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遂先，柳州博物馆，馆员。）

　　【中文摘要】中唐时期的柳州,是土著民族聚居之地。唐代以前，柳州仍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唐王朝对岭南一带的开发,推动了柳州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中唐　柳州　经济发展 

　　Abstract:Liuzhou was the dwelling center of the native people in middle Tang dynasty. Before Tang dynasty, Liuzhou was stil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feudal society. After Tang dynasty reinforcing the exploitation to Lingnan area, the economy of Liuzhou has been droved promptly.

　　Key words: middle Tang dynasty　Liuzhou　economy development

　　

　　唐代时期，我国各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融合，版图进一步统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出现“贞观之治”难得的历史现象。封建社会进入了成熟时期的历史阶段。“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634、635)，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641)，米每斗值两钱。”〔1〕

　　到了唐代中叶，尽管国势己逐步由盛至衰，但那时封建地主阶级所拥有社会财富的潜在力量，仍然没有稍逊于他们的前辈。“豪富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2〕由此可以知道：唐代由于采矿业规模不大，每朝所流通的铜钱，就未必是当朝所铸。因为在中唐时期，正由“均田制”改行“两税制”，社会上盛行着一种“钱重物轻”的风气，又因为当时产铜的数量远远不敷铸造工业的需要，“唐宪宗元和初年（806-810)，每年产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唐宣宗时（847-859)每年产铜六十五万五千斤。”〔3〕因此，处于当时产铜奇缺的情况下，许多富豪人家竟然私自开炉销毁“开元通宝”铜钱，取铜铸恶钱、铜器和寺庙用的佛像。这样，就使得中唐时期的钱币流通产生了几种畸形的偏向：一是按唐德宗时（780-805)的市价，销钱一缗，得铜六斤，每斤值钱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钱币越来越少，农民上市贸易，很难得到现钱，往往以绫罗绸布和杂货所取代。二是唐文宗时（828-840)，宣布交易可钱谷并用，这说明实行“两税法”以后，钱重物轻的现象相当严重。第三种畸形偏向是币制的混乱，钱币贬价行用，价不当值。从以上几种钱币流通的畸形偏向可以看出唐代中期币制积弊屡屡，它具体反映了当时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经济缩影。

　　正由于中唐时代是处于整个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阶段，所以，那时对南方地区的管辖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汉族聚居的地方，分道、州、县设流管治理，再在各州集中的地方，设观察使驻节管理，而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则采取“以土治土”的政策，由朝廷委任当地的土官来治理土著民族，亦即所谓的“羁糜”政策。

　　当时的柳州属岭南道下桂管观察使所管辖的一个州。因地处“南蛮之地”，社会生产力比中原地区落后，所以仍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柳宗元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云：“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4〕从以上文字来看，当时柳州已是各少数民族聚居地，他们有梳椎形发式，穿葛草织成衣裳的独特生活习惯及“民风强悍好斗之陋习”。当柳州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刀耕火种”、“断发纹身”的时候，而中原地区早已进入成熟的封建社会，普遍使用铁器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农业生产力，伴随着大唐帝国版图向南开发的政权力量，渗透着柳州古代社会，而且逐步取代成为柳州的主要社会生产力，促使当时以封建领主经济为主的原始部落联盟的生产组织的崩溃和解体，因而绕过了奴隶社会的历史进程而直接介入到封建社会的初期。这个答案有什么证据呢?我们可以从柳宗元文献中得到证实：

　　1．圣代提封尽海壖，狼荒犹得纪山川。

　　华夷图上应初録，风土记中殊未传。

　　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峒敢留连。

　　南官有意求遗俗，试捡周书王会篇。

　　　——《柳宗元集·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5〕

　　从柳宗元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件事情：一是反映了中唐时期大唐的版图不断扩张，已遍及南陲边地，正着手于国家版图和政令的搜録和改订工作，以适应封建朝廷统治边陲少数民族的需要，二是诗中所涉及到的“峒”，应该是当时柳州各少数民族部落联盟的基层单位。如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所记载：“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6〕

　　2.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緑荷包饭趁墟人。

　　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柳河东集·柳州峒氓》〔7〕

　　以上这首诗，又为我们提供了柳州当年的几点情况：一是诗中所指的“洞氓”和“峒客”，均是《广西通志》中所指的“洞丁”的通称。都隶属“洞主”所管辖。“洞主”就相当于古代部落中的“酋长”，掌握着部落的最高权力。二是侧重反映了当时柳州的社会组织形式，圩镇已改为当时少数民族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经常性的重要场所，反映出当时柳州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圩场对于密切各民族关系的纽带作用。三是从诗中的画面，我们看到了当时柳州各少数民族的古代氏族生活状况，他们过冬是以鹅毛制毡，用兽皮缀衣，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上还刺上龙、风、花卉等图案的“文身”以驱吓野兽，扺御侵袭。他们扺御自然威力的能力太小，因此用“鸡骨”来占卜，预测年景的好坏，祈求上天的恩赐，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朝拜鬼神的宗教祀奉上。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中唐时期的柳州，仍然残存着原始社会的历史遗迹。但它不向奴隶社会转化，而是向封建社会转化，又有什么历史依据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找出答案：

　　1．在《柳河东集》中，有几篇记载着柳宗元当年在柳州时向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奏请讨伐以黄少卿为首的“黄洞蛮”的文章。如《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乞讨黄贼状》、《谢讨黄少卿贼表》和《举人自代讨黄贼表》。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得知，所谓“黄洞蛮”就是居住在毗邻柳州西北“西原蛮”的一支氏族。见《新唐书·西原蛮传》所讲“黄贼皆洞僚，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屯聚畏死”〔8〕。可知当年的“黄洞僚”就是以姓氏为首的一支原始氏族。他们依山势险要之地居住，居处无定，过着艰苦的山居生活。为了生存，他们四处攻劫斗暴。“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邑、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9〕这足以说明在同一洞内的居民各种姓氏都有，他们过着已不是以血统为单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氏族社会生活；而是过着有剥削、有压迫、有阶级差别的社会生活。唐贞元十年（794)，西原土州黄洞氏族首领黄少卿起兵反抗唐王朝的种族统治，带领十多万人马，先攻打桂管十八州（柳州是其中一州），随后又攻打到道州（今湖南边境)。像这样大规模的反抗行动，如果没有封建领主的强大权力是发动不起来的。

　　2．从桂林城北铁封山的《平蛮碑》中给我们瞭解到唐大历年间（767-779)唐王朝镇压“西原蛮”的一件史实：“天子命陇西县男昌夔，领桂林都督兼御史中丞，持节招讨，斩首二万余级，擒获元恶并其下将率八十四人生献阙下，其余迫逐俘虏二十余万，并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统外一十八州牧守。”〔10〕从《平蛮碑》中，可以看出当时唐王朝对待  “西原蛮”起兵反唐的战俘，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奴隶，“恩赐”给征剿的有功之臣，而是“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各自营生”。 另据《唐大诏令集·禁岭南货卖男女敕》中记载，唐王朝当时曾颁布过敕令，严禁将自由民“掠为奴”，“如敢更有假托事由，以贬卖为业，或虏劫溪洞，或典卖平民……依强盗论。”〔11〕这些禁令的颁布，在当时是适应了唐王朝的统治者——地主阶级发展封建生产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整个广西地区向奴隶制发展，而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初期。柳宗元《童区寄传》说柳州当地人“生男女必货视之”，“父兄鬻卖，以觊其利。”〔12〕反映了柳州社会奴隶制度龢氏族公社制度的因素遗存仍然严重，柳宗元任柳州刺史（815-819)时，采取了有效措施，解放了大批负债奴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柳州地区中唐时期封建化势头的进程。

　　通过以上论断和分析，我们又如何来看中唐时期柳州的社会经济以及有关钱币流通这些问题呢?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1.魏晋时期，柳州地区人口比梧州、桂林地区少，主要是因为桂东、桂北开发较早，处于重要交通路线上。晋太康（280-289)时，广西六郡只有二万五千多户，以桂东、桂北四郡为多。柳州西北、西南广大腹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封建化的进程比较迟缓，使用耕牛、铁制农具和先进的农业技术远远不如桂东、桂北地区普遍，故生产力十分落后。“江南之俗，火耕水耙，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13〕。这是对当时岭南一带落后的农业生产的描述。从七世纪开始，唐王朝加强了对岭南一带开发。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开辟了从黔中道（贵州)东向经柳州到桂州（桂林)和南向到邕州（南宁)的买马路。唐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唐王朝又在桂林和柳州之间开辟了桂柳运河（相思埭)。柳州的地理位置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桂柳运河的开辟，使长江水系与柳江得以沟通。买马路的修建，从柳州经宜州入黔中道（贵州境）到邦州（都匀）的陆路交通线，贯穿归化州、琳州、述昆州、环州、鸾州、南平州等土著民族聚居地。在政治上，唐王朝为了巩固在南疆的统治地位，故在柳州及柳州以西的地方分别设置了八个羁縻州。由于政治和交通条件的重大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柳州的民族经济龢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柳州作为这八个羁縻州各民族交流、融洽的中心城市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据《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此时，柳州的住户为2232户，人口为11550人〔14〕。与桂、邕、梧三地区的人口数比较，柳州跃居桂林之后，列第二位。但是，刚进入封建社会前期的柳州，社会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十分落后，奴隶制度龢氏族公社制度残存的标志仍然很明显，与中原一带相比较，仍具有很大的差距。

　　2．中唐庄园地主经济发展，废均田制改为两税法，按贫富差异征税，虽然这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但施行三十多年，可因时弊，贿赂公行，税收混乱，出现了富户收买官吏求得减免赋税甚至不纳税现象，而贫户地无立锥却在上缴空头户借税。沉重的赋税负担落到贫苦的农耕者身上，柳州的“流逋”，当有不少是因不堪重税苦役而外逃的。中唐“安史之乱”后，人口大减是全国普遍现象，但此时柳州的人口就更少，除了暴政和重税造成这一普遍性原因之外，柳州还存在豪强掠夺，贩奴和迷信原始巫神宗教招致灾难这两个特殊原因。这些不利因素使柳州的农业生产力下降，根本不利于柳州的社会经济发展。

　　唐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面对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的南蛮之地，他怀着“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15〕的理想，从实际出发，敢于革除有碍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弊病。在经济上，他提出“定经界，核名实”〔16〕，对土地数量统一清查，对贫富户口，详细核实，做到真正按贫富差别纳税。在政治上，柳宗元决策除陋习，修复大云寺，以佛教除鸡卜，以迷信换迷信，解救人民；废除奴俗，释放奴婢，从本质上解放生产力。奴婢获释归家后必定增强农业生产力的投入，这对发展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他进用文事，施行德政，亲自种柑植柳，到雷塘祈雨，带领百姓掘井，以他自身的实践，“惠我后之人”，鼓励农耕。仅四年时间，柳州的经济日见发展，面貌有所改变，呈现繁荣景象：“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17〕这种局面的出现，使柳州进一步缩短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从而推动了从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向封建社会的成熟阶段的进程。

　　3．据柳文《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记载：“元和十年（815)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布，洎于赢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新。”〔18〕此碑记述了柳宗元当年修复柳州孔庙的经济来源，其中“洎于赢财”一语，给我们后人提供了柳州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是“民有余财”的，并不至于“地瘠民贫”。因为按碑文所注说：“当时柳州衣布（制衣的资金)有所盈余。”看来是和中唐“桂管布”（按：当时桂管所属十五州，都以此布制衣)的产销两旺有关。如《唐书·食货志》中就有“桂管布入朝”的记载。

　　另据柳文《井铭》记载：“始、州之人，各以罂甈负江水，莫克井饮……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刺史柳宗元)命为井城北隍上……其相者，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19〕我们从铭文来看，其中“罚布六千三百”一语，（按：当时钱币以文为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柳州钱币流通的情况。按《井铭》注说：“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泉”应是古代钱币的代称。而柳文《井铭》所指的“罚布”就是指对违反国家政令、法律的人所受的罚款。柳宗元用罚款得来的钱为百姓掘井，解决了百姓饮水和农田灌溉问题，这说明他身为百姓父母官，为民解忧，造福于民；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柳州民间的钱币流通状况。

　　从以上的问题来引伸，我们可分析中唐时期柳州所流通的钱币来源，它是从外地输入?还是由广西本地铸造?据我们所知，开元通宝，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此钱币“径八分，重二铢四系，积十文重一两”〔20〕。开元通宝的铸行，贯穿了唐代300多年的统治时期，其币值稳定，质优文美（钱文为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写)，深受百姓喜爱，影响深远。建国以来，柳州发现的唐代墓葬甚少（笔者从1995年至今清理发掘的墓葬中，经考证没有一座是唐代墓葬)，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这  一现象与唐宋柳州地区盛行火葬有关。2000年元月，桂林市考古队在桂林桃花江畔驳岸工程的施工工地中出土石函1件，石函内置有几 十枚“开元通宝”钱币。2000年2月，又在桂林市邮政局综合大楼施工工地内的两口唐代水井中出土了“开元通宝”。据《旧唐书·食货志》中记载：“武德四年七月……仍置钱监与洛、并、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桂州总管府，管桂、象、静融、贺、乐、荔、南昆、龙九州，并定州一总管。”〔21〕从史料可知，唐王朝当时在桂州设有“桂州监”。唐代钱监一般设于州治所在地。建国后，梧州钱监遗址和贺州钱监遗址相继发现，它为文献记载提供了实证。

　　唐会昌“开元通宝”的背面，其中印有“桂”字的模样，此钱是广西“桂州监”所铸，还是湖南郴州“桂阳监”所铸，史学界及泉界一直存在认识上的不统一，至今仍未有定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桂州监”的遗址处所、铜钱式样、铸额、停铸时间等尚未有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佐证。但笔者认为，印有“桂”字的开元通宝应是湖南郴州所铸。其理由是：据《唐书·食货志》所说：“唐元和三年（808)，盐铁使李巽上言，请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月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从之。”〔22〕“桂阳”今在何处?见清《嘉庆一统志·桂阳州》所说：“桂阳郡、隋、唐曾改置郴州，以在“桂洞”之阳，故称。”〔23〕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湖南郴州地区。因此，笔者认为，中唐时期柳州所流通的钱币不是广西地区铸造的，而是由外地输入的。

　　综上所述，中唐时期的柳州，是土著民族聚居之地，因地处蛮荒边陲，人口稀少，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残存着原始社会的历史遗迹，仍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唐王朝为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对南方的开发，开辟了买马路和桂柳运河，又在这一地区推行了羁縻政策。由于政治和交通条件的重大变化，柳州作为这一地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中心城市地位开始显现，城市面貌也相应起了变化。当然、它还没有形成象中原一带的城市格局，基本上还是圩市的情调。这时的集市贸易活动的地点、时间都由官府规定。州县城区是官府指定的贸易区。《唐律》规定每天早晚市场的开闭，由官府击鼓为号。“日中为市”只能适应自然经济低水平的商品交流，属较原始的经济贸易形式，还达不到工商业城市的水平。另外，城市居民大多数还不能脱离农业生产，很大程度地保持着市民务农的古代城市特色，农业生产活动在柳州城市生活中还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这种现象充分说明瞭柳州在中唐时期封建化起步较晚，封建化进程十分缓慢。

　　

　　注释：

　　〔1〕唐书《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2〕《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360。

　　〔3〕《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383。

　　〔4〕（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24。

　　〔5〕（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145。

　　〔6〕（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7〕（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下》第四十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702。

　　〔8〕《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6330。

　　〔9〕《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6329。

　　〔10〕《全唐文·韩云卿》，卷四百四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1〕《唐大诏令集》，第一百零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2〕（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童区寄传》第十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475。

　　〔13〕《隋书·地理志》卷二十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新唐书·地理志》第四十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107。

　　〔1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第三十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480。

　　〔16〕（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第三十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513。

　　〔17〕（唐）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柳侯祠石刻选注》，第10页，柳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18〕（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24。

　　〔19〕（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54。

　　〔20〕《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2094。

　　〔21〕《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2094。

　　〔22〕《唐书·食货志》卷四十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3〕清·《嘉庆一统志·桂阳州》第二十卷，第三百七十五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