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文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贲小梅，河池金城江一中。）

　　【中文摘要】灵渠和潇贺古道在汉代都是当时由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水道，两者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相较而言，灵渠更多地承载了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运输，而潇贺古道则因陆路最为靠近苍梧而发挥了自己的军事交通优势。

　　【关键词】汉代　灵渠　潇贺古道　交通

　　Abstract:The old Xiaohe road and Ling canal were both important in  Han dynasty period which were the waterway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to Lingnan area. Both of them in different period played different roles. Compared to carry the efficacious canal, Ling canal took on the goods transportation of  “Marine silk road”, and old Xiaohe road was in charge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because of its land near Cangwu .

　　Key words: Han dynasty　Ling canal　Xiaohe road　 transportation

　　

　　现代的广西，在汉代时属岭南的一部分，因“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车道不通”〔1〕，仅能通过两条水路与中原联系，一条是由湘水经灵渠，入漓江到苍梧，也就是湘桂走廊线；另一条则是由潇水经新道进入贺江，最后同样到达苍梧，此即潇贺古道。关于湘桂走廊，学者论述颇多，多数学者认为：自秦凿通灵渠后，大大改善了中原与岭南的交通，湘桂走廊也就成为秦汉之际中原沟通岭南的主要交通道路。相比之下，潇贺古道则鲜为学者所提及，韦浩明先生大作《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潇贺古道系列研究》当是其中用力至深者。在文中，韦浩明先生探讨了潇贺古道的形成过程及其线路走向，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文献、考古资料对古道的航运价值及军事地位作了评价，他认为“‘潇贺古道’是在中原势力向岭南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修筑的”，“秦汉至唐初近千年时间里，‘潇贺古道’是岭南与中原沟通的最主要交通线。汉王朝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出口货物大多从此通过。”〔2〕

　　应该说，韦浩明先生的《潇贺古道”——潇贺古道系列研究之一》一文（为方便论述，以下简称韦文）对于潇贺古道的军事地位的论述是比较恰当的。汉武帝平南越，设置苍梧郡，郡治就在苍梧。苍梧“居百粤五岭之市，连九疑七泽之胜。北接湖湘而为唇齿之邦，下通番禹而有咽喉之势。唇齿湖湘，襟喉五羊，南控容邕，西顾桂柳，东应广肇，于以坐制诸蛮。”〔3〕是当时整个岭南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原入岭南的一大中转站，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汉武帝才将苍梧由桂林郡中分出，单独设置了苍梧郡，还在苍梧周边安置了近十个卫星县城进行拱卫。但是，韦文对于潇贺古道所起的历史作用的评价，笔者却不敢苟同。前已述及，汉代中原进入广西可藉助两条水道，也就是灵渠和潇贺古道。韦文认为“从西汉至唐初，‘潇贺古道’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灵渠的工程是因“用兵所急，其设计、修筑工艺都不可能十分科学，因此在经历秦汉之际的战乱后必然已废弃甚至是破坏了。”

　　其二，汉代并无灵渠重修的记载，也就是说，灵渠自秦汉之际废弃后并没有再被修复使用，由此可知汉代的灵渠是不通的。

　　其三，潇贺古道有良好的运输条件，在灵渠不通的情况下，陆路行程又较漓江近。

　　初看起来，韦文言之凿凿，似为可信，然我们稍加分析便可知这些说法并非完全合理。本文在以下部分进行较详细分析。

　　一、关于灵渠的修凿问题

　　《淮南子 人间训》曾载：“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高诱注：“监禄，秦将。凿通湘水、漓水之渠。”〔4〕这说明秦开凿灵渠的一个重要目的乃在于转运粮草。韦氏据此认为灵渠的修凿“乃用兵所急，其设计、修筑工艺都不可能十分科学”，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首先，秦攻岭南约在公元前221年至前214年间，其间共有七年的时间。若我们减去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的时间，仍然有4年时间。在这4年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花在了修建灵渠的工程上。又史禄是“以卒凿渠而通粮道”的，按当时五路共五十万大军，则史禄可用之卒当在10万左右。湘漓之间的直线距离仅2.5公里，修通全程运河也不过34公里，却动用了近十万人，花去好几年时间修凿，足可证其工程絶不会因工急而导致过于粗糙。其次，灵渠的设计巧夺天工，这是不可否认的。如以铧嘴分湘水，七分湘水三分漓水，减缓了水流；将渠道修成弯曲形状，以降低湘漓间的水位落差等等，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如此科学、合理。又秦法之严是众所周知的，修筑灵渠的工匠、兵士估计是不敢在工程的质量上有所怠慢的，因此，有关灵渠的设计、修筑不科学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二、关于汉代灵渠的使用和重修问题

　　韦文中关于汉代灵渠不通的观点主要依据有两个，一个是《史记》载唐蒙上书武帝时提到“今以豫章往，水道多絶，难行” 〔5〕。另一个则是唐以前未见史籍提及修复灵渠事，是故汉武之后的灵渠一直未通，没有再被使用。

　　关于唐蒙所说“今以豫章往，水道多絶，难行”，笔者以为或有它意。首先，如果灵渠已经废毁，不可通行，那么汉武帝在平吕嘉之乱时也就不可能命令戈船将军率众“出零陵，下漓水”，〔6〕走湘桂一带的水路了。由以上两个文献的记载可推知至少在汉武之后灵渠保持了畅通。其次，灵渠的修成约在前214年，距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尚不足80年，在这短短的八十年里灵渠真的就轻易废毁了吗？只怕未必。我们先看一下历朝对于灵渠的修复记録：唐有二次，宋代修了七次，元代载有三次，明代也修了三次。按，灵渠的修复次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的，因此可以推测，汉代的灵渠可能并不需要太重大的修复——这可能是它没有在史籍上留下维修记録的一个原因。第三，汉代关于灵渠的修复记载还是有隐约踪迹可寻的。据《后汉书》载：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于是第二年，光武帝就“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 〔7〕。又“发长沙、桂阳、零陵、苍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8〕。从其兵源征集的地区布局和当时交通状况来看，马援所走的路线当是由湘江入灵渠，涉漓江至西江，再经南流江到合浦等地。 〔9〕又《通鉴·汉纪三十五》载：“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10〕其中载光武帝在发兵之前先令长沙、合浦等地“修道桥，通障溪”，可能就包括疏浚由长沙南逾五岭的水道，以便于通航楼船。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里提到：灵渠“相传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 〔11〕说明当时还盛传马援开凿灵渠一说，此说或当马援修渠之讹传。故《新唐书》言“马援讨征侧，复治（灵渠）以通粮”〔12〕可能是比较正确的。另外，《后汉书》中载：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13〕有学者认为“灵渠是由零陵南出岭南的峤道之一，亦即五岭最西岭——越城峤是也。郑弘奏开零陵峤道，无疑要包括开灵渠这条水道在内” 〔14〕。或亦一说。

　　值得一提的是，唐蒙上书所说“今以豫章往”南越的水道，按道理也应包括“由湖南道县通富川的新道，可藉助潇水、贺江水运” 〔15〕的潇贺古道。但韦文中只字不提这一点，而只是刻意强调这条文献证明“灵渠不通”，这是有失偏颇的。按唐蒙所说“水道多絶”，必定不是单指灵渠，而应该包括所有从湖南进入岭南的水道。因此，如果唐蒙所说正确，则灵渠、潇贺古道都已经不通，也就没有韦文所说的灵渠不通使得潇贺古道成为中原通岭南的主要交通线的说法。

　　三、关于灵渠与潇贺古道运输条件的比较问题

　　韦文中对于湘桂水道和潇贺古道的运输条件作了比较，他认为潇贺古道水深滩少，而湘桂水道中漓江段水急滩多，兴安至零陵段又多浅窄，因此潇贺古道更具备良好的运输条件。同时，他还提到，“灵渠不通，陆路行程到漓江比这里（潇贺古道间的陆路行程）更远”，不用说，“潇贺古道自然成为秦末至唐前期中原沟通岭南最主要的通道。”

　　其实不然。首先，灵渠在沟通湘漓之后，中原与岭南的水路交通几乎完全贯通起来，由湘江下漓江，可达苍梧，若溯浔江入北流江，再经”桂门关”，转南流江则可至于合浦。其间除了桂门关有短程陆路外，完全由水路构成。人们曾根据灵渠陡门高度推算出秦汉时期航行在灵渠中船只规格约在20×5米左右，载重量可达20-30吨〔16〕，可见灵渠通航量之大。相比之下，潇贺古道有近2公里（直线距离）的陆路要走，而且“桂岭（按《通志》言‘出桂岭者临水’）江水浅，滩高，仅容小舠” 〔17〕，并不适合大船通航，显然也就不利于大宗货物的运输。

　　此外，秦人对于灵渠的偏好也多少给了我们点提示。秦在平南越后，扩建了自湖南道县经江永、富川、钟山、贺街、信都到苍梧的驿道，〔22〕这就说明在秦统一岭南之前，秦人就已经知道潇贺古道的存在，但是秦军在攻打南越时却没有选择沟通潇贺间的水道或者扩建潇贺古道陆路，而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了灵渠，这就足以说明：在秦人看来，灵渠远较潇贺古道更适合于粮草运输。

　　四、来自考古材料的证明

　　灵渠作为汉代岭南沟通中原的重要水道，无疑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内陆航线。当时的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通过其港口进出口的货物多经过此运扺中原，这一点也得到了广西考古资料的映证。

　　（一）古城址的发现

　　解放后，在广西境内发现了不少的秦汉古城址。韦文中就曾经以潇贺古道上三座汉代城址（即临贺、封阳、封川三城）为证据，力图证明潇贺古道在汉代确为当时中原通岭南的主要水道。其实，广西发现的汉代城址一共是10处13座，其中有5座分布在湘桂走廊线上〔18〕，其密集度远较潇贺古道要高。相对集中的城市分布，无疑提示我们，湘桂走廊在汉代时期是相当繁盛的，而这种繁盛必然离不开水路的通畅。

　　（二）汉墓的发现

　　解放以来，在桂北地区的全州、兴安、灵川、阳朔、平乐、昭平、荔浦、恭城、灌阳、富川、钟山、贺州、梧州等地均发现了不少汉墓。其中以全州、兴安、贺州、梧州等地的汉墓数量最为庞大，少则上百，多则数百不止，尤其是全州、兴安一带。据考古调查的结果，全州、兴安的周围均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汉墓群。全州约有30多个汉墓群，仅凤凰乡一处的汉墓群就达到了100多座——而这仅仅只是全州第二大汉墓群，若算上其他20多个汉墓群，其汉墓数量必然十分惊人；而兴安“北到全州县绍水镇的沿河村，南至兴安县湘漓乡的洲上村，西到全州咸水乡双薄田，东至全州凤凰乡石马桥村”〔19〕的范围内就分布着界首、毛屋拉、鱼江、双河、洲上、双薄田等汉墓群，仅石马坪汉晋墓群就有墓葬400多座，亦可见当地汉墓数量之大。

　　①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汉墓群分布主要集中于“湘江-漓江-西江”沿线，也就是湘桂水道沿线上。而且从年代上说，湘桂一线上的汉墓群的时间跨度从西汉早期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期，并没有出现中断，这就说明汉代时期，整个湘桂水路一直有汉代人持续地活动——这就直接否定了韦文关于汉代“灵渠不通”的说法。另外，从这些地方出土的文物分析，有相当一部分陶器、铜剑、铜镜、铜钱等器物在造型、纹饰和铸造工艺上，都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器物相类似，当是由中原地区或邻近的湖南等地传入；而另外一些诸如玛瑙珠、琉璃器、水晶珠、珍珠等的饰品，又与合浦、贵港、梧州等地出土的相近，可能是由海外输入或者部分是广西本地所产，而不论哪种，都足以证明汉代时期的湘桂水道是当时广西与中原进行文化、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通道。

　　②广西汉墓所见半两钱目前仅见于兴安、平乐、昭平、合浦等地。从地理分布看，除合浦外，其余三处均位于湘桂水道上；从时间上看，兴安、平乐所出半两钱的墓葬年代最早，为西汉前期，这说明汉代时期兴安、平乐等地与中原的交往要早于广西其它地方，其交流的通道应该就是湘桂走廊一线。

　　③出现在兴安石马坪东汉前期墓葬中的鎏金饼，可能是模仿合浦等地所出土过的黄金货币——金饼铸造的一种明器。广西至今共发现3枚汉代金饼，两枚出于合浦〔21〕，一枚出自贵港广西贵港罗泊湾2号汉墓。对于金饼的用途，学者们推测可能是作货币使用。据《汉书·地理志》载，汉代人是“赍黄金杂缯而往”去进行海外贸易的，他们用来进行大宗交易的货币可能就是这种金饼。兴安出土鎏金饼，说明汉代时期兴安一带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汉代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通往中原的路段应该就是由“湘江-灵渠-漓江-西江-南流江”的水路贯通起来的，兴安灵渠便是其重要的交通通道。

　　④兴安、昭平、平乐等地已发掘的汉墓有96座，一共出土钱币约2500多枚，平均每座墓葬出土25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三处墓葬中，兴安石马坪有2座墓分别出土钱币500枚（M10）和986枚（M21），昭平则有风清一号汉墓出土钱币616枚，数量均十分惊人。按，广西在先秦并无铸币，秦汉时期亦未曾发现开矿铸钱的记録，如此数量庞大的钱币当是由中原输入。过去广西属于岭南瘴地，多是流徙之所，它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金钱流入，只能说明当时以合浦为起点之一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商业贸易的繁盛，这些钱币在当时可能就是人们用以交易的媒介。

　　

　　综上所述，汉代的灵渠仍然是当时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水道之一，它便利的交通，以及相对较大的运输能力使其在中原与岭南的交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由中原往合浦的货物，多数依赖于此运输。相较之下，潇贺古道虽然有一段陆路要走，而且不能通行大船，但是其到苍梧的距离较短，正适合中原王朝直接出兵控制岭南交通枢纽苍梧郡，因此其军事战略意义远大于水路交通及经济的意义。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廖国一、黄启善、陈洪波等老师的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1〕 班固：《汉书·平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韦浩明：《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潇贺古道系列研究之一》，《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3〕谢启昆：《广西通志·梧州府》，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4〕唐兆民主编：《灵渠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126。

　　〔5〕同上，页145。

　　〔6〕同上，页159。

　　〔7〕范晔：《后汉书·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8〕同上，《西南夷列传》。

　　〔9〕《广西航运史》编委会编：《广西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页13。

　　〔10〕同〔4〕，页158。

　　〔11〕同上，页169。

　　〔12〕同上，页147。

　　〔13〕同上。

　　〔14〕同上。

　　〔15〕同〔2〕。

　　〔16〕同〔9〕，页6。

　　〔17〕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一三《山川略·二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50。

　　〔19〕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45。

　　〔20〕黄启善：《试论广西汉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广西博物馆建设60周年论文选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页331。

　　〔21〕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广西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 1950-199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20。

　　〔22〕 张若龄、陈虔礼主编：《广西公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页10。