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好，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文摘要】“公共考古学”这一命题由来已久，近年来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在公共考古学的实践中，国家和考古学者亦就这两个方面做了不同的工作。公共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虽已收到一些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通过对我国公共考古学现状的思考，发现公共考古学在中国要发展下去，必须做到“公共”与“公众”两方面的平衡。

　　【关键词】公众考古学　现状与对策　广西

　　Abstract:Public archaeology as a proposition is already been proposed. In the past years it was Chinese scholars concerned. T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launched the discussion to public archaeology from two aspects. About public archaeology, the country and the scholars have done many different works. Public archaeology just started in China to develop. Many questions are worth studying except existing achievement. Based on Chinese public archaeology ponder, it must balance various aspects for continue to develop.

　　Key words: public archaeology　actuality and countermeasure　Guangxi

　　

　　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考古学界就将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列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并因此而引发了一个命题——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 尼克·梅里曼（Nick Merriman）在其主编的《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一书中，对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的论述〔1〕。而中国学者对这一命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命题的理解方面，学者们就“public”的含义展开了探讨，如周晖翻译了尼克·梅里曼所编《公共考古学》的序言《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2〕，郭立新、魏敏也在《初论公众考古学》中发表瞭见解〔3〕等；二是在命题的实践方面，学者们针对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情况，既有将考古学整体“公共化”的设想，如曹兵武的《低头看地与抬头看天——关于考古科普的一点感想》〔4〕、陈洪波的《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5〕等，也有对考古个案“公共化”的分析，如曹默的《浅谈博物馆教育中手工活动的教学设计——以中小学生的考古学普及教育为例》〔6〕、魏敏的《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与信息解读——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为例》〔7〕等。

　　时代在变，考古学在发展，如何将考古学“公共化”？笔者在整理和回顾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以广西为例，就公共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及对策进行了思考。

　　一、 公共考古学的定义

　　给一个事物下定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许多交叉和渗透。在学术界，就表现为多学科间的交叉发展，以及新兴学科的产生。考古学，这个诞生于19世纪的学科，也在不断充实。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序言中写道：“考古学部分是搜寻古代的珍宝，部分是科学工作者缜密的探究，部分是从事创造性的想象。她既是在伊拉克沙漠里烈日下的辛苦发掘，在阿拉斯加冰天雪地里对爱斯基摩人的观察，对佛罗里达海域西班牙沉船的潜水考察，在约克市罗马时代阴沟里的勘探；她也是进行解释的艰巨工作，以便了解这些工作和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因此，考古学既是野外的一种体力劳动，又是在书房里和实验室里智慧的创造。”〔8〕由此可见，要给考古学做个名词解释，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在对public archaeology的理解上，学者们也有许多解释。public一词源自拉丁文pupulus， pupulus意为人们、人民。《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中，认为public有五大含义，分别为：①公（有)的、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②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③公开的、当众的；④知名的、突出的；⑤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public一词含义如此之多，学者们在为public archaeology定义时，也各有侧重。

　　主张理解为“公共考古学”的学者，更多的侧重于考古学与国家机构的关系。回溯public archaeology的诞生，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与考古学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出现的紧急情况密不可分。考古学学科专业化的增强，使得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日趋显着。而学术界对于大量具有价值或潜藏价值的考古资源无法给予充分的保护，致使它们面临被破坏的威胁，甚至已经遭到破坏。于是，学界希望跳出专业人员管理的模式，藉助政府的力量，将考古遗存保护和文化资源管理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其实，无论是从事野外调查研究，还是进行考古田野发掘，都是在国家的土地上进行，这就注定了考古与国家之间不可阻断的联系。以现实的情况来看，几乎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在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进行的；而考古的成果，无论是报告的发表，还是文化遗存的保护都依赖政府的支持。在考古学的推广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介也都与政府有着关联，博物馆、图书馆、传媒……从某种程度上说，考古学的推广是一种政府行为。

　　这种政府行为的实施，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立竿见影，它更多的被烙上了“后世”的印记，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不到相应的体现。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些学者开始对public archaeology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主张将public archaeology理解为“公众考古学”，强调的是公众的参与和认知。考古学是一门孤独的、阳春白雪般的学科，它的发展非但未使其浅显普及，甚至更为高端晦涩。公众对这一学科的科学知识相当不明瞭，他们无法跨越考古学越来越高的门槛，只能怀揣着无知与好奇等候在门外。如何让考古学与公众相见，乃至建立起一种默契和信任，这是摆在“公众考古学”派学者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他们认为，若然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公众就可以在考古活动中找到适合的利益点，考古学的推广也可以朝着更深层面发展。

　　更多的学者认为，public包含了公共和公众两种含义，它们就如同两条腿，偏废或低估了任何一方，都无法使考古学真正的“公共化”。public archaeology在西方只有一个名词体现，而在中国，因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看见“公共考古学”和“公众考古学”两个不同的名词，但无疑它们都体现了对考古学的推广。

　　二、 公共考古学的实践模式

　　对“公共考古学”认识的不同侧重，衍生了不同的实践模式。这些模式是在科学理论研究指导下的实践，是“公共考古学”在现实中的运用。

　　（一）依靠国家力量的实践模式

　　1. 建立公共设施

　　建立博物馆，是国家保护考古成果的重要方式。1973年大英博物馆的对外开放，或许是最早的建立考古文物公共展示机构的公共行为。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的考古遗物、遗迹，并通过对它们的展示，让公众对考古学有所接触。

　　2. 制定文化资源管理措施

　　法国早在大革命时期，国家就颁布法令，对百年以上的古建筑进行保护。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保护本国文化资源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实施，保护了一大批文化遗迹，同时也为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 设立文化资源管理机构

　　文化资源的数量庞大，如果单纯依靠考古学专业人员进行管理，那是不可能的。国家、或是在国家允许下设立的文化资源管理机构，便承担了这一工作。文化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不仅可以全面有序的对文化资源加以管理，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国家行政资源，以达到保护文化资源的目的。

　　4. 兴办考古学教育

　　学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学校中设立考古学专业，为考古学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也是国家推广考古学的一种重要行为。同时，学校也为考古学专业人员提供了学术思考的园地，以及继续深造的机会。

　　（二）依靠公众力量的实践模式

　　1. 普及型考古著述

　　考古学学科知识的博大精深，以至一些专业人员都为之挠头，更何况普罗大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专业学者开始寻找一条与大众沟通的途径。普及型著述，为很多深难学科的推广提供了条件，这一方式也被考古学者们加以应用。浅显易懂的句子、生动有趣的案例、丰富多彩的图片……用这些人们喜欢看、乐意读的东西，介绍考古学，让人们对考古学有了瞭解，产生了兴趣。

　　2. 宣传、舆论的支持

　　随着宣传媒介的增多，从口耳相传到贴画广告，从广播电视到网络信息，将消息的时效性与真实性逐步扩大。考古学的成果有一种魅力，总是能吸引宣传媒介的目光。那些熠熠生辉的宝物、尘封已久的古迹总是占据着版面和镜头，久而久之，考古就成了寻宝、探险和猎奇。这样的宣传不仅不能使考古学走向公众，反而让公众与考古学愈行愈远了。于是，考古专业人员认识到光有宣传媒介的关注是不够的，应该结合考古专业知识，加入到宣传当中去。就这样，宣传媒介中出现了考古的过程，出现了考古学术争论，出现了考古人自己记述的考古。

　　3. 大型交流活动的举办

　　举办考古成果交流活动，亦是吸引公众眼球的好方法。不同国家、地区的考古成果，都具有其独特之处，它们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跨地域的展示，会给公众以视觉和文化的冲击，而由这种冲击所引发的公众参与度是很高的。

　　4. 融入国民教育

　　考古专业人员积极的融入到国民教育当中去，是一条希望与未来之路。让更多的年轻人或是有志于学者学习考古学基本知识，加入到考古或是文化资源管理的工作中去，如此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可以使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和参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是推广考古学的根本方式。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时事的变化，应运而生的公共考古学实践模式还会有许多，通过这些实践，考古学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

　　三、 各种公共考古学实践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挖下了中国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从那时起，中国考古开始与世界接轨。近百年来，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历史文化的追寻，从未停止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尽管战火纷飞，尽管国破家亡。在公共考古学实践模式的探索方面，中国从真正意义上踏入这个领域，应是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在很早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众多博物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化资源管理机构，宣传媒介也给予考古工作足够的重视，高等教育中亦有考古学的一席之地；但这些活动大都局限与考古学专业领域，又或者说是圈定在一个小范围内的。改革开放后，国力增强，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公共考古学”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1.  博物馆的放逐与回归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被推进了市场，许多博物馆为了门票而惨淡经营着。那是一段悲哀的日子，同时也让考古学专业人士们看见了国民与考古学的距离。危机亦是机会，博物馆放下身段，贴近民众，在展示方式、宣传服务等方面做了改进，为考古学的推广做了很多努力。2008年，全国博物馆开始逐渐免费开放，这一政策的实行，既是与国际趋势的接轨，同样也显示了国家对文化资源的重视。政策实施到现在，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发展，已见到明显的成效。参观博物馆的人多了，关注考古学的人也多了。

　　2.  法例的颁布实施

　　1985年《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989年《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博物馆管理办法》……这些法例的颁布实施，规范了文化资源管理，保护了文化资源。

　　3.  参与国际活动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国便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员，幷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还是承办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又或是派出学者参加国际考古学术讨论会……国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的文化资源、考古成果推向国际。

　　4.  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今年来十分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録，每年都进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评选工作。国家对文化遗产的投入非常多，除了对物质文化遗产给予有形的保护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给予经济和媒介上的支持。1993年，国家设立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又可称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2005年以来，国家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确定了“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目前，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以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新疆段和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大遗址为核心的保护格局初步形成。

　　5.  考古学教育的蓬勃发展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国内许多知名大学就设立了考古学专业。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学专业的发展曾一度停滞不前，甚至一些老牌考古学专业的实力在逐渐下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考古学专业兴办的重视程度，目前，全国有考古学专业的高校达39个。而在基础教育方面，国家通过新课改，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知识在历史课程中的比重。

　　6.  普及型考古著述受到重视

　　公众对考古新发现的热情一直很高，但他们往往只能从新闻媒体“标题般”的报导中对那些新发现瞭解一二。当人们想对自己感兴趣的考古发现做更深入的认识时，却苦于找不到文字介绍，即便是找到了，也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报告。近些年，许多考古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专业刊物上呼吁学界同仁，在大众媒介里发表通俗考古文章，联系出版社出版科普考古读物。现在，很多普及型考古著述已经成为网络上点击率高，书架上销售率好，公众中口碑热的焦点。

　　7. 新闻媒体的配合

　　我国考古界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早已跳脱了单纯的新闻报导。报纸的巨幅报导、纪録片、专题节目、专家访谈、考古现场直播……这些方式都推动了考古学的“公众化”。但新闻媒体的关注点与考古学者是不同的，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新闻点和信息量，所以使得原本科学严谨的考古，在公众面前显得“功利”了。如何将宣传看点与考古学的本来面目相结合，仍需在实践中探索。

　　8. 走进学校、社区

　　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三尺讲台是知识的输送地。走入校园，在三尺讲台之上，将考古学的知识传授出去，是考古学“公众化”的重要途径。考古学者们，走入各级校园，给学生们作报告、办讲座，让他们青年时便于考古结缘。一些文物大省，亦将考古、文化资源保护知识带进社区，提高了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为文化资源保护建立了群众基础。

　　四、   广西公共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广西并不是一个考古大省，较之于中原地区，在广西进行的考古活动不多。选择广西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公共考古学”在广西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既可以吸取前人的有利经验，也可以找到发展的新途径。

　　（一）广西公共考古学的发展现状

　　1. 博物馆

　　广西拥有几乎涵盖所有种类的博物馆，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近几年，政府对广西的博物馆发展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建设了一批新的博物馆，如广西科技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合浦汉文化博物馆的建成，建设中的广西城市规划建设展示馆、铜鼓博物馆、美术馆，筹建中的南宁艺术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新馆、贵港博物馆新馆等。广西现有的历史类、遗址类、专题类博物馆在“公众考古学”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种形式的实践。

　　（1）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西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与当地的小学、中学、大学合作，建立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介绍一些考古学的内容。一些实力雄厚的博物馆，还会联系专家到合作学校办讲座，讲授简单的考古学知识。

　　（2）举办活动

　　在每年的世界遗产日、博物馆日等纪念日时，博物馆会在本馆或到学校、社区，通过设立宣传栏、分发传单、口头宣讲等形式，普及文化资源保护知识。

　　（3）利用旅游资源

　　博物馆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遗址类的博物馆更是热门的旅游点。许多博物馆都与旅行社有合作，这让更多地方的人瞭解到了广西的考古成果。

　　2. 文化资源管理保护

　　广西的文化资源管理保护，政府和公众的参与度都较高，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协同考古专业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

　　（1）文化、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的申报

　　广西文化部门一直积极开展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认定工作。现已将文化、非物质分化、自然遗产的设立级别确立到市级。广西拥有多个以灵渠、桂剧为代表的入选国家级名録的文化资源，其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最。2009年，广西文化厅成立了《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和《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纪録片》编委会。此外，广西还在全国率先启用了“1+10”的建博物馆建设模式〔9〕，建立了许多生态博物馆，既保护了文化资源，又宣传了保护理念。

　　（2）大遗址保护

　　广西文化部门组织了大批考古专业人员开展大遗址保护项目。这些专业人员充分研究了桂林靖江王陵遗址等大型遗址的保护意义和可操作性。并于2010年4月启动了桂林甑皮岩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建立一个占地13公顷，集保护、科教、休闲为一体的遗址公园。

　　3. 兴办学校教育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自2004年起就与广西博物馆、考古所，联合申办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点，目前，是广西唯一一所拥有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这对广西考古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既可以为广西培养专业的考古学人员，又能够为广西的考古专业人员提供进修的机会，还充实了广西的考古学研究队伍。

　　4. 宣传媒介

　　广西文化管理机构和考古专业人员总体而言还是善于利用宣传媒介的力量的。遗址发掘、学术会议、专著出版……几乎所有大事都见诸于宣传媒介，让公众对广西考古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瞭解。

　　（二）广西公共考古学的发展对策

　　基于以上对广西公共考古学发展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公共考古学在广西的发展还是有土壤的，一些不足之处亦不是不可治愈的顽疾。结合实际，对广西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

　　1. 遗址类博物馆的建立

　　就地发掘，就地保护，是现今考古发掘与保护的主要方式。广西现有考古遗址类博物馆3个，分别是南宁顶狮山文化遗址博物馆、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这与广西发掘的重要遗址数量相比，还是太少。

　　2. 大遗址公园的建立

　　广西的许多大遗址，都有建立遗址公园的条件。将这些遗址纳入遗址公园的范畴，不仅可以更好的保护，还能起到贴近公众的效果。相信甑皮岩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只是一个开始，定将有更多的遗址公园会建立。

　　3. 对于文化遗产给予扶持

　　对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改变以往“输血”的方式，在保护的基础上，寻找出这些遗产身上的价值点。在对待文化遗产方面，要积极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使其达到投入、保护、收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要在传承的方式、方法上下功夫，既保护好老艺人，又鼓励年轻人拜师学艺，还要将这些技艺有效地进行宣传，做到有传人、有受众、有名望。

　　4.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合作者的多样化

　　广西大多数博物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合作者都是学校。其实，爱国主义教育应是一种全民教育，参与者不仅仅是在校学生，还应该有公务员、企业员工、工厂工人等等。一些有条件的博物馆，可以在介绍祖国的历史文化时，穿插一些考古学方面的内容，以加强考古学的“公众化”。此外，除了和本地的单位合作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外，还可以和其他省市建立合作，以达到宣传本省考古文化的目的。如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就曾与江苏省南通中学合作，建立实践基地，还被评为“全国百家青少年教育示范基地”。

　　5. “大篷车”的应用

　　广西有“文化大篷车”、“科技大篷车”、“计划生育大篷车”……当然也可以设立“文化资源保护大篷车”。“大篷车”的宣传方式亲切、普及面广；还可因地制宜，就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资源拟定具体的宣传文稿。

　　6. 充分利用宣传媒介

　　广西与一些先进省份相比，在宣传媒介的利用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具体表现在：①网站建设简陋，更新速度慢；②与电视、广播媒体合作，只停留在新闻层面，专题纪録较少；③在报刊上的宣传，常由普通记者执笔，错误率高；④出版物大多为学术专著，普及型著述较少。考古学专业人员应对在这几方面加以重视，充分利用宣传媒介。加强网络平台建设，规范考古报导，撰写普及型著述。

　　7. 体验式考古

　　体验式考古是公众参与考古的较高层次，参加体验式考古的公众都已对考古学有所瞭解或饱有浓厚的兴趣。体验式考古并不是让公众参与到真正的考古发掘中去，而是在考古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模拟考古。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就开辟了这样一个模拟考古乐园，公众可以在其中体验科学的考古发掘过程，同时亦可感受到考古人员的辛劳。这种“体验式”的模式，摆脱了呆板的说教，寓教于乐，参与性很强。

　　公共考古学的实践模式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发出许多许多，关键要能管理保护好文化资源，要能拉近考古学与公众的距离。

　　

　　总之，得不到公共扶持的学科是艰难的，得不到公众认可的学科是寂寞的；走向公共并不是学术的削弱，走向公众亦不是研究的倒退。公共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将经历一个破茧的过程，而探索与实践就是这个过程的加速器。

　　

　　注释：

　　〔1〕 Nick Merriman （2004), Public Archaeology, Rout ledge.

　　〔2〕 Nick Merriman着，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3〕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4〕曹兵武：《低头看地与抬头看天——关于考古科普的一点感想》，中国文物报社编《大考古》，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年。

　　〔5〕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6〕曹默：《浅谈博物馆教育中手工活动的教学设计——以中小学生的考古学普及教育为例》，《博物馆研究》2009年第2期。

　　〔7〕魏敏：《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与信息解读——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为例》，《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3期。

　　〔8〕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序言》，引自陈淳：《当代考古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9〕即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中心，在全区各地建立10个生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