才有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环环相扣的政治逻辑，台北当局也只能作此安排，从「历时性」的政权更替的思考，转为「共时性」的思考，这是十分重要转变，台北当局从一开始的政治思考，否定北京，到如今以法律面思考政治议题，故而转为「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立场，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然而北京当局在各个方面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这种「互不否认」的模糊定位方式，因而提出两岸谈判时，可以谈「台湾的政治定位问题」的建议，在「江八点」时，就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对北京而言，就是暗示，台湾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可以透过双方的谈判寻找两岸可以接受的方案，至于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定位，从原来叛逃的省份，1979年可以转为未授权的地区政府，再到如今的可以讨论，这是对台湾的一种重大让步，这也代表了两岸在「政治定位」上，己经开始了己方的探索，只是没有交集。

　　(三)「冲突定位」时期

　　时间从1999~2008上半年，1995年之后，在台湾同时经历了两岸的紧张、冲突下，实现民主直选的政府之后，李登辉自认为这个「民主国家」的定位已经为世界，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所确认。所以中华民国开始以自己的经济成就和民主政治企图重返国际社会，然而事实上，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国际上的挫折，使台湾社会对自身定位就产生巨大的焦虑感，于是出现去中华民国化的政策，企图以「台湾」为名冲出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就开始重启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的思考。在1999年的7月李就提出了两岸是「特殊国与国」的定位构想，按李企图很清楚是以「特殊」来掩饰其「国与国」关系的本质，北京当局自不会上当，不可能同意，因为此一作法直接挑战了两岸在「政治定位」上两个议题：先是将原本中华民国采取的「互不否认」的模糊定位，变成了国与国明确定位；同时又挑战了两岸的「一个中国」原则；两者都是针对着北京的政治底线，这是继1995年的政治冲突之后，再次挑战两岸关系的基础，自然引起轩然大波，在各方施压的情况下，最终台湾只得收回自己的说法； 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再次以「一边一国」定位两岸，当然对照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这又是一场注定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台海地区稳定，和各方政治互信的一场政治秀而己，「一边一国」的定位，反而使得台湾的地位更和孤立，两岸关系陷入高度紧张和冲突的边缘。

　　在北京方面，一方面继续在国际上打「谈判牌」，以突显北京的「和平」形象，凸显民进党政府的「捣乱者」形象，另外在2005年3月14日北京当局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该法的通过，台湾方面虽然有自己的解读，但是对中共政权而言，应该是己经认知到如果坚持「和平统一」策略，则在台、澎、金、马及中山岛拥有独立统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北京当局必须而且可能长期面对的「政府」；在《反分裂国家法》的规范下，只要中华民国政府法理上不主张分裂，则就是一个不应也不会被大陆武力消灭的「独立政府」，则这一个在北京的中央法律之下，不能也不会被武力消灭的「独立政府」应该是什么，在「一中」原则下，两岸统一前，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当然是北京当局也必须回答的课题。然而，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并没有答案，而且在陈水扁掌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答案。但是在《反分裂国家法》确实是以法律的形式开启两岸可以讨论，也必须讨论的政治空间。

　　(四)「寻找定位」时期

　　时间从2008年6月迄今，2008年3月底的选举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马萧组」获胜，使得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重现曙光；两岸也确实在2008年5日20日之后，启动一系列的两岸两会的谈判，解决了许多两岸民众期盼多年的经济难题，而且在两岸的良性互动之下，台湾终于突破了参加APEC经济体非正式领袖高峰及WHA的困境，这就使得台湾对参与国际社会的可能性大增，两岸的政治接触、互动势在必行，而接触、互动也更突显了两岸定位的问题的迫切性。

　　政治接触之预备：政治定位

　　两岸之间的政治接触确实是台海地区的重大变局，对此一区域的政治生态投下新的变数，自然引起各方关切，所以在事前两岸当局都必需作好若干的准备。

　　(一)中共官方用语的变化

　　1995年元月江泽民发表「江八点」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2000年2月中共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中提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方面关心的各种问题。中国政府相信，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分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2002年中共的「十六大」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

　　2007年中共的「十七大」在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到了「胡六点」中曾提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对比中共在对台政治文件上，有关两岸谈判呼吁的用语，可以明显觉察到其中的变化，胡的说法，确实比以「十六大」的提法有意义得多，因为在「十六大」及以前的文件的用辞，盖以「台湾当局」的政治用语，避开「中华民国」法律用语的提法。

　　我们从中共的用语来看，首先个人以为中共是承认，在台湾地区存在一个不受北京当局统治的中国人的政权，但是对此一政权的名称、身份和地位都没有一定的答案。大原则是在名称不叫「中华民国」，身份上不是「国家」，地位上不可能和北京当局对等。

　　中共在「十六大」使用「台湾当局」的称谓，也是有政治计算的，因为从法理上说不论是在PRC 或是ROC的体制下「台湾当局」都是地方，其政治定位定是明确的。所以不论怎么谈「台湾当局」都不存在两岸之间政权对等的可能性，而且只谈「台湾当局」，不谈「大陆当局」的政治定位，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谈判。到了「十七大」己经开始改为「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就说明胡锦涛的心态己经不同于以往的领导人，使用「我们」和「他们」的代称，取代以往的「台湾当局」，到了「胡六点」是中共当局首次正式提出「两岸政治关系开务实探讨」的提法。

　　从用语看心态相对以往要客观，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两岸之间的谈判有了客观的标的物，比以前的提法较为合理，可行性也提高；从北京当局的心态而言，是具有在两岸之间，相互平等的准备，同时也不再使用「台湾当局」，而改用「两岸」乙词，至于提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从中共的政治立场来看，肯定具有正当性，因为如果不是「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就根本不存在「两岸……政治关系开务实探讨」。

　　个人以为从长远来看这就开启了大陆讨论「中华民国」的名称、身分和地位的空间，而且此一空间的开放，事实上，也是建立在中共当局多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过相关的计划委托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院，国台办等，另外省内、省社科院、各大学均有委研项目，另外在大陆的教授也有自提计划申报的制度。所以多年下来，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

　　以上的变化代表了北京当局对台湾当局的定位假设也出现变化：

　　第一、从不明确到可以讨论：事实上，北京当局最早对台湾的是定位就是地方政府，只是和大陆的地方政府可以不同，地位高于大陆的省、自治区，至于究竟是多高，中共的标准答案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后来又表述为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这就意味着台湾只要愿谈，大陆可以调整自己原来的假设，

　　不过仍然是只谈台湾的「政治地位」，北京的「政治地位」自然不是两岸谈判的标的。再到「胡六点」提出时，两岸谈判的标的已经改变为「两岸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这是极为重要的调整，必须为我方所重视。

　　(二)从平等相待到对等协商

　　两岸「平等」是以往唐树备的用语，他认为两岸无法讲对等，因为我有的你们不会有，但是我们可以「以平等待之」，所谓「以平等待之」就是我们可以把你视为平等，给你平等的待遇，这里仍然是上下有分，而「胡六点」提法，则是代表北京对两岸关系的一种新的看待方式，将两岸的谈判标的的客观化。谈相互的政治关系，当两岸的谈判标的移转到彼此共同关切的客观实体时，两岸的谈判自然而然就是对等的关系，也是对等的谈判。

　　第三、从一次解决到逐次解决：以往的相关提法所代表的解决政治难题的心态，是只要谈判成功，台湾的「政治地位」就必然得到解决；这一次「胡六点」提法是，「两岸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是为了「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作出安排」就代表了目前如果谈出某种「政治地位关系」，也只是为了目前两岸关系的「谈判和往来」，未来可以再谈判仍然有空间。

　　第四、过去的谈判在很大的层面上是谈统一后的台湾政治定位的安排，而「胡六点」则是首次公开承认前的台湾和大陆存在相互厘清政治关系的问题，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十分巨大的转变，而且也是配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指导思想的逻辑产物。

　　(三)大陆学者现有相关政治定位的设想

　　大体而言，大陆学者对此议题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两种视野，一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其解决两岸政治关系的关怀点是政治理论上的可能性，另一是从法律学的角度，其解决两岸政治关系的关怀点是法律原理上的可操作性；两类学者的设计具有互通性。

　　■政治学理的想法

　　在大陆学者中对此议题提出看法的学者很多，大体列出「主权与治权完全统一」、「主权与治权完全分离」和「主权统一与治权分开」三大类，共132种模式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如下：

　　李家泉主张，根据一国之内「领土」和「政权」关系，未来在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或对台湾进行政治定位时，必须兼顾领土的完整性和两岸现政权的平等性。要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历史在这个地区遗留下来的一个 「政权」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当然，这只能是一个中国，而决不是「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相信对岸也会是通情达理的 。

　　黄嘉树主张 1 + x ＜2，从他的公式，有些十分技巧的安排，他说他主要从「九二共识」的精神来思考。一是「一个中国」，但是内容可以按两岸不同而填写，故在大陆1＝P.R.C.，在台湾1＝R.O.C. 既然是一个中国，另一边必不是「国」，是什么？两岸可以谈，所以是x，而且两者相加不能被视为，或变成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等等。

　　严安林主张，两岸目前的定位是暂时的，是两岸之间的，这一部份可以更开放，只要对现状有合理的解释，则现状可以保留，但是国际间的两岸政治定位必须协商，不能有两个国家的出现 。

　　刘国琛主张，「中国是现代国际星系中的一个重要球体，世界上绝大多数球体只有一个政权代表这个国家，而中国这一国家球体的球面，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竞争中的政权构成，她们分别在背靠背的空间和场合代表中国，双方形成事实上一体两面的关系……。在两岸最终实现其政治整合之前，双方有必要也有条件寻找两岸共同治理的共识基础、路径与模式。两岸共同事务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各自境内事务外，与两岸相关的所有事务，都可称为「两岸共同事务」。 两岸可考虑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共同策划、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问题」 。

　　厦门学者聂学林认为，中国目前是处在一个主权所有权统一而主权行使权有所分裂的不完全分裂国家，当点也不完全统一，所以在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上，大陆理应照顾到台湾在国际现有的地位，而将此一地位反射到两岸关系中的必要性；反之，台湾也必须理解其局限性，否则大陆不可能有更大的让步；在大陆也都提供台湾在主权行使权上，不会被主权所有权所干扰，大陆方面可以允许将「台湾地区」以中国境内的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定位。所有北京可以和台北发展官方关系，讨论两岸在国际上共享中国主权的问题 。

　　其他学者认为可以在「一国两区」「一国两地」的定位下，两岸之间互不为外国，同时也互不为管辖权范围，彼此可以「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互称。这有利于两岸进行平等协商，促进和平发展。具体的构想可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VS中华台北：这是最常见的定位方式。

　　中国大陆VS中国台湾：这是一国两区的定位方式。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VS中国：中华民国. (但有人反对「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VS. 中国：中华民国」的定位方式，他们认为此一定位很容易成为两国，而大陆官方能接受的极限是「一国两府」) 。

　　总之。在政治定位上，大陆的坚持底线是两岸可以「共有主权，共享主权」，但「主权不可分裂或分享」；除此底线之外，两岸可以在当今的国际法原里，政治学理论中讨论出双方均可接受的任何安排，使得两岸的和平框架得以构建。

　　■法律学理的想法

　　在大陆的法学专家最先思考的问题是宪法的继承（也就是政治学中国家的继承），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问题，就是当前两岸政府最终的权力来源是从何而来，如果中共政权承认了目前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则由于中华民国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又有董必武条款，因此不论在时间先后、人民、党派代表性或是指涉地区的效力上，中华民国宪法均在明显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从法理上我们无法承认中华民国。我们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是在两岸未来的共同宪法中找出路，前一种途径必然很难和平统一，所以对大陆而言，只能从后者想办法，给中华民国政府及其代表的人民一个可从接受的位子，以便双方平等共建中国，因此，对法律人而言，所谓「两岸在国家统一前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开务实探讨」，就是共建中国的过程中，双方的法理关系的安排，总之，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思考中华民国政府的定位，但不可能在法理上承认中华民国。

　　在「胡六点」之后，大陆的法学家比较愿意采用「两岸一中」，就是指一个中国由于中国内战延续至今，分离为两岸拥有主权完全重迭、治权互不隶属的两个政治实体。这就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大陆与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亦即新三段论也是台湾所谓的一中屋顶。两岸中国的主权与治权相加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或者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两岸中国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中国。这就是一个中国由于内战造成并延续至今两岸处于分离及政治对立的现状。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分离现状的客观表述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中国由于内战分离成为政治对立的两岸中国。即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中国由于内战分离成大陆中国与台湾中国。

　　台北方面之思考与准备

　　(一)台北方面的思考

　　台北方面有不少的思考，概括言之，分为三类：一类学者采用完全分离论，从种族、血统、文化到政治完全是两个国家，他们的论据是台湾的人民、文化都是经过数百年的融合，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己。第二类是「分解理论」来解释两岸关系，所谓「分解理论」乃指一个国家因战争、国际条约或各方协定，分解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原有国家的国际人格消失。这种情形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消失，分解为奥地利、匈牙利与捷克等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用在中国问题上指1949年前的中国，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的中国已因分解而消失。 所以如今是两个国家，以上的两种模式，均不为大陆所接受，其他相关的国家也不会接受故而很难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三类则是采「国家核心理论」或是「屋顶理论」的论点，应该说这是两岸学者最接近的思考模式。问题在于如何说服北京当局和台湾的民众 。

　　目前的状态是北京和台北，均各自以主权国家自我定位，然而又不是两个主权国家，此种定位有两种定位的方法，一种是「重迭互斥」的定位，即汉贼不两立的定位法；从而体现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双方定位对方为「贼」；另一种就是挑战两岸「一个中国」的共识，双方是两个国家。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前者是相互取代的敌对关系；而后一种是公开分裂的冲突、矛盾的紧张关系。

　　另一种定位是「重迭而并列」的定位，此种定位法是目前最为被广泛思考的定位的方法，如一国两制，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实体，一国两制，一族两国，一中两国，一国两国等都是类似的思考，此一思考的基础是「是国家与政府的区分，主权与治权的区分」，国家是永久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而政府、治权只是国家和主权的代理者，所以政府、治权都是可以更换的，然而此一国际法原理与政治学理论的思考，在过去都是用历时性的更替，如今要使用在共时性的现象上，则出现一定的困难，例如在「一」与「两」的关系上，就出不同的解释，「一」是实体或是虚体，若是实体的「两」只是形式，最终可能被「一」所吞噬，反之，「一」就可能最终分裂为「两」，所以张亚中教授提出介乎「邦联制」与「联邦制」之间的「整个中国」的概念，之后又提出「一中三宪」的主张，从法律层面去完备「一」与「两」的关系。大体上都是归于重迭而幷列的定位模式；又如从理论上说在「一」之下的「两」，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特殊的、坦诚的，但在两岸关系的现实来看，则完全不是如此，「两」者的关系停留在猜疑的、防备的阶段难有突破。

　　再一种定位是「互为主体」的定位：个人以为以往「重迭互斥」早已不适用于现在的两岸关系，而「重迭而幷列」的政治定位，目前并无定论，而且各方顾虑重重，因而在目前的状态下，或许「互为主体」的政治定位，才是可行的出路，更清楚地说是「九二共识，互为主体，治权自主」，理论上就可以理解为在大陆地区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而在台湾地区就存在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关系；从法理上说由于中国的主权没有分裂，但是治权仍就对立，所以在事实上，在中国的领土上，目前存在着两组重迭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必须默认在中国境内存在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治理中国的部份地区，而中华民国也必须默认在中国境内存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治理中国的部份地区。上述的安排并没有改变现状，而是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最可能的法理解释，故而双方在现实上都没有损失，但是在法理上都是有得亦有失，所得是有了上述的定位，则两岸官方可以在两岸事务上直接协商，使得涉关两岸人民权益、福祉的事务，获得更有效的保障。所失是两岸对对方而言，都不是国家都只是政府。由于上述的两岸政治安排在国际上并没有先例，因此，两岸之间的尝试在国际上可能是窒碍难行，也可能遭受各种有心人士扭曲破坏，甚至影响到两岸之间的和谐试验，故而在政治安排的初始阶段，仅以两岸事务为范围，至于两岸在国际间的互动，则可以在两岸官方直接平等协商的原则下，作出其他适当的安排，以利两岸的互动。所以目前的安排是暂时的，两岸的，未来仍有探讨、协议的空间。在此定位下，两岸的政治关系就可以进入全方位的官方关系，大陆的国台办和台湾的陆委会可以互派代表，处理相关事宜。而且不会被视为两个国家。

　　(二)台北应有的作为

　　台湾方面必须建立两岸全面交往的主体论述，其次是宣传此一论述下两岸政治对话的必要性，之后规划政治协商的路径图，逐步有序地推动。

　　自从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一直在大陆政策的走向上，使得北京当局多所顾虑，他们认为马的言行无法令人真正理解他的方向和意图。因此有些地方北京确实有后顾之忧。事实上在台湾不论「蓝、绿」民众也常常不理解其政策的意义何在；其实马上台之后确实执行一条和李登辉，和民进党不一样的大陆政策，而且是成功地稳定了两岸关系，也逐渐地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于李登辉和民进党的政策虽然错误，但是支持其错误政策的背后逻辑十分清楚，是为了「台独」，之所以台湾必须和大陆分裂，因为李登辉迷信的是「中国崩溃论」，所以他会认为阻止台商赴大陆是「良心地建议」，是「道德地建议」，是为台湾好。所以虽然错的离谱，他也亳无愧色地继续大放厥辞，固执地迷信自己的错误。而民进党要通动台独，则正好采取了「中国威胁论」，而且一方面以台独裹胁台湾，一方面倒因为果，因为中共处处威胁台湾，打压台湾，所以台湾不能和大陆往来，必须分裂，追求独立。

　　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论述之下，不与大陆交流、交往，才能证明台湾的「主体性」，于是反中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变成台湾流行的观点，此一世俗流行观点在面对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的交往、交流必然产生迷惘和不安，当心台湾被大陆并吞，当心台湾丧失好不容易建立的主体性，恰好马英九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除了空口保证不会卖台之外，只能以可能的「新台湾悲情论」，如台湾被边缘化，台湾丧失竞争力等等，然而在「反中主体性」者的面前，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来自大陆，所以我们更应该以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实行「脱中入美、日」来对抗大陆，他们认为与大陆交往是与虎谋皮，最终台湾只会被消解。马英九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并没有一套可以和「反中主体性」对话的政策论述，因而令各方都不明白台湾和大陆交流、交往的目标与意义。

　　事实上，「反中主体性」论述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当代的国际视野，所谓当代是指后冷战以来的世局变化，其中最严肃的两大变局：一是非传统的威胁取代传统的威胁，另一是非线性国际关系取代线性国际关系。前者意谓着威胁的不确定性，因此简单「反中」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和困境，而民主也不必然带给台湾真正的朋友；后者意谓着国际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复杂化，国与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敌友关系，也没有简单的利害关系，因此两方或多方在一个领域的合作友好，可能在另一个领域存在着竞争，甚至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彼此可以并存并行而不相悖。后者意谓着「反中主体性」欠缺从国际视野来理解和布局两岸关系，从国际的视野来看，确实在上一世纪的国际间存在着历史终结的乐观氛围，于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嚣尘上，然而新的世纪以来，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沦为被批判的对象，而纽约时报也为自己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误判而认错，国际间开始讨论的是「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的论调，特别在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的国际政经角色，中国责任论等己经成为新的议题。所以「反中主体性」论述无法提供台湾的未来性，最终是没有「主体性」的假论述。

　　从国际来看待两岸关系时，国民党更有责任提出「中国机会论」，作为建立台湾与大陆的「主体交往论」的基础，所以「中国机会论」是一个相对中立的视野来看待大陆，「中国机会论」体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面向表现为「中国市场论」，金融风暴以来，中国大陆开启了自身从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的成长调整，所以中国不仅仅是国际间，大家可以而且必需采购的卖方市场，同时以大陆当前的经济实力，她也是最有能力进口的买方市场，在情况台湾寻求最佳条件进入大陆市场，这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与世界同步的，台北进入大陆市场，不论作为买方或是卖方都不会也不可能损害到自己的「主体性」。

　　其次在政治面向表现为「中国统合论」，所谓「统合论」其中包含了「主体交往」和「民主和平」两个部份，从「主体交往」来看，就是以两岸对等的模式进行交往，创造需求，自然整合，其实这也是目前两岸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由于执政的国民党未能提出该党对两岸关系的愿景构想，因此，外不能争取互信，内不能取信于民，是以该党有必要以统合为愿景，以民族复兴为职志，以区割在野党的论述，为台湾寻找和平发展的新出路。从「民主和平」来看，自从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的政治改革已经明显从行政改革，转移到政治改革的层面，特别是有关民主的改革不论在理论层次，在操作层次，推扩层次都显示出比以往更大的空间，当然她的民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但这不代表中国大陆没有自己的可能性，台湾方面如果相信「民主和平论」的论点的话，面对大陆的中国特色民主改革，就必须抱持参与的态度，以便双方有更多的共通性，从而稳定两岸关系和平的政治基础，这样的参与本质上就是增加台北的「主体性」。

　　其三在国际面向表现为「中国崛起论」，特别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提出，代表中国大陆的崛起，不仅仅是一般专家所强调的中国的硬实力，特别是中国发展道路所代表的软实力，台北方面基于文化的同质性，以及长期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参与，故而对「中国模式」的内涵，应也具有发言诠释的能力，则台北如果希望扩大自己的国际空间，借由对中国模式的论析，扩大与大陆的交流，拓展自身的国际空间，应该是展现「主体性」的方式之一。

　　综合以上的论述中国国民党，就可以向台湾民众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西进政策，正是建立在「主体交往论」的基础之上，是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和壮大，是维护台海的和平，是可以永续经营，强大台湾的道路。

　　其次在此论述的基础上，两岸的政治接触、对话正是强化、理性化「台湾主体性」的必由之途，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体性」论述，不是排他的，不是悲情的，是理智而且理性的，在与大陆的往、交流之中呈现出台湾的价值和对大陆的意义，台海的贡献，而两岸的政治接触、对话正是为了肯定「台湾主体性」的正面意义和主要功能。

　　当大陆也能认识和理解到中国国民党的「台湾主体性」，是友好的、开放的，是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的论述与作为，则双方的政治协商就具备了更大的政治互信，和良好的解决政治难题的氛围。则不论是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两岸和平框架协议的协商都有理性沟通的空间。

　　勇于面对政治定位协商

　　总之，两岸的政治协商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北京当局从2009年以来就着力于两岸初步的政治接触，台湾方面则以先经后政，国际理解和人民共识三个前题，作为考量。个人以为两岸的政治协商是解决两岸的争执，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途径，台北方面绝不能消极等待，官方可以保守，但不妨鼓励民间接触，学者商议，以便适时地引导民意的走向，积极建构两岸政治接触和对话的气氛，主动说服国际理解，才能使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被肯定和彰显，否则国民党仍难解除某些台湾人民心中，「外来政权」的阴影，则当前在两岸关系的作为和努力，只要再出现政党轮替，则一切都将徒劳无功，不但对两岸和平不利，对台湾也有害。

　　事实上，台湾民间在这一部份的努力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亚中教授所主持的「两岸统合学会」在过去的两年中在北京、上海、台北各地不断推动两岸们政治会谈，最近四月又在日本山梨县富士山下的本栖寺举行，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探讨「两岸和平发展路径」，包括两岸的定位与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内涵、两岸和平协议应有之内涵等有关两岸问题中最核心的议题。两岸学者均一本理解、负责的态度，务实地交换意见，产生不少的创见，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民间「政治协商」。

　　最后两岸也有必要重视台海地区周边相关国家的疑虑和反应，采取某些透明化，公开化的作为，创造更好的和平氛围，推动两岸政治接触、对话和谈判的顺利进行，虽然，两岸政治接触、对话和谈判是两岸自身的事务，但是其结果，将影响此一地区，是以当事件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必须放下传统「国内」事务的心态，而应以在地全球化的心态，融入地区，创造和谐，保障和平。

　　（杨开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