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年轻一辈两岸关系专家，现任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就两岸目前对于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同做了分析，并提出个人看法，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本文析两岸学者对〈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的分歧：对两岸思维模式差异的思考〉刊于《中国评论》，2009年8月号（总第140期）。

　　 

　　2008年10月，《中国评论》月刊登载了台湾大学张亚中教授的文章〈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以下简称〈刍议〉），引发了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张亚中教授也连续撰文对〈刍议〉一文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尽管台湾岛内民调显示，在台湾像张亚中教授这样仍强烈主张两岸统一的民众已不占多数，并呈下降趋势，主张统一的观点已不代表岛内多数民众的诉求；但是，进一步分析〈刍议〉一文所运用的思考两岸关系的模式可以看到，台湾社会在经历了本土化与民主化之后，两岸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差异，导致台湾民众采取了与大陆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来思考两岸关系。

　　因此，分析两岸学者围绕〈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产生的争议，研究瞭解大陆与台湾学者对于两岸关系的思维模式及其差异，将有助于两岸增加相互的瞭解，从根本上逐步消除分歧，并取得最终的共识。

　　一、透过〈刍议〉观察分析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思维模式

　　近年来，台湾大学张亚中教授在两岸关系研究方面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讨论两岸政治法律定位的《两岸主权论》、论述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两岸统合论》、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角度析论两岸关系的《全球化与两岸统合》。这些著作共同构成张亚中教授完整的「两岸关系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张亚中教授撰写了〈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显示出台湾学者在思考两岸关系发展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

　　(一)〈刍议〉侧重从现实角度思考两岸关系

　　张亚中教授在〈刍议〉中强调「协定当事双方认知到整个中国自一九四九年起处于分治状态」，强调「两岸同意、尊重对方在其领域内之最高权力，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国际上代表对方。双方均尊重对方之内部宪政秩序与对外事务方面之权威」。认为「由于目前还没有完成统一，北京与台北的政府均只有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享有完整的管辖权，而不能及于对方」（第15页）。〈刍议〉从现实的角度强调了两岸分治的状态，但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正视两岸关系的起点是一九四六年开始的国共内战。

　　回顾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两岸关系形成初期，台湾方面是以「内战」的视角来审视两岸关系的，台湾视中共为「共匪」，坚信「光复大陆」，对内拒绝国会全面改选以延续法统的正当性，对外则以「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处理对外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光复大陆」成为不可能任务后，台湾方面开始接受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并且侧重用现实的角度思考两岸关系。

　　(二)〈刍议〉运用了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推动两岸的统一

　　文章在所拟《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本文中，在认同「两岸同属整个中国」的同时，强调了「两岸的平等关系」，强调了「尊重对方在其领域内之最高权力，尊重对方之内部宪政秩序与对外事务方面之权威」。并且在对于《基础协定》性质的看法中强调要「尊重签约双方的主体性」，保障「台湾人民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能得到安全感，感受到两岸统合对于台湾人民的有利性」。张亚中文章在认同「整个中国」的同时，更加强调对台湾的实际利益，在维护台湾主体性，确保台湾政经利益的基础上，构建整个中国的框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两蒋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蒋介石怀有强烈的「大中国」意识，国民党采取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制定实施各项政策。为了反攻大陆，台湾被定位为复兴基地，整军经武远重于政、经建设。在推行「爱国」与「思想教育」方面，「以强化人民对中华民国及反攻大业的认同感」，压抑了台民众对台湾的合理认同。在台湾社会的本土化与民主化之后，再次执政的国民党其决策和施政的重心向下移动，选择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视角优先决定施政的方向，以台湾为主体考虑国家的未来。同样，台湾民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影《海角七号》的热播，「明显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台湾社会发展讯息，那就是『大人物』的时代已经消逝。人们更加关注身边的餐饮、民宿、农场、设计、环保、艺文等各个生活领域的故事。希望不断创造出有内容的故事、有创意的产品、以及有品味的生活」（刘维公：《甩开大人物平凡人大步走》，《联合报》2008年12月27日)。台湾社会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思考两岸关系时，更加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强调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刍议〉尝试运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解决两岸的政治定位

　　文章首先强调了「两岸定位」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两岸定位」是两岸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两岸三席」的概念，就是在国际组织中，除了容许台湾的参与外，台湾也应当同意两岸共组「两岸共同体」或「中华共同体」代表团作为两岸参与国际社会的第三席。「两岸三席」的概念来源于张亚中所着的《两岸统合论》，书中作者提出「两岸有三个主体」的概念，「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整个中国'（第三主体）。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页86-95）。

　　张亚中教授不仅提出多元的、三个主体的概念，更进一步明确了在主体多元化之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中国大陆与台湾这两个主体是架起整个中国的两根柱子，『整个中国』，也就是第三主体，像是两个柱子上面的『屋顶』」（张亚中，《全球化与两岸统合》，第277页）。「三个主体」的概念扬弃了单一主体的思维，避开了两岸各有其主体性，就等于两岸已经是互相不隶属国家的推论。摆脱了两岸「主体从属」或是「主体平行」的单一性和排它性思考，尝试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最大限度地化解两岸在主权问题上的对立。

　　(四)〈刍议〉强调了构建共同认同对于两岸统一的重要性

　　文章在所拟《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本文中写道，「两岸决定在双方同意之领域成立共同体，以促进彼此合作关系」。「双方以统合方式经由共同体之建立是共同发展之基础路径」。在对于所拟《基础协定》的说明中指出，「共同体的一项功能是建立彼此的共同重迭认同。两岸共同体能够成立，透过多种共同体的运作，重迭认同将因而扩大。当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越来越能接受两岸同为中国人，其为命运共同体的看法时，两岸从统合到统一自然有了坚固的基础」。

　　2009年4月，张亚中教授再次在香港《中国评论》发表题为《论两岸统合的路径》，强调了构建两岸共同认同的重要性，指出「认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构建的」。针对马英九执政后的两岸关系，张亚中在该文中认为，「台湾缺乏强化两岸认同的主张与行动」。「目前台湾仅有两种主流声音：一是两岸关系物质化。两岸关系的物质化固然有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但是并不必然能够加强两岸的认同巩固。二是强化台湾主体性。强化台湾主体性有其历史背景，和政治选择的需要。但是，这两种主流论述合流将极有可能让两岸在心理认同上逐渐越来越远」。

　　为了构建两岸之间共同的认同，进而推动两岸的政治统合，张亚中提出将推动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国际参与以及和平框架等一系列的两岸统合构想。以构建共同的认同为目标，以各个具体的领域合作为起点，强调两岸逐步统合的过程是〈刍议〉的又一个特点。

　　二、大陆追求统一的思维模式与台湾民众存在差异

　　张亚中教授〈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两岸学者的热烈讨论。大陆学者首先充分肯定了〈刍议〉一文在「整个中国」的框架中去思考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且以两岸的完全统一为终极目标，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大陆学者认为「通观〈刍议〉及张教授的相应解释，可以认为，〈刍议〉关于两岸关系的定位，实质上是「一中两国」（张茜红：〈评张亚中教授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3月号第45页）。这是大陆无法接受的。两岸学者的分歧显示出两岸间思维模式的差异。

　　(一)大陆学者侧重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两岸关系

　　在回应张亚中教授的文章中，一些大陆学者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确立了现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地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取得了中国主权继承的合法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认可。那个时候，『中华民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确实不存在了。如果没有台湾岛，『中华民国』可能成为流亡政府，就像历史上的大多数流亡政府一样，最终自然消亡」（陆钢：〈评张亚中〈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香港《中国评论》2008年12月号第23页）。

　　针对「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事实存在，并且进行了有效的治理。也有大陆学者认为，「『中华民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也随之消失。按照『内战理论』目前的『中华民国政府』最多只能算是效忠前朝的，或者期望复兴前朝的『流亡政府』或者『残缺政府』。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与1949年前在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一脉相承，有渊源关系，但其在国际法中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张茜红，同上文，第45页）。大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不存在。

　　(二)「大一统」的价值观使大陆更加重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中，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其最大特点表现为强调国家利益、整体利益至高无上，强调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随着台湾主体意识日益高涨，「大一统」的价值观面临挑战。

　　从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台湾人的需求与诉求『主体性』，除了政治因素外，其实与台湾人的悲情有内在关系。台湾人长久期盼摆脱苦难，早日出头天，台湾人能当家作主」（陈癸淼：《论台湾》，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9页）。这样的「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按照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是不能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因此，强调台湾的主体性就会被看作是「台独意识」。

　　从两岸对话交流的历史来看，大陆首先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在此基础上讨论台湾的政治地位，而台湾首先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再来讨论两岸关系。思考顺序的不同是导致两岸无法达成共识的又一个根本原因。

　　(三)传统主权国家理论使大陆无法摆脱单一的思维模式

　　按照相关的主权国家理论，一个国家的构成包括主权、领土、政府和人民。在通常情况下，这四个要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就两岸关系来看，1949年后形成的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关系超出了传统主权国家理论所涵盖的范围。在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未来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对传统主权国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按照传统的单一主权国家理论，两岸关系发展无法解决「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问题，大陆和台湾都无法摆脱单一主权国家理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限制。在大陆学者看来，「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华民国』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灭亡，至少是随着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生效，就国际法而言已经不复存在」……。〈刍议〉文中提出的『两岸三席」的概念实质上是『一中两国』，台湾方面的考虑是以『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依然存在为〈刍议〉暗含的前提』（张茜红，同上文，第45页）。但是，从台湾方面的立场来看，即使马英九执政也无法放弃「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政治诉求。其次，单一主权理论使大陆面对「中华民国」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认为「中华民国」不存在，以此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另一方面大陆又希望「中华民国」存在，作为遏制「台独」的屏障，避免去「中国化」的结局。

　　大陆学者的观点，显示出沿用传统的主权国家理论，单一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当前的两岸关系发展，无法走出两岸政治定位的困境，无法适应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这是两岸学者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大陆对台政策的思维模式出现积极的变化

　　两岸之间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两岸存在的社会差异。大陆对于两岸关系的思维模式是与大陆整体社会的发展水平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无法割裂的。同时，随着大陆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陆制定对台政策思维模式也不断与时俱进，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首先，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新三段论反映了大陆开始运用多元思维思考两岸关系。2000年8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时，首次公开提出「一个中国原则」的「新三段」诠释，即「世只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容分割」。2002年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一个中国」的「新三段论」纳入「政府工作报告」。2002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大会演讲时说，「世只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实现国家统一，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和不懈奋斗的目标」。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宣称「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次，现阶段的对台政策显示出，大陆没有放弃两岸统一的终极目标，但是更加重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重视在各个领域建立两岸合作机制，争取台湾民众认同。在2008年1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有利于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提出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军事等各个领域建立制度化合作交流机制，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对比分析两岸学者围绕〈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所产生的分歧，可以看到现阶段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思维模式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导致两岸学者无法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然而，学者的思维模式是来自于学者所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社会环境，是两岸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两岸学者思维模式的不同。因此，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历史时期后，必须逐步缩小两岸的社会差距，为最终消除两岸政治分歧、达成政治共识创造条件。这就决定了在两岸的最终统一之前，大陆与台湾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的阶段，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


　　（胡凌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