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切始于互信

　　「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16个字是胡锦涛先生一年来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的两岸互动原则，在这16个字当中，为首的就是「建立互信」。这意涵着北京的观点：「建立互信」是两岸关系能够顺利和平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本文即尝试对「建立互信」这四个字做深入探讨。

　　2009年9月12-13日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余克礼所长的安排，两岸统合学会有机会与台研所及大陆方面的学术菁英就「两岸和平发展路径」进行观念的交流。这是两岸统合学会继2009年6月与清华大学法学院与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两岸和平协议」研讨会后的再一次重要对话。

　　长达一天半的研讨会，16位台湾学者与20多位大陆学者共同思考着两岸的合理定位与未来的走向。台湾的参与者都是各学术领域的重要学者，北京的对话伙伴更是大陆学术界的第一旗手。坦白而言，我们获益很多。能够促使我们坐在一起，毫无保留地坦诚交换意见的原因在于，我们彼此相信对方有诚意为两岸和平发展找寻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路径。是这项基本的「互信」，才使我们有机会进行客观与深度的对话。

　　北京研讨会后，一行转赴上海，也感谢上海社科院黄仁伟副院长与东亚所章念驰所长的安排，两岸统合学会有机会与这两个上海的重要学术单位共同举办「上海世博与两岸关系」研讨会，再与近20名上海的菁英进行对话。

　　两场研讨会均有不同的讨论议题，但是围绕着会议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两岸如何才能够建立互信。「互信」必须根基于「了解」，愈能深入了解，愈能建立互信的路径，研讨会就在这样的认知中进行。与会者共同深信，没有互信，两岸和平发展路径根本无法启动；没有互信，路径即使启动，沿路必是荆棘重重，随时可能会停滞或逆转。互信是社会和谐互动的基础，更是两岸关系能否正常化的关键。

　　「建立互信」在两岸讨论已经有十余年了，它已成为两岸在互动中朗朗上口的经典名词，但是落实在现实政治中，它却是以变形的面貌出现。两岸都在讲互信，但是所做出来的事，却让彼此减低互信。以下我们就先来简短地回顾一下，十余年来在两岸对于互信的讨论与实践情形，可以发现，它是多么地脆弱！

　　一个中国是北京接受互信机制的前提

　　「互信机制」一般包括政治上的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两个部分。1996年台海危机过后，在美国的建议下，李登辉要求台湾内部开始就「信心建立措施」（CBMs）进行研究，陆委会与国安单位开始分别委托学者就两岸军事交流、军事互信等机制进行专案研究。美国智库也从1998年起提出「中程协议」（Interin Agreement）、「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等有关和平协定的主张。

　　这一股有关互信机制研究的风潮一直延续到2002年，即陈水扁主张「一边一国」前。陈水扁虽然继续在2002年、2004年和2006年的《国防报告书》，不断抛出「建构台湾军事安全互信谘询机制」等议题，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看待，相关研究成为政府照顾意识形态相近学者的另类赞助，真正认识两岸问题的学者对此已经不再讨论了。

　　2005年4月在野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时，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新闻公报称「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

　　2006年马英九在其欧洲之旅时表示，如果2008年国民党执政，将与大陆协商两岸和平协定的架构，进而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2008年5月马英九上台后，确实将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和签署和平协议列为重要施政目标，行政院长刘兆玄在其施政报告中列入「协商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及「签署和平协议」。同年6月国防部长陈肇敏称，已订出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政策草案，将分近、中、远程三阶段进行。

　　2008年底胡锦涛先生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的讲话中，正式回应了马英九的看法，认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并再次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

　　马英九2009年5月9日在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指出，若能在2012连任，不排除触及两岸政治议题的协商。但是马英九在5月11日接受中视专访时旋即又表示，「不排除并非一定要做」。至于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一事，马英九也修正了他原本的立场。7月初在访问巴拿马时说「应该做，但时机还没到」。10月5日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再称，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这些谈话显示，马英九在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两件事的立场上已经退却。

　　这一段长达十三年的过程，反应出了一些问题。第一、北京何种情形下才会对互信机制提出正式回应？第二、为何马英九在好不容易等到胡锦涛正式回应后又转为退却？

　　先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北京的眼中，自1993年9月推动进入联合国起，1994年4月李登辉发表「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言论、1994年将「一个中国」去政治化、1996年大选、1999年主张的「特殊国与国」都充分显示李登辉已经是一个有分离倾向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明确地认为两岸是毫无任何关系的两个外国。在这样的基础上，台北方面政府与学者对于互信机制的研究基本上是拿冷战时期东西方如何建立信心措施做为参考。这样的研究本身没有多大实用参考性价值，它的功能反而是在塑造一个台湾有意愿与大陆建立互信机制、只是北京不愿领情的意象而已。但是，在北京看来，这样的研究与呼吁其实是在「自慰」或「吃北京豆腐」，北京怎么可能在两国论的基础下推动互信机制。

　　美国智库在1998-1999年间，透过各种研讨会的方式提出「中程协议」等方案，以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为例，他在1998年2月主张两岸同意签署50年不变的「中程协议」，50年间台湾不宣布法律上的独立，北京亦明示不使用武力对付台湾。何汉理（Harry Harding）在1999年4月也提出两岸应该签署包括相互不武与不独保证的「临时协定」。但是由于一方面这些中程协定或临时协定没有明确地处理目的性，即两岸最后到底是统或可独；另一方面由于李登辉的分离倾向立场，北京方面对这样的建议，没有任何正面回应。

　　对于北京来说，「一个中国」原则是核心与基本立场，没有这一点，两岸互信机制是无法建立的。连战与胡锦涛可以在2005年4月发表有关「……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声明，其原因在于北京认为连战是坚持「一个中国」者，所以彼此在核心问题上有共识。

　　严格来说，1996的大选只是李登辉的获胜，而非国民党的获胜，2008年才真正是国民党获得第一次大选的一年，北京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2008年底胡锦涛的「胡六点」所以会对马英九就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做出正式与正面回应，其理由也在于相信马英九及所属的国民党是持「一个中国」立场。但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马英九为何在有关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问题上突然又内缩了。

　　台北对「一个中国」立场产生犹豫

　　马英九为何退却，这牵涉到两个方面。第一、马英九对于要否，或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已经开始犹豫了。经历了李登辉与陈水扁长达十余年的「台湾主体性」与「去中国化」的政治与教育操弄，「一个中国」在台湾已经被高度妖魔化，甚而连国民党内部也已经接受了李登辉所创造出来的论述。马英九与国民党是靠着陈水扁的贪腐，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论述与愿景而赢得政权。马英九缺乏自己的中心思想论述，他一方面接受了泛蓝的「九二共识」，另一方面又以选择赖幸媛担任主委来接受李登辉的路线。这种企图对泛蓝、泛绿讨好，对北京不得罪的作法，其实把马英九带入了困境，最后落得三面都不讨好，他在蓝军中声望下降、泛绿也不支持他，北京虽然不断地在经济政策上帮忙，但是也逐渐查觉到马英九的问题。

　　马英九的讨好路线其实是一种零论述，相对的，北京的论述一直很清楚，即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建立两岸政治互动。在胡锦涛正式提出「和平协议」与「军事互信机制」时，马英九反而犹豫了。经历台湾内部十余年的意识形态民粹操弄，马英九也已经接受了「台独」可以是台湾人民的可能选项。另外，他也担心如果接受「一个中国」，对于国民党的选举与他的连任可能不利。随着马英九的民调逐渐降低，他愈来愈不敢碰这个问题。「拖」因此成为了马英九的战略主轴，国安单位已经多次开会所拟妥的各项军事互信机制方案，也就只好放进抽屉。一言以敝之，马英九目前没有论述、也缺乏勇气来处理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等政治性议题了。

　　马英九为何退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美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1949年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依赖美国成为唯一的选择。美国的战略布局，限制了台湾的选择空间。不客气的说，如果美国不同意，台北方面的领导人大概不敢与北京就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进行协商。美国对于亚太安全有其自己的规划，从维持两岸和平角度来看，美国虽然赞同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但其战略意图在于维持台海稳定，防止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目前还不会愿意看到一个以「一个中国」为原则、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为目标的和平协定，也不会接受一个可能损及美台军售的军事互信机制。

　　2009年4月22日，马英九在总统府通过视讯连线，与美国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有关台湾关系法研讨会的纪念活动中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他还说，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前为时还早，台湾希望与中国大陆优先处理经济议题。马英九并表示，美国继续承诺对台军售，对美台关系非常重要。5月9日马英九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再明确对军事互信机制表态，「这个议题太敏感，涉及台湾与美国关系，我们主要的军备是来自于美国，因此我们非常谨慎」。马英九连续的一番话，让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讨论暂时胎死腹中。很明显地，从马英九的表态可以看出，目前美国还没有为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开绿灯。

　　北京的红线在哪里？

　　福建省平潭岛南方的潭南湾，临海突出一座将军山，巨岩交错、形势险峻，最高处伫立「三军联合作战演习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源于1996年春针对台湾第一次大选而进行的军事演习，前中共总参谋长张万年曾率领108名将领登山观战，在漫天烽火中探视对台军演，该山因而被称之为「将军山」。

　　相对的，李登辉充分地利用北京飞弹试射的机会，大肆宣导台湾人当家作主的理念，结果让他以过半数的选票，当选第一位民选总统。解放军面对冷战后的两岸第一次变局，其结果是不了了之，只留下了「将军碑」做为纪念。2009年8月间，考察海西期间，我特别登上了这座将军碑所属的「将军山」，看到了山壁上「捍卫统一是我天职」几个大字，让我深刻地想了想，如果北京把台湾的全民直选总统视为是分裂国家行为，为什么1996年的恫吓只是虚幌一招而已？北京的「一个中国」论述出了什么问题？北京不惜使用武力的红线到底在哪里？

　　1996年的总统大选以前，北京认为如果台湾举行全民选举总统，就是跨越了红线，因此，不停地文攻武吓，但是在展示飞弹试射后，最后还是接受了台湾可以民选总统的事实。北京的行为证明了，原先设定的红线其实并不是红线，而结果却是为李登辉累积了大量的政治资产与声望。

　　李登辉看穿了北京的困境，1999年再一次测试北京的红线。7月9日李登辉藉由德国之声访问的机会，宣称两岸为「特殊国与国」的关系。由于李登辉从1994年起就把「一个中国」去政治与法律化，因此，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其实就是两岸为外国意义的「两国论」。北京再一次愤怒，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以严厉的口吻进行文吓，但是也仅止于文吓而已，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北京的行为再一次证明，北京新设定的红线并不是真正的红线，而结果是陈水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陈水扁上台以后，他的中心思想与李登辉完全一样，做为李登辉的追随者，他虽然在美国要求下提出「四不一没有」，但是在做法上却是根本性地排除「一个中国」。2002年8月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上，陈水扁透过视讯会议提出「一边一国」，把李登辉的「特殊的」三个字都拿掉了。这已经是明确地表明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按道理，北京应该是忍无可忍了吧，但是，北京仍然选择了自制。北京的行为再一次证明，北京新设定的红线还不是真正的红线，而结果是陈水扁又成功地累积了抗中的资产，也证明了「一边一国」是可以主张的。

　　2004年陈水扁的获胜，让陈水扁更深信他的「一边一国」是社会主流，接续李登辉开始进行认同改造工作。陈水扁任命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运用教育行政的权力与资源，大刀阔斧地蛮干起来，拆除了悬挂了几十年之久的小学标语「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以教育部行文给所有具有「中国」名称的学校，要求「正名」，也就是把「中国」两字拿掉。召集全国高中校长会议，告诉校长们开罗会议不具国际法的约束力，认同「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把「台湾地位未定论」列入高中历史教科书，供师生讨论。简单地说，从李登辉开始的「去中国化」教育在陈水扁手中继续贯彻，台湾人民对于中国的认同也就愈来愈薄弱。「一边一国」并没有引发两岸冲突，「去中国化」的教育与政策，已使得台湾人民认同发生变化，国民党做为一个当时的在野者，也选择了媚俗的「独台」路线，两党所差的只在于国民党紧抱着「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却不改纠正「去中国化」的种种行为，也躲在「一边一国」的论述下，以「一中各表」做为挡箭牌。国民党清楚地选择了李登辉的路线。

　　北京匆忙再划一条红线，希望明确告诉台湾「红点」在哪里。2005年3月14日北京公布《反分裂国家法》，言明只要台湾走上台独，就一定依法使用武力。北京或许不了解，台湾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新的国族建构大工程（请参阅，谢大宁，〈国族建构与台湾前途未定论〉，《中国评论》2009年8月号）。这一场国族建构是要用时间来建构，以等待中国大陆或国际情势的变局做为收割的机会点，台湾不会愚笨且冒然地宣布台独。北京宣示《反分裂国家法》后，台湾的「去中国化」与国族建构仍然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在形式上，这并不是法理台独，但是在认同上，却是为「台独」铺路。《反分裂国家法》要处理的是一个形式上的台独，无法处理的是实质上的台独。

　　在北京公布《反分裂国家法》两个月后，5月14日，台湾举行任务型国代选举，决定是否要进行修宪。依照这次修宪的条文，如果通过修宪的话，国民大会这个机制将从此消失，以后的任何修宪都必须经过台湾地区2300万人以公投决定。从宪法的法理来看，宪法的基础已经变动了，因此该次修宪如果通过，就等于是「法理台独」入宪。为了阻止这次修宪通过，「民主行动联盟」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率先出来反对，特别邀集150名学者专家，以「张亚中等150人联盟」参与这次修宪。无奈在国、民两党联手赞同修宪下最后是功败垂成。不过，也反应了一个问题，如果下次台湾再修宪，台湾人民以公投同意时，《反分裂国家法》是否认定这是红线？

　　2007年，陈水扁推出了「入联公投」。北京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否还是不属于《反分裂国家法》的范畴，「入联公投」是否为红线？经历过十余年的在野，且已经失去论述的国民党，也跟着提出「返联公投」，北京不能也不愿背书，但是北京似乎也不能做些什么。2008年，在包括「民主行动联盟」在内等民间团体的大力呼吁与努力下，两个公投都没有过，北京松了一口气，新的红线没有被检验。不过，我们是否可以试着想想，如果两个公投都通过了，北京会怎么样反应呢？是不惜武力冲突？还是一阵文攻武吓后又算了？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从1996年到2008年，为何北京的红线一直往后退？是因为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民进党，甚而台湾人民敢于博奕，还是北京的红线出了问题？

　　为什么北京的红线一直往后退？

　　为什么北京的红线一直往后退？客观地说，北京的论述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它并不符合两岸的现实状态，另一方面，北京在行为上默示接受台北存在的事实，但是在法理立场上不承认台北的作法，都给了李登辉以降的政治人物们极大的操弄空间。李登辉等人抓住北京论述与行为的矛盾点，猛在矛盾处上打。

　　两岸自1949年起分治，做为内战延续的一方，北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北京眼中，台北只是个已经失去绝大部分领土的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结构里，中华民国的宪法必须消失，统一后的台湾可以不变，地位可以高于港澳，但是法源与港澳一样，都是从中共的宪法第31条得到新的法源。简单来说，从法律层面来看，北京视现在的台北为流亡政府，统一后的台北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

　　不过，事实却是：虽然中华民国自1971年起失去了在国际上的正当性，但是它必竟还是以一个宪政秩序主体存在着。它的宪政秩序仍旧依据的是1946年在中国大陆通过的宪法，即使目前有效管辖面积与人口缩小，但是国际人格并没有改变。它之所以在国际间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并不是因为在法律面有任何不足，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所致，简单地说，是北京打压与杯葛所致。

　　北京这种不愿面对中华民国事实存在的论述给了台湾政治人物极大可以操弄的空间。当李登辉挥舞着「重返联合国」大旗，当时的国民党非主流派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北京的打压又完全符合李登辉的战略目标，北京打压愈强，李登辉愈好操弄，两岸认同差距就愈大。可是依照北京的立场，不可能不打压，因此，一种漩涡式的结构形成，北京也跳不出来了。这个结构的形成，一方面是李登辉的刻意形塑，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北京的「中华民国已经灭亡」的论述，给了李登辉形塑结构的理由与助力。

　　1996年台湾大选，应该算是冷战后两岸关系的第一次变局。依照北京当时的论述，台湾直选总统就等于台湾已经是个另外的国家，因此文攻武吓，但是李登辉很简单地就说服台湾人民支持他，理由是，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何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用人民直选的方式选出自己的总统？北京最后选择不动武，除了避免战争外，北京或许也查觉到，「总统直选」与「台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北京的「一个中国」受到挑战，可是并不愿改变其立场，不过，北京的文攻武吓却成为李登辉最有效的借力，让他过半数当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正当性。

　　1999年，当李登辉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时，两岸关系进入第二次变局，北京究竟要如何反应？依据当时各单位所做的民意调查，过半数都表示支持，他们并无法区分两岸与中国这么复杂的法律关系（请参考，张亚中，〈论两岸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评论》，2009年3月号），但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不会否认自己是属于中华民国，在他们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一个国家，可是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是什么？自此以后，1990年代初期，马英九在国统纲领时所创造的「模糊政治实体」概念，已经彻底被「两个国家」所取代，李登辉与民进党已经拒绝再用「政治实体」为台湾定位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开始面对「国家与国家关系」论述的挑战。可是，这时北京的根本立场仍然没有改变，还是不愿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北京开始微调论述，2000年8月24日中共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联合报系访问团时首次公开提出「一个中国原则」的「新三句」诠释，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容分割」。其中第二句不同于以往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中新三句」释放出了善意，但是由于北京是全中国的合法代表、台北只是地方政府、以及「一国两制」的论述仍然存在，因此，「新三句」的论述在台湾无法超越、更无法压制「台湾主体性」的诉求。民进党刻意不看「新三句」，猛攻大陆是要吃掉台湾的北京主流论述。

　　新继任的陈水扁继续抓住这个北京论述「内外有别」矛盾的机会，强化台湾人民应该当家做主的「国家论述」。2002年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是两岸关系的第三次变局，可是北京依然没有动作，是准备不够？还是出师无名？如果依照北京的宪政逻辑，台湾领导人已经宣布「一边一国」，完全触动红线，北京应该不惜武力解决才是？可是北京也了解，如果在1999年没有用武力解决，2002年也没有理由。

　　陈水扁在第二任期开始了烽火外交，强力冲撞北京的论述。陈水扁与民进党非常了解，他们不是要打倒北京的论述，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北京论述的盲点，不断突显台湾主体性的重要与必要。北京论述的盲点，也是最讲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

　　2007年的「入联公投」主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是陈水扁的最后一搏。国民党不敢迎战，在自己也缺乏论述的情形下，匆匆推出个「返联公投」，问人民「您是否……赞成以中华民国名义、或以台湾名义……申请重返联合国及加入其他国际组织？」国民党配合民进党的做法，证明了长达十余年李登辉论述在台湾内部的全面掌控。

　　2008年的两项公投都没有通过，马英九也登上了大位，但是台湾人民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并没有增加，支持台湾独立的却愈来愈多，这说明了，马英九即使赢得了选举，但是李登辉的论述，以及他所创造的结构漩涡却是愈来愈强。北京也是这个结构的共业一份子而不自觉。

　　北京应该了解，近十余年来，台湾人民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选择李登辉的论述，就是选择北京的论述。北京「不愿意接受中华民国」的论述给予泛绿无限大的操弄空间，连泛蓝都挡不住。北京如果不能及时修正补强，提出新论述，民进党永远有利用的机会，他们只要不停地问，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什么？台湾是不是北京的地方政府？这些问题只要一日不停，两岸的情感与认同就继续拉大。这是两岸的悲剧，可是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如果说，从1993年开始，两岸进入论述的对决，北京的「一个中国」与台北「台湾主体性」的对决，双方都是输家，台湾陷入意识形态的内耗，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大陆没有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同，两岸认同快速折裂。北京与国民党应该认真提出一套能够摆脱或吸纳李登辉的论述，可以让两岸都可以双赢的论述逻辑。 

　　没有核心共识就没有互信

　　从1996年以后，台湾学术界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如何建立信心措施问题，但是总是在技术与程序问题上着手，完全没有碰触到核心。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各种建立互信的方案。包括：第一、宣示性措施，例如两岸宣示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第二、沟通性措施，例如建立热线等危机处理机制；第三、透明化措施，例如公布白皮书、军事演习前通知对方、资料交换、观察演习等；第四、限制性措施，例如限制边界的军备与数量；第五、查证性措施，例如空中检查与实地检查等。二是强调「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外围后中心」等步骤的秩序性。即主张两岸可以从简单的地方开始，透过相互信任的累积，逐渐再来处理最核心的「一个中国」问题。

　　必须要很坦率地说，这样的思维只是把世界各国「建立信心措施」的内容与方式照抄一遍，而没有深刻思考问题的本质。我想问的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真正、可长可久的互信，还是一个为了处理目前可能的冲突，而建立的互信？在我来看，前者才是真正的互信，后者只是为了各自利益的权宜之计。

　　我们就回到「信心建立措施」的原始理念，看看它是如何形成。「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75年的「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所达成的「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信心建立措施暨安全与裁军文件」。这里不谈文件内容，要问的是，为什么冷战期间东西欧国家愿意签署这份代表着建立互信的最终议定书文件？

　　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东西欧的疆界出现了一些变化，德国分为东西德两个国家，俄罗斯与波兰的疆界西移。二战后紧接着就是冷战的开始，一直没有一个「和平条约」来处理战后的领土与主权问题。到了1975年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东西欧终于确定了战后的主权与领土，因此，「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在意义上其实就等于是二战后欧洲的「和平条约」。在这个「和平条约」中，苏联与华沙组织得到了西欧对于其主权与领土的确认，因此才愿意与西欧国家进行「信心建立措施」。简单地说，由于东西欧对于核心问题已经有了共识，才有互信机制的产生。

　　这个简单却是重要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两岸不能够在核心问题上取得共识，两岸不容易建立真正的互信。1993年两岸可以进行「辜汪会谈」，因为至少台北在国统纲领中宣示了「一个中国」立场。又为什么海基海协两会自此以后协商逐步破局，关键当然在于台北方面逐渐偏离「一个中国」的轨道。北京在主观上不接受「中华民国存在事实」的论述，在台湾政客操弄下，也间接助长了这个轨道的偏离。

　　海基海协两会所建立起来的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互信机制」。从它运作迄今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异常的脆弱。如果对于「一个中国」及其内涵没有共识，那么所谓的「互信机制」将会沦为是技术性的安排，不可能依靠它们建立真正的「互信」，它们充其量只是个聊胜于无的措施，宿命地在「建立－破裂－修补」中循环发展。

　　不同于东西欧经由「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达成共识。西欧各国从1950年代开始推动共同体。维持与推动这个共同体的精神就是彼此对于「和平」的共识。在西欧各国眼中，「和平」已经不仅是一项「政策」或「手段」，更是一项「价值」与「信仰」。由于历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死伤了千万人后，欧洲人终于深刻地体认到不应该再有战争，因此，他们第一个成立的共同体就是「煤钢共同体」，由成员国共同来管理战争所需要的煤与钢。反观两岸，「和平」迄今为止，还仅是一项「政策」或「手段」而已，离「价值」或「信仰」还远得很。北京方面，在追求和平统一时，仍旧不放弃使用武力；台北方面在呼应和平发展时，也不忘大量购买军备。何以至此？或许是仗打得还不够、内战所留的血还不足、亲人的伤痛还不够深到足以唤醒两岸政府与人民。北京保留最后使用武力权，台北期望有台独的选择机会，以至于双方没有认真地感受到需要建立真正「互信」的需要。

　　要建立互信，绝不能不提「一个中国」，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中各表」。「各自表述」源于「相互信任不够」。两岸应该追求的是「一中同表」，即共同对于「一个中国」这个核心问题进行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唯有如此，两岸才能建立真正的「互信」，也唯有如此，「和平」才有可能从「政策」或「手段」转为「价值」与「信仰」。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大家都是中国人，自然没有中国人打自己兄弟的道理。

　　没有自信就没有互信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不容易相信他人的，国家也是如此。随着中国大陆近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北京愈来愈能够展现出它的自信。面对诡谲多变的世局、逐渐走向分离的台湾，北京仍能坚定地主张「和平发展」，这就是北京自信的表现。社科院台研所愿意与两岸统合学会就「一中三宪」进行讨论，而不以「一中一宪」做为前提，不就是自信的表现吗？

　　反观台湾，网路戏称「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却是十足传神。意识形态民粹式的动员让台湾内耗十余年，迄今没有停止迹象。北京的论述成为泛绿可以操弄的代罪羔羊。1970年代以前，台湾还有与北京「争正统」，「争谁才是真正中国」的气魄，但是在与美国断交后，处于劣势的台湾逐渐失去自信，不再敢多谈「一个中国」。在北京独占「一个中国」的论述下，台湾也被迫选择新创论述。在北京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时，台湾方面就必然用「强化台湾主体性」来武装自己。简单地说，对北京的「受威胁感」助长了「台独」。「台独」与「独台」是一种「逃」的哲学，「逃」起因没有自信面对挑战。

　　北京虽然已有较多的自信，但是还是没有接受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自信。北京担心，如果接受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事实，是否等于接受了「两个中国」。两岸目前的确在法理上仍处于内战的延续，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上也确实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对于「和平统一」仍然缺少信心，因而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北京的现有统一论述是建立在中央统一地方，缺少用两岸平等方式追求统一的自信。「手把青秧插满田、退步原来是向前」是一句禅诗，「有舍才有得」是一句古训。北京可能需要了解，只有强者才有让步的本钱，让步对强者而言是一项美德，对弱者却是一种屈辱。在两岸问题上，北京应该把台北当平等的兄弟看待，共同追求胡锦涛所说的「复归统一」。

　　台北也必须重拾自信。几乎所有来过台湾的大陆朋友都认同台湾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从台湾人民的生活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也可以享受文明的公民社会。台北不要总是看到一个打压台湾的「政治中国」或可能消化台湾的「经济中国」，而应该看到是正在巨变的「社会中国」。台湾人民应有信心与勇气帮助社会的中国走得更开放、更美好。坚守「一个中国」不仅是政治上的原则，更是一种权益上的责任，坚持「一个中国」不仅是我们对历史负责，更是我们拥有中国未来的权利。

　　两岸都需要自信，台北需要有坚持「一个中国」，才能引导中国发展的自信，北京需要有透过「两岸平等」，更容易走向统一的自信。两岸如果能够重拾自信，互信自然可以水到渠成。

　　结语：如何让互信不可逆转

　　在北京研讨会时，北京与会者担心的问题是，两岸互信是否会发生逆转？北京对于台北的民主机制是担忧的，他们担心，台湾会否突然有一天因为换了政党，把以前两岸签署的「和平协定」全部推翻，或者来个公投，迫使台湾走向独立？

　　北京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逻辑上说，逆转绝对存在着可能，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这个逆转不发生。第一个作法就是和平协定的内容必须合乎现实，并且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中国」；对于台北而言，是「宪政地位」。对北京而言，接受台北为一个「宪政秩序主体」，只是接受事实的现状而已，但是可以彻底消除台独的诉求与政客的操弄；对台北而言，接受「一个中国」，只是尊重自己的宪法而已，但是可以避免继续内耗与可能的兵凶战危。两岸看似让步，其实都没有让步。一个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和平协定」才有可能得到双方人民支持而成为事实，「和平协定」对双方的规范才是真正的红线。

　　第二个作法是对「一中原则」做出不可逆转的安排。在「一中各表」的架构下，台湾如何表达「一中」，取决于台湾的内政，但是当两岸签署「和平协定」，双方均做出「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时（请参考，〈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中国评论》，2008年10月号），维持「一个中国」原则就已经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和平协定」，这个可以称其为「第三宪」的基石之协定，本身即因而有了不可逆转的约束（请参考，〈一中三宪〉，《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

　　第三个作法，就是如何努力创造其它结构来让其不可逆转。不努力经营，任何再好的结构都会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岸统合」、「两岸共同体」、「中华共同体」，或「一中共同体」，不论名称为何，都是值得两岸努力推动的。（请参考，〈共同体〉，《中国评论》，2009年10月号）

　　走笔至此，读者或许可以更清晰了解，「一中三宪」应该是未来「和平协定」的基本原则，它可以让两岸的互信透过协定约束而不再逆转。它不同于东西德透过基础条约中的「一德各表」来建立互信，也不同于东西欧透过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中的「相互尊重主权」来建立互信。它在北京所强调的「一个中国」与马英九所呼吁的「正视现实」中找到了交集。「一中三宪」是两岸建立核心共识的互信基础，「和平协定」是这个互信基础的机制。这个互信机制兼顾了原则与现实，更包含了理想。

　　谨以此文，尝试为胡锦涛先生所主张的「建立互信」做一诠释。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9年11月号，总第1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