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文摘要】宋末元初，广西的制瓷业迅速衰落，到元代仅余少数几个地方还在烧造瓷器，质量也大不如前。作者认为烧瓷燃料的短缺、外贸中心的转移、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遭受战乱的打击等是广西制瓷业衰落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广西　宋末元初　制瓷业　衰落

　　Abstract:On the late Song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Guangxi has declined rapidly. There were few  places kept making porcelains in Yuan dynasty kilns, and the quality was much less than before. The author thinks the shortage of fuel, trade center moving, lack competitive products and the shock of the war etc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Key words: Guangxi　late Song dynasty and early Yuan dynasty　porcelain production　decline

　　

　　一、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期广西瓷器生产的繁荣

　　宋朝中央集权的建立为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安定的政治条件。宋代人口也大量增加，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録》记载：“宋太宗至道二年户口只有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仁宗庆历八年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广西远离辽、金、西夏的威胁，在稳定的社会条件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宋室南渡后，大批北方的人口因躲避战火纷纷南迁，全国经济的重心也随之南移。广西是北方移民涌入较多的省份之一。这些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就包括先进的制瓷技术。

　　因为制瓷技术涉及到瓷土、釉料配方、窑炉结构、烧成气氛、烧成温度控制等方方面面，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才会渐趋稳定和成熟。广西烧造瓷器的历史相较北方而言甚短，在信息传播不畅的古代，要在短时间内建成合乎本地资源配置的窑场、烧成质优价廉的瓷器，只能通过技术人员交流和口耳相传来传授先进制瓷技术。例如：永福窑田岭宋代窑址内发现的瓷腰鼓残片上有“蒋子弟”“供庙用”字款，可能就是湖南衡阳蒋家瓷窑址内的蒋姓窑工的后裔。蒋家窑是长沙铜官窑晚唐衰落后，部分工匠南迁后兴起的。北宋后，或因为衡阳一带瓷土枯竭，或因为烧造的产品成本过高，销路不广，或因为当地工匠过多，不利于大批量地发展生产，因此湖南衡阳一带的部分工匠又继续南下至广西境内开辟新的窑场〔1〕。

　　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来了北方的陶瓷生产方式。北方的瓷窑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成群成片地出现，形成一个大的窑区，在这个窑区里，经营者彼此有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关系。岭南宋代出土的陶瓷产品，大都在器底或器肩刻划有符号或者商号、姓名等字款，这些字款或代表制瓷股东、或代表窑场，或代表制作的工匠，总之，反映出分工合作的关系、合股关系、雇佣关系等陶瓷生产方式，促进了岭南陶瓷的发展〔2〕。

　　广西许多地区富含高岭土、石灰岩，为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釉料；地处亚热带温暖湿润的气候利于草木的生长，为制瓷业提供了丰富的燃料；河流众多、水网密布，为制瓷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自隋、唐、五代以来，广西的桂州〔3〕、藤县雅窑村〔4〕等地就有烧造瓷器的窑场。

　　北宋初期，宋朝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并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措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陶瓷海外贸易不断扩大；国内人口的增加使得陶瓷的消费量随之增加，国内外市场的兴旺为广西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北宋后期，北方瓷工的南迁为广西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广西共发现30多处宋代的窑场〔5〕，大致分为以生产青瓷为主和以青白瓷为主的两大区域，前者集中在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流域的全州〔6〕、兴安〔7〕、桂林〔8〕、永福〔9〕、柳江〔10〕，后者集中在北流河流域的容县〔11〕、藤县〔12〕、北流、岑溪，郁江流域的桂平〔13〕。另外在邕宁、忻城、宾阳等地也有宋代的窑场。这些窑场少则数条，多则数十条龙窑，产量相当之大。如藤县中和窑Y1为例，其残长50.6、平均宽3米左右，全部采用其所用形状较大的Ⅱ式匣钵烧造瓷器，该类匣钵的直径为20、高13厘米，窑炉高度以1.7米计，每次可以烧造约6000个匣钵的瓷器，每个匣钵放5个盏、盘之类器物，每窑就可烧造约30000件瓷器。每季度若开窑一次，一年单个窑床就可以生产12万件。广西宋代窑场的生产能力，可见一般。

　　宋代比较重视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对外贸易事物的专门机构，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等沿海地区设市舶司或市舶务。对于广西宋代制瓷业的繁荣，专家学者认为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直接关系〔14〕。

　　二、宋末元初广西制瓷业的衰落及其原因

　　然而，这些窑场经过南宋的繁盛之后，在宋末元初之际，迅速衰落，不复当年之盛。首先，窑场数量和窑床数量都大为减少，宋代30余处窑场，到元初仅余柳城的6处窑址〔15〕、全州永岁3处窑址〔16〕，数量仅及宋代的四分之一，每处窑场的窑床仅数条。其次，产品质量下降严重。反映在瓷胎较粗，釉色灰黄，制瓷技术比之宋代退步很多。再次，产品的品种为低档的日用粗瓷，品种较少。宋代广西窑场常见的熏炉、腰鼓、香炉等产品已少见出产，产量也江河日下，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海外市场还是本地市场，都被景德镇等窑场的产品所垄断，仅能维持少许本地低档市场。造成广西宋末元初制瓷业衰落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

　　（一）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燃料供应的不足

　　制瓷业十分依赖于自然资源，其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瓷土、釉料、燃料都来源于自然，而产品的运输条件、销售市场等方面，也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度相当高。因此，在自然条件发生一定变化的时候，会对制瓷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南宋中期以后，燃料的供应不足渐渐成为制瓷业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1.燃料供应对瓷器烧制的重要性

　　制瓷业生产需要充足的燃料，是以窑场在选址时除了考虑瓷土、运输条件以外，燃料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宋代的瓷器，烧成温度最高达1300℃±20℃，一般在1200～1300℃之间〔17〕。在此高温下才能改变粘土的物理和化学性能。高温的实现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因此，燃料成本在瓷器制造业中的比重较大，燃料成本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瓷器成本和售价。北宋以后，北方的窑场周围的植被环境已被严重破坏，木材燃料难以为继，严重影响了窑业的发展，不得不广泛使用煤为烧瓷的燃料。广西不出产煤炭，气候温暖湿润，草木生长快，草木资源充足，窑场仍然以柴草为燃料。但是，正是柴草燃料的供应量发生变化，限制了广西宋代制瓷业的可持续发展。

　　2.宋代时期广西气候骤冷和乾旱使植被鋭减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12世纪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而寒冷的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西南地区〔18〕。气候的变冷让原来在暖湿环境中生长的自然植被萎缩退化，树木生长的周期延长，这对于需要大量使用柴草燃料的制瓷业是一个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在文献中多有记载：

　　绍兴二年（1132）郴、道、桂阳旱饥，（薛）微言请于朝，不待报，即谕漕臣发衡、永米以振〔19〕。

　　绍兴五年（1135）丁未，今岁久旱，所及者广，谷米登场，民已告饥〔20〕。

　　干道九年（1173）腊后二日，桂林大雪尺余，郡人云前此未省见也〔21〕。

　　淳熙元年（1175）浙东、湖南郡国旱，台、处、郴、桂为甚〔22〕。

　　淳熙七年（1180），……浔、衡、永州……皆大旱〔23〕。

　　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不雨，至于八月，……邕、宾、象……皆旱……冬，不雨，至于明年二月〔24〕。

　　开禧元年（1205）是岁，江浙、福建、二广诸州旱……,振之〔25〕。

　　嘉定十四年（1221），浙、闽、广、江西旱。淳佑十一年（1251），闽、广及饶州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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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广西一带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很可能造成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的被破坏。

　　由于制瓷业对于燃料的严重依赖性，窑址多选在草木丰茂的地区，为了节约运输草木燃料的成本，通常就近使用窑场周围的草木资源。而南方制瓷业所采用的龙窑一般长度从20、30米，到50、60米，乃至上百米者皆有，每次烧造需要大量的燃料。宋代的龙窑一次装烧5-10万件瓷器，需要燃料6万至12万公斤松柴。一株中龄的松树约重200公斤左右，一次烧成至少需要300至600株松树，如果该窑场每个月烧一窑，每年每窑烧去3600-7200株树木〔27〕。而广西各地宋代的窑场，少则几座，多者数十座龙窑，如永福窑田岭，据不完全调查有29条窑〔28〕，桂平县城和罗秀伟扬合计数字多过25条〔29〕。可以想见草木燃料的耗费量。当本地的燃料不足以供应窑场的大量烧造，就需要就近从其他地方获取，离燃料来源地的半径愈大，增加的成本愈高。因此，燃料因素成为制约广西窑业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气候变寒冷则加速了燃料短缺的趋势。

　　3. 应对燃料供应不足采取的措施

　　燃料供应不足势必影响到制瓷业成本的上升和竞争力的下降。为了保持自身原有的竞争力，广西的宋代窑场采取许多措施，以求在柴草燃料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扩大产量，以降低单个产品的燃料成本。

　　（1）使用叠烧法

　　北宋时流行使用漏斗形匣钵，采取一钵一器的仰烧法。如藤县中和窑Y1，始烧于北宋元丰年间，也采用这样的烧造方式，产品质量之精，可与负有盛名的景德镇同期产品相媲美。Y2烧造年代属南宋中后期，已采用一钵多器的的烧造技术——叠烧法，将数件器物用支钉相互隔开，放入同一匣钵内，一次每钵可烧成数件瓷器。这是个技术的进步，扩大了烧造产量。但也反映了窑主们一味追求产量而不那么讲究质量的经营作风。Y2的产品与Y1的相比，瓷胎明显不如Y1出土器物的精致细腻，制作也比较粗糙〔30〕。

　　（2）大量窑具的使用

　　除上述的匣钵以外，广西的窑场还大量的使用垫烧具和支烧具，包扩垫饼、垫圈、垫环、垫座及各种支烧具。其作用有三: ①防止器物之间油液的粘连；②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③增加窑室内瓷器堆放的稳定性，防止烧造过程中由于瓷器倒塌而造成损失。这些窑具的大量使用，最终目的还是减少废品和次品，提高烧成率，节约成本。

　　（二）全国外贸中心由广州向泉州转移，改变了制瓷业的格局

　　广西宋代制瓷业的迅猛发展，和广州市舶司的建立密不可分。开宝四年（971），宋朝在统一岭南数月后，就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后在今杭州龢宁波设立两浙市舶司和明州市舶司〔31〕。商人如需出口货物，必须到市舶司办理出海的手续，这实际上是用行政的手段把海外贸易集中在市舶司所在地，设置市舶司的港口就成为出口商品的汇集之地。而元丰三年（1080）宋朝推出“元丰市舶条”，规定只有广州、明州、杭州市舶司能够放行外贸商船，对外贸易被空前的垄断〔32〕。临近市舶司、富于瓷土资源的地区，纷纷设立窑场，从事外销瓷器的生产经营，因运输的极其便利和海外市场信息的灵敏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如潮州笔架山窑〔33〕。广州西村窑是宋代著名的生产出口瓷的窑场，其附近并无瓷土资源，瓷土来自珠江沿岸的番禺、肇庆、东莞等地，也借此便利生产出口瓷〔34〕。岭南陶瓷在外销生产方面，甚至还名列前茅〔35〕。

　　在所有设市舶司的港口中，广州港离广西诸窑场最近，也是南宋后期以前，全国最大的港口，海外贸易繁盛。宋代朱彧所着《萍洲可谈》载：“崇宁初，三路各立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州最盛。”〔37〕广西西江属珠江支流，可以顺江而下直扺广州。故此，西江流域的漓江、洛清江、柳江、郁江、北流河等支流的附近出现大量的以外销为主、兼顾内销的窑场。唐、五代以降，北方传统的窑场，生产技术先进，所产瓷器精美，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广西的窑场多仿烧其他窑场海外畅销的产品，如永福窑模仿耀州窑〔38〕、兴安严关窑仿耀、钧瓷〔39〕等。因为这些北方名窑远离设有市舶司的沿海港口，漫长的运输增加了销售成本，而且处在战区或辽、金的统治区，虽然技术先进、产品较广西窑场为好，但是广西的窑场因与广州市舶司距离较近，水路交通便利，在与北方窑场的竞争中有价格的优势，并不处于下风。各地窑场相互竞争，相互模仿，促使瓷窑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广西的窑场由于在海外贸易中占得一席之地而在南宋达到鼎盛。

　　广西宋代制瓷业多数因广州市舶司的兴起而开始烧造，也随着广州市舶司的衰落而走向衰落。元佑二年（1087），泉州设立市舶司，第二年，又在密州成立市舶司。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前，福建江西等地的窑场产品的海外贩卖，被迫往返都须绕道广州，耗时漫长，费重利薄。而泉州市舶司设立后，可以合理的利用季候风的方向，无须绕道广州，合理安排出运和返航的时间，一年即可往返。泉州在设立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超越广州，成为最重要的港口。到12世纪60年代的绍兴末年，广州、泉州“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 〔40〕。泉州与广州几乎已经平起平坐了。至元代初，泉州已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因此，随着海外贸易中心在南宋晚期北移后，泉州、杭州、明州等港口所在的省份浙江、福建和邻近的江西，由于原有制瓷业就很发达或基础就不错，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制瓷业的中心。

　　浙江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北宋初越窑衰落，龙泉窑继之。南宋时期龙泉大窑附近的窑址由北宋时期23处发展到48处，窑场数量成倍的增长〔41〕。至南宋晚期达到全盛期。

　　福建宋代瓷窑多集中泉州周围在闽南地区，主要分布在南安、安溪、晋江、惠安、永春、同安、德化、莆田、仙游、漳浦等地，这些窑场多始烧于南宋，或虽早存在而至此时方转兴盛，巅峰期多在南宋晚期至元代。

　　江西景德镇宋时已在名窑之列，与永和窑、临江窑、七里镇窑、白舍窑并称江西五大名窑，其他还有铅山江村、横峰城郊、贵溪坝上等窑址，遍及江西南北各地，烧造技法各有千秋。景德镇周围，更是遍布窑场。大多窑场在元代仍在烧造青白釉、黑釉和彩绘瓷等。其中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有新的突破，已冠絶群窑〔42〕。元初至元十五年（1278）在此设立“浮梁瓷局”后，直至明、清，无论官用瓷、民用瓷、还是出口瓷，景德镇都是我国最重要的陶瓷产地。

　　窑场与外贸中心的距离关乎运输成本，对于瓷器这种既沉重又易碎的货物，运输成本的因素是关系到产品售价和窑场利润又一个主要原因。这个运输路程上的距离，因时代久远，运输路线难以做到精确计算，只能作为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距离，可称之为“经济距离”。这三省的窑场的到港口的平均“经济距离”远远低于广西的窑口到广州港的“经济距离”。如闽南地区的窑场到泉州港的平均“经济距离”是218里，远低于广东窑场到广州港的平均511里。广东封川窑场（今封开）到广州港的“经济距离”是610里〔43〕。而广西诸窑场水路运瓷器往广州出口必经西江，封州正处于广州上游的西江之畔。离封州最近的窑场是藤县中和窑，距封州约150里。因此，单从运输费用考虑，广东制瓷业成本较闽南为高，而广西窑场更比广东为高。于是两广的大多数窑场在海外贸易中因不具备价格竞争优势而衰落了。

　　广西宋代窑场多是以海外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需要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有敏鋭的反应，进而对本窑场的生产进行调整，以适应海外市场的变化，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这需要及时的瞭解海外市场讯息。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这些讯息主要集中货物进出口的港口。广西窑场远离这些既是海外贸易中心，又是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中心的沿海港口，其结果必然是信息落后、反映迟缓，最终被海外市场所遗弃。

　　（三）产品竞争力的不足

　　建国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44〕。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制瓷业竞争的激烈。

　　广西宋代的窑场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与其他地区的各窑场的竞争；二是广南西路内各地区的窑场竞争，如洛清江流域的窑场与北流河流域的窑场的竞争；三是与窑场所在地方不同窑址之间的竞争，如永福窑田岭二十余条窑址，必然属于不同的作坊主，这些不同作坊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广西各窑场表现出来的多是一种同质化的竞争，即各窑场烧造的产品类似、纹饰类似、销售的市场类似、产品的品质类似、应对市场的措施类似等等，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竞争，无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可言。广西诸窑的产品以碗、碟、盏、盘、杯等为大宗，无论青白瓷还是青瓷均仿耀州窑瓷器为主，装饰手法多用印、刻、划等，纹饰以缠枝、折枝花卉、海水游鱼、婴戏纹为主，为了节约成本、扩大产量，普遍采取用3-6个支钉隔开瓷坯，将数个器物叠放，或明火直接烧造，或置于匣钵中烧造。叠烧确是可以提高一些产量，但是这样也会提高不良品率，容易出现变形、粘连等情况，而且器物内会留下支钉痕，不但影响美观，使用中也会带来不便。各个窑场缺乏独特的拳头产品，技术的改进也比较迟缓。发展到南宋晚期产品“胎体趋于厚重，制作粗糙”〔45〕。到元初，广西窑场不仅丧失海外市场，而且连本地的内销市场也被外地窑口占领，“从元代地层中所见到的原来地方的青白瓷已完全由景德镇瓷器顶替了。”〔46〕

　　（四）政治军事形势的破坏和影响

　　宋末元初，元军从滇东侵入广西，攻下邕州、宾州、象州等地，向北直逼静江府。静江府军民奋力扺抗，败元军于黄沙河。德佑二年（1276）自北向南再次进攻静江府。马塈“自将三千人守严关，凿马坑，断粮道”〔47〕。经数月苦战陷落，元军继续南进过程中遇到各地人民顽强地扺抗。1279年，南宋灭亡。元军在占领过程中，“拔城必屠。”〔48〕对各地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窑场人员或死或逃，纷纷停烧。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野蛮统治，激起了广西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对手工业加强控制，把制瓷业置于管办之下，设立“浮梁瓷局”管理全国制瓷业，把全国的优秀瓷工集中在景德镇，景德镇瓷业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不仅在海外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在国内市场也占有极大的份额。伴随而来的却是其他地区制瓷业的凋零。战乱过后，广西原来遍及广西30余处的窑场，仅余少量窑场恢复烧瓷，分布在全州永岁、柳城等地，烧造的产品都是中、低档日用粗瓷，器种单一，规模较小，无论从质量和产量上看，已大不如前。

　　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广西宋代制瓷业在经历了北宋后期的兴起、南宋前中期的繁荣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增加了制瓷业的燃料成本；随着海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移至泉州，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运输优势；海外市场信息不畅通，加上各窑场之间同质化的竞争，使得广西制瓷业在宋末元初迅速走向衰落，海外市场与本地市场尽失。并在政权的更迭中的社会动荡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注释：

　　〔1〕申家仁：《岭南陶瓷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01。

　　〔2〕同注〔1〕，页198。

　　〔3〕桂林博物馆：《广西桂州窑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4〕韦仁义：《广西藤县宋代中和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191。

　　〔5〕蒋廷瑜：《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第11期。

　　〔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全州县文物管理所：《全州古窑址调查》，《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99-100。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宋代严关窑址》，《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59-60。

　　〔8〕同注〔3〕，页523。

　　〔9〕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窑田岭宋代窑址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201-212。

　　〔10〕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柳州市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博物馆、柳江县文物管理所：《柳江县立冲南窑址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页359。

　　〔1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容县城关窑宋代瓷窑》，《考古学集刊（第五辑）》，1987年，页264-272。

　　〔12〕同注〔4〕。

　　〔13〕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桂平宋窑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14〕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1期；郑超雄：《广西宋代窑址初探》，《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韦仁义:《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景德镇陶瓷》1984年总第26期，页110-118。

　　〔1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城县文物管理所：《柳城窑址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79。

　　〔16〕同注〔6〕，页100。

　　〔17〕李国桢、郭演仪:《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页65。

　　〔1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9〕（元）脱脱：《宋史》，《薛微言传》，册二八，卷二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943。

　　〔2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九十。

　　〔21〕（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四十。

　　〔22〕同注〔19〕，《五行志》，册四，卷六六，页1442。

　　〔23〕同注〔19〕，《五行志》，册五，卷六六，页1443。

　　〔24〕同注〔19〕，《五行志》，册五，卷六六，页1444。

　　〔25〕同注〔19〕，《宁宗纪》，册三，卷三七，页739。

　　〔26〕同注〔19〕，《五行志》，册五，卷六六，页1446。

　　〔27〕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04。

　　〔28〕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永福窑田岭发掘前勘查数据。

　　〔29〕陈小波:《广西桂平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199-200。

　　〔30〕同注〔4〕。

　　〔31〕同注〔19〕，《食货志下八》，册十三，卷一三九， 页4558。

　　〔32〕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34〕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页60。

　　〔3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广州西村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1987年，页68-74。

　　〔36〕同注〔2〕，页94。

　　〔37〕（宋）朱彧：《萍洲可谈》，《全宋笔记·第二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页148。

　　〔38〕中国硅酸盐协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页259。

　　〔39〕同注〔7〕，页38。

　　〔4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市舶司本息》。

　　〔41〕同注〔38〕，页259。

　　〔42〕余家栋:《江西陶瓷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21。

　　〔43〕苏基朗：《两宋闽南广东外贸瓷产业的空间模式：一个比较分析》，《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1997年，页125-172。

　　〔44〕同注〔38〕，页229。

　　〔45〕同注〔7〕，页61。

　　〔46〕李铧、刘烈辉：《景德镇陶瓷对广西的输入和影响》，《景德镇陶瓷》第三卷第1、2期。

　　〔47〕同注〔1〕，《忠义马塈传》，册三八，卷四五一，页13720。

　　〔48〕（清）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二《臣相河南武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